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历史与民族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等一批亲唐的大臣趁武则天年老病重之机，联合禁军将领，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辟。可是，中宗复位后的作为并没有给李唐政权带来新的曙光，反而使政局异常混乱，自己也成了混乱政局的牺牲品。关于中宗之死，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传统观点，认为中宗是被毒死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以及《大唐故勃逆宫人志文并序》(即《安乐公主墓志》)等都有明确记载，此外，欧佳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推测，认为安乐公主等人团伙犯罪毒杀了中宗[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宗是病死的，李显家族存有“风疾(心脑血管病)”，蒙曼推测其死因与此疾病有关[2]。与后一种观点直接相关的史料还有“时马秦客侍疾”一条[3]2174，但是这条史料似乎并不能将问题解释清楚，这也有可能是中宗遇毒之后的侍疾。这两种观点相较而言，《旧唐书》所记“帝遇毒，崩于神龙殿”似乎更为真实[3]150。对于事件的经过，《资治通鉴》记载较为详细：“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善烹调，皆出入宫掖，得幸于韦后，恐事泄被诛；安乐公主欲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乃相与合谋，于饼餤中进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龙殿。”[4]6759如果中宗不是被毒死，那么以司马光之严谨不可能不对如此重大事件加以注意。据《旧唐书》记载，中宗去世前曾“亲往观之(拔河)、游樱桃园、入芳林园、幸隆庆池、召(燕)钦融”，可见，当时中宗身体并无大恙，故中宗应是被毒杀。

一、毒杀中宗的主谋

根据上述说明，虽然基本上可以证明中宗死于毒杀，但对于这件事情的主谋是谁还存有疑义。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先清楚，谁是中宗之死最大的受益者。中宗即位后，面临着一个较为迫切的问题就是立储，故而，这期间最大的“益”当属皇权。

由于武则天以女子身份君临天下，这就改变了以往只有男子才能当皇帝的现象，也为中宗即位后立储留下了新难题，当时觊觎皇位的女性也不乏人在，韦后即是其中之一。中宗复位后，“每临朝，(韦)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4]6702，这宛如当年的武则天；韦后还指使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迦叶志忠上表，“谨进《桑条歌》十二篇，伏请宣布中外，进入乐府，皇后先蚕之时，以享宗庙”[3]2173，其野心自不待言。对此，中宗多是“悦而许之”[3]2173。因而，韦后没有必要急于杀死中宗。此外，武则天尚且不杀高宗，韦后虽然想做武则天第二，但其条件远不如当年的武则天。从继承人的角度讲，武则天既有儿子也有侄子，韦后则不同。其子重润早亡，“中宗为皇太子，太子男邵王重润及女弟永泰郡主窃言二张专政。易之诉于则天，付太子自鞫问处置，太子并自缢杀之”[3]2707，其父韦玄贞有四子：洵、浩、洞、泚，亦死于容州，也无在世亲侄子的记载，所用之人也不过是族弟、从子之类。同时，韦后没有武则天长期执政的经验，也缺乏坚实的阶级基础。所以，“韦皇后弑中宗”一事并不可信[5]115。《资治通鉴》所记“相与合谋，于饼餤中进毒”，乃是指安乐公主与秦客、杨均合谋，并未提及韦后；“帝遇弑，议者裯咎秦客及安乐公主。后大惧”[5]3487，议者也未提及韦后，如果韦后参与此事，也不至于“大惧”，而《旧唐书》称“(韦后)秘不发丧，引所亲入禁中，谋自安之策”[3]2174，可见韦后对此事先并无准备；所谓“韦后鸩杀先帝，谋危社稷”[4]6763，实际上如同讨武瞾檄称武则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3]2491，不过是后来唐隆政变的口号而已；“是岁，韦庶人(韦后)、悖逆庶人(安乐公主)并以礼改葬，武三思父子剖棺戮尸”[3]156，假如韦后直接参与弑君是不可能被以礼葬的，这也说明了韦后不是这件事情的主谋。

既然韦后并未参与此事，那么《资治通鉴》所记还是比较可信的。从改葬一事上还可以看出安乐公主也并非主谋，安乐公主等人为何要毒杀中宗？这就需要提及另一股势力。当时不仅有以韦后为代表的女性觊觎皇位，而且以武三思为代表的外戚也不例外。早在武则天时，武家就觊觎皇位，“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数使人说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4]6642。武家也并未因为武则天的退位、去世以及李氏重新掌权而打消这种念头。虽然武则天去世后武家势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由于安乐公主下嫁武崇训以及武韦的勾结，①不仅武家需要韦后的支持以自保，韦后母女也同样需要来自武家的支持，他们这样出于共同利益所结成的团体，即武韦集团。武氏势力很快复振。同时，安乐公主还是另一位觊觎皇位的女性，与韦后相比，安乐公主则是直接多次向中宗提出“立己为皇太女”[3]2954，然而，安乐公主迟迟未被封为皇太女。由于安乐公主下嫁到武家，安乐公主请立己为皇太女一事得到了武家的支持。女性觊觎皇储也给武家提供了新的契机，从长远看，武家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一旦安乐公主被立为皇太女，以后的皇储必然会从安乐公主在武家所生的子嗣中选取，那么，皇权自然就转移到了武家，而武家觊觎皇权时日已久，故毒杀中宗的主谋当在武家。

