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倩月

(湖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恩施 445000)

在中国古代著名的“四方之歌”中，“巴歈”与“吴歌”“楚些”“越吟”齐名。“巴歈”又称“巴曲”，实为“西曲”中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性民歌，涵盖了巴蜀及周边毗邻地区的民歌杂曲，歌种十分丰富，比如唐宋时期享有盛誉的竹枝山歌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歌种。史载文人竹枝词，起源于唐代文人诗家对巴蜀民间竹枝词的模仿拟作。宋元明清时期，文人创作竹枝词渐成风气，竹枝词也定型为一种新的文人诗体。竹枝词由唐宋时期的民间野唱形态为主发展成为明清时期的中华文人竹枝词，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典型的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文学现象。文人竹枝词源于民间竹枝词，具有特定的题材内容与诗体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俗文化力量的强大。

一、民间竹枝词及文人竹枝词的发展概述

历代文人学者都认同蜀渝地区是民间竹枝词的原生地，也是竹枝野唱的核心区域。刘禹锡《夔州竹枝词》云 ：“楚水巴山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1)本文所引用竹枝词作品及相关序跋原文，大多数出自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主编的《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下文不再出注。[1]3333明人徐献忠认为“《竹枝》，本出巴渝”[2]3089。清朝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百首》云 ：“莫道北人不识唱，《竹枝》原是蜀中词。”[1]3196在文化地理上，巴蜀民间竹枝词属于巴渝、巴蜀文化圈，其传唱覆盖今重庆、四川及湘鄂西等周边毗连地区。巴蜀民间竹枝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引起了文人的关注，刘禹锡、顾况、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纷纷摹仿拟作，巴蜀竹枝词渐渐声名鹊起，开始以民间野唱、文人诗歌两种基本形态发展并嬗变。为了探索文人竹枝词的发展规律，下面先分别梳理一下民间竹枝词和文人竹枝词的发生发展状况。

民间竹枝词自有其发展嬗变的过程，其基本历史阶段可以概括为：起源于六朝，兴盛于唐宋，变异于明清。

关于民间竹枝词的起源，一说认为是起源于六朝，与《子夜》等歌诗有一定渊源关系。如明人许学夷提出 ：“梦得七言绝有《竹枝词》，其源出于六朝《子夜》等歌。”[3]6235明人陆时雍云 ：“刘禹锡七言绝句《竹枝词》，《子夜》遗情。”[4]10757但是，竹枝词在唐代才真正获其名，如李益所谓“无奈孤夕舟，山歌闻竹枝”(《送人南归》)，白居易所谓“江果尝卢橘，山歌听竹枝”(《江楼偶宴赠同座》)。唐朝时期的民间竹枝词主要盛传于巴蜀、巴渝地区，如唐人诗歌曰 ：“巴人夜唱竹枝后，断肠晓猿声渐稀”(顾况《竹枝曲》)[1]3331，“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白居易《竹枝词四首》)[1]3334。两宋时期，人们听闻竹枝野唱仍然是常态。宋代诗人范成大《夔州竹枝歌》形象地描述 ：“当筵女儿歌竹枝，一声三叠客忘归。”[1]3340所谓“一声三叠”，说明竹枝野唱声情婉曲，可令听歌之客忘归。黄庭坚《竹枝词》云 ：“三峡猿声泪欲流，夔州竹枝解人愁”，“塞上柳枝且莫歌，夔州竹枝奈何愁”[1]3337，说明夔州竹枝词风格甚为悲愁。到了元朝时期，人们仍然能听到竹枝野唱。元人倪瓒有诗《闻竹枝歌因效其声二首》[1]3980，诗名提示作者听闻了竹枝野唱，方才效其声而作。元人虞集作《竹枝歌》，有小序云 ：“奉陪诸公送旧而归，暮闻短歌江上，其竹枝之遗响乎？因成四章。”[1]1079也说明其时仍能听闻竹枝遗音。

