张直心 ， 王 平

(1.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2.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6)

一

早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期，一师国文教师的阵容便已十分齐整。众所周知者自不必提，经多方考证钩沉，确认1908年沈尹默亦曾在该校教授过国文(1)姜丹书点检民元以后浙一师师资时称，国文教师初有沈尹默及其弟兼士。见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20页。另据沈尹默弟子戴自中所撰《沈尹默生平年表》记载，沈尹默“1908年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任教”。姜书“民元以后”似是记忆有误。。教员中仅太炎门下便有马叙伦、钱家治、朱希祖、沈兼士，还不包括未教授国文的鲁迅与许寿裳。

若以校史中最为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1909年的“木瓜之役”与1920年的“一师风潮”为坐标，其间历经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等背景，点检十余年中的师资谱系，适可谓亦新亦旧、守成启新。计有前清解元郑永禧，举人徐道政、范耀雯、魏友枋、张胆，长于宋理学、目录校勘学的单不庵，在词学上颇有造诣的刘毓盘；然后便是以国文教学改革著称的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夏丏尊；及至“一师风潮”之后来校的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叶圣陶、王祺、许宝驹、张凤等。

这样强大的阵容，放诸清末民初，不独是初等、高等师范类学校，便是遍寻全国的大中学校，也不定得见。其中，马叙伦、朱希祖、沈尹默、沈兼士、魏友枋、单不庵、刘毓盘、朱自清、俞平伯等此后相继调往北大任教，鲁迅亦长期在北大兼课。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诸师后来也去上海各大学任教，或可引以为证。

可以说，一师的国文科并非始自国文教学改革后骤然兴盛，而是自始至终都丰厚饱满，且具有可深入探寻的层次与蕴藉。在同是《浙江新潮》创办者的阮毅成的叙述里，范耀雯“为饱学之士，并乐与学生接近，且常以鼓吹革命之刊物，密示同学。故学生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逐胡虏，毫无顾忌”[1](P.196)。而另一位举人出身的教师魏友枋，其为宁波效实中学撰词的校歌亦传唱至今：“海内共和伊始，看多少莘莘学子读书谈道其中。是社会中坚分子，是国家健儿身手，正宜及时用功。”

沈兼士也随乃兄沈尹默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后又同去北大，任北大国文门主任，与沈士远、沈尹默两位兄长一起，并称“北大三沈”。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里对二沈的旧中启新之举予以肯定：“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2](P.9) 沈兼士长于文字训诂，但同时亦是中国新诗的倡导者与先行者之一。其诗作《小孩和小鸽》(“八年秋天在香山旅馆”)[3](P.53)，诗句虽长，略近散文诗，但时空推移与转换的境界勾勒却层次叠出，从容自然，可辨诗人的用心与写作白话诗的日渐成熟。

一师教员人才济济，学生查猛济与曹聚仁曾请教学业于刘毓盘、单不庵之门，“一时言考据词章之学者，必称两先生” [4](《江山刘先生遗著目录叙》，P.1)。

刘毓盘以词学名世，所著《词史》博考词“句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翦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4](P.213)，凡一千三百余年以来演变之大势，前无成规，开启先河。

据曹聚仁说法，《词史》系“刘师讲学北京大学时之手稿” [4](《〈词史〉跋》，P.1)。但不知此前在刘毓盘任教浙一师时，《词史》是否即在编写中，抑或已有初稿？一如查猛济、曹聚仁等一师学生当年又是如何亲聆刘师讲授词史、词曲学的，有无讲义，皆少有记录。

世事动荡，刘毓盘于1919年秋由一师出走北大；而“五四运动”及至“一师风潮”时，查猛济亦因参与创办《浙江新潮》周刊，积极鼓吹新思想，旋遭开除。然则学缘虽尽，学脉犹存。适如查猛济所记：“丁卯之役，余以党禁，违难走高丽”，“而江山先生《词史》之稿，犹为余所珍藏”。[4](《江山刘先生遗著目录叙》，P.1)此语似与曹聚仁《词史》系北大讲稿说略有抵牾。未知查猛济1927年远走异域时所珍藏的，究竟是其一师时聆听《词史》课的笔记，还是刘师任教北大后寄赠的讲义，一时难以查考。

