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婉琴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2018年7月，张莉女士对当代三十四位新锐女作家关于女性写作的理解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问卷共设置五道问答题，①作答者只需选择其中一个进行回答。张莉整理的调查实录——《她们与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三十四位中国当代新锐女作家的同题回答》在《青年文学》2018年第11期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随后，张莉对当代另外三十三位女作家进行了补充调查，问卷设置的问题与前次一致，调查实录《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的女作家写作观调查》发表在《南方文坛》2019年第2期上。接着，为了补充更多不同类型的作家对性别写作的看法，张莉对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和在中国当代文坛做出重要贡献的十位作家进行相关同题调查，调查实录《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的性别观调查》和《关于当代作家性别观的问卷调查——十位作家的同题回答》分别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和《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2期上发表。②

这三份问卷共覆盖中国当代文坛137位作家，引起了各方媒体的关注，《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新京报》《文艺报》《文学报》和《澎湃新闻》做了相关报道，“收获”公众号持续转发调查及相关资讯，微信阅读量可观，可谓声势浩荡。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素有迷信源头、谱系梳理的传统，言及女性写作必溯源至“五四”，而“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者对2000年以后新写作者性别想象的认知明显滞后”。[1]19而且，除了从文学文本或史料爬梳中进入作家作品的性别观念，少有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对作家进行研究。从这一方面来说，张莉的研究工作具有突破性，留给当代文坛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然而，相比问卷发起者及作家对于性别写作问题的积极探讨以及媒体、公众的关注，相关学理性的研究、批评似乎显得滞后和冷淡。面对这份“聚光灯下的回答”，应该以怎样的眼光看待这三份调查问卷？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又是如何理解女性写作问题的？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在性别写作认识上又有怎样的差异？

一、问卷：哪方面的真实

“在我的约稿函中，特别提到调查所期待的是真实、诚恳、毫不犹豫的回答”[2]109，张莉在问卷中如此强调对作家作答的要求。对问卷调查内容保持真实和真诚的作答态度是不少调查者对被调查者的期盼。但当真实态度与女性问题并行放置时，个中的暧昧便暗生横出。因为当“女性”在公众场合出现时，不单是一个性别的、两性的范畴，更是政治的、社会的、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女性长期被视为弱势的群体，对待她们的态度常常成为衡量个人价值观和道德素质、国家现代化发展程度和人权保护力度的一个重要考量。正如不少男性作家在作答中提到性别写作的“政治正确性”考虑，如：徐则臣提到“作品问世后就进入了流通空间，成为公共的精神资源，性别意识不当带来的问题和影响很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料”[1]22；弋舟提到“如果说现实之中我对于女性的态度存有政治不正确的倾向，那么写作时，我就是在不自觉地改造自己糟糕的灵魂。”[1]25那么，面对这种“聚光灯下的回答”，作家们是否也怀有“政治正确性”的考量和塑造自我公众形象的顾忌？

提出“真实”问题，并非想质疑回答者作答的态度或裁决被调查者回答内容的真伪问题，而是提出研究这三份问卷的视点问题。关于这一点，张莉在访谈中也早有提示，“性别观调查不能用那种作家是否说了真话或假话、作家的回答是否有装饰性的说法来判断，因为集体性回答本身带有时代性特征，在未来，这个调查显然会是一个历史留存。这些回答表明的是，今天的作家愿意承认或乐于呈现的那一面。”[3]换言之，作为社会实践的个人，无论作家的作答态度、内容如何，他们的回答实录作为一份历史文本，都由内而外地生产出这个时代有关女性写作认知的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份问卷的真实性实质是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合力作用的结果，其言语、行为、思想等都被时代意识形态所裹挟。那么，问卷调查者基于怎样的立场想要获取哪个层面的真实，被调查者构成了怎样真实的个人？

自“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来，当下有关女性问题的讨论大多作为公共事件走入公众视线，如：二胎开放和女性工作问题、“Me Too”运动、家暴事件等。是什么力量促成了此次有关女性的研究走进文学场域，并以一种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方式进行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源于文学内部，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有关——张莉多年来致力于关注1895年以来现代女性写作的重要变革，以史料梳理和文本解读的方式揭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建构过程。而她这次对当代作家发起的调查无疑是从现代中国女性写作的思考延伸到当代的结果，把历史反思的积淀转化为当下的现实关怀。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往往带来一种裂变或断裂的体验，张莉如此说道，“不过，随着新一代女性写作者的成长，当代女性写作正在发生重要而令人难以忽略的变化，作家们的性别观和写作观也有别于前辈。”[2]109这种“重要而令人难以忽略的变化”直观地呈现在女性作家的数量和比例上：问卷调查了137位作家，其中女性作家占了71位，看似占据了文坛的半壁江山，不再是文学创作中的点缀现象。姑且不说这数据背后所遮蔽的问题(比方说，当下的女性写作是否异军突起，足以形成一种风格鲜明、影响力大的流派而构成女性文学研究的自足之地；当下不少国际文学奖和国内重要文学奖项多由男性作家收入囊中，文学史的书写对象和文学影响力多是男性作家占据主导地位，强调女性作家数量的优势所形成的片面乐观是否会影响女性文学创作质量的反思力度)，这个样本足以使女性文学创作现象引起注意，并占据学术研究场域的一席之地。