人们认为到了明清时期，民间竹枝词已经销声匿迹，实质上并非如此。文人竹枝词属于以文字符号为书写载体的表意系统，容易被历代文人学者所创作和传播，而竹枝野唱依赖于民众口耳相传，在社会历史及文化变迁的影响下会不断地发生变异。明清时期的民间竹枝词产生了曲体复杂化的变异，主要是和声部分的“竹枝”“女儿”已难闻其音，而是代之以更为复杂的其他和声方式，这就致使人们误以为民间竹枝词已经消亡。[5]45-46当代口头诗学的研究说明，一种深入民心的民俗文化并不是说消失就可以消失的，民间口头传统虽然具有变易性，但也具有其相对的稳定性。由于文人竹枝词具有“志风土详习尚”的特点，所以仅仅通过文人竹枝词的描写就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巴蜀民众仍然解唱竹枝词。明人本武孟《竹枝歌》诗云 ：“阿郎贪唱竹枝歌，只隔巴江一线波。”[1]3351清代王士禛《西陵竹枝词》云 ：“更说元宵好风景，竹枝歌续采茶歌。”[1]3166清人张乃孚《巴渝竹枝词》云 ：“谁言蜀道青天上，百丈牵船自在游。到此长年齐拍手，竹枝声里是渝州。”[1]3306清人陈蕴辉《合阳竹枝词》云 ：“双鬟初露垂髫影，也解春风唱竹枝。”[1]3321这些都说明在明清时期，诗人们还能听闻民间竹枝野唱遗响。

文人竹枝词是巴蜀民间竹枝词养育出来的艺术奇葩。其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可以概括为：始创于唐，渐兴于宋，大盛于明清。

唐宋时期的文人竹枝词属于整体上模仿民间竹枝词的阶段。受到民间竹枝词的感染，唐宋诗家纷纷向民间竹枝词学习，在题材内容及诗歌形式、诗歌风格方面都以近似竹枝山歌为标准。比如在题材内容上多模拟民间竹枝词表达郎情妾意方面的内容，或者吟咏巴蜀大地上的风景名胜和风土人情。在诗歌语言上尽量保留民间竹枝词的清新活泼和朴质自然，并尽可能传达出竹枝词“含思宛转”的艺术风格。

明清两朝，文人创作竹枝词风气更盛。其直观的表征不仅仅在于作品数量的猛增，更有作品涉及的地域范围迅速扩大。文人竹枝词的创作首先在江浙地区形成中心，然后向全国范围传播，迅速演变为中华文人竹枝词。在这一过程中，元末明初诗人杨维桢以《西湖竹枝词》风引天下，元明文人唱和成风，成为将人们的关注目光从巴蜀竹枝野唱引向江南文人竹枝词的标志性事件。以江苏、浙江为代表的明清江南文人竹枝词，被记录下来的数量远超巴蜀地区的竹枝词——雷梦水等人编的六卷本《中华竹枝词》中所辑明人竹枝词的数量，属于四川(含综合、成都、重庆、川东、川南、川西、川北)的仅30题，而江南地区仅仅在浙江以《西湖竹枝词》为标题的就有69题，这还不含江苏地区的明人竹枝词。其次，文人竹枝词的题材内容也由唐宋时期多围绕巴山蜀水及巴土风情抒情写意，转向以记载、歌吟中华大地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反映社会生活为主。由于竹枝词“泛言风土”的内容特点，竹枝词的写作，在实质上也成为一种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展示。另外，明清时期，文人竹枝词在诗歌体制上除了保持七言四句的基本形式之外，联章成集的现象十分突出，动辄数十上百首，诗者甚至不厌其冗杂浩繁。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时期的文人们创作了大量竹枝体风俗诗，从而确定了文人竹枝词在中国诗史上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价值及文化价值的独特地位。

二、文人竹枝词与民间竹枝词的互动关系

在文人竹枝词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与其母体民间竹枝词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但这种互动关系不是对等的，民间竹枝词对文人竹枝词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

一方面，民间竹枝词对文人竹枝词的影响直接且深入，是互对关系中的主导力量。受民间竹枝词的影响，文人在仿作拟作竹枝词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竹枝词的创作理念、内容要求、形式特征及诗体风格。