虽有此类遗憾，但查猛济、曹聚仁无愧为刘毓盘亲授弟子应是确然无疑的。证据之一，刘师病殁，单不庵师将刊印《词史》一事嘱托查猛济、曹聚仁，毫无其学历仅中师毕业，能否胜任之虞，而曹、查二人则不负单师信任，校勘考订，并撰以序跋，终交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尤为感人的是，这曲曲折折三四年间，查猛济经历了大革命失败，频遭通缉，然而即便是流亡途中，或者隐居乡间，贫病交加的他仍一直勉力而行。而当史家对于刘毓盘治学考据有欠专精予以批评时，查猛济特撰《刘子庚先生的词学》《与龙榆生言刘子庚先生遗著书》诸文(2)查猛济作《刘子庚先生的词学》与《与龙榆生言刘子庚先生遗著书》，二文均刊载于《词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3号。，为刘师一辩。姑且不论查猛济卫师心切，论辩中辞锋或有所失度，但就能挺身与方家商榷之功力，足以印证其深得刘师词学真传。

刘毓盘虽学渊传统，但并不泥古守旧，单论其授课，不局限于“词章”，而是得风气之先，率先引入西方“文学史”理念，编撰讲授《词史》，便可见其值此新旧交替的时代，承前启后之功。

二

说及刘师，刘毓盘的另一位一师弟子曹聚仁也惯于将他与单不庵师相提并论，称“刘单二师，淹通该博，为一代宗”[4](P.1)。较之刘毓盘，单不庵其实更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师长。

曹聚仁心目中的单不庵，渊博得“无话可说”。其“读书之多，校勘之精，用心之细密”[5](P.176)，时贤之中无二。单不庵教授国文，“不用片纸，都是信手写出来的”。亦可从其“校勘考证中看出他治学的辛勤。他的一篇校勘文，比梁启超写十万字的著作还用更多的力，他为了一字的训诂下断语，比科学家下定义还周详审慎；以旧学之渊博而论，胡适之是小巫，他是大巫，我几乎连小巫都够不上”。故此曹聚仁“永远怀念着这位博学的老师”，称其“引我上桐城派古文的正路，使我知道文章如何能写得简洁；他的批改，几乎每一句每一字都有分寸，有的地方，真是点铁成金。是他引起我去进考证学的大门，使我知道治学的基础工夫是怎样着手”。[6]( PP.339-340)曹聚仁自谓跟从单不庵治桐城派古文，却超越了吴学的范围，从皖学转向浙东史学，由正统派的考证学与新考证学不期而遇。曹这番自我称道是否有所夸大姑且不论，但从其后他旁听章太炎讲演，记录、整理下《国学概论》，获得太炎先生本人的赏识便可见此言不虚。另有夏衍回忆曹聚仁之文可资佐证，夏衍称：“他的旧学根底比我们强得多,才二十二、三岁的人,就把章太炎的演讲整理出一部《国学概论》来,对那样的年纪来说,是很不简单的事。”[7](P.2)

曹聚仁虽自认是单不庵的弟子，却特别指出：“服膺他的理学，而能实践躬行的，有俞寿松、施存统、周伯棣诸君。”事实上，这三位一师学子，正是创办《浙江新潮》的弄潮儿。特别是施存统，更是以一篇《非孝》震惊全国，成为引发之后“一师风潮”的导火索。然而他作为单不庵的入室弟子，却又能“居诚存敬，做慎独工夫”。关于《非孝》的发表，即便是以兼容并包理念治校的校长经亨颐，也表示并不知情，也非自己授意。对其观点可以包容但不认同。“这篇文字我说他不对的，单说不对还不对，一定要把我对于‘孝’的主张怎样明白表示的。但是随随便便表示也不对，容我好好的想一想，正正当当定一个题目叫做‘孝的定义究竟怎样’？另外做一篇文字发表出来，自然可以知道我的意思了。这个问题，关系却是重大，不过我所讲的是研究学理的态度，要预先声明的。”[8](PP.122-123)

