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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读书提高人生的境界

2020-01-18李良玉

关键词:读书同学老师

李良玉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今天和大家交换的主题,海报里也说了——是读书。围绕读书,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生而为人,为什么要读书?第二,我们应当怎样读书?第三,读书的最好成绩是什么?

人为什么要读书,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但真正想清楚并不容易。我碰到这个问题,大约是在二十多年之前,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1990年去四川大学开会,当时一心想到九寨沟玩,我们七八个人就溜会了。在九寨沟附近的一个风景点,有一批农民拉着马,让游客骑马在附近遛一圈,骑一次一块钱。来兜我生意的是一个小孩,大约八九岁。我很好奇,问他,你为什么不去读书呢?他笑笑反问,我为什么要读书?你看我的生活多自由!说完马鞭子一抽,一溜烟跑开去又跑回来。他说得轻松无意,然而却引起我的思考。在内地人们的观念里,小孩读书是天经地义的。我想大家也一样,从小就读书,已经习惯了,很少会去想为什么要读书。这似乎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个小孩整天遛着马不读书,不是照样生活得很快乐么?那么,人生究竟应该怎么过?是应该成天读书去受罪,还是像这个孩子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两种生活哪种一种比较好?我想啊,想了许多年也没有想通。

由九寨沟这个孩子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就想到古代大诗人陶渊明的生活。陶渊明是了不起的文化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一笔的。陶渊明贵族家庭出身,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做过官。但是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陶渊明是讨过饭的,而且讨饭的时候,还比较年轻,大约在二十八九岁。很多年前我就读到过文章,说陶渊明晚年是饿死的,我也有一点相信,或者将信将疑。(颜延之《陶征士诔》说陶渊明“年在中身,疢惟痁疾”,似乎死于疟疾)29岁这一年,他写过一首《乞食》。“乞食”不就是讨饭吗?诗里说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饥肠辘辘,迫使我到处去找吃的。不知不觉的,就来到这户人家敲门。主人打开门,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么年纪轻轻的就讨饭,怎么开得了口呢?但是主人马上明白了,给了我很多东西。还把我让到家里,拿出酒肉来享用。我们谈得很快活,高兴起来还吟了诗。我很感激主人,他待我就像当年漂母对待韩信。对于这种恩德,我现在无法回报,只有将来死了去阴间报答吧。

从这首讨饭诗,再看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桃花源记》没有谈到那里有老师、有学校;没有谈到有孩子们在读书,有琅琅书声。《桃花源记》展示的是一个不读书的乌托邦,它在中国文化精神里头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存在。由此可以想到古典社会里头、传统社会里头,不读书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方式。即使今天,也不能说古人不读书是痛苦的。我推断他们是快乐的。

由古人讲到当代人,现在也不是大家都读书的。刚才送我来的驾驶员,我看就不需要读书。他开着出租车,一个月挣个七八千块钱,生活应该很快活。我是1968年下乡的,刚下乡住在农民家里。房东的小孩当时是初中生,读完初中就不读书了,回家跟着父母种田。据说20世纪80年代办了厂,我相信他挣了不少钱,现在日子过得应该很舒服。现在装修公司的一个水电工,每天的工资最低限度300到400元。他们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更不需要天天读书,我看生活得也很快乐。今天教育这么发达,仍然有很多人不需要读书。这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人生究竟需不需要读书?

中国传统文化里头还有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画面——悠闲的牧牛图。牧童在唐诗宋词里面都有反映。唐人杜牧的《清明》说,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清明节踏青碰到的牧童。唐代诗人李涉具体描写了牧童的形象 :“朝牧牛,牧牛下江曲。夜牧牛,牧牛渡村谷。荷蓑出林春雨细,芦管卧吹莎草绿。乱插蓬蒿箭满腰,不怕猛虎欺黄犊。”他说,牧童早上把牛放到江湾里面去,晚上把牛收回村子里头。披着蓑衣,冒着蒙蒙春雨,身上缠满了蓬蒿,就好像插满了箭,根本不用害怕有猛虎来侵害黄牛。你看,小牧童是不是很开心?宋代有一位诗人叫雷震,写过一首《村晚》 :“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这个孩子吹的笛子不着调,应该没有读过书。牧童不仅在唐诗里,在画家的笔下也有诗意的反映。牧牛图几乎成为画家笔下传统社会平静而快乐的乡村田园生活的一种标配。当代艺术品中,仍然可以看到不少类似的场面。今天,东部地区可能已经没有牛了,或者很少看到了。边远地区仍然有牛,大山里头偶然还能看到有人放牛。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从唐代到近代到现在的牧童,他们的生存方式都一样,没有新的生存意义。

