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林

包头市文物研究院，内蒙古 包头 104010

明代大同的辖区，相当于今天山西省大同市、朔州市北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这一带是明朝阻止蒙古部落通过大同盆地进入京畿的重要区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从洪武至万历年间，明朝在这里反复修边，形成了现存于内蒙古中南部(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东南部)、蒙晋交界处、大同市新荣区北部(东西均与蒙晋交界处长城相接)三道长城。在明代，这里的长城先后出现过大边、小边、二边、三边、“偃月形外塞”等历史名称。今天习惯上将蒙晋交界处的长城称为大边，内蒙古中南部及新荣区北部的均称为二边或二道边，这样的称呼与明代文献所载有很大差异，需要溯本求源、辨析明白。拙文《内蒙古中南部明长城大边兴废考》[1]对明代大同(包括偏头关)大边的历史进行了探讨，初步考证了小边、二边、三边、“偃月形外塞”的出现时间，但受篇幅影响，部分问题并未讲清，于是在此基础上，通过阐述明代大同长城修筑简史，讲明上述相关名称出现的历史背景、前后承接关系以及对大同一带现存长城如何称谓等问题。与《内蒙古中南部明长城大边兴废考》重复论述的部分，文章从略。

1 明代早期大同边防建设及大边的形成

明朝在大同一带修边，始于洪武五年(1372年)。这一年，明朝的北伐大军在漠北腹地的“岭北之役”中遭到重创，扭转了自明初开始的明军主攻、蒙古被动防守的局面，使双方基本处于对峙状态。明朝开始注重经营北部边防。洪武五年十二月，筑大同城。第二年正月，明廷又令徐达、李文忠到“大同、北平等处修理城池，练兵训将，以备边陲”①。此后又沿着今天山西内长城一线，在雁门关太和岭，并武州、朔州等州县的山谷冲要之处“俱设戍兵以防胡寇”①。洪武二十年(1386年)，明朝逼降北元丞相纳哈出，二十一年(1387年)，击败脱古思帖木儿汗，明朝对蒙古取得了绝对性胜利，随即向北推进防线，在辽东设置了大宁都司及大宁诸卫，元上都附近设置了开平诸卫，河套重置东胜诸卫，构筑起了“东起开原，历广宁(辽宁北镇县)、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开平(即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境)，沿黄河、贺兰山而西，至肃州(今甘肃酒泉市)，抵嘉峪关”[2]的防线。在大同北边的开平和东胜之间，由西向东，还设置了镇虏卫(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古城)、云川卫(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大红城古城)和玉林卫(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榆林城古城)。从内蒙古丰镇市双台山明长城大边沿线发现的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修边石刻题记[3]来看，明朝这一时期在大同北边还有修边活动，但是规模应该不大，只是在一些重要的关口修筑了障墙及配套的墩台。

永乐时期是明代大同构筑长城的开端期。标志性事件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在山西修了东、西两路烟墩，“东路自天城卫，至榆林口，直抵西朔州卫暖会口；西路自牤牛岭，直抵东胜路，至黄河(西)对岸灰沟村”。天城卫即今山西省天镇县城，榆林口即今山西省天镇县谷前堡镇榆林口，朔州卫即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暖会口应当在今天朔州市平鲁区阻虎乡暖会村一带。那么，东路烟墩应该基本上沿着今天蒙晋交界处的明长城一线分布。牤牛岭即玉林故城(今内蒙古林格尔县榆林城古城)南面的山岭，灰沟村应当在今天山西省河曲县城区(这里有明代灰沟营)黄河对岸。可见，西路烟墩东起今天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榆林城古城南，经清水河县，向南延伸至山西省河曲县城区，这一带分布着明长城大边。可以说，永乐时期，形成了大同及偏头关大边西段的雏形。同时，朱棣还亲自为山西所修烟墩定了标准，即“高五丈有奇，四周围墙高一丈，外开壕堑吊桥，门道上置水柜，暖月盛水，寒月积冰。墩置官军三十一人守瞭，以绳梯上下。”②

洪熙、宣德时期是大同大边的形成期。关于这时大边的具体修筑过程，拙文《内蒙古中南部明长城大边兴废考》有详细论述，不再赘言。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阐明。宣德时，大同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防区，“大同分地，东自烂柴沟，西至崖头墩，迂直险易，几逾千里”③。大同西与偏头关相接，据《(成化)山西通志》记载，二者的分界在崖头墩和窑子头墩之间④。崖头墩是大同西起第一墩，在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城区北侧；窑子头墩是偏头关东起第一墩，在清水河县城区南侧。两个墩台之间，有清水河自东向西流经清水河县城区，该河在明代可能被称为宁边河。那么，明代大同和偏头关在大边上的分界线应为宁边河(清水河)[4]。