民间竹枝词影响于文人竹枝词的直观表象就是唐宋以来文人的仿作拟作以及文人竹枝词的唱和成风。清人周斌《柳溪竹枝词·序》云 ：“竹枝起于巴蜀，多男女鄙俗之辞，梦得仿于前，廉夫踵其后，竹垞棹歌沿其调而变其俗，尤脍炙人口。”[1]1967-1968梦得、廉夫、竹垞三人，在文人竹枝词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正是关键人物。唐人刘梦得于建平闻里中儿联歌《竹枝》，感其“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6]358，遂以文人身份仿作巴人竹枝词，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是文人竹枝词诞生于中国文人诗坛的标志。元明之际的杨廉夫则将文人竹枝词的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杨廉夫《西湖竹枝词·序》认为，“竹枝本夜郎之音。依声制辞，实起刘郎州。辞若鄙陋，而发情止义，有风人骚子之遗意”[1]1623，其《西湖竹枝词》组诗，即发挥其义，促成了将巴渝竹枝山歌向“泛言风土”的文人诗歌的转化。受其影响，一时唱和者甚众。陆容《菽园杂记》曾描述这一盛况 ：“《西湖竹枝词》，杨廉夫为倡，南北名士属和者，虞伯生而下凡一百二十二人。吴郡士二十六人，而昆山在列者一十一人。其间最有名，时称郭、陆、秦、袁，谓羲仲、良贵、文仲、子英也。”[7]504朱竹垞(彝尊)由明入清，以嘉兴风土为题材内容，作《鸳鸯湖棹歌》百首，多言舟楫之事，自序云 ：“聊比竹枝、浪淘沙之调，冀同里诸君子见而和之云尔。”[1]1776不负其期待，同样是唱和者甚众，如谭吉璁作《鸳鸯湖棹歌八十首和韵》并《续鸳鸯湖棹歌三十首》和之，又有陆以诚《鸳鸯湖棹歌一百首》、张燕昌《鸳鸯湖棹歌一百首》、陆增《鸳鸯湖棹歌》和之，至其侄孙辈尚有朱麟应以《续鸳鸯湖棹歌一百首》和之，此唱和之势，广为流布，影响甚大。

民间竹枝词影响文人竹枝词更是非常内在并且深入的。即便刘禹锡、杨廉夫、朱彝尊以及更多诗家拟作或变创竹枝词，文人竹枝词在总体上都不算是“阳春白雪”的高雅之作，而是受其母体的影响，从题材内容到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走上了俚俗化道路。比如，由于民间竹枝词的根本性影响，文人竹枝词似乎不得不“泛言风土”。读文人竹枝词，不仅部分作品神袭民间山歌，更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风土气息，如睹一幅幅极具地方特色的风俗画卷。如杨万里于丹阳闻舟人与纤夫终夕讴吟，一唱众和，颇有感触，作《竹枝歌》七首形容之，其“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处且休休”一首基本上就是直接剿袭民间歌诗。[1]1077明人杨慎多有关于巴歌的描写，如《别周昌言黄孟至》云 ：“长年三老试登舻，双鬟小妓唱巴歈。”[8]288《立春日禁中对雪》云 ：“郢客高歌谁属和，巴人下曲本难工。”[8]296《张崇象(壁)新居》云 ：“巴曲肯来收下里，楚歌还拟和沧浪。”[8]302可见他对巴人之歌甚为熟悉，其《竹枝词九首》属于仿巴人竹枝词而作，“无义滩头风浪收，黄云开处见黄牛。白波一道青峰里，听尽猿声是峡州。”“上峡舟航风浪多，送郎行去为郎歌。白盐红锦多多载，危石高滩稳稳过。”[8]331二首的内容与风格都颇类竹枝山歌。

