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美术学院 | 刘露萌

美术传播为美术的创作与接受搭建起交流互通的桥梁，使美术与美术史以更多元的形式展现，并使美术作品产生社会意义与价值。美术传播贯穿于美术发展过程的始末，是美术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伴随着美术传播过程而出现的书画作品的流通与本土化、画派的流变与题材的变革、艺术观念的塑造与嬗变、以及图像的空间传播与意义等，则构成了美术传播的基本现象，也成为美术史研究的基本范畴。在美术史学科形成后的百余年时间里，美术史学科的研究边界不断扩宽，对美术与传播的讨论也不断显示出新的研究成果与迅猛的发展态势。“美术与传播”：第一届昙华林青年学者论坛正是在这一契机的推动下筹划举办的，旨在发掘与培养充满研究热情与学术活力的青年学者。

本次论坛由湖北美术学院主办，湖北美术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会议邀请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武汉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与文化机构的教授专家、青年学者参加会议，期刊同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天津美术学院学报》、《广西艺术学院学报》、《湖北经济学院学报》、《长江文艺》等部门主编及代表莅临现场，雅昌艺术网、《中国科学报》《设计师杂志》等媒体到会支持。

会议开幕式由湖北美术学院学报执行主编陈晶教授主持，湖北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梁远钢教授出席会议，党委副书记、院长、湖北美术学院学报主编许奋教授发表了开幕式致辞。

许奋院长在致辞中表示，“双一流”建设对高校的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学报作为高校学术发展的推动力量之一，一直在努力寻找契机，力图为学院学术的繁荣与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本次论坛，以“美术与传播”为主题，定位于新锐的、充满活力的青年学者，希冀能碰撞出别样而精彩的智慧火花，为美术史与美术理论学科的发展注入新鲜力量。明年恰逢湖北美术学院建校100 周年，也希望借此机会，承接前辈百年来在美术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上的坚持与不懈努力，同时继续秉承“推行美育”的初心，为开启湖北美术学院下一个光辉百年继续前行。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原鲁迅美术学院学报《艺术工作》主编杨振国以《美术院校的学报与学术》为题作开幕式主题报告。杨振国教授以宏观的历时角度梳理了中国美术类学术期刊的百年发展历程，并从历史的语境出发，系统阐述了美院学报在学院建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在学院的教学、创作、科研及学术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杨振国教授指出，学术是大学的精神、思想和灵魂，美院学报基于美术院校的生存特点和学报编辑的工作职能，应兼具学术性、创造性与审美性。同时，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学术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美术学院学报的未来值得期待。

大会设三场主题发言和一场圆桌讨论。会上，发言嘉宾分别从书画作品的流通与本土化、画派的流变与题材的变革、艺术观念的塑造与嬗变、图像的空间传播及意义四个话题切入，展开精彩的发言和对话。评议人对每场嘉宾发言、文章选题及写作规范等方面给出专业指导意见与评价，学术主持进行总结并引导现场自由发言与讨论。

一、书画作品的流通与本土化

以实物图像和文献材料为依据的个案研究是美术史研究的基础。如果个案研究仅能说明个案本身，那么它必然是狭隘的。如何能让个案穿越时间与空间，从个别到一般，从陈述中的事实到具有历史跨越性的话题，往往是个案研究一直追寻的目标与方向。古代书画作品在流通与本土化的过程中就像人类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中不同民族的历史面貌，当今的成就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它们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痕迹，等待我们以个案研究为出发点，探索与还原历史发展的原貌。本组发言嘉宾以实物图像和文献材料为依据，运用科学严谨的求证方法，分别对“九相图”、《听琴图》的鼎插花以及文徵明的《行书水仙诗轴》进行了个案研究，以期能为学术探讨带来启发与思考。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朱亮亮对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九相（九想）观与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及本土化表现进行了探讨。作者通过丰富的例证，比较分析了中日两国九相题材作品的表现方式，并依据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及生死观念探讨了九相图产生的原因。九相图的出现正是美术传播过程中，佛教文化与中日两国本土传统文化交织与碰撞的结果。湖北美术学院沈伟教授谈到，当今时代，讨论作品与图像的传播问题，实际也是在讨论艺术的本土化问题，这其中关乎的不仅是美术作品中图像的产生与差异化表现特点，更重要的还有不同传统下，文化的选择性使用与接受问题。只有站在更广阔的传播与本土化发展角度，多重考虑历史发展的复杂因素，才能引发更深入与广泛的思考。