2 小边出现、大边得名与大边重修

从天顺年间开始，蒙古部落相继进入河套，到了弘治中后期，甚至长期驻牧于其中。这给明朝造成了很大的边防压力，迫使其开始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修边运动。成化十年(1474年)，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在延绥镇东起黄河东岸的清水营、西至花马池，修了一道1 770里长的边墙⑤。同年，宁夏镇西起北流黄河东岸的黄沙嘴、东至花马池，修筑了387里的“河东墙”[5]。延绥边墙和“河东墙”，东西相连，在河套的东南部从东北向西南划了一条线，构成了明朝对河套的防线。蒙古部落进入河套，特别是长期驻牧于其中之后，也危险着黄河东岸的明朝大同防区。从成化二十年(1484年)开始，余子俊又参照延绥边墙的规模在大同、宣府修边，至弘治八年(1495年)，断断续续修成了东起西阳河、西至偏头关，延袤635里的边墙。⑥这次修边，应该主要集中在今天蒙晋交界处明长城一线，形成了它的雏形。此后，大同出现了大边与小边的称呼。小边即大同在成化至弘治年间所修之边。大边在小边之北，即前述大同于永乐至天顺间所修之边。这是大边首次得名，一直使用到它退出历史舞台。

弘治十四年(1501年)四月，明朝“会调兵校壮庶，凡六万人；而分率以督之者一百五十四员”重修大边。修边工程“兴于夏四月，迄于秋八月”。修复后的大边，“其城之广一丈五尺，高一丈三尺。其延亘起西阳河，接偏头关，凡九百八十里，其增置斥候也百，加筑堡砦也六百有七十，挑凿坑堑也百万，高深形势，如冈如川，而保障复故矣。”⑦这是历史记载最后一次大规模修大边，今天人们看到的大边，应该均是这次重修之后的孑遗。实地调查，大边东起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河北省交界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芦草沟村东南，向西随后向南穿行于双山山岭，跨过西洋河后，在新平堡至保平堡间与蒙晋交界处的明长城叠压，于兴和县店子镇南口村和蒙晋交界处的明长城分开，向西经内蒙古兴和县、丰镇市、凉城县、和林格尔县，至清水河县北堡乡五道峁村一带墙体消失不见。墩台分西南、南两路继续延伸。西南路延伸至黄河老牛湾。南路穿过蒙晋交界处的明长城，延伸至山西省偏关县护城楼。

3 二边、三边的出现与完善

嘉靖时期，明蒙关系紧张，明朝投入很大人力、物力修边，“九边”长城基本成型。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大同防务废弛，长城防线遭到了很大破坏。针对这种情况，嘉靖元年(1522年)，直隶巡按、御史张钦建议恢复宣宁、水口、黑山三堡，以加强大同北边的防御⑧。这三座堡城大概修筑于大边重修之后的弘治后期。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翁万达修缮二边时，也利用了这三座堡城，“补修水口、宣宁、乱草营旧堡三座，……水口堡改名镇羌，实军一千名，宣宁县堡改名拒墙，乱草营改名拒门，每堡实军各五百名”[6]。可见，宣宁、水口、黑山三堡的位置在今天蒙晋交界处的“镇羌五堡”(镇羌堡、助马堡、拒墙堡、拒门堡、保安堡)一线。嘉靖二年(1523年)，大同巡抚张文锦在张钦建议恢复宣宁、水口、黑山三堡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议在三堡的东边添柳沟堡于南(阳)和界，西边添桦沟堡于大同左卫北。因为这些堡城离镇城太远，请求在中路驴间(圈)、西路窑山、东水路尽头三处先筑墙堡，逐渐恢复关头、红寺、沙河三堡，以及水口等处。⑨《大同平叛志》中说：“于是城红寺、胪圈、窑山墩、水尽头、沙河堡”[7]，即修建了红寺、胪圈、窑山墩、水尽头、沙河五座堡城。堡城筑好之后，需要派兵戍守。被遣士兵担心五堡离蒙古人太近，拒不奉命。张文锦等人强行逼迫，激起兵变，张文锦被杀，屯戍之事也就不了了之。红寺堡、水尽头堡、沙河堡分别是后来的宏赐堡、镇川堡和镇河堡[8]。胪圈堡在今大同市新荣区古店镇北榆涧村，窑山堡在今大同市新荣区西村乡大窑山村西南。那么，张文锦所筑五堡大体在“弘赐五堡”(弘赐堡、镇川堡、镇边堡、镇河堡、镇虏堡)一线。在这里，士兵都觉得离蒙古人太近，畏葸不敢前往，更不用说在它之北的宣宁、水口、黑山诸堡以及二边和大边了。此时出现的二边即弘治年间见于史籍的小边，具体论证参见拙文《内蒙古中南部明长城大边兴废考》。

