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佳俊

（吉林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00）

2012年10月，方勇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子学”构想》一文［1］，拉开了“新子学”学术研究的大幕。“新子学”根本上是研究传统文化如何创新的问题［2］1，符合现代中国国情，切合时代发展需求，引起了学术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以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派学人曾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将中国文化连根拔去”［3］，中国文化被贴上了“劣根性”的标签。［4］中国文化真的毫无价值吗？中国文化流传几千年延绵不绝，足以证明其并非一无是处。历史也证明，新派学人的这种完全否定中国文化、生搬硬套西方文化的方式不能促进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可见，要建立现代中国文化体系，既不可盲目地全盘接收西方文化，又不可绝对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选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加以改革、应用于现代中国社会。正如熊十力所说：“新者利用过去之长而凭借自厚，力量益大，过去之长经新生力融化，其质与量皆不同以往，自不侍言。”［5］

方勇进一步提出：“传统文化研究创新首先需要回到中国思想的原点，即先秦时代的诸子学传统。”［2］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实为古代思想界最有光辉的时代”。又说：“新子学”研究首先要全面搜集材料，“‘新子学’要结合历史经验与当下学术习惯，在正确界定‘子学’范畴的前提下，对历代诸子学资料做尽心全面的搜集整理。”［6］遗憾的是，秦代“焚书坑儒”，诸多先秦文献被毁，许多传世诸子古籍是后来学者据记忆书写，讹误不可避免。并且，传世诸子古籍流传数千年，内容难免失真。相比之下，出土文献的优势便凸显了。但笔者发现，许多学者在进行“新子学”研究时，使用的多是传世文献材料，出土文献材料较少。方勇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三论“新子学”》一文中专门强调了“考古学发现”对“新子学”研究的重要性。［2］2我们知道，出土文献材料与考古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7］于是，在方勇的启发下，笔者仔细分析了“新子学”研究和出土文献材料的内在联系，总结了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对“新子学”发展的两个意义。

一 整理材料夯实研究基础

出土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整理“新子学”研究中涉及到的诸子学资料，从而夯实“新子学”研究的材料基础。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补充失传的诸子学资料

例如：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简似为失传的《齐论》版本，［8］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发掘出失传的《孙膑兵法》（即《齐孙子》）《地典》［9］等等。

（二）科学、客观地认识诸子古籍体例

例如：出土文献中有许多《老子》的资料，有郭店楚墓出土的战国时期写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写成年代分别为秦汉之际及西汉初年的写本、《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的西汉中期写本，再加上传世文献中的河上公本、王弼本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本演变序列，为我们探讨古书文本形态的演变规律提供了珍贵的实例。［10］另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也有《老子》内容。［11］

（三）有利于研究诸子古籍的形成过程

例如：古代子书往往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其中不但有先生的著述、言论，也有弟子或后学增益的“学案、语录、笔记、传状、注释”等类内容（参看余嘉锡《古书通例》）。银雀山汉墓所出《孙子》，提供了这一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证。……银雀山竹书中的有些篇跟《管子》有密切关系，尤其是《王兵》篇，其内容分别见于《管子》的《七法》《参患》《地图》等篇，而且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是《管子》袭用、割裂《王兵》篇的。这对了解《管子》的成书过程有重要意义。［12］448

（四）有利于研究诸子古籍的真伪和时代

例如：今本《六韬》《尉缭子》《晏子》都曾被人疑为非先秦之书。西汉早期的银雀山墓出土了这些书的部分篇章，文字与今本大体相合。一种书从写成到流传，总会经过不太短的一段时间，这些书的著作时代当不晚于战国。今本基本上可以看作先秦古籍。……战国楚墓和马王堆汉初墓都出土了《老子》，宣告了不少《老子》晚出说法的破产。［12］449

（五）纠正诸子古籍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

以《孙子·计》中的一句话为例：

传世文献：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13］

出土文献：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14］

裘锡圭先生说：“地势的高下对战争来说非常重要，今本脱落“高下”二字是很不应该的。”［11］6“如果不是由地下出土的竹简本《孙子》补足了传世本这么重要的脱文，我们对孙子军事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必然是不完整的。”［15］6

