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宝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 110102)

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普世文化之一，其代表性的活动载体奥运会也已成为国际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体育盛会之一。在中国体育领域内，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现代体育文化在“西体东渐”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主流地位，中国奥林匹克研究亦蔚为大观。奥林匹克研究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现实结果，也是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助力，对我国奥林匹克研究历史进行回顾、总结，对于更好地展望及指导未来奥林匹克研究以及促进奥林匹克事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1 中国奥林匹克研究的回顾

任海教授曾将2001年前的中国奥林匹克研究划分为3个阶段：争议性推介阶段(1949—1978年)、新时期开始阶段(1979—1988年)和进一步发展阶段(1989—2001年)，并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筹办和举办是中国奥林匹克研究的重要节点[1]。本文参考该划分方法，以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历史节点为依据，将中国奥林匹克研究分为5个阶段进行梳理、回顾。

1.1 奥林匹克研究的孕育期(1978年以前)

1900年6月6日，巴黎第2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半个月后，《中西教会报》以“法国，观赛人众”为标题刊发了关于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信息。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宋如海先生的《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一书中提出“运动游戏，不仅有益于身心，且可提高道德，维持社会治安，尤能促进国民之精神，发皇国徽，光耀于世界运动会场。”[2]在20世纪30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中，多位体育家、教育家已展开了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观察和思考，如1932年袁敦礼就在《天津体育周报》上发表了《世界欧(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价值及对于我国体育的影响》一文。王俊奇教授认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内忧外患的社会大背景下，能够认识到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是十分可贵的，但奥林匹克运动和奥运会毕竟属于“洋”体育的范畴，并未形成研究趋势[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间，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参与度不高，与20世纪初中国人初识奥林匹克运动时类似，几乎没有学者对奥林匹克运动作学术上的考量。

1.2 奥林匹克研究的萌芽期(1979—1987年)

1979年，中国恢复了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当时多数社会普通民众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认识停留在4年一届的奥运会的印象上，初入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也迫切期望争金夺银。受社会环境尤其是“奥运争光计划”的影响，此阶段奥林匹克研究多集中于如何提升中国参与奥运会运动项目的竞技水平。当然也有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以及奥运会的女性参与进行阐释，对国外奥林匹克科研情况进行介绍。

1.3 奥林匹克研究的发展期(1988—2000年)

自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完成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后，奥运会开始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北京申办并成功举办1990年第11届夏季亚运会，进一步引发了大众和学者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趣。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地区的奥林匹克研究也初现成果。

1.3.1 奥林匹克研究从体育史学中独立出来

20世纪80年代，体育史研究达到学术发展历史的顶点，奥林匹克研究也是其分支之一。1981年王在武、刘修武等编成《奥林匹克运动会史略》，1984年樊渝杰写成《夏季奥运会史》，1988年刘修武编成《奥林匹克大会》，这些专著的出版使国人深化了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认识。拥有体育史研究传统的成都体育学院的程大力、郝勤等学者，就古希腊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希腊宗教与古奥林匹克运动等进行了研究。《体育文史》《体育与科学》《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率先关注到奥林匹克运动领域。相较于之前松散的奥林匹克学术状态，1988年之后，奥林匹克研究变得更加集聚化。

1988年8月，中国首届奥林匹克史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平武召开，入选的18篇论文从多方面论述了古希腊竞技赛会的历史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展，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奥运参与、1949年以前中国奥运参与的意义，甚至着眼于强权政治、商业化对奥运会的影响[4]。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会议中，中国体育史学会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倡议在中国建立奥林匹克学会，并决定上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5]。

1.3.2 以申办促普及、由普及促学术

近代中国体育突破原有传统身体活动形式，逐渐与世界接轨，这种变化主要来自西方近现代体育的影响。奥林匹克运动秩序和规则的确立者和诠释者是西方世界，想要在中国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就必须理解奥林匹克运动的西方文化渊源和文化体系，这成为了当时我国奥林匹克研究的必然选择。

Each document reflects the economic,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its time. Thus the Phu ri manuscripts give us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on the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u ri area from the 10th to the 14th century.