中央美术学院石榴聚焦于《听琴图》中的鼎插花，她从宋徽宗时期的铜器复古潮流和宋代插画之风盛行的双重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鼎用于插花反映了宋徽宗回向三代和古为新用的政治主张，而花的选择和插花的方式又显示了他作为文人的清雅喜好。同时石榴也将画面中琴与鼎的位置呼应与宋徽宗“礼隆乐盛”的政治理想相关联。通过对画面主题、内容的分析，使我们相信，“艺术家放置到艺术作品中的每一件东西，都不是无的放矢的，都不能当作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被忽略。”伴随着历史的演变与更替，古代书画作品在流通中诉说着历史的故事，而史论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基于画作本身，理性与客观地思考与评判美术发展的过往。

安徽美术出版社陈震对文徵明《行书水仙诗轴》改卷为轴的事实及原因进行了讨论。陈震根据诗轴的割裱痕迹，从形制上对其跋文、割裱线、重心轴等进行比勘，并通过设定“复原”方案，最终确认改卷为轴。另外，陈震结合明清的书画市场和装裱时尚，对《水仙本》改卷为轴的原因进行了相应设想，并强调，在讨论“一稿多本”现象时应注意分析文本之间的特质和联系。古代书画作品从创作到流传至今，期间经历了朝代的更换与收藏家的传递，其面貌也随之改变。因此，在对古代画作进行讨论时，需特别注意作品的流通与传播背景，在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与素养的前提下，结合相应时代发展特色于细节处进行准确把握与求证。

武汉大学教授陈望衡教授从理论研究的核心与学术力量角度，对几位发言人的汇报情况作了点评。他指出，学术研究首先要找准核心、突出主题，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础和保障，然后才能按照文章主题与思路稳步推进；另外，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也至关重要，清晰准确的展现理论研究的思路、方向与观点，并能够紧扣主题，论证合理；在表达上，语言精简凝练，观点有力，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学术研究的价值与力量。

通过实物图像理解历史，是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的信仰与使命。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实物图像只有在它原本的历史关系与语境中才能真正显现出它的价值与意义。古代书画作品的流通与本土化必定依托于特定的文化与历史背景，在判断与使用实物图像和文本信息时，如何最大化的发掘其中的价值与意义，科学严谨地论证并得出结论是学术研究所必须经历的。从以上三位青年学者的发言中，我们也深刻认识到正是美术的传播与交流带来了书画作品的流通以及文化观念本土化的呈现，画作的流传跨越时空呈现了多元的艺术形态。

二、画派的流变与题材的变革

绘画流派的出现与题材风格的形成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也是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才出现的现象。这种群体化、典型化艺术现象的产生，其中包含着基本相同与相似的思想倾向、艺术见解、创作风格与审美趣味等，但与此同时，不同画派与绘画题材之间又存在着必然的对抗与竞争。随着时代的变迁，主流思想与艺术审美都在不断地发生变革，在开放的现代美术发展语境中，探讨如何以全球化的视角重新思考与审视画派的流变与题材变革问题，无疑是恰当而且必要的。

武汉工程大学王圆圆以明代江夏画派的流变及海外输出为题进行了探讨。文章首先从江夏画派的内涵和画家的群体特征出发，以文献史料为依据进行考证，重点论述了江夏画派在画史中由赞誉到批判，再到晚明的衰落消亡之说，以及当代的“被压抑的潜流”与“海外生命说”现象。王圆圆认为，江夏画派于画史传播中的流变显示了艺术史研究中评判标准与价值观念的转变。南京艺术学院叶康宁教授指出，从更广阔的海外传播角度出发，对画派的影响、地位与价值进行重新审视，这在当下是极其有意义的。明清美术的海外传播近年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从周边看中国为美术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与切入点，同时也为中国美术理论的发展贡献了新的研究成果。

华中师范大学柯腾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分析了法国大革命背景下法国历史画的危机与绘画题材的变革。柯腾认为，正是历史画的“危机”与变革开启了真正追求人性与艺术自由的价值大门。艺术的演变常常被视为政治变革中的一部分，诚然，艺术机构无法逃脱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阶级的势力，艺术工作也无法脱离时代发展的气息，没有艺术家可以超越或远离他的时代。因此，绘画作品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便得到了彰显。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点的形式展现和描绘了特定时期的历史面貌，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我们要以时间为轴，由点到线去串联和还原历史的发展脉络，由此，绘画题材的传播与演变所带来的历史信息又何止三言两语。

绘画流派与题材风格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某一特定时期画派与题材风格的流行，仅能说明它是当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是为公众所普遍接受的。文化与艺术的发展都是多元并存的，在主流画派形成与题材风格确立的同时，其他画派及观念思想的存在也是必要的。画派的流变与绘画题材的变革恰好说明了历史的发展是循环的也是未知的，画派的式微或题材的变革并不意味着没落与消失，或许何时它会以变异形式在另一时空再次出现和流行，但这个“何时”便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丰富趣味。