从这71位女性作家的选取来看，数人获得过诸如“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官方组织机构颁发的文学奖项。张莉多次强调对这些作家的选择基于当代文坛的新锐特质和活跃性。而这些作家的新锐、活跃表现明显限制在文学体制范围内，她们多数人遵从传统的文学秩序——从获得官方文学杂志、组织、机构、学院派批评的认可，继而成为知名作家。她们少部分人已经跻身文坛主流，多数人处在跻身主流的过程之中。事实上，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以文学构成公共事件的事例不乏女性的身影，如：以打工诗歌成名的郑小琼、以惊世骇俗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诗名噪一时的余秀华、以《我是范雨素》走红的范雨素等等。虽然一次问卷调查不会面面俱到，但对于现实一些鲜活例子的忽视，在某种程度上显得缺乏现实关怀和现实穿透力的力度，更何况她们这些底层女性的社会体验对于补充专业/学院派/知识分子型的作家提供的经验是很必要的，她们所代表的女性群体更为庞大，她们对贫富差距、城乡差异、男权压制等社会具体问题的体验更为复杂。而这些女性并未进入本次调查的范围，这表明张莉更关注从文学体制走出来的作家，研究带有一种学院派、精英知识分子式的视角。

从问卷设置的问题来看，张莉的问题意识偏重作家对女性意识的反思，“有不少作家提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使他第一次面对写作中的性别意识”。[1]2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女性意识更多是一种观念上的被动反思，并非由日常体验渗入的两性理解。笔者对面向女性作家投放的问卷问题中的第三道问题感到困惑，这道问题是：“喜欢的女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是女性写作吗？”这道问题的回答实录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几乎所有女性作家的回答都是西方的女性作家或西方作品，不少作家是外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女性主义作家，诸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艾丽丝门罗、安吉拉卡特、托尼莫里森等。林白的一段回答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设若同时有伍尔夫和王安忆的书(尤其后期作品)摆在我面前，我会选择王安忆。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伍尔夫的启蒙了，我需要的是汉语阅读的享受。”[4]22张莉对这道问题的设置是否想直接拿到通往女性作家女性主义启蒙的秘锁？女性研究难免在性别的范畴讨论问题，但笔者以为关于这类阅读影响的问题设置超越性别藩篱，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知识结构，从而更幽深地抵达作家的性别意识。毕竟不少人的阅读选择不是从性别角度挑选，多样的阅读更能影响作家的创作轨道，而问卷这种基于性别划分的阅读，追忆遮掩的问题比揭示的问题更多。而类似的问题，在男性作家的调查中被置换成：“说说你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的性别观可以借鉴吗？”由于问题的开放性，男性作家的回答更为多样，古今中外的作品都有涉及，尤其是古典文学的提及，连接了他们对传统本土文化的体会和反思，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具个人性。对比面向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的问题设置，男性作家的问题在创作观念的反思之外，有更多融合个人日常生活体验的对话空间(当然，作答者也有部分的归咎原因，面对性别写作问题，女性作家可能更具阐释、辩论的欲望)。笔者以为，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现实经历比起单纯创作观念上的反思更能塑造个人的两性观。例如，曾剑说过，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对女性缺少了解，书写女性成为他最大的困难；而更多的作家，如：王十月、杨献平、赵志平等男性由于受到母亲、妻子、姐妹等女性亲人的照料而对笔下的女性人物投以理解与同情的目光。

参与问卷的作家覆盖了“60后”“70后”“80后”及“90后”，而主要以“70后”和“80后”为主，这一代作家在时代际遇、情感体验、知识结构等方面明显与前辈作家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一代作家在“去革命时代”成长，在成长环境和教育接受上都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现代化社会、物质享受和教育普及。在问卷中，诸如：董夏青青、周李力等女性作家谈到自身的独生女体验：独生的生育政策使她们免于“重男轻女”的家庭体会，反而得到父母的培养和物质精神的支持。细察这些女作家的教育背景，不少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以上的教育，属于高学历人才(硕博群体)。在问卷中，她们大多数人清楚女性主义流变的知识，并有足够的反思能力。总的来说，在男女平等观念日益提高的社会环境和优渥的家庭培养条件下，当代女性作家对男权压迫的感受不如现代女性作家强烈，也少有那种“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委屈，反而觉得“女性的痛苦(现在这个时代)不是来自男性对其压迫，痛苦的产生更多是源于人的有限性”。[2]119这一代女性作家对女性写作的体验更多的是去政治化的。