（六）有利于还原诸子思想，正本清源

诸子思想在出土文献材料和传世文献材料中常有差异，有的差异是因后人的某些固化视角而导致的。“新子学”研究“要求研究者对这类文本的解读必须按照其原貌进行完整的整理、阅读，由此掌握这类文本的原义和完整内容”［16］。根据出土文献材料，我们可以搞清某些差异的原因，还原文意。例如《老子》今本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与简本的“绝智弃辩”“绝伪弃诈”之间的问题，裘锡圭先生说：

……原来老子既不“绝圣”，也不“绝仁弃义”。他在这一章中所反对的，只是智辩、巧利、伪诈。……显然是简本之后的时代的某个或某些传授《老子》的人，出于反儒墨的要求，把“绝智弃辩”改成“绝圣弃智”，把“绝伪弃诈”改成“绝仁弃义”，并由于“绝仁弃义”的份量比“绝巧弃利”重，而把“绝仁弃义”句移到“绝巧弃利”句之前的。这种窜改以及第十八章“慧智出”句的窜入，在战国晚期就应该已经完成了。而且经过窜改的本子，大概相当快地就把原来的本子排挤掉了。这从帛书甲、乙两本都属于这种窜改本的系统，就可以看出来。……［17］

再如，根据郭店楚简《尊德义》中“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等句子，“澄清了《论语》中颇具有争议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不具有愚民思想”。［18］

二 跨界会通再解诸子古籍

“跨界会通”［19］地运用多学科知识来整理和研究出土文献材料，对先秦诸子古籍的解读有重要意义，对“新子学”发展有促进作用。以考古学、古文字学和音韵学为例。

（一）根据考古学知识解读先秦诸子古籍

例如：科学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中的文物标本，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主棺室发现的屏风组件拼接后可见孔子画像，体现出西汉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的现象。墓地中出土了失传的《齐论语》，比《论语》的其他版本多了《问王》和《知道》两篇内容，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材料，促进了孔子思想的进一步解读。

（二）根据古文字学知识解读先秦诸子古籍

例如：裘锡圭先生根据甲骨文和金文中“暴（虣）虎冯河”中“暴（虣）”的字形，纠正了古人训诂的错误。

金文里“虣”字的字形，还可以纠正古人训诂上的一个错误。《诗·郑风·大叔于田》毛传：“暴虎，空手以搏之。”《吕氏春秋·安死》及《淮南子·本经》高诱注也都以“无兵搏虎”解释“暴虎”。从古文字字形看，暴虎可以使用兵杖。认为只有“空手”“无兵”而搏虎才叫暴虎，是不正确的。古书里又常常把暴虎解释为“徒搏”（见《尔雅·释训》《诗·小雅·小旻造字》毛传、《论语·述而》集解引孔注。）这大概是比较早的古训，很可能最初说徒搏是指不乘田车徒步博虎，汉代人错误地理解为徒手搏虎了。［20］

（三）根据音韵学知识解读先秦诸子古籍

例如：于省吾先生发现，金文中“废”“灋”二字的通假规律，也适用于传世古籍。

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之于地。《管子·乘马数》

丁士涵云：“废古通置”，《公羊·宣八年传》注：“废，置也。置者，不去也，齐人语。”安井衡云：“废，置也。置方物于地，绝不转移，故以譬之。”按，方物不应当称方，是望文生意，且置方物于地，但不转耳，非不可移动也。“废”应读作“灋”。“灋”古“法”字。金文“废”字均假“灋”为之，㿻鼎、克鼎、师酉鼎、师嫠鼎均有“勿灋朕命”之语，即勿废朕命也。《大戴记·曾子天圆》：“地道曰方。”《太玄·玄摛》：“方则啬。”注“方谓地也”。《太平御览》地部引《文子》云：“地方而无涯。”又云：“地承天故定宁。”《文中子·天地》：“圆者动，方者静。”此谓民之不移也，如取灋于地之方，而不可动易也。［21］

三 结语

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时代特色，“新子学”是应中国社会现状需求而生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

面对现代学术中世界性与中国性的冲突。“新子学”以返归自身为方向，借助厘清古代资源，追寻古人智慧，化解学术研究中的内在冲突。所谓反归自身，就是要平心静气面对古人，回到古代复合多元的语境中，把眼光收回到对原始典籍的精深研究上，追寻中国学术的特质。这是“新子学”研究的目的。［22］

出土文献材料“还原性”的特点，恰好符合“新子学”“反归自身”的研究方向。可见，注重出土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应是“新子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新子学”研究和“出土文献”研究的结合，将会促进“新子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