反过来问一声,古代读书人是什么情况?古人读了书,就会改变思维,改变命运,改变生活,改变生存的意义。就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分子,从而摆脱通过文人笔下的诗和画才出现的农业社会静态符号的那种牧童的命运。前面讲到陶渊明,他讨过饭,种过田,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追求,但是他有没有做到彻底放弃呢?没有。有一年,陶渊明住的地方失火,房子烧掉了。过了两年他又重新砌了房子,换了地方和朋友们住到一起去了。他很开心。为什么?诗里头讲了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表示陶渊明心目中文化的情结并没有化解掉。否则,他怎么会写下那么多作品呢?陶渊明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精神世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曾经鼓舞多少学人研究学问,发展知识!唐代刘禹锡《陋室铭》说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周围都是鸿儒,没有不识字的人,这说明什么?说明文化人有固定的生活圈子,这个圈子就是他们的社会共同体,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宋代的陆游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59岁的时候——比现在的我还小10岁,写过一首《狂歌》,很张扬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拂衣即与世俗辞,掉头不受朋友谏。挂帆直欲截烟海,策马犹堪度云栈。枵然痴腹肯贮愁,天遣作盎盛藜苋。发垂不栉性所便,衣垢忘濯心已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拂袖而去,与世俗社会从此别过。掉头和朋友分开,不再听他们的劝告。扬帆入海直挂云天,快马加鞭再不回头。饥肠辘辘装的是惆怅,家中无粮盎中只有野菜。头发乱了随性听之,衣服脏了早已习惯。这样的日子不是照样过么?陆游肯定是读儒家的书出道的,他应该懂得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道理。但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怎么会写了一首如此放浪形骸的诗?仅仅是由于内心无比张狂吗?不是的,它流露了陆游内心的痛苦,一种壮志难酬的痛苦。它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上,自古以来只有知识分子通过读书才有了痛苦,有了精神的追求,有了政治的理想。只有知识分子才会超越个人的命运去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士大夫精神。这种士大夫精神是从读书来的。

现代社会依然如此。在鲁迅的笔下,他小时候和闰土玩得那么好。可是若干年后回乡,看到闰土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闰土只是规规矩矩地问了一声老爷好,然后就没有话说了。闰土和鲁迅即使有少年时代的那种情感,但是他们成不了朋友。我前几年到绍兴去,听鲁迅故居的讲解员介绍说,闰土的原型的后代发了财,办了一家公司,而且上市了。这个社会给了闰土的后代很好的机会。我相信他肯定读书了,不读书大约搞不了上市公司。但是回到闰土的时代,鲁迅和他成不了朋友。就像今天,你的微信朋友圈就是你的精神文化圈。你的思想情操、兴趣和追求,和朋友圈里的人会有息息相通的性质。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常常看到有人谈人生的意义。有人说人生的意义是创造,有人说人生的意义是美食,等等。站在各自的立场也许都对,但是,我从来不谈人生的意义。人生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就是人生。如果说人生有什么意义的话,首先就是改变自己,就是通过改变自己去改变生存的意义。一个牧童如果不读书,无论放多少年牛还是一个放牧人,他的生活没有新的意义。但是读书可以使人生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转化为具有巨大的社会文化的意义。在这里,我想举一个唐宋八大家的例子。

八大家里头,唐代是两家——韩愈和柳宗元。宋代是六家——欧阳修、王安石、苏洵、曾巩、苏轼、苏辙。八大家就是宋代的六个人,把唐代柳宗元和韩愈的文风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谁呢?是欧阳修,也许还有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和苏轼、苏辙的父亲苏洵是同时代的人。苏洵没有考过科举,所以没有做过官,但是很有名。他的名气是欧阳修推荐出来的。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考中进士的这一年,欧阳修是主考官。在唐宋之间,也就是在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王安石之间,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叫柳开,一个叫穆修。这两个人是在欧阳修之前大力弘扬韩、柳文风的关键人物。这两个人都没有做大官,但鼓吹韩、柳不遗余力。特别是穆修,曾经花钱把韩、柳的书再印出来。此事距离柳宗元、韩愈去世已近200年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他们的书被翻出来,重新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欧阳修就是在朋友家的废书篓子里头翻到了韩愈的书,读了受到启发的。《宋史·欧阳修传》说:

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末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随游,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绺绝驰为追之于并。