二、女性写作：普遍性与特殊性

“女性写作”作为一个问题出现时，不得不提及的是“男性写作”问题。正如部分女性作家在谈及“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所言，“我个人是从根本上对‘女性写作’这个概念感到很困惑的。为什么会有女性写作？为什么没有男性写作？”[2]122“我们只要想一想，相对的有没有‘男性写作’或‘男性文学’这种说法存在，就可以明了为什么我们不必要在广泛意义上的写作中特意凸显‘女性’的性别身份”[2]112；“我认为如果非给女性写作贴上标签的话，那必须也要为男作家贴上一个男性写作的标签，否则便明显带有歧视和双标的意味”[2]113。这表明，“女性写作”问题实质上以“男性写作”为他者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这样，“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便以一对二元对立的范畴生成。从问卷实录中可以看到，作家对这对范畴的思考呈现出以下两种普遍的思维模式：一是以两者的普遍性消弭二者对立的关系；二是力竭两者的差异，并以两者各自的特殊性确立自身的存在。换言之，对“女性写作”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在探讨普遍性与特殊性两者关系的思维框架下进行的。

当女作家被问到“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男作家被问到“在书写女性形象时，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吗？你在创作中会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吗？你如何理解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时，不少作家表示自己的写作与性别无关，他们创作时并没有性别的考量，只关注人物塑造的好坏、作品创作价值的高低以及自己是好作家还是差作家。谈到伍尔夫提出的“优秀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多数作家表示认同，认为女性作家有男性的一面，男性作家写好女性人物不在少数，好的创作应该具有“兼性气质”，能够兼容男性和女性创作的优点。部分女作家提到，教育、年龄、地域、专业、爱好、生活经历、审美气质、阅读偏好等社会特性和个人差异比起性别更能影响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从这可以看出，当代的新锐作家大多超越性别的思维框架，以人性论(是否创作出符合人物身份、行动逻辑的文学形象)认同写作的价值，否定性别因素是形成写作风格差异的重要因素，最终以写作的普遍性否定性别写作的差异性。面对这种“男女无差”的性别写作质疑，当代“女性文学该往何处走”成为了一个问题，也一度令“女性主义/女性文学研究/女性文学批评”在学术研究的场域中陷入尴尬的境地。那么女性文学研究是否可以取消，如何理解女性文学研究自身的存在？

的确，普遍主义的质疑对于警惕女性文学研究局限在性别范畴上看待问题是很有帮助的。但现今，对女性文学研究的价值质疑声大，却少有人否定女性文学研究的成果：《阁楼上的疯女人》仍被视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浮出历史地表》仍是中国女性批评和理论话语建构的标志性著作。女性文学研究并非一套普遍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论，它以解决特殊问题、揭示问题的差异而存在，它可能无法解决普遍问题，但它揭示差异的价值比它存在的质疑还大。

在此举一个例子。女性主义的出现除了跟女性涉足文学创作领域有关，更与揭示权力在男性—女性分布的不均有关。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深入、男女平等观念的加强，部分作家虽然感受不到男权的作用，但权力的分布就像毛细血管，与个人的社会实践行动如影伴随。谈到伍尔夫的“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阎连科说，“这样的话由伍尔夫说出来特别合适。为什么？因为伍尔夫是女作家。如果是一个男性作家说出‘雌雄同体’来，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政治不正确’之嫌。”[4]阎连科对这句话的理解突破了“兼性气质”写作的理解范围，从性别话语权的关系揭示自我和他者的言说和被言说的关系：伍尔夫作为女性，提出创作应该兼有男性和女性写作的优长、气魄、品质，表明了女性拥有自觉的写作意识，而不再被代言、由男性言说。类似性别话语权的分析，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如此解读“妻与己齐”一句，“在这一貌似公允的、权威性的陈述中，听不到任何女性的声音，唯有男性话语主体是陈述所依傍的始点和中心，唯有男性话语主体有权解释‘妻’为何意、为何物，至于女性则不过是被谈论、被规定的客体对象。”[5]由此，女性文学研究(或谓性别研究)在细微之处通过揭示两性自我和他者的话语关系和权力指向，帮助我们看清女性在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网络中的地位，这是普遍主义眼光无法替代的。