张文锦的修边计划因大同兵变流产之后，嘉靖十二年(1533年)大同又发生了一次兵变，防务进一步颓败。“初，张文锦之议筑五堡不成，水口诸堡悉废，是后虏寇无岁不警，警无不至镇城下者。”[9]这一状况到了嘉靖十七年(1538年)才稍有改观。这一年，前巡抚都御史樊继祖、佥事王世爵在大同修复了聚落、高山二堡。⑩第二年，总督尚书毛伯温，巡抚大同都御史史道等人修筑了弘赐、镇边、镇川、镇虏、锡(镇)河五堡，并募兵三千往戍之。大同镇城北边门户的防守稍有加强。从嘉靖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542-1544年)，大同镇守官员在“本镇迤北新建靖虏堡起，由弘赐、左右威平、朔州，接至山西丫角山墩东西，修完边墙，添墩建堡”[6]，形成大同西、北边的边墙。嘉靖二十三年，总督宣大、尚书翟鹏向朝廷汇报大同修边成果，同时申请“于破虏、灭虏、威虏、宁虏、杀胡、拒胡、威胡、迎恩八大堡各设守备官一人，靖虏、破胡、残胡、败胡、阻胡、灭胡六小堡，各设操守官一人”，以加强防御。大同西、北边的这道边墙，东起今天山西省阳高县长城乡正宏堡村，向西经大同市新荣区、左云县，然后沿着蒙晋交界，直至当时大同镇与山西镇的分界点丫角山墩。翁万达称这段边墙为三边。[6]嘉靖二十三年，大同镇守官员“用防秋官军，自大同左卫二边马头山起，东由黑山门、宣宁、水口至榆沟，补修过边墙一百五十余里。旧有墩台三十一座，填筑新墩八十二座，补修水口、宣宁、乱草营旧堡三座”，并将水口堡改名镇羌，宣宁县堡改名拒墙，乱草营改名拒门。[6]这段边墙西起内蒙古凉城县曹碾满族乡大虎口村，向东沿着拒门、拒墙、镇羌诸堡北侧的蒙晋交界进入内蒙古丰镇市黑土台镇，最后止于黑土台镇忻堡村云门山西麓。虽然此后的相关史籍称这段长城为二边，但它与正德及嘉靖早期所谓“二边”有很大差别，后者泛指出现于今天蒙晋交界处断断续续的边墙，前者特指大虎口村往东至忻堡村的边墙，我们不妨称其为新二边。在补修新二边的同时，大同镇守官员“又将原挑三边墙壕东西五百余里帮修，各加高厚三尺，内挑品坑六百一十一万八千有余，并遏虏骑。”[6]

在修筑大同西、北边边墙的同时，大同镇守官员也在筹划修筑大同东路的边墙。“今议自阳和口起，由天城至李信屯止，东西沿长一百三十余里，修墙挑壕，添台筑堡。”[6]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等修筑大同东路之天城、阳和开山口一带边墙一百三十八里，为堡七，为墩台一百五十有四”。大同东路长城东起今天平远堡北边的西洋河东岸，向西沿着双山南麓至新平堡北边南折，再沿着蒙晋交界西南行至阳和县城西边的阳和口。前文所述三边东起于阳和口附近的靖虏堡，那么，东路长城与三边应当在阳和口一带相接。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大同修了“偃月形外塞”[10]。“偃月形外塞”的具体分布与走向，史籍无载，推断应当是在今天大同市新荣区北边，西边沿着马头山东麓、东边沿着御河，修了两道南北向的边墙，将新二边、三边连了起来，形成偃月的形状。修完“偃月形外塞”后，大同长城整体形成，这道长城“东自宣府西阳河起，由天城、阳和、左、右、威平、井朔，至山西丫角山止”，总长650余里。此后，这道长城便成了大同的主要边防线。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宣大总督杨博又在大同中、西二路修筑边墙160余里、墩台120余座。杨博这次修边，其实是对翁万达等人所修边墙的补充与增修。