这是我们理解唐宋八大家和唐宋古文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它告诉我们,历史上的许多文化现象,是人们用生命价值发出的光芒。离开了读书,离开了知识,离开了文化的使命,离开了对理想的忠诚,任凭多么好的物质条件都无法造就出来。今天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会知道这些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文化传播和传承的力量。人类社会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的文化性。如果人类社会不是一个文化的社会,就与大自然中的其他种群没有差异,就没有这么高度的文明。文明是由知识累积而生生不息的。文明造就之中,个体的存在是生活,全体的存在是文化。个体受文化的影响,反过来又可能影响文化。所谓人生的意义就是人生所附载的文化的意义。文化决定你在社会的什么位置上,你的人生的意义就是这个位置的意义。小说家生存的意义就是小说,诗人生存的意义就是诗歌,哲学家生存的意义就是哲学,教育家生存的意义就是教育,工人生存的意义就是制造,农民生存的意义就是耕种。在社会文化的网格中,读书可以使你的生活从一种意义转换到另一种意义。这种新的意义更能激发你的生命能量,提升你的社会价值。换言之,为要改变自己,所以需要读书。

应该怎么读书,是一个有点抽象的问题。由于我不太会读书,或者说读得不太好,这个问题自然说不好。另一方面,各种人有各种人的读书方法。大学里的老师,也是各有各的读书方法。读书和思维方式是有关联的,只要适合自己的思维方式,用什么方法读都可以。所以,要提出一种普遍适用的读书方法其实很难。

一般说来,研究生、博士生的读书,根本的性质或者说根本的特点,是有系统的学术训练。它和社会上一般人的读书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阶段,同学的读书是两种类型,一种叫模仿型读书,一种叫创造型读书。同学们应当尽快地实现类型转换,从模仿型转向创造型。这是一种读书方式的转换。

近代大学学科体制化以来,学生的读书基本上就是模仿性和创造型两种类型。对少数学生来讲,可能不需要老师多讲什么,就能创造性地读书。对于多数同学来讲,可能要经过模仿型学习再转向创造型学习。举几个例子吧。天津有一位专家叫李世瑜,当年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他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就写了《现代华北的秘密宗教》。这本书一出来就非常有名。我们中文系已经去世的叶子铭教授,本科论文就是《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1959年出版,是他的成名作。当初出版以后,就有著名作家写书评。剧作家曹禺先生的《雷雨》,被称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础、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文现代剧、中国百年第一戏,等等。1933年创作此剧的时候,曹禺也是大学生。这类学生是有天分的。对多数学生来说,可能需要从模仿型向创造型转换。转换的关键在哪里?就在于系统的学术训练。

大家进入南京大学读书了,我向大家表示祝贺。我对大家有七点建议。

第一,万分珍惜在南京大学的学习机会。南大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一百多年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一所大学,办得成功还是不成功,有没有深厚的创造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有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我认为南大是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大家到历史学院来读书,历史学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南京大学最初一创办就有历史学科。现在,所有在职的老师都非常出色,都做得比我好。他们的教学经验、知识水平比我高。在这个地方读书是有条件成才的,南大的文凭在国内外的信誉度也是高的。所以,希望大家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刚才任玲玲书记问我带了多少学生?今天上午在家里统计了一下,我先后招了46个博士,26个硕士,5个博士后,一个访问学者。到今天为止,他们中间已经有了19个教授,7个博士生导师,19个副教授(这是同学入学之后和毕业以后提升职称的数字,不包括入学时的两位教授、6位副教授),其他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同学发展也都非常好。所有学生都非常棒。他们占了南大的光,通过到南大读书改善了自己的境遇。不少学生来南大之前是在档次相对低一点的学校里,读完书以后就被作为人才引进,进入相对高层次的大学。这跟南大有关系,跟南大的文凭有关系,跟南大的校园有关系,跟南大的老师们有关系,跟他们在南大的努力有关系。来南大读书,这是你们人生中一个改变自己的机会,一个走向更多创造性舞台的机会。所以,一定要抓住。

