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恩辙

2018年，中央电视总台四频道连载了原二机部部长刘杰的事迹。刘杰部长原为地质部副部长，1958年由毛主席提名，任命他为二机部部长，调到核工业部（二机部）开始领导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刘杰部长慧眼识珠发现了于敏，在于敏研究原子化學时，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研制氢弹，为我国两弹一星研制储备了人才。这个事迹已被报道多次了，其实刘杰发现人才于敏之前，就从天津化工厂（汉沽）把当时的总工程师兼任技术监督科科长——丁树藩，调入二机部所属404厂从事原子弹核材料研制工作。

丁先生是研究原子弹核材料——六氟化铀的生产现场负责人，六氟化铀的研制成功在原子弹核材料制造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60年苏联赫鲁晓夫撕毁协议，撤走了专家，企图把刚刚开始的中国原子弹研究扼杀在摇篮中。毛主席大怒，下决心就是饿肚子也要搞出原子弹，受毛主席委派的陈毅、聂荣臻、陆定一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开动员大会，鼓励知识分子、技术人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祖国。丁树藩先生应邀参加了会议，回到家中非常兴奋地和儿子们讲：“苏联人走不走，都要依靠自己，别人的东西只能参考，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心中才有数。到这个单位干的事和原来不一样，我年岁大了，学新东西费劲。但是不学不成，工作需要。”简短几句话，表示了丁总的决心。

丁总在工程施工期间到原子弹研究所615室接受培训，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经受多次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并不气馁，终将六氟化铀研制成功。成果极为可观，丁总带着六氟化铀的工艺试验数据，和同志们前往试验基地，奔向西北工地进行大规模生产，准备试车。

丁树藩

在此期间，丁总发挥了他的专业（化工）和工厂实验（化工厂）特长，又在实际过程中充实了物理学的物理化学试验知识。正如美国人在原子弹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原子弹是怎样制造成功》一书中写道，“1960年4月，丁树藩等人为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进行六氟化铀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在工程施工期间，部里送丁树藩前往原子能研究所615室接受培训。后来，在为中国战略核武器库生产材料工作中，他成了核心人物。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4月，从615室乙组那里得到的试验数据，他自己组织了5次试验，1963年11月27日，工厂开始大规模生产。”

我与丁总相识于1974年，他从西北基地回家途中到河北邯郸看望他的二儿子丁汉堃。当时，丁汉堃和我都在河北冶金备件厂接受再教育。丁汉堃是北京理工大学65届毕业生，当时在我厂锻造车间劳动。丁总见到我很高兴，并嘱咐他儿子好好劳动、好好学习。后来，我在1975年到北京冶金部办事，应邀到东四干面胡同49号丁家，这是个清朝时权力很大的铁帽子王的王府，门外有上马石、拴马桩，有碑文写到“官员人等到此下马”，足见王府的势力和气派。现在是二机部宿舍了。丁家就住在东跨院东屋两间约50平方米的房子里，当时有8口人，显然住起来挤了些。丁总在吃饭时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我是北京钢院65届毕业生。”他讲：“你认识柯俊吗？”我说当然认识，柯先生是位金相专家，金属中贝茵体相变就是柯先生发现的，在国内、国际上很有威望，他的英文名字就叫“Bain”贝茵。

原来丁先生和柯先生都是天津河北高等工业学校化学系的毕业生，俩人是同班同学。1931年“9·18”事变，天津学生和北京一样举行游行示威爱国行动。柯先生是组织者，和丁先生共同领导抗日活动。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暗中盯梢，地下党保护他们，让柯俊去了武汉大学深造，丁先生回到老家当老师，他们俩人的友谊是很牢靠的。后来，柯先生去英国留学后便失去了联系，也不知个人情况。谈到柯先生，丁总很是激动，不断给我夹菜，谈笑风生。我本来打算回钢院拜访一下柯先生，可正值1975年钢院搞“运动”，这让两位科学家见面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我终生遗憾。

1959年丁先生在原子能研究所615室从事提炼U235研究中受到了辐射病倒了。众所周知，1960年代，我国科学并不发达，不要说防原子能辐射，就是在实验室做X线试验，工作一个月以后，胶片显示辐射超标。而原子能的辐射远远大于X线几十倍。丁先生病倒了，急坏了二机部的领导。袁成隆副部长几乎一天一次去看望他，关心备至，因为此时此刻是原子能试验的关键啊！一旦丁总病倒，谁来领导？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结啊！如何是好？关键时刻刘杰部长亲临干面胡同49号丁家。一个星期来两次，可见丁总的工作重要性。在党的关怀下，经过医治使丁总逐渐恢复了健康，他马上带领小组人员奔向西北基地做试验了。

1963年投入大规模生产。六氟化铀研制成功，使U235生产由化学过程向物理过程的转变。这不是只懂一门科学的专家所能完成的。这中间包括工程化学、工程物理和工程物理化学，只有具备实践知识的高级工程师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丁树藩先生做到了，他既是化学家，也是物理学家和物理化学家，并有实际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在当年，这样的人才是屈指可数的。中国原子弹在1964年的西北基地爆炸成功！

丁先生废寝忘食地工作，家里的事都交给了夫人。丁夫人是个有成就的小学教员，可是由于家务事太多，终于累病了，只好回家休息，辞职专门照顾家庭。仅靠丁总的150元钱养活8口人是很困难的。丁总一年中有300多天在实验室，孩子们起名字都无暇顾及，以至于从老四开始，就叫四堃、五堃、六堃了，这就是丁总的精神。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

1983年丁总因重病缠身而又无法医治逝世了，年仅71岁。他默默地走了，而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永存，为祖国、为人民、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永存，永远是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以实际行动完成了自己的诺言。

（编辑·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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