4 蒙晋交界处长城成型，大边废弃

“隆庆和议”的达成，使明蒙双方大体实现了和平，明朝乘机大力整顿边务，掀起了大规模修边的最后一个高潮。大同在万历三年(1575年)议定，从万历四年起兴工修边，十年讫工。修边的重要内容是增筑墩台。万历二年(1574年)便规划了墩台样式：仿照蓟镇，将沿边墩台改筑在内，每里先骑墙筑一座，每座三层，下层实心，中层发圈空心，各开箭眼，上层盖屋立垛，俱用砖砌。万历五年(1577年)，兵部又提议“墩台位置，必处台于墙之突，收墙于台之曲。突者拒敌，曲者守之，方便战守”，同时建议将空心敌台建在河口、临近城堡等“缓急可恃守御”的地方。从万历七年(1579年)开始，明廷又命大同分类依次修筑屯堡257座，敌台1 028座。这项工程持续了多年，万历十一年(1583年)修好了冲堡41座、敌台168座，至万历十四年(1586年)又修好了大同北、东路边垣城堡。至此，大同修边应该完全结束，因为这一年明朝朝廷“以边工完”赏赐了宣大总督郑洛。

大同这一次修边，实际上是对东起西洋河、西至丫角山的边墙的大规模修缮，形成了今天所见蒙晋交界处的长城。这道长城也成了此后明蒙双方稳固的边界线，在这条边界以北的大边，被明朝放弃。大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开始将蒙晋交界处的明长城称为大边，而原来的大边被称作了“二边”或“二道边”。[1]

5 小结

综上所述，从洪武年间开始，明朝便在大同防区修边，至弘治年间，形成了大边与小边。正德及嘉靖前期，小边又称为二边。嘉靖中后期，大同修筑了新二边、三边、东路长城、“偃月形外塞”，基本形成了今天所见蒙晋交界处的明长城。“隆庆和议”后，明朝又对这道长城进行了大维修，使其最终成型，并成为明蒙双方稳固的边界线。这条边界以北的大边，被明朝完全放弃。时至今日，民间将蒙晋交界处的明长城称为大边，新荣区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的明长城均称为二边或二道边。这样的称呼，在将这三条长城放到一起讨论时，容易造成混乱，有必要追本溯源，重新定名。内蒙古中南部的明长城，在明代一直称为大边，今天可以相沿历史称谓。蒙晋交界处及新荣区北部的这两条，主要利用新二边、三边、大同东路长城、“偃月形外塞”形成。“偃月形外塞”将新二边和三边相连后，在今天新荣区北部呈偃月形分布，将三边御河以西至马头山这一段分隔在了偃月内，形成今天新荣区北部被民间称为二道边的长城段落。可见，新荣区北部这段明长城，是三边的一部分。而蒙晋交界处的明长城则比较复杂，中部是新二边，东部是大同东路长城，西部是三边西段。在明代，所谓大边、二边、三边，均以大同镇城为基点，由北向南排序。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参照此例，将蒙晋交界处的长城称为二边，新荣区北部的称为三边。另外，偏头关的明长城称谓，也可成为我们以上定名的参照。嘉靖时，偏头关称今天蒙晋交界处丫角山至黄河岸边的长城(大同蒙晋交界处明长城向西延伸部分)为二边，今清水县境内的明长城(内蒙古中南部明长城大边西段)为大边[11]。民国时期，偏关县地方志上仍然相沿这种叫法[12]。

注释：

① 胡广.明太祖实录(卷78，洪武六年正月壬子),1962：1425,1478.

② 杨士奇.明太宗实录(卷144，永乐十一年十月己丑),1962：1709.

③ 陈文.明英宗实录(卷2，宣德十年二月庚申),1962：56-57.

④ 李侃等.山西通志:卷三《烽堠》.明成化十一年刻本,37.

⑤ 刘吉.明宪宗实录(卷130，成化十年闰六月乙巳),1962：2467-2468.

⑥ 刘东阳.明孝宗实录(卷130，成化十年闰六月乙巳),1962：1911.

⑦ 胡文烨.云中郡志:卷13《重修大边碑记》.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1988:514-516.

⑧ 张居正.明世宗实录(卷16，嘉靖元年七月己巳),1962：515.

⑨ 张居正.明世宗实录(卷31，嘉靖二年九月乙亥),1962：816-817.

⑩ 张居正.明世宗实录(卷217，嘉靖十七年十月乙卯),1962：4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