第二,对自己再进行一次恰当的评估。站在现在的新起点上,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走过了什么样的路,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水平上,还存在什么问题,需要怎么努力。这对年轻的同志学会正确对待自己是有益的。一般来说,高中生考上大学肯定是优秀的,大学生考上硕士生肯定是优秀的,硕士生考上博士生更加优秀。能考上南京大学的硕士生、博士生,毫无疑问是出类拔萃的。但是,也要给自己一个恰当的评估。有一年入学面试,我问一位考生,硕士论文做的什么?他说了题目并说假如考上了还要继续做这个题。我说知道了,不过假如录取了,这个题是不允许继续做的。他问,老师,为什么?我没有回答。等会再问,老师,为什么?我还没有回答。第三次问,老师,为什么?我只好回答因为我是导师,有这个权。这说明什么?说明同学不注意修养。还在面试,还没有录取你,老师当然不方便对你的硕士论文说三道四。老师不回答就不应该追问了。也说明同学对过去的硕士论文选题没有正确认识,不知道是一个不够好的题,更不知道李老师的规矩是不允许重复硕士论文选题。读博士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选择一个好的题目。好的题目做出来了,说得庸俗一点就会出名。选不到一个好的题目,吃了很多辛苦,当然也是一种成功。但是不会出名,不会被人记住,不会引起同行的惊讶,不会对这个知识领域有开拓性的作用。严格讲这样的论文就是失败的。同学为什么有这样的疑问呢?因为过去读书的时候,在选择题目的问题上和老师沟通不够,对学术动态,对可能的拓展方向不太清楚。如果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读完博士,研究能力仍然不会有大的提高。所以,我们的同学确定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硕士论文题目一律不允许考虑。无论硕士论文做得怎么好,都不能考虑。必须重新找一个题,而且必须得到认可。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目的是迫使同学去创新。

对自己的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要有恰当的评估。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有同学读了硕士了,或者说读了博士了,甚至读博士一年、二年、三年了,仍然不会写文章,甚至仍然句子不通。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必须经过艰难的磨炼才能学会写文章。我经常说,书是一本一本读下来的,文章是一遍一遍改出来的,水平是一点一点提高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相当艰难。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况。往往有一个选题,要把它写出来,但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问题意识不能形成,会思考很长时间。同学难道没有这样的痛苦吗?肯定会有的。所以,对自己有一个恰当的评估以后,就会放下姿态,老老实实地从头来过。

一般来说,读硕士、博士,都有一个重新训练的过程。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教育有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有很大的问题。教育的规模太大,导致大学生、研究生的教育质量不理想。有些属于基础水平的问题,或者属于基本能力的问题,本科、硕士阶段没有解决,而分别带到硕士、博士阶段来了。过去我有土政策,不允许提过去的学习经历。我跟同学说过,你选我做导师,我选你做学生,我们互相认可。但是有一条,今后不要跟我说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曾经的导师多么有名。不要讲这些,因为讲了就迫使我对你的过去、对你过去的学校和导师有一个评价。我不能随便评价。我们只能对事不对人,按照我这里的规矩,一步一步走。有同学跟我讲,老师,我过去读硕士研究生,表现很突出,导师很喜欢,经常被表扬。怎么到了南大以后啥也不是了,经常吃批评?我看看他们说,这个问题不能讨论。只能讨论你们现在的文章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有这样的疑问是正常的,因为对以前的成绩估计偏高。等到一步一步训练下来了,有了体会,同学的疑问自然就消除了。

第三,尽快制定一份切实可行的计划。按照现在的学制,硕士研究生是三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过硕士生有延期的。三万字左右的硕士论文为什么要延期?如果读三年书,三万字左右的论文还要延期,那么这个书也不用读了。博士生有延期的,这也很正常。现在问题是延期的博士生太多。这两年有些高校开始批量清退超过规定期限的博士生。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拖到最后被清理掉,损失非常之大。过去我们有一项土政策,凡是应届的博士一律不允许延期,三年必须走人。我跟他们讲,读书满三年了,论文完不成,答辩不了,第四年没有津贴,住房还要交钱。现在交钱还提供住宿,过去住宿都不提供。如果三年读完拿到学位,到一家高校去当老师,不就可以拿工资吗?延一年就少拿一年,所以不能延期。至于带工资读书的,可以适当延一点。但是,应届生不延期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明确地跟他们说,你们没有假期,不要叫苦。不要跟我讲学校放暑假了,放寒假了,我要放松一下。你们假期要谈论文,我也一样不休息。你们延期,甚至超过规定期限被清除,并不扣我的工资,损失是你们自己的。有同学寒假一放马上回家,过了正月半才返校,回来以后被反复批评。后来知道利害关系了。三年要把博士论文写出来,按规定8万字以上,通常都在三四十万字。做这么大规模的论文,同时还要发两篇C刊,谈何容易?不下功夫,不抓紧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我的一个博士后,来的时候还是个非常一般化学校的副教授,两年博士后读完,发了七八篇论文,从副教授变成教授、硕士生导师,从原来的学校调到双一流大学。博士后课题十年磨一剑,书出版了立即广受好评。最近他们学校把老师们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进行筛选,全校评选了38本,由学校统一组织译成英语对外发行,其中有她一本。这就是入学以后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加上长期努力的结果。