另一方面，在文人竹枝词和民间竹枝词的互动关系中，也存在文人竹枝词向民间歌唱回流的现象。文人创作竹枝词，并不仅仅着眼于案头欣赏，而是希望传与歌者歌唱，无论文人是出于什么心态，也无论这种现象是否隐蔽，它都是客观事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对民间竹枝词的歌词艺术起到雅化作用。

比如刘禹锡作竹枝词，目的就在于“俾善歌者飏之”[6]358。黄庭坚曾作竹枝词，跋云 ：“予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1]3336杨万里作《圩丁词十解》，序云 ：“余因作词以拟刘梦得《竹枝》《杨柳》之声，以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劳云。”[1]2237杨慎与民间善歌者颇为熟识，常将自己所作诗歌给他们歌唱，其《赋得江上舟送人》一诗即云 ：“新诗怀古兼春兴，传与巴人作棹讴。”[8]289王廷相谪巡四川，到达阆中之后，闻听“呕哑杂哩啰”的巴人行舟歌，拟作了10首竹枝歌，命名为《巴人竹枝歌》，交给舟子歌唱。可以说王廷相的行为中包含希望舟人能够传唱其作品的动机。[9]369清人劳之辨感慨役夫运军米至湖南颇为劳顿，作《桃源竹枝词》10首，自序云 ：“或赤身水底，或蚁附山巅，其惫已甚。因作长年口角谱成竹枝，令彼作欸乃歌声，群相唱和，忘其劳苦，且以备采风焉。”[1]2696这同样是交与役人歌唱。清人张綦田撰《船屯渔唱》竹枝词，自序云 ：“泛览之暇并及谣俗所传缀为韵语一百首，敢附采风之作，聊备榜人之歌云尔。”[1]2143此是交与舟人歌唱。清人查慎行作《建溪棹歌十二章》，自序云 ：“可使舟郎唱舟而行，俚语所不择也。”[1]2191这同样是交与舟郎歌唱。清人郭钟岳作《瓯江竹枝词》，自序云 ：“爰作竹枝词一百首，被之里巷歌吟，褒者扬，贬者劝，惟知者其谅之。问俗采风，以俟后之君子。”[1]2191这是付予里巷之人歌唱。这些都说明，一些文人的确有心将自己创作的竹枝词播布于民间。

既然如此，也可以推而论之，由于文人所具的影响力，民众是有可能听闻并且传唱文人所作竹枝词的，也就是将原本是文字形态的文人竹枝词以歌唱方式唱和出来。这样的推论原本也符合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互相影响的基本规律，纵观民间文学史，文人介入民间文学，使民间文学进一步发展变化的现象并不少见。

三、文人竹枝词发展演变的动力因素

历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演变，由最初的模仿拟作民间竹枝词，到诗体的定型，成为一种文人风俗诗，其动力因素主要在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自律性需要，大致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诗人坚持自觉地继承、弘扬“采诗观风”传统；二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明清时期需要更新；三是中国诗坛需要典范形态的风俗诗。