为了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而展开的奥林匹克普及教育客观上促进了奥林匹克研究的发展，奥林匹克研究的主阵地转移到北京并一直持续至今。相关学者和学术组织在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导下迅速发展起来，研究成果亦得到了极大传播。奥林匹克运动相关课程进入高校课堂，《奥林匹克运动》(任海，1993)、《世界体育史》(孙葆丽，1995)和《奥林匹克学》(罗时铭、谭华，1999)作为通用教材相继出版，1993年北京体育大学成立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各类各层次读本先后问世，据悉当时其他国家尚无这样全面论述奥林匹克运动的专著[6]。奥林匹克研究不再是单纯的奥运会简介与竞技项目的介绍，更多的是对古希腊竞技赛会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比较与传承的探讨、对顾拜旦的奥林匹克主义与理想的析辩、对奥林匹克运动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的理解、对奥林匹克运动活动内容的全面认识、对一些当时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问题的讨论等等，可以说全方面、多角度地拓展了国内奥林匹克研究的内容，巩固了奥林匹克运动研究的阵地。当时出现了关于成立奥林匹克学学科的主张[7]，也侧面反映了奥林匹克研究在中国的兴盛之势。

1.3.3 让奥林匹克运动“为我所用”

国内学者一直密切关注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发展的主题。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曾于1992年7月初在浙江宁波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战略讨论会，与会者主要就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的问题及我国奥运战略的内涵和实施等进行了探讨、交流。当时的主要观点认为举办奥运会可以实现经济利益和国家外交关系利益双丰收，全运会应该为奥运战略服务，应积极推进武术项目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占据一席之地[8]。

1996年，在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们达成了中国奥林匹克研究要用发展的眼光、在历史的轨道上看待和研究奥林匹克，要结合实践为现实服务，让顾拜旦的思想和奥林匹克的价值为我所用的共识[9]。1999年易剑东教授提出奥林匹克研究也是当代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焦点[10]；同年，谷世权先生也对奥林匹克研究如何突出中国特色进行了展望分析[11]。还有学者结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研究，包括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进入奥运会的可行性之辩。还有学者梳理了中国回归奥林匹克运动大家庭的历史[12]，并讨论了奥林匹克运动与经济、文化、科技、环境、传媒、法律等的互动关系。

1.4 奥林匹克研究的高潮期(2001—2008年)

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筹办和举办期间，借着奥运会“东风”，奥林匹克研究相关领域得到极大拓展，很多非体育类的学术期刊竞相追逐2008年奥运会的热点，文献的数量和质量都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和提高。更多研究者开始专注与从事奥林匹克研究，逐步形成了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奥林匹克学术团体，更多的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建立起来，中国开始主办国际性奥林匹克学术会议，这也奠定了未来国内奥林匹克研究的基础。

1.4.1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为最热议题

围绕2008年奥运会，奥林匹克相关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涉及的方面包括：北京奥运会的三大主题；北京奥运会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举办城市发展的影响；北京奥运会对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包括高水平竞技表演项目的发展、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发展观念和政策、体育产业化和体育改革等问题)；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奥林匹克教育；举办奥运会的管理过程，如标识理念、公共关系、知识产权、安保与保险、赞助与营销、物流、志愿者培训与管理等等；以及奥运“遗产”与预防“奥运低谷”效应等。

2008年时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互动引起学界的关注，出现了跨学科、跨文化和全球化下的研究新视角，如借鉴日韩邻国举办奥运后的体育发展经验，对奥运后体育产业化发展进行展望；探索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等。对诸如兴奋剂滥用、过度商业化、奥运会规模扩张、强权政治入侵、国际奥委会改革，以及女性、残疾人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等诸多具体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涉及众多的非体育领域，这也引起了其他学科学者们的关注。2001年开始，各类奥林匹克研究机构落地，除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体育大学设立的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外，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奥林匹克教育研究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中心等相继成立，逐渐聚集起一批奥林匹克研究队伍。

随着研究团队的成熟和大量学术成果的涌现，我国的奥林匹克研究已经从单一的史志性研究中脱离出来，向多学科和多元化发展[3]。很多研究成果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如对青奥会和冬奥会的探讨、对“后奥运”效应的认识、对奥运场馆的利用等。很多学者曾认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将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拐点，“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改革的问题也一度成为研究热点。