读书是要设计的,人生也是可以设计的。今后要走什么样的路,怎么走,走到什么境界,心中要有一本账。为了读好书,就要早点计划。这三年怎么过,学位课程怎么学,读书报告怎么写,怎么跟导师沟通,什么时候确定论文选题,什么时候完成初稿,都要有一个时间表。

第四,围绕论文选题进行系统训练。一般来说,做博士论文需要有比较深厚的知识背景,而且越深厚越好。因为知识背景越丰富越厚实,选择课题以及解决课题的能力越强。但是,现实情况不允许在加强知识背景上花很多时间。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尽快把选题定下来,紧紧围绕选题去读书。不要漫天去读。要围绕选题进行系统的训练,包括学术观念的训练、学术规范的训练、史料能力的训练、写作能力的训练、分析能力的训练、学术思维的训练,等等。

这种训练是非常严格的。有的时候要从细节上做起,比如,写历史论文要有引文,要有注释,怎么训练呢?博士论文初稿写成以后,打印出来,每人一本,读一个礼拜。讨论的时候有一项是专门检查引文和注释的。开会之前,我会临时打电话通知作者,从第几页的第几个注释开始,连续10个注,请你把所用的原始材料带上。开会的时候大家翻到有关页码,作者念原始材料上所引用的部分,包括标点符号都要读出来,其他同学照着论文里的引文和注释比对。哪个字错了,哪个标点符号错了,缺几个字,多了什么字,材料的标注有没有错,清清楚楚。连续10个注对下来,全文的差错率一目了然。这个办法百试不爽,没有人保证没有错。有的同学对不到五个注释就冒汗了。其实不光同学,我自己写文章也十分小心,稍微疏忽就会有错。有些专家的文章,引文注释不过关,有时候都能直接看出来。确保引文正确、注释准确,这是基本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特别不是一般年轻同志能有的。从三万字上下的硕士论文,到二十几万、三十几万、四十几万甚至五六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同学的知识经验有局限很正常,所以要经过训练。所谓严格的系统的学术训练,就是这种具体方式的训练。

训练同学不光要从细节上抓,还有一些技巧性的方法。就像长跑运动员怎么训练,木马运动员怎么训练,游泳运动员怎么训练,足球运动员怎么训练,是有一些不同的技巧的。读书过程中的训练同样要讲究方法。比如,有同学写文章三四十个字一个逗号,这明显就是问题了。我看到这种情况,总笑笑说,这一段只有一个逗号,这就表示念这一段的时候中间不可以停,必须一口气念完。你先坐好,伸伸腰,猛吸一口气,然后开始念,中间不能停。他憋足了气也念不下来,以后就记住了。这就是训练。我年轻的时候有些事也不懂,也是通过学习才明白的。有一次,在办公室里找一位年纪大的老师办事,他给我写一张便条。我看着他掏出钢笔来——那个时候用钢笔,不是现在这种书写笔,一张便条写得工工整整,标点符号一个不差。老师的这种文化素养给我很深刻的教育。大家要记住,你的文章是给人读的,如果有错别字,有标点符号错误,有句子不通,是一件非常丢面子的事。

系统的训练要由同学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要自己给自己加压力。有个同学一入学,马上埋头读我们发的学习材料。过去,我们每年把同学们读书过程中互相交流的材料编成一本资料集,里头有同学的开题报告,有同学开会讨论问题的会议记录,有同学和我讨论问题的材料,包括我们的通信和谈话记录,还有同学写的文章的第一稿,之后我和他讨论的记录、通信以及最后的定稿,等等。这些材料借鉴性很强。当年已经编到第七本,每一本大约50到60万字(我们已经把这些材料汇编成十卷本的《博士论文札记》,合计500多万字,准备正式出版)。他把这七本材料看完了,自己就到档案馆去了。在档案馆找到资料,提炼出来一个选题,然后来跟我谈。我听完说,蛮好,你去干吧。这个学生很省心,论文做得非常好。这就是高度的主观能动性。