文人竹枝词的产生和发展演变是诗人自觉继承、弘扬“采诗观风”传统的结果。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先秦时期就已经奠定的“采诗观风”传统深深影响了历代文人。先秦采诗官采集民众口耳相传的歌谣，目的在于“规谏”，即“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汉代乐府机构采集民歌也是为了补察时政，即所谓“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唐宋明清以来，文人诗客创作反映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文人竹枝词，根本动机还是在于继承并发扬“风诗”传统。明人王廷相创作《巴人竹枝歌》，在自序中解释了创作的缘由，即“故古之作者，每藉是以托讽，而孤臣怨友之心，于此乎白，因之感激以全其义分者，多矣。是故温柔敦厚者，诗人之体也；发乎情，止乎义理者，诗人之志也；杂出比兴，形写情志，诗人之辞也。”[9]369清代孙太钧《梁山竹枝词》云 ：“輶轩太史采风诗，下里巴人举所知。摭拾街谈合巷议，一齐编入《竹枝词》。”[1]3371清代定晋岩樵叟《再续〈竹枝词〉序》云 ：“古之《竹枝》，俗中带雅，褒中寓刺，风流骀荡，诚堪传之奕祀久而不灭也。”[1]3197清人得硕亭《草珠一串》(又名《京都竹枝词百有八首》)叙云 ：“竹枝之作，所以纪风土，讽时尚也。然于嬉笑讥刺之中，亦必具感发惩创之意。故诽词谑语，皆堪借以生情；即巷议衢谈，不妨引以为证。志在移风易俗，聊为遒铎瞽箴，敢云诗道之一端，不过裨官之遗意耳。”[1]141文人诗客通过创作竹枝词来自觉地继承、弘扬“采诗观风”传统，发挥“诗人之义”，借以兴刺、托讽、惩劝、移风易俗，无疑有助于高扬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文人竹枝词在明清时期取得长足发展，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明清时期要求更新的必然结果。相较于唐诗、宋词、元曲的彪炳于前，明代前中期诗坛境况不容乐观，“台阁气”“复古气”“山林气”分割诗坛，诗家们不得不在诗学内省的过程中突困求新，向鲜活自然的民歌学习成为根本途径。弘治、正统间，宰相李东阳创作了10首《长沙竹枝歌》和10首《茶陵竹枝歌》，这些作品颇具民间山歌风味，启动了这一诗界突破更新的进程。徐渭在《奉师季先生书》中说 ：“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10]458“性灵派”诗人袁宏道作为晚明文坛领袖人物，更是明确地倡导 ：“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11]81指出了诗歌突困的方向。“竟陵派”诗人钟惺、谭元春不仅仅从历史上的乐府民歌中受到启发，也在采风观俗的过程中体认到了民歌的价值，注意从民歌中吸取滋养，学习创作竹枝词。钟惺云 ：“予初适金陵，游止不过两三月，采风观俗，十不得五，就闻见记忆，杂录成歌。此地故有桃叶渡，借以命名。取夫俚而真，质而谐，犹云《柳枝》《竹枝》之类，聊资鼓掌云尔。”[12]507-508谭元春乘舟经江陵至天门，一路采土风民谣，得《竹枝词》近百首，钟惺评云 ：“其所采民谣土风，自江陵至吾邑上下二三百里耳，乃遂能至百首。矧余舟发鄂渚，迄于金陵，历吴门。荆吴俗迁，冬春序改，纵其目览口传，足涉手书所得，宁当止百首哉？”[12]370-371由此看来，明人不仅从理论上认识到了民间歌谣对于诗歌创作的借鉴意义，更注意到竹枝词这种民歌形式是诗歌更新的突破口，所以明代文人竹枝词数量远超唐宋，这一趋势到了清朝则更为壮观。

文人竹枝词的发展也是中国诗歌需典范形态的风俗诗的结果。在文人竹枝词诞生之前，历代诗坛都不缺少反映风土人情的诗歌，但是并没有一种诗歌形态可以称其为“风俗诗”，文人竹枝词却以“泛言风土”为其鲜明特色，赝“风俗诗”之名，丰富了中国诗歌宝库。王士禛说 ：“唐人《柳枝词》专咏柳，《竹枝词》则泛言风土，如杨廉夫《西湖竹枝》之类。”[13]57清代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自序云 ：“占之《竹枝词》，多以记风土人情也。习俗移人，贤者不免。”[1]3196其《成都竹枝词》又云 ：“竹枝歌罢夜何其，布被蒙头细想之。风土人情皆纪实，任他笑骂是歪诗。”[1]3200可以说到了明清时期，对于竹枝词，文人已经达成共识，这种主要反映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的诗体，从其内涵上来说就是“风俗诗”，其基本体制形式以七言绝句为主，也有少量五言绝句形式，其语言形式特征及审美风格均倾向于俚俗，于是在中国的诗歌宝库中出现了文人竹枝词这种风俗诗体。