1.5 奥林匹克研究的沉淀期(2009年至今)

中国奥林匹克研究因申办、筹办和举办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而兴盛，然而在奥运大潮后，文献数量有所下滑，很多学者逐渐淡出该研究领域。

1.5.1 “后奥运时代”研究

用中国知网期刊库筛选出2009年至2019年间的2 184篇奥林匹克相关文献，通过对其进行关键词共词分析，发现2009年至2011年主要以“后奥运”和青奥会为新兴主题、2012年至2014年以伦敦奥运会、青奥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为研究热点、2015年至今主要以国际奥委会改革、冬季奥林匹克运动、里约奥运会等为研究议题。2009年台北举行了听障残疾人奥运会，台湾地区的残疾人体育、残障运动分级、残障人士志愿服务等相关问题也引起了大量台湾学者的关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影响及海峡两岸奥运学术交流的增加，是台湾地区奥林匹克研究文献量上升的主要因素。

1.5.2 从解决自身实践需求转向关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

相较于在北京奥运会周期其他学科研究者和科研机构踊跃参与的盛况，2008年后的研究者更多地来自长期在奥林匹克研究领域耕耘的学术组织。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基本消失，奥林匹克研究在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后表现出一定的颓势。2009年开始，总结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办赛经验和遗产利用、促进后奥运背景下的中国体育事业未来发展，青奥会和冬奥会的意义与使命，伦敦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的相关实时问题，后奥林匹克主义及国际奥委会改革，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因《奥林匹克2020议程》引发的讨论)等成为了此时的主要议题。奥林匹克研究的内容从解决自身实践需求过渡到完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事业中来。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中国体育传统和适应性更新是奥林匹克研究应重视的问题。

2 我国既有奥林匹克研究存在的不足

2.1 紧跟时事却脱离实需

在2008年之前，每逢夏季奥运会举办的“奥运年”，文献量都会有所上升；但这种情况在2008年之后有了明显转变，大家不再一味赶热点，开始有了一些固定的研究角度。但当出现申奥和筹办夏奥会、冬奥会、青奥会等体育界大事件时，还是会出现一些文献量小幅增长的情况，且表现出一些重复研究的特点。中国作为全球化中具有较强参与意识和较高活跃程度的国家，在国际奥林匹克事业中已进行了全面、深度的实践参与，但是我国的奥林匹克研究却仍停留在对奥林匹克运动知识体系的描述和诠释中，学术研究已经落后于实践需求，难以体现科学研究的社会意义。

2.2 成果丰富却理论贫乏

我国奥林匹克研究应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必须在批判性接受西方理论的前提下，立足本土实践，提出中国对策和理论建构。相较于国外研究，国内大多数奥运研究理论应用的创新性、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和研究结果的建构性表现不足。奥林匹克研究汇聚了多学科内容，应充分利用体育学以外的学科视角考察中国奥运实践。一些学者已经对迎合奥运热潮的研究取向进行反思，并尝试从国内外奥运实践中寻找研究问题。例如2010年南京一些学者开始讨论青奥会的意义和定位，其视角不再局限于社会功能主义，而多了些人文性和批判性。一些学者对盲目兴办大型赛事提出质疑，对于伦敦奥运会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奥运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与开发问题。

2.3 全面铺展却传播有限

中国奥林匹克研究走过了孕育、萌芽、发展和高潮期，研究领域已实现了全面化、系统化，从研究内容的角度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主题：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溯源与现代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组织和活动体系，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申办、筹办、举办、遗产与后奥运问题，奥林匹克运动与社会互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运动员与大众(包括女性、残疾人等)的奥林匹克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冬季奥林匹克运动，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当下奥林匹克研究较难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可供发展和传播的平台也极度萎缩。奥林匹克运动虽然在大众中拥有极高的关注度，但如何转化相关学术成果为社会做贡献依然不足。另外，由于语言的隔阂和文化的差异，在国际体育学术交流中，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国内学者数量极少，在奥林匹克运动领域更是凤毛麟角，使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难以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传播，缺乏交流也是脱离实需与理论贫乏的原因之一。