三、艺术观念的塑造与嬗变

“整个艺术发展史不是技术熟练程度的发展史，而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西方艺术基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文化思想产生了不同的艺术观念，并以作品的方式将其呈现给观众，因此，艺术作品的发展史也是艺术观念的衍变史。中西方艺术在观念上存在着差异性，然而世界的发展正需要用差异来实现文化与艺术的传播，以此促进世界艺术的丰富发展与繁荣。在对西方艺术观念塑造与嬗变现象进行探讨时，应站在更加宽泛的，以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和人文环境为基础的时空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探究和诠释艺术观念的确立与变迁。本组发言嘉宾以西方艺术及艺术观念入手，对墨西哥壁画运动、欧洲现代艺术和当代公共艺术三个话题展开汇报。

墨西哥壁画运动作为由政府推动的大规模文化艺术运动，成为20 世纪世界美术史上重要的艺术篇章。武汉纺织大学刘凡以墨西哥革命为背景，从公民身份的确立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角度出发，分析了历史与文化对于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墨西哥政府借助壁画的公共性向公众传达政治诉求，利用美术馆与公共机构推波助澜塑造了新的现代的墨西哥国家形象。在此，艺术运动与政治诉求之间具有了互为依托的关联性特点，政府的推动为艺术运动的产生与持续提供了保障，而艺术作品也反映了政府与国家的历史文化与政治形态。艺术作品本身就具备传播的功能，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又使美术作品具有了更深远的研究意义与价值。

中国美术学院王珊禄以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汉斯·霍夫曼为例分析了欧洲现代主义艺术观念向美国的流动。作者以德国画家汉斯·霍夫曼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与作品分析，论述了霍夫曼由艺术游学者到理论教育家再到抽象主义画家三重身份的转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欧洲现代主义艺术思想及观念向美国的传播。正是欧洲现代艺术观念向美国的流动，促进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形成，并使得世界艺术格局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美术的传播不仅包括对实物作品的传播，艺术观念的流动实际带来的是整个艺术创作活动与方式的变革，而画家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关注到，历史上所有美术传播现象与行为的发生，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由此再来考察美术传播及其意义或能产生美术发展与传播过程的更多思考。

湖北美术学院李珂选取杜威美学理论中关于经验问题的思想解读，就公共艺术发展中正在发生的现象及其内在关联展开论述。李珂认为，西方公共艺术的兴起和繁荣，一方面来自近百年从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观念的洗礼，另一方面受到杜威在内的实用主义美学及其政治哲学的广泛影响。而，无论是艺术家，抑或是民众，都具备较为自觉的参与社会意识与艺术介入生活的愿望，这便是当代公共艺术发展的观念和社会底色。环境与个体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公共艺术的核心在于其公共性，而公共性则意味着个体之间的交往与沟通，由此才形成了公共性。

评议之前，广西艺术学院教授闫爱华先对此次“美术与传播”主题研讨会的举办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与肯定。他指出，美院学报在做着美术传播工作的同时，又将研究的视角触及到以美术传播为中心的美术理论研究中，用传播学的方法来研究美术史，这在当今学术发展过程中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无论是作品在时间、空间维度的收藏与传播、图式图像在跨媒介中的流传、风格与艺术观念的变迁、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等，诸多方面和角度都可讨论，由此可见，从传播学视角理解和研究美术在当下是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宽广的研究视角和方向的。

艺术观念的确立、流转与嬗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乃至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份定位、文化思考与审美认同，因此艺术观念的发展演变对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是重要的。历史进程将汇聚更多相关的信息资料、价值判断与观念评价，并且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变化与更新，当历史进程中的观念置于更加宽泛的、更加开放与现代化的风格综合时，它就必须接受更多来自不同观点的验证和更加严格的价值审视。其他一些问题也将随之产生。

四、图像的传播及意义

艺术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随着二十世纪图像时代的到来与多元文化思潮的出现，图像的传播已经呈现出多向度的复杂景观，较之以往的图像文本具备了更广泛而崭新的意义，这是人类思维丰富多元的体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目前中国美术史中对图像的研究不仅包含了对图像形式的分析，还包括了对图像的内容、题材、思想、象征意义的探讨，由此可见图像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其内涵总在不断地拓展，这也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角度与方向。本组专题围绕“图像的空间传播及意义”，分别从图像传播媒介、图像传播的题材与内容角度展开叙述。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吴端涛对报刊在晚清民国色彩学传播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剖析。吴端涛对大量民国报刊中的色彩学相关信息进行了梳理，以宏观的视野关注到古代色彩、色彩心理学，色彩在装饰、建筑中的使用等各个方面对色彩进行探讨，从而基本归纳出了晚清民国时期报刊传播中的色彩学知识体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池瑜教授指出，二十世纪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美术史的研究视角也在随着世界改变，西方美术史中诸多的概念、研究思路与方法都对我国的美术史研究带来借鉴意义。因此，在对近代美术史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善于搜集和运用最新的文献材料与研究数据，同时勇于打破学科的边界，跨学科、跨领域去宏观全面的思考问题。