向以开明著称的经亨颐尚且对“非孝”之名持审慎态度，而作为施存统授业师的理学家单不庵，又会作何感想呢？曹聚仁说他与施存统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曹读到施存统所翻阅的《新青年》，初始觉得有些异样，“那些文字，虽是用文言体写的，内容却是崭新的。如吴虞所主张的只手打孔家店，在旧士大夫眼里，真是大胆妄为，大逆不道。”于是便问施：“我们的单老师看了，他会有怎么样的想法？”而施存统的回答则是：“单老师，也未必会反对的！《新青年》中的写稿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陈先生，他还是北大的教务长呢！”[5](P.112)而后曹聚仁自己的看法也有所变化，认为单不庵“是笃行的人，对于五四运动也有他的看法，并不顽固守旧，他的弟子变了，也不觉得寂寞” [6](P.336)。

可谓知师莫若弟子。单不庵“表面上虽像一迂拙的老儒，实际上却是一个头脑极新颖，言论极激昂的人”。在读过《天演论》之类的著述之后，就开始“感觉到旧教育的不良，于是自修日文，买些日本的教育书来看。要把《四书》《五经》废止不教，另用一种适合于儿童的新的教材来教授学生”，“总想弄点经费，到日本去留学”(3)王艾村《柔石评传》一书称单不庵曾“留学日本”，不确，想是与单曾去日本帮同编译治书籍而作短期停留一事混淆。参阅《柔石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页。，另外又“仿日本福泽谕吉氏自修英文的办法，出其死力以读《德文字典》，期以十年，希望能读德文的教育学术书籍”。但是因为出身寒门，首先需要为稻粱谋，这两件事都进行得不顺遂。但其从未放弃，比如“自修德文的志愿，直到晚年，还不减退”。[9](PP.285-286)

诸人以为他不参与或冷对时潮便是守旧，当终于有机会表达他对“五四”新思潮的见解时，他称不认同的只是浙江鼓吹新文化的某些人，因为“实在浅薄得很。近年出版的新书报，有许多我早已看见过的，他们都还没有知道。我看他们并没有什么研究，不过任一时的冲动，人云亦云罢了”。至于最关键的态度，对于“文化革新的运动”，他是极以为然的；对于白话文的推广也“很赞成”，因为“白话文老妪都解，实在是普及文化的利器”，然而对“拉拉杂杂夹入许多不雅驯文句的白话文”则不能苟同。单不庵举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例来说明自己认同的新学研究理路，“用新方法新眼光来说明旧材料，见解那样的超卓，条理那样的清楚，如此整理国故，我是十分同意的。我自己今后治学也要向着这条路上走”[9](PP.289-290)。

单不庵后来执教北京大学，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与他尊崇的胡适多有学术上的交流、探讨。胡适称其为“生平敬爱的一个朋友”[10](P.802)。

冯至20世纪20年代就读北大期间，曾因生活困难求助于胡适，胡适遂让他抄写一些旧书店找不到的书籍，并加倍给于劳务费。而后因胡适介绍，掌管北大图书馆的单不庵也找他誊抄典籍，成就了一段惜才佳话。[11](P.43)

1928年，原第三中山大学易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特致信胡适，说要办浙江大学文理科，希望胡适去主持筹建哲学与外国文学两个学科，胡适推辞了，他让蒋自兼哲学，另推荐北大单不庵帮管中国哲学。(4)转引自沈卫威《大学之大》，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

三

诚如学生所称，如果说“单师了结了旧时代”，那么，此后的刘大白一辈则承担了“要创造新的时代”之使命。[5](P.131)

刘大白是单不庵等离开之后，受经亨颐之邀担任国文教员的“后四金刚”之一。与其同侪聚集在一师，实现国文改革，且直接或间接引发了“一师风潮”。无论从事教改还是参与社会活动皆可谓满腔热血。1910年初春北游京城时，刘大白听吴琛讲述了刺杀某满清权贵要人的计划后，热血沸腾，乘着酒意当即题下最为友生传颂的《我有匕首行》一诗：“匕首在颈头在手，砉然一声仇无头。仇无头，大白浮，佐君豪饮君快不？”[12](P.202)署名“刘大白”。自此，改名为“刘靖裔”，号大白，取中山靖王后裔的意思；有时也署“汉胄”——“汉”天子华“胄”。“匕首”既出鞘，顿见决然与满清两断之志。

1920年2月，浙江省当局强行撤换一师校长经亨颐，激怒了众多师生，随之爆发了“挽经运动”。刘大白与全校师生一起参加“挽经运动”。1920年3月，“一师学潮”激化。29日清晨，六七百名军警包围了浙江一师，刘大白闻讯立即从家中赶来，却不得而入，于是去给师生们买了包子从学校西首墙边扔进去，自己打算翻墙而入。