部分女性作家在反思“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点或不足是什么”时，意识到性别写作的差异。她们认为女性写作偏向感性、细腻、敏感、婉约、柔美、繁复、幽微等，而在艺术视野的开阔性和剖析问题的深刻性上有所欠缺；而男性写作粗犷、硬朗、简练、宽阔，关心外部世界。吊诡的是，女性作家意识到女性写作的优长时，又把这种长处视为需要克服的写作缺陷，原因是她们把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的长处视为格局小和格局大的对峙，并陷入了“小=不好，大=好”的思维窠臼中。部分女作家谈到，自己会有意识加大历史、哲学、社会、宗教方面的阅读和认识，借鉴男性作家的那种“大”，以获得“去性别化”的效果，有女性作家提到会因获得接近“男性写作”的称赞而兴奋。戴来说，“后来每遇见别人说，最初读你的小说还以为你是个男人，我是暗自窃喜的。”[2]110尹学芸说，“我的作品没有明显的性别符号。相反，很多年前就有人说我的文风有男性化倾向。这可能与自身性格和工作性质有关，我喜欢把人物放到大背景下去考量。语言尽量简洁而少繁复和旖旎，自认为这是文本需要，而不是想刻意为了什么。”[2]111格局的大小真有高低优劣之分吗？对这一问题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女作家写作的不自信、价值认同的混乱和“他者的焦虑”，最终在强化他者的特殊性中失去自我建构和自我认同的独立性，高呼“去性别化”“模糊性别”。

水木丁经历过这种模仿男性写作后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写东西特像爷们儿，经常被‘夸奖’这文章写得一点看不出是女作家写的，开始我真的特别享受这种赞美，后来反应过来，不对呀，把写得像男作家当成一种夸奖，这是在默认女性写作更低端的前提下的赞美，你要真为这种赞美得意洋洋，你可能就是对自己身为女性感到羞愧、不自信啊。”[2]15换言之，试图超越他者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导致自我价值的贬低。类似的情况，李杨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分析中国与西方关系时，举过两个例子：北京大学国学班本以培养国学传人为成立目标，结果国学班的学生比文史哲系的普通学生更“西化”，接触外语、西方理论、西方小说更多，大多数人毕业后就出国；参加过多次“东亚知识共同体”讨论的孙歌发现，“韩国学者的在场并未促成韩国的思想资源真正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而不在场的‘西方’却从来没有缺席过。”[6]“他人即地狱”，不能恰当处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和差异最终便导致自我的“他者化”。所谓的“去性别”写作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毕竟写作视角的选择难免带有性别的特质，这种特质运用恰当反而形成独特的写作风格，正如简奥斯丁、张爱玲的“小格局”书写无妨其写作价值的伟大。笔者以为，“去性别化”写作的尽头或许会回到性别写作上，正如薛舒的洒脱，“我所认为的理想的女性写作，就是想忘记性别就忘记，想记住性别就记住，反正每一种呈现，都会同时带来潜意识里的另一种流露。”[2]123

面对性别写作差异，相比女作家试图掩饰自身女性写作特性和不自信的态度，男性作家则表现得小心谨慎和自觉审视，并有日常表现和创作观念分离的倾向。如：弋舟提到“如果说现实之中我对于女性的态度存有政治不正确的倾向，那么写作时，我就是在不自觉地改造自己糟糕的灵魂。”[1]25刘汀说，“相比于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写作者还需要面对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异性的行为与他作品中处理两性关系之间的差异，人们常常把二者混淆，甚至以其中一个否定另一个。”[1]33不少男性作家提到自身创作女性形象时的考虑和审查，太皮直白地说到，“在我看来，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不‘真实’的，都是经过‘自我审查’出来的物事，与女作家笔下的女性无法比。我不是说男人本来对女性有多么不尊重，只是在表达上，总会有一种害怕踩地雷的恐惧而已。”[1]40倘若多数男性作家在“踩地雷的恐惧”中有意审查创作中的两性关系，那么当代文学的女性形象或两性关系便有某种和谐的同质性，所幸也所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新时期以来，部分男性作家因创作中大胆的性描写、“大男子主义倾向”、贱化女性的现象而屡屡受诟病。其实，相比挖掘男性作家在问卷实录中表达的性别观念，对比阅读男性作家的自述和文学作品性别观念的耦合、错动、缝隙、悖论之处更有意思。

注释：

①这五道问题是：1.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2.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3.喜欢的女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是女性写作吗？4.你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写作是什么样子的？吴尔夫说，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5.你怎样理解目前席卷全球并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Me Too”运动？正文接下提到的对当代六十位新锐男性作家和另外十位作家的调查，问卷设置的问题有所变动，具体参看正文所提及的相关文献。

②由于第二份问卷《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调查》包含了第一份问卷《她们与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三十四位中国当代新锐女作家的同题回答》的内容(两份问卷问题设置一致，且第二份问卷的实录部分摘录了第一份问卷的实录内容)，重复内容较多，故笔者在此称之为三份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