第五,把方法论的学习放在首位。加强方法论的学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培养我们的综合能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读三年书在方法论上没有进步,或者说得不到训练,损失非常之大,并且会严重影响博士论文的质量。不过有一条,学思想方法并不是学像现在有些专家那样满嘴的概念。最近读到一篇讨论政治学的文章,通篇都是概念,都是西方学者怎么讲。把西方学者的论点编织起来,形成一个富丽堂皇的观念网。看起来很华美,其实啥也没说,不知道是研究中国还是研究西方,是研究整个西方还是研究西方某一个国家。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风气。自己不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全拿别人的概念来说事。所谓方法就是运用一种学术理论,找到一个恰当的视角,从一个切口往下深入,把这种理论融合到说明特定问题的全部论证过程中去,形成完整的、丰富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体系。我们反复强调,所谓理论的运用,其实都要体现到方法上去,而一定不是通篇概念。

过去,我也读过一些宗教研究的著作,包括一些国外的宗教研究著作,总感觉其中一些做法,不是让我很满意。有同学做宗教研究,我要他去找一个有教堂的村子,研究一下教区里的教民是些什么人,教堂有多长的历史,它传播了些什么,它在社会生活中有什么作用。要不带成见地去调查和研究。这位同学很了不起,找到山东的一个天主教村子,有400多年天主教传教史,村子里有两座教堂。开头村子里不欢迎,神父也不欢迎。但是这个同学和村民打成一片,最后负责人把他带到村委会,几个柜子打开来满满的都是材料。他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写了博士论文也出了书。据我看,这本书目前在国际国内都是一流的水平。很可惜,李老师不当官,没有门路更没有手段。假如李老师有点社会地位,能在学界呼风唤雨,这本书肯定能有一个更好的评价。这里的方法是两个。一是田野调查的方法。他在这个村子里待了一年半,取得了村民的信任,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做了广泛深入的访谈。二是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解读各种资料,形成了新的历史书写,提高了宗教学研究的水平。

第六,恰当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按道理,同学来读硕士、博士,和导师的关系应该不会有问题。现在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经常曝出来一些闹得沸沸扬扬的消息。去年好像还有博士自杀。导师负责指导学生,怎么会弄出这么大的问题呢?我过去听说,不仅一般老师,有些院士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也是一塌糊涂。特别不可理解的是,还有导师和学生在网上互骂。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导师的责任要大于学生。因为导师是大学教授,这样的身份是不能随便骂人的。在网上骂学生,更加不成体统。不过,我不赞成导师和学生对骂,主张导师不要在网上骂人,并不是鼓励大家去骂导师。作为硕士、博士,公然在网上骂导师,同样也是缺少品位的。同学和导师之间的矛盾,我认为可能有导师的问题,也可能有同学的问题。要知道,老师和学生是一种缘分。我招了10多年的博士,招了20多年的硕士,深深感到这种缘分的珍贵。有些学生很好,就是没有招进来,后来总结就是没有师生缘。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过去有一个口号,叫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传统社会的师生伦理,我不太赞成。韩愈讲的六个字,即传道、授业、解惑,我也认为好像有点过时。传什么道呢?这个社会有什么道,今天应该传什么道,大家能说得清吗?老师传道就很高尚吗?我看也不一定。我对老师的责任有八个字的归纳,叫做学习、示范、批评、服务。老师首先要学习,要终身学习,否则,知识面很窄,指导不了学生的论文。学生的优点老师也要学。我的学生做的那些论文,叫我去做不一定能做得出来。他们有本事,我就要向他们学习。老师要给同学做示范。这个问题你不理解,没关系,我来解释直到你明白为止。老师对同学不对的地方要批评,让同学知道错在哪里。有同学跟我讲,老师,能不能以后不要表扬我?我问为什么?他说,读老师的文章,老师不是主张民主自由的吗?我不愿意被表扬,就不要表扬我。我说,你这一套是从哪里来的,还往民主自由上面套?我在为民主自由奋斗的时候,你在哪里?当年“四人帮”猖狂的时候,李老师跟着一帮人上街刷标语反对“四人帮”,这是李老师很光荣的一笔,李老师反对过自由民主吗?老师不能表扬同学,这是哪一个国家的民主,美国有这种民主吗?老师有权批评同学。如果同学对老师的批评不满意,可以沟通,但是不能有怨恨心理。同学也有权批评老师,绝不能说老师不能批评。最近电科大的学生告密老师的学术言论,老师受到处分了。我很愤怒地写文章批评这件事。不到三个小时有5 000多读者,还有460元打赏。我认为鼓励学生告密老师是非常恶劣的行为,更不希望在座的同学有人去揭发任何一位老师。