四、文人竹枝词发展演变的制约因素

由唐迄清，无论文人竹枝词怎么发展变化，都并没有完全走向雅化，或者说没有演变成完全格律化的文人“性灵”之诗、“唯美”之诗、“雅驯”之诗，而是定型为在内容上十分贴近社会生活的风俗诗，其关键就在于母体民间竹枝词所蕴含的民俗文化传统成为内在的制约因素，这种制约因素使文人竹枝词脱其胎而不能离其神。民间竹枝野唱，源于生活，真情发露，无需矫饰，不避俚俗，它们所承载的民俗文化传统几乎是先天性地规定了文人竹枝词在题材内容、思想感情、艺术形式乃至艺术风格上的基本走向。

在题材内容上，文人竹枝词以充分反映风土人情、高度贴近社会生活为鲜明特色，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母体民间竹枝词原本就是一种产生于民众社会生活的民俗风情歌。任半塘先生认为，“竹枝”与“得体歌”“纥那曲”“山鹧鸪”“采莲子”“浪淘沙”“春江曲”等起于民间的歌谣，“其性质为劳歌，为怨歌，为恋歌，为祠神之歌，多纪风俗、抒民情，真挚纯朴，不暇雕饰”[14]407。竹枝野唱发生于巴蜀大地，巴蜀民众在山高水长、峡险川深、川原交错的生活环境中，即景抒情、心口相应，以歌传情、以歌为媒、以歌娱神，代代相沿成俗，创造出具有巨大艺术魅力的竹枝歌曲。这种民歌发生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现场，与民风民情水乳交融，歌唱的过程往往伴随婚丧嫁娶、祭祀神灵、刺水行舟的仪式，故而堪称民俗风情歌，正如明人曹学佺所谓“竹枝者，闾阎之细响，风俗之大端也”[15]762，清人董伟业《扬州竹枝词·自序》所谓“稽古竹枝之作，所以纪风土，讽习俗也”[1]1308。明人邝璠《便民图纂》将30余首竹枝词(吴歌竹枝词)系于“农务女红之图”[16]895-903下，用以传授耕织常识，是属于竹枝词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范例。清人李声振《百戏竹枝词》首首摹写描述清代各种曲艺游戏，并附以注释，极具民俗研究价值。明清诗家如此操作者甚众。民间竹枝词给予文人竹枝词最重要的影响，正是题材内容上的风俗化和日常生活化，这就使得文人竹枝词具有极为浓郁的民俗特色和生活气息，也使文人竹枝词成为不同时代的风俗画卷和社会生活图景。

思想感情上，文人竹枝词也十分看重抒发真情实感，而且这种情感偏向于表达郎情妾意或离愁别怨，同样得法于民间竹枝词。早期巴蜀民间竹枝词在表达郎情妾意、生离死别的悲怨凄怆之情方面特别突出，“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正是其写照，其主要原因在于艰苦的生存环境使广大民众深感生命之朝不保夕，有情人难免生离死别，必定多生悲凄之情，乃至于泛化成为一方悲离之音。历代都不乏文人受其感染，仿效之。元人丁鹤年《竹枝词》诗云 ：“水上摘莲青的的，泥中采藕白纤纤。却笑同根不同味，莲心清苦藕芽甜。”[1]3156以比兴、双关的修辞方法表达出有情人之间甘苦掺半的复杂情感。明人周光镐《竹枝词》云 ：“西陵山下石滩多，东去朗舟险若何。妾在江头候风色，教郎好自慎风波。”[1]3163高启《竹枝歌》云 ：“枫林树树有猿啼，若个听来不惨凄。今夜郎舟宿何处？巴东不在定巴西。”[1]3157杨本仁《巴人竹枝歌》云 ：“江上帆樯乱不齐，烟波望望妾心迷。何如化作江中水，郎若东时侬不西。”[1]3161本武孟《竹枝歌》云 ：“江水远通巫峡长，一年几度覆舟航。劝郎莫过黄牛庙，才听猿声即断肠。”[1]3351陈贽《竹枝词》诗云 ：“正是侬心叹不平，忽闻江上棹歌声。夕阳回首郎何处，水远山长无限情。”[1]3162吴敏道《竹枝词》诗云 ：“妾家红墙江水边，楼前日到上江船。问人问得郎消息，郎到家时月正圆。”[1]3164-3165这些竹枝词都是借女子之口吻，表达了对于行舟峡江地带的亲人或情郎的无比担忧之情。