3 中国奥林匹克研究的展望

3.1 回应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

3.1.1 强调“后奥林匹克主义”下的反思与重建

元叙事(或大叙事)被看作是现代性的标志，而后现代主义者主张以具体而多元的小叙事来代替元叙事。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向学术界推介并运用“后奥林匹克主义”阐释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13]。如王润斌教授认为“后奥林匹克主义的社会批判视角已经注意到奥林匹克主义虽然与和平主义、理想主义等宏大叙事相联系，但随着奥运会的发展，这些特征显得自欺欺人。”但同时他也提醒“这有可能会导致人们认识整个奥林匹克思想体系时的虚无主义倾向”[14]。

“后奥林匹克主义”是“后现代主义”视野下对奥林匹克运动的重新认识和思考，是元叙事基础上对奥林匹克主义的重新解读，在时间—历史的角度上，它是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继承；在逻辑—意义的维度上，则是对奥林匹克主义的超越[15]。当前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众多挑战，如国际奥委会的改革与善治、新媒体传播方式的挑战、超大型体育赛事与生态资源保护的矛盾等等为“后奥林匹克主义”提供了众多选题[16]。

3.1.2 关照弱势群体的奥林匹克参与权利

奥林匹克研究多关注多数人的需求，为多数人谋求价值，而女性、残障人士等社会弱势群体参与奥林匹克运动被一语带过或以一种狭隘的平等观视之。残奥会研究文献数量较少，研究广度及深度亦不足，多止步于溯源和梳理残疾人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史或探讨残疾人体育参与的意义。有学者指出，女性主义或女权运动在近现代女性体育参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却又导致女性在体育参与或奥林匹克参与中被赋予了超越“体育运动”本身的意蕴，片面追求“与男性平等”其实无益于推动性别平等的进程[17]。自2001年国际奥委会与国际残奥委会签署协议，确立奥运会和残奥会“同时申办，同城举行”的实践模式后[18]，残疾人参与奥林匹克理应成为奥林匹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3.1.3 扎根中国实践、树立问题意识

国内外关于奥林匹克的研究议题较为接近、研究范围也较一致[19]，但国内既有的研究大多表现为缺乏问题导向的理念和深入批判的勇气，这也是奥林匹克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内难以进行独立的学科建设、学会设立和创办刊物的主要原因之一。奥林匹克研究在发展起步阶段较多将西方“舶来品”进行适应性改造，这也对后续研究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我国奥林匹克研究应树立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在申办奥运与城市发展、生态友好与赛事运作，保护运动员权益、坚持公平竞赛，加强奥林匹克教育、扩大国际奥委会的支持范围，迎合新媒介传播方式、最大限度配合奥运利益相关者，重新定位青奥会、增加国际奥委会组织透明度等问题研究方面扎根中国实践，以问题为导向，以研究促发展，用理论指导实践。

3.2 提高奥林匹克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

3.2.1 开展过往研究经验总结与重新定位

我国奥林匹克研究既坚持国际视野，也需要立足本土实践。熊晓正教授提出要在奥运后实现“跟着讲”向“接着讲”的跨越[20]，改变对奥林匹克运动的附和，转而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当然也要注重回归对本国体育发展价值的追求。中国在努力融入世界体育竞技舞台、追逐西方现代体育价值的道路上走过了数十年，要停下来对“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或“中国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未来定位进行清晰的总结与展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与中国体育事业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怎样看待奥林匹克运动的西方性和世界性？如何理解奥林匹克运动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社会时空中的占有和矛盾？奥林匹克教育与体育教育有着怎样的异同？奥林匹克教育纳入一般教育体系是否合理可行？一系列问题还有待研究。

3.2.2 规范学术标准，为国际奥林匹克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既有的奥林匹克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人文科学(非社会科学)层面的讨论；以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思想、组织、活动及其与中国本土实践的互动为主流；对于理论创新应用多采取“拿来主义”。定位奥林匹克研究的性质、对象、范围和方式方法或许是解决当下研究支脉庞杂、成果重复的关键。应规范相关学术标准，扩大与学术同行的交流，实现奥林匹克研究的新突破。在奥林匹克运动体系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世界性的奥林匹克运动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产生了激烈的变革。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研究者可以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研究者应立足于本土实践和发挥本土文化特色优势去尝试解决变革问题，不断提高我国奥林匹克研究的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