第七,克服困难,不折不挠地完成学业。现在同学普遍年轻,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有些同学年纪比较大,有家有口,所以要恰当地处理和家庭的关系。大家没有家庭问题,但是有健康问题。要注意健康。李老师鼓励大家努力读书,克服一切困难,但是不主张拼命,记住,不主张拼命。要有劳有逸,经常锻炼身体,吃得好一点,不要弄出病来。经常有年轻的教师、年轻的学生把身体搞坏,令人非常痛心。最近看到四川内江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说没就没了,还留下一个孩子。这怎么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三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中,大家会面临很大压力,会面临很多痛苦。但是,要坚信太阳每天都会出来,光明就在眼前。

综合以上七条,我要说的是,天下任何事,成功都不是可以轻易获得的。在各种事业上做得出色的那些人物,无论作家、学者、艺术家、优秀运动员、著名工程师、顶尖棋手、工艺大师,等等,无不经过严格的训练和长期的努力,才能脱颖而出。这就是为什么说博士生的学习,本质上是一种严格的系统的学术训练的原因。

读书是人生的一种塑造,一种机遇,一种技艺,也是一场漫长的修为。同学们来南大读书,只是全部读书经历中的一段旅程。但是,它必然会留下一份勤奋的、诗意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也必将是自己真正把读书作为生活方式和人生信仰的起点。

衡量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读书成绩,有三项指标:一是优秀的学位论文,二是优良的学术素养,三是优美的人文情怀。这三个优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衡量读书成绩的三项基本标准。

读书的最好成绩是优秀的学位论文。我过去说过,博士论文就是博士的名片。当然,硕士论文也是硕士的名片。博士论文做得好,碰到出去开会的场合,或者结交新朋友,自我介绍的时候可以直接说我是谁,博士论文是什么。当然,说我是在南京大学读的博士也可以,南大的博士还是很光荣的。但是最重要的名片是你的博士论文。没有好的论文,读过的大学再好也没有用。

读书的最好成绩是优良的学术素养。有了这样的素养,就有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就有了成长的条件,走到哪里都能够自由地发展。我看到许多年轻同志做了很好的论文,后来发展得十分顺利,非常高兴。我有一个博士,博士论文做广西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回到广西以后,有很好的评价。从百色学院调入广西民族大学,现在是博士生导师。2013年10月7日,他给我写过一封信,我来念一段:

敬爱的李老师,你好,师母好!弟子近况汇报如下:去年12月辞去副院长的职务,转向科研与教学。今明两年可能完成国家课题“滇黔桂交界民族关系”,出版两三部书《广西彝族发展史》《泗城土司资料集》《壮族通史》(土司卷)等,压力比较大。今年开始担任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带头人,在近代史、民族学、壮学等二级学科点带硕士生,上中国民族史本科生、研究生的课。

读到这样的信我非常感动。年轻的学者经过南京大学的学习和训练之后回到地方,回到他所在的大学里,能够不想做官,全心全意地读书、写文章、带学生,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这封信六年了,今天读来仍然止不住地开心。

读书的最好成绩是养成了民主、自由、科学、道德、人权、法治的知识观,成为一个公道、正直、善良、智慧的知识人。人的这些优良品质从哪里来?从人文主义情怀来。一切腐败、教条、禁锢和恶俗,都不可能有益于滋养人的高尚灵魂。我们不仅要做一篇博士论文,不仅要找到工作,而且要成为这个社会的文化网络中的创造分子。之所以要提出这三个优:优秀的学位论文,优良的学习素养,优美的人文情怀,是因为读书是一个全面的学习、进步的过程。衡量一位年轻的学者,用什么标准?我认为是人格第一,见识第二,学问第三。只有养成了独立的人格,才会有卓越的见识。只有养成了独立人格、拥有卓越见识的专家,才不会趋炎附势,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不能把学问排在第一位,因为一个没有人格的专家的所谓学问,是丑恶的学问。有些教授去论证英语起源于汉语,这些教授有人格吗?有些教授抹黑民主科学,攻击改革开放,鼓吹极“左”思潮,这些教授有人格吗?读书不一定都能读出真善美来,有可能读出假丑恶。真善美是人类社会最高的哲学范畴,但是,它是从社会精神文化中高度提纯出来的,是非常纯粹的东西。社会的精神文化远远不是这么纯粹,其中包含很多肮脏的黑暗的东西。读书有可能读成一个下流的人,读成一个无耻的人,读成一个不讲原则的人,读成一个不择手段的人。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培养了这样的学生,就是教育的一种悲哀。最近几个月香港事件以来,我在微信圈里发了二十几份微信,事件发展的全部结果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但是微信圈里就有年轻人胡说八道,我立马把他踢出去了,没有丝毫的含糊,没有必要让他浪费别人的时间。社会变动有时出乎想象。1927年之后,鲁迅看到很多年轻人叛变、出卖,感到非常痛心。这是鲁迅由进化论、人道主义转向阶级论的重要节点。现在似乎可以说,这个社会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照样有年轻人手段毒辣。几年之前,我发了一篇研究大饥荒的文章,就遭到一位读过博士的年轻人用很恶毒的语言攻击。我看了很痛心。他被网民痛骂了一顿,很快没声音了。这个事情引起我非常大的震动,有年轻人对学术研究抱这样的态度,这个社会是多么可怕。因此,读书的真义是使自己趋向善、光明和人道主义,为科学文化和社会文明进步,付出我们坚贞的信仰、辛勤的劳动和持久的热爱。