艺术形式上，文人竹枝词在体制、语言风格上都受民间竹枝词的影响。民间竹枝词的基本体制形式为七言四句，脱胎于竹枝山歌。早期竹枝山歌的基本曲体形式是每句第四字和第七字后有和声，如明人胡震亨云 ：“竹枝……有和声，七字为句。破四字，和云‘竹枝’；破三字，又和云‘女儿’。”[1]6939系于唐人皇甫松名下的6首七言二句体竹枝山歌[1]3977，宋人孙光宪名下的2首七言四句体竹枝山歌[18]19，清人毛奇龄的《竹枝》[18]45，均保留了这种竹枝山歌野唱的曲体形式。文人竹枝词将唱和之音省略，保留下来的就是句式整齐的七言四句(有极少量的变体五言竹枝词)，但在格律上远远不如七言律诗严格，既无粘对之要求，也无须守“四声八病”之规则，只要偶数句尾字基本叶韵，读来朗朗上口即可。这种体制要求，为文人通过竹枝词更自由更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在诗歌语言上，文人竹枝词走向了通俗化、方言化、乡土化、生活化，同样是受民间竹枝词的影响。明人陆时雍《古诗镜》云 ：“《竹枝词》俚而雅”[4]10757，王先《北吴歌自序》云 ：“近日钟伯敬秣陵作桃叶歌，皆采乡语土风”[1]531，清人孙太钧《梁山竹枝词》云 ：“叙将风土并人情，那得黄钟大雅声。鄙俚方言琐屑事，不加笺注不分明。”[1]3371清人宋时湛说自己的《广汉竹枝词》“均从巷议街谈、方言俚语得来，自知言不雅驯，姑当樵唱渔讴，以博一笑云”[1]3261。清人程伯銮《桂溪四时竹枝词》自序云 ：“兰皋城居，敌多衔市之辞；余以乡居，故多村野之曲。樵歌牧唱，合成巴里新音，粒食丝衣，绘出田家乐事。”[1]3359清代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自序云 ：“至于词句鄙俚，充堪喷饭，阅者谓之‘打油歌’可也，即谓之‘龙安歌’亦无不可。”[1]3196清人童谦孟《龙江竹枝词》自序云 ：“方言俚语近于风谣，俾村童野老亦能领略其意，读者勿以鄙俗见嗤可也。”[1]2382可见，文人诗家创作竹枝词，在语言上所采取的策略是走通俗俚下的道路，实与诗语雅致一途相异。无论是有意还是戏作，但凡命名为“竹枝词”，语言上往往通俗化、方言化、乡土化、生活化，这也使得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形态更加多样化。

由于文人竹枝词在题材内容、思想感情、艺术形式等方面均受到其母体民间竹枝词所承载的民俗文化传统的制约，文人竹枝词因此在艺术风格上朴质自然、充满生活气息，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我们也要注意，虽然明清以来文人竹枝词的创作迅速发展，但也存在一些流弊。譬如动辄就是“竹枝百首”，贪多求全的大规模制作使得部分作品难免粗制滥造；过于为土而土，为俗而俗，以大量风土人情、方言土语直接入诗，乃至于不得不首首加以注释才能读明白，使得部分诗作丧失了兴发情思的特点，在艺术性上不足；文人诗歌“掉书袋”的习气也渗透到竹枝词的创作中，使竹枝词成了展示文人见多识广的文字工具，等等。对于这些流弊，我们在吟读、研究历代文人竹枝词时要注意保持理性的批评眼光。

综之，脱胎于民间竹枝歌诗的中华历代文人竹枝词，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这种诗体既可以广泛反映社会生活、表现风土人情，又没有严苛的格律要求，所以非常适合今人创作。换言之，作为一种高度贴近社会生活的传统诗歌形态，竹枝词完全有条件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