浙江省议会指斥一师国文教师水平低劣，只会教教白话文的“的”“了”“吗”“呢”。然而由刘大白写定、一师教职员联名呈上教育厅以挽留经亨颐校长的呈文《全体教职员请愿书》， 教育厅长夏敬观阅之却大为赏识。尽管请愿书中指出：“将本校校长调离本校，实夺本校革新之领袖。穷其影响，足挫吾浙文化之萌芽”，但当访知原来是出自刘大白之手时，夏敬观便特别叮嘱刘大白可以留任。[5](P.130)

刘大白古文功底极深，曾入选旧时科举拔贡(一说为“优贡”)，但人称其为“古文叛徒”，因其倡颂白话文为“人话”，斥责文言文为“鬼话”。功底的深厚，缘其开蒙从学时父亲的严厉所赐。少时刘大白不堪压力，竟用悬梁自尽来作彻底反叛，所幸绳子断了，他才自行从窒息状态中慢慢苏醒过来，就不再动寻死相决的念头，念起书来。揣测这番从激越的以死决断的抗争，到生而复苏的沉潜的历程，正留下了两极争端与泯和的印迹在其生命中时时若隐若现。双生花于凡俗间不可得见，两面虽初始不能偕融，也终汇一体。

同时，似乎常常热血涌动的刘老师，却被曹聚仁评价为一个冷静理智甚至高深莫测，世故很深，应对事情极有分寸的人。曹认定刘是个一流的幕僚人才。事实上刘在离开一师自复旦任秘书长时起，就以槊槃大才应付各方，指挥若定。1928年1月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蒋梦麟之请，返回栖居得较久的“第二故乡”——杭州，任教育厅秘书长。1929年8月，迁升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之后又代理部务。确实除却笔墨之外，还长于幕府之才。但“弃教从政”，却成了后世对刘大白作某些否定性评价的重要依据。事实上，即使从政能应付有余，刘大白一直表露这种希望摆脱政务重任教职的倾向。1929年浙江省政府于杭州西湖召开一个国货宣传大会——“西湖博览会”，这便是现在杭州年年举办的“西博会”的前身。刘大白正是首届“西湖博览会”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以及“西博会”八个展馆之一教育馆的筹备负责人。工作包括勘察、择定相关馆址，研究设计大纲，以及讨论具体筹备过程和预算。8月14日，刘大白在执行部委员会12次会议时，却毅然辞去馆长等相关职务。

抵牾的两面在刘大白身上处处可见，从教至从政，“革命”与“落后”，新或者旧。一师同事、好友夏丏尊，提到刘大白在朋辈中年齿最大，对事物的兴趣反倒是最高的。别看长得一幅严肃的样子，却好说闲话，好动闲气，还特别喜欢购置闲物，什么文具小件，收纳的小盒，他都出于孩童般的好奇心收来，堆满抽屉案几，朋友们由此称他“老少年”；又因喜欢欧化，好新奇，“老少年”前又被增冠二字——“欧化”。在学生眼中的“欧化老少年”刘老师，一身长袍马褂，脚上却是穿西装的漂亮朋友的打扮——皮鞋加一双毡毛的鞋罩。

倘使我们又计较刘大白的官场功夫称职与否，就再回到他甚是纠结的“西博会”上来。他在《西湖博览会教育馆特刊》里阐述了教育与农工商业两项发展相辅相成的关系，讲得明白晓畅。他认为教育为农工商业提供人才，而教育经费也要从农工商业里来，而官场教育是万万要反对的。在“西博会”开放展馆时期，他在教育馆出入口、各陈列室都写了联注，以资点缀。出口处的对联是这样的：

看完这教育成绩，感想如何！不满意么？要同担些匡扶责任。

放下那湖山美观，勾留在此，能著眼的，别错认是点缀功夫。

由此可见，反反复复的刘大白，抵牾两面的刘大白，骨子里就是那个要翻墙跳进一师救学生的刘先生。

四

随着“一师风潮”的平息及“前四金刚”的离去，一师的国文科教席遂由“后四金刚”为主体的新人执掌。继理学家单不庵、“古文叛徒”刘大白之后，这群在人生更早的阶段接触了西方文化，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否便抛却了更多的“旧”，呈现出更多的“新”呢？试以“后四金刚”之一的俞平伯为例，进行一番检视。