大家到南京大学来读书,这是你们生命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页。南京大学是一个有知识传统的地方,是一个有知识精神的地方。举几个例子吧。中央大学时期中文系有一位胡小石教授,蒋介石60大寿的时候,有关方面托人请他写一篇祝寿文章。胡小石回答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给活人写寿文。这样的事情,今天不知道还会不会发生。外语学院德文系有一位张威廉教授,去世大约有十多年了,大家可能不熟悉。他生于1902年,24岁就写过一本《德国文学史大纲》,是我国德国文学、德语教育和中德比较文学最著名的专家之一。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做北冯南张,北冯就是冯至,南张就是张威廉。他活了一百多岁,记得好像是2004年前后去世的。当时我们学校的主校区还在鼓楼。逸夫馆对面有一面广告墙,每到答辩季,大家都把答辩海报贴在那里。正常情况下答辩海报贴上去,不出两天就被覆盖掉。但是张威廉先生的讣告,前后一个来月没有被覆盖。我隔三岔五从那里经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南大这块土地上,人们是尊重专家、尊重知识的。这种尊重是深入骨髓的。中文系有一位赵瑞蕻教授。这位先生也去世许多年了。我们过去曾经住得很靠近,有机会常在一起聊天。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作家、评论家。有一本法国著名小说《红与黑》就是他翻译的。而且在几个译本里头,他的翻译比较好。赵先生在文学评论方面有非常杰出的贡献。他曾经提出,对历史上的文学家,要从时代、社会、思潮、艺术和影响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他认为古今中外一共出现过22位伟大的文学家,其中,中国占两位。一位是杜甫,一位是鲁迅。他说,鲁迅之后还有没有作家可以进入这个名单,现在不好说。赵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专家,他对大学教授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定义。他说:

教授是一个崇高光荣的称号,教授的工作是庄严的神圣的;教授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智慧、各种学科知识的集中者,是文化教育最高的体现者,民族文化学术传统勇敢的捍卫者。世界各国都尊重大学教授,他们是社会的良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气质和品质,代表了文化学术的水平。

赵先生这段话写在一篇回忆大学老师吴宓教授的文章里。吴宓教授是南大历史上“学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可是吴宓教授死得很惨。他临死还在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赵先生谈到老师悲惨的“文革”遭遇之后,说了上面这段话。这是他发出的要求社会尊重知识、尊重教授的最强烈的呼吁!他对大学教授的定义,代表了南大人和整个知识界对教授的价值认同,代表了社会的良知。赵先生对知识的忠诚,遵循了他的老师吴宓教授的教诲。吴宓教授曾经告诉他:

文化所能望见的比机械深远得多,文化憎恶仇恨,文化具有一种伟大的热情,这就是甜蜜和光明的热情。它甚至还有更伟大的热情——使甜蜜和光明在世上盛行。

这是吴宓教授对赵瑞蕻教授的教导,这也是我们南京大学的精神,是南大几代学人用毕生心血构造起来的知识阶级的气节和品质,是在这片校园的天空照耀我们的无穷无尽的人文主义的灿烂阳光。我们应当永远不要辜负前辈赋予的教养和期望!

最后赠送给大家两句话:

除了做梦,每一天都是未来。

知识的神明永在,它将召唤我们砥砺前行。

衷心祝福大家,谢谢!

(本文是作者2019年9月9日应邀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博士新生入学报告会上的报告,张成洁根据录音整理,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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