湖北师范大学刘宏晖对传教士绘画中《利玛窦像》的图像传播发表了见解。刘宏晖指出，目前欧洲制作的所有利玛窦肖像都可以追溯到游文辉1610 年的《利玛窦像》原迹，游氏的油画《利玛窦像》为利玛窦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基础性的元图像。与此同时，传播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对图像的依附性，更加确定了科学地进行图像艺术媒体的传播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历史使命。文章中使用了众多图像的形式分析方法对美术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随着近现代美术史中，图像与文献材料的不断丰富与普及，研究方法的选择与使用便显得尤为重要，如何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去论证观点，体现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是青年学者研究中普遍该加以关注的。

湖北美术学院张开玮对图像小说的时空叙事方式进行了探究。文章分别阐述了图像小说中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分析图像小说中的时空转换关系与蒙太奇叙事语言的运用，探讨了以连续性的图文关系，在视觉叙事过程中，为了保持叙事流畅性，叙事时间与空间之间相互融合和转换的叙述特点，这正是图像小说里的叙事魅力。广西艺术学院教授、《艺术探索》主编李永强从美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关联性角度进行评议，他指出，美术创作者以实践为基础，自然掌握了有关创作作品的所有信息，但是如何以观众视角对创作的过程及形式内容进行解读与诠释，让观者更易接受，这是实践性研究论文的关键。李永强教授建议，在文字的撰写过程中应关注画家思维与文字工作者思维的衔接，提高对语句的概括提炼能力，并保证其精确度。

中国美术学院许溪以《20 世纪上半叶“和平鸽”图像的传播与接受》为题对“和平鸽”进行了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作者主要围绕“和平鸽”在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中的使用，明清时期随西方物质文明“随风潜入”的“和平鸽”以及民国时期随现代传播媒介引入我国的“和平鸽”，从历史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展开论述。在中西方文化的传播，交流与碰撞之中，并没有哪方形成压倒之态，反而由于文化与艺术的传播使得图像的意义具有了更多样化的诠释。在新时代美术传播发展的背景下，美术传播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中西方美术的差异与比较上，从差异中找到不同文化间的内涵与象征寓意，这无疑对图像的演变史以及文化观念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范军教授在研讨会最后高屋建瓴，做出了三点总结：第一，在对史料进行查梳、勾勒与分析时，应以第一手资料为主，尤其在当今信息资源高度共享的时代背景下，要特别注意，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减少使用转引。第二，在学术规范与逻辑上，要使文章的内涵与外延相结合，章节、段落与语句间的逻辑要周密完善，使学术文章具有基本的学术框架与思路。第三，创作实践与理论写作要结合，艺术创作与实践者也要努力提高理论修养，努力提高理论研究的高度与深度。

研讨会结束后，鉴于广大嘉宾学者对学术讨论的热情，与会人员于晚间七时许又进行了轻松自由的圆桌讨论，闽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刘北一、华中师范大学肖笛、湖北美术学院任珊珊、李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艺术学院胡敏等分别进行了发言，就近期各自的学术研究成果与专家教授进行了近距离的探讨与交流。圆桌讨论是对研讨会“美术与传播”主题的拓展，专家学者又对地域文化与地域美术、抗战时期美术创作、汉代画像砖与画像石、美术史写作与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讨论，最后，在轻松热烈的气氛下，“美术与传播”第一届昙华林青年学者论坛落下帷幕。

美术史的研究，是过程的研究，它离不开具体的人物与作品，也离不开系列的现象与事件，不同的美术作品与美术现象能够揭示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愿望与向往，而美术的传播正是在不同的时间、地域与文化中向我们展示了内涵丰富的艺术情感世界。美术的传播与互动既是美术史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世界艺术发展变化的方式。通过本次会议对“美术与传播”议题的深入讨论，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美术传播对于美术的普及与推广的重要性，同时，美术史的形成与美术传播的过程，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要时刻保持对美术与传播两者共同的察觉与审视，时常回顾美术传播与美术发展的历史，以清醒的头脑与理智的思维判断，客观、公正的评判美术史及美术现象，以此推动美术传播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