俞平伯自是亲历“五四运动”，弄潮文学革命的“新潮”人士，然其本根却深植曲园旧学。耐人寻味的是，在其一师任教生涯中，伴随着两次留学的折返。初次如此，或为种种机缘巧合；重来一次，观其《重来者的悲哀》，似乎透露出更多东西两边的棱里，互为参见。故而，在西方世界里似乎逗留不久的俞平伯，其亲见亲历的西方，是不是使得这个原决意潜心在彼岸习得的人，在细微碰撞下见了“真世界”，而产生了别一所想？

俞平伯的第一部新诗集《冬夜》里的不少诗歌，以及被鲁迅选入《新文学大系》作为对于“新潮”作者们的肯定的小说《花匠》，直露着“勇往的精神”与“有所为”的宏旨。如《他们又来了》《在路上的恐怖》这样的直抒胸臆，“迢迢的路途，直向前头去。/回头！呸！！”[13](P.287)可谓激越满志。第二部新诗集《西还》中，回省内心世界的理趣则渐次取代了“五四”的激情。第三部新诗集题名《忆》，追忆回环曲折的来时路直至尽头隐现出“儿时”这一起点。之后便由新诗创作复归旧诗词的创作。

事实上，俞平伯的创作转向并非是对西方单纯的否定，与此相反，他每每凭借着西方现代文明与世界文学的视角、框架来重审、重塑传统与东方。姑且不论，浙一师时期他曾一度舍弃了“诗的兴趣即在本身”的观念，转而倡导“诗不但要自感”，还要能感人向善的诗学观，而如其自述，这一诗学观的转变，恰是深深感动于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向善”宗旨的结果[14](第3卷，P.534)；但看他后来的红学考辨，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史的脉络中重新定位，从而发现：“凡中国自来底小说，都是俳优文学，所以只知道讨看客底欢喜。我们底民众向来以团圆为美的，悲剧因此不能发达，无论那种戏剧小说，莫不以大团圆为全篇精彩之处，否则就将讨读者底厌，束之高阁了。若《红楼梦》作者则不然；他自发牢骚，自感身世，自忏情孽，于是不能自已的发为文章，他底动机根本和那些俳优文士已不同了。并且他底材料全是实事，不能任意颠倒改造的，于是不得已要打破窠臼得罪读者了。”他进而颇有识见地将小说打破东方传统思想与美学窠臼这一“革命”，归结为“《红楼梦》底一种大胜利，大功绩”。[14](第5卷，P.165)可见俞平伯绝非厌外与排外，而是发现能够重新用来挖掘、解释传统中国的凭借之后，开始将传统中国努力融合到他已然无法背离的现代文明之林之中。

而当周作人借对于俞平伯亦新亦旧的散文风格的引证，来坐实自己的新文学散文理论时，其理相通。“言志抒性灵”，是文学的必然使命与方法途径。俞平伯说，小品文就该以“当仁不让的决心”，用它本来的样子出现。[14](第2卷，P.253)真的回到明末去，未必有这番见识与自觉。这种自觉给传统添加现代价值的意识与工作，恰是在“新”的启蒙下才会生成与运作。朱自清便曾指出这种自觉与非自觉模仿的区别，“但我知道平伯并不曾着意去模仿那些人”，若一味模仿因袭，而缺乏现代人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5)详论可参见朱自清《燕知草·序》，收入俞平伯《燕知草》，上海书店，1984年，第3页。

周作人继而扩充了自己的散文理论，上溯至六朝，亦用俞平伯的创作来论证。他赞誉俞平伯的散文兼有思想之美，“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智理，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15](《杂拌儿·序》，P.242)同样，他的见识与理论六朝人何尝会有，而周作人及俞平伯若非借助西方，又怎能使得六朝在这样的语境中获得合法合理的进步价值？

这便是何以那个浊世王孙公子的风流倜傥与西装革履洋少的翩翩丰神能相得益彰，其散文风致独特，看似一条渊源有自、湮没已久的“古河”，“却又是新的。”[15](《杂拌儿·跋》，P.237)由此，我们或可将俞平伯的亲身演绎，视作是对一师国文教师的“新和旧”的一种回环性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