二、武韦集团铲除异己与形势突变

除了皇室男性成员外，其余任何人觊觎皇位都是对传统的一种挑战，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武韦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便开始逐渐排除异己。首先，“王同皎以武三思与韦氏奸通，潜谋诛之。事泄，为三思诬构”[3]2930，故“庚戌，杀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3]141。然后又将矛头对准了“五王”，“(武三思)言同皎将废皇后韦氏，彦范等通知其情。乃贬彦范为泷州司马、敬晖崖州司马、袁恕己窦州司马、崔玄暐白州司马、张柬之新州司马，并仍令长任，勋封并削。彦范仍复其本姓桓氏”[3]2930-2931，不久五王又先后被杀，至此，“敬晖、王同皎相次夷灭”，②因诛杀王同皎在前，故此句当为“王同皎、敬晖相次夷灭”；[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72。一些正直的朝臣也被杀害，宋璟、李朝隐等一批诤臣被流放，这样武韦集团在朝中的劲敌大都被消灭。

随着武韦集团在朝中势力的日益膨胀，他们又将矛头对准李姓宗室，首先受到严厉攻击的是太子李重俊，致使太子被迫起兵，兵败被杀；之后又将打击的对象指向了相王李旦、太平公主，赖得萧至忠、吴兢等密申保护，才得以保全。虽然朝中一些没有依附武韦集团的大臣不断遭到打压，但仍不乏正义之士。如“许州司兵参军偃师燕钦融复上言：‘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上召钦融面诘之。钦融顿首抗言，神色不挠；上默然”[4]6758-6759，然“宗楚客矫制令飞骑扑杀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颈而死，楚客大呼称快。上虽不穷问，意颇怏怏不悦；由是韦后及其党始忧惧”[4]6759。由此也可预见形势即将发生变化。

燕钦融一事之所以会让事情发生突变，原因如下，此次上言提及皇后淫乱，而宫廷内淫乱私通历来为大罪，“三思既与韦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尝忌节愍太子(重俊)”[3]4736，李渊太原起兵的原因之一即“秽乱宫掖”，可知此罪之重；对其所言“图危宗社”一事中宗不得不深思；“上召钦融面诘之。钦融顿首抗言”，顿首抗言的内容肯定较多，此时必然也会提及故太子李重俊，为其申冤，中宗定然也能意识到太子是因韦后和安乐公主夫妇逼迫才起兵，正如过去李承乾所言，“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3]2655；燕钦融之死也必然让中宗感到皇帝的颜面已经荡然无存，不然也不至于“怏怏不悦”。

三、武家意图夺权与中宗之死

武韦集团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李唐政权，而这时燕钦融一事就与以往“定州人郎岌上言：‘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韦后白上，杖杀之”一事不同了[4]6758。此事发生在景龙四年(710)五月，然而“至景龙四年六月，停公主府”[6]870，这就说明燕钦融一事使中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停公主府”不仅是对安乐公主势力的压制，更是对武家的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安乐公主等合谋毒杀中宗是最有可能的。

安乐公主虽然备受宠爱，但她除了“恃宠骄恣，卖官鬻狱”[3]2172、“掠民子女为奴婢”外[5]3655，在政治上并没有显现出大智慧。然而安乐公主嫁予武家，却成了武家在政治上的重要筹码，早在武三思父子时就利用安乐公主，凭借与韦后母女的关系，武三思网结同党、权倾朝野，即使死后亦受殊遇，“安乐公主又以节愍太子首致祭于三思及崇训灵柩前”[3]4736；“赠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训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安乐公主请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训墓为陵”[4]6730；“崇训子数岁，因加金紫光禄大夫、太常卿同正员、左卫将军，封镐国公，赐实封五百户，以嗣其父”[3]4734。

武家除了通过支持安乐公主当皇太女来间接夺储外，史书中也不乏其篡权野心的记载，如“武三思挟韦后势，将图逆”[5]3595；“三思訹帝诏崇恩庙祠如太庙，斋郎用五品子”[5]3484；武三思父子被杀后，魏元忠所言“元恶已死”更是道出了其中真谛[4]6732。

武三思父子死后，“延秀得幸，遂尚公主”[3]4733，武延秀乃武承嗣之子，武承嗣在武则天时期也是皇位的觊觎者，武延秀的出台仍是武三思父子专权并觊觎皇位的延续。武家并未因武三思父子的死而势力大减，虽然“时安乐公主与驸马武延秀、侍中纪处讷、中书令宗楚客、司农卿赵履温互相猜贰，迭为朋党”[3]2174，但所谓“猜贰”只是武韦集团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相比仅是次要矛盾而已，而武延秀一伙无疑是当时武韦集团中最大的朋党，武家势力有大增之势，故有“延秀既恃恩，放纵无所忌惮”[3]4733，以至“公主府仓曹符凤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说曰：今天下苍生，犹以武氏为念，大周必可再兴。按谶书云‘黑衣神孙披天裳’，驸马即神皇之孙也。每劝令著皂袄子以应之”[3]4734，其篡位之心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印证了燕钦融所言安乐公主与武延秀等人图危国家社稷。

中宗之死实际上是武家利用了其朋党秦客、杨均“皆出入宫掖，得幸于韦后，恐事泄被诛”[4]6759、以及安乐公主“欲为皇太女”的心理而策划的一次政治谋杀，是武家间接夺取皇权的表现。

四、新皇储

中宗之死与武家觊觎皇位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中宗去世后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皇位空缺。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中宗欲立谁为太子，谁才应该是真正的皇储成了一大悬疑。虽然王仲荦称“重俊兵败被杀，中宗另立少子重茂为太子”[7]，但李重茂早已被立为太子之说并不见于史书记载，不知出自何处，故此说值得商榷。皇储从中宗的两位在世皇子中选取是最为合情合理的。要想解决这一悬疑还得从中宗临终前是否有遗诏谈起，如果没有遗诏，那么根据“无嫡立长”的原则，当立李重福，虽然“神龙初，以谯王重福之妃，张易之甥也，贬重福为濮州员外刺史”[6]909，但这并非大罪，这其中还有韦后诬告的嫌疑，况且神龙政变之所以成功，张氏兄弟也是有功的，《大唐新语》载“公何不从容请复相王、庐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间屡言之。几一岁，则天意乃易”[8]。

虽然“甲申，发丧于太极殿，宣遗制”中的遗制是有疑问的[3]150，但中宗留遗诏也是可能的。如果有遗诏，不论是口头的还是诏书的形式，李重福也是最有可能的继承人。太子李重俊死后，席豫曾劝中宗立太子，中宗之所以未立太子肯定也有李重福的原因。中宗至迟在燕钦融一事后得知武、韦的阴谋以及李重福是被韦后陷害的，而李重茂年纪尚轻且未出阁、无力控制局面，立李重福是最佳选择，但这又与韦后的意志相违背，所以史载韦皇后是“矫诏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5]115，如果真的立李重茂就不用矫诏了。后又“诏将军赵承福、薛简以兵五百卫谯王重福”[5]3487，要知道李重福当时是“不知州事”[3]137，实际上就是没什么实权，这也说明重福极有可能就是中宗临终前要立的储君。

矫诏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无诏而矫。无论有诏无诏，矫诏选择李重茂符合当时韦后、太平公主双方短期内的共同利益，所以才有了“(韦后)与兄温定策，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5]3487，“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谋草遗制，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4]6760。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很明确的，重茂年纪尚轻，容易操纵，重福年长且在外，一旦有太子之名便不易控制，前面所述“以兵五百卫谯王重福”实际上也是出于这种担心。更为主要的是重茂未出阁，缺乏政治阅历，这样更有助于韦后等人操控政权。“按唐代前期制度，诸王和公主年幼时养育于宫中，成人后从宫中迁出独立居住，称为出阁”[9]。不令出阁虽然有关爱之意，如“贞观中，高宗为晋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至立为太子”[3]3271。然而“唐代诸王和公主出阁，是唐代皇权操控运行及权力分配的一项重要制度。这一制度的变迁，是唐代政治变化的反映”[9]，故不令出阁也有可能是便于控制，如“高宗朝，睿宗为豫王，虽成长，亦以则天最小子，不令出阁。及至圣历初，封为相王，始出阁”[3]3271，这实际上是武则天为了控制相王。“故温王重茂虽年十六七，竟亦居中”[3]3271，重茂也因此一直处在韦后的控制之下。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及唐隆元年六月，韦后作逆称制，伪尊温王”[3]4739，可见重茂仅是傀儡而已，根本无力控制局面。因此，对于新皇储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重福都应该是中宗合理、合法的继承人。

综上所述，女性觊觎皇储使中宗朝政局复杂化，安乐公主嫁予武家后，其欲为皇太女的野心为武家所利用，围绕着皇储问题武韦集团在朝中展开了打击，中宗也因此成了他们争夺皇权的牺牲品。对于韦后是否参与谋杀中宗值得商榷，虽然韦后主观上想当武则天第二，然而却是在客观上被武韦集团推上了风口浪尖，武家才是这场政治漩涡的核心。《唐会要》记载“(高宗女)镇国太平降薛绍，后降武攸暨。(中宗女)新都降武延晖……永泰降武延基；安乐降武崇训，后降武延秀”[10]，故陈寅恪言：“武瞾以己身所生之李氏子孙与武氏近亲混合为一体，观前所引唐会要公主门所载，亦是一例”[11]，正因如此，所以武家才不断觊觎皇权，而“剖棺戮尸”“訹帝诏崇恩庙祠如太庙”“元恶已死”“大周必可再兴”等就是他们觊觎皇权的例证，韦后、安乐公主仅是被武家利用的对象而已。皇储问题困扰了整个中宗朝，而中宗突然离世后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皇位空缺，国不可一日无君，另立新君成为当时的首要问题，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重福都应是中宗最有可能的继承人，重茂之所以被推上了宝座，不过是为了便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