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玉 胡东平

(湖南农业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长沙 410128)

一、引言

蒋伯潜曾说“诸子以孔子为第一人,诸子之书以《论语》为第一部”[1]。《论语》在思想、文化以及政治等方面的重要地位使得它在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近年来为了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论语》的传播力度和范围更强更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已有15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和1100余个孔子课堂。新时代提出的“文化自信”更是将其推向了国际，中西文化开始不断碰撞、交融，促进中华文明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向世界传播。

《论语》不同译本的出现不仅能够满足不同的读者的需要，还能不断挖掘原文各方面的思想内容，更能丰富中外文化交流。英国著名汉学家、传教士、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海外传教士。英国汉学家韦利被誉为“没有到过中国的中国通”，他的《论语》英译本畅达可读，兼备文学性和学术性，影响深远，魅力犹存[2]。海外华人汉学家刘殿爵拥有深厚的汉学功底，深受国外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能够熟练运用多门语言，其译本也非常具有研究价值。近代著名学者辜鸿铭的译本打破了西方传教士英译儒家经典的垄断，其对《论语》的独特理解和译法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本文拟选以上四个译本为语料，通过比较其对《论语》重要内容的翻译，结合郑海凌教授的和谐翻译理论，探索出既能忠实于原文意义又能达到满足目的语读者审美要求的翻译标准，以期对中华典籍文化外传的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二、《论语》核心词的不同译本分析

据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统计，通行本《论语》全书共 1.2 万字，其中“仁”字出现了 109 次，“君子”出现了 107 次，“礼”75次，“德”40 次，“信”38 次，“孝”19次，“忠”18 次[3]。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以“礼”为纲要，劝导人们成为具备“德”“信”“孝”“忠”等美德的“君子”。但在每个译本中，核心词的翻译都有很大区别，如翻译不准确，便会让外国读者对原文的涵义和思想内涵产生误解，无法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限于研究范围，本文仅以仁、君子、礼、德、信、孝和忠为例进行探讨。

(一)仁、君子、礼的不同译本分析

在选定的四个译本中，笔者将核心词的不同译本进行整理如下表：

表1 四个译本中核心词的英译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四个译本均是用一个词或短语来进行翻译，显然在意义上不对等。其一，“仁”作为《论语》的核心思想，文化负载丰富，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文化内涵，100余处只用2-3个不同的词来表示，韦利和刘殿爵通篇只用同一个词，没有准确传达文中意义和儒家思想内涵。其二，“君子”代表的是孔子理想中的人，也符合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人格典范，不管是在地位出身、人生价值观、伦理道德，还是在政治立场、学识抱负等方面都是最上层的，任何一个英文词都无法完全表达其内涵。另据考究“君子”一词比 gentleman 出现至少早 2000 年，且在英语中有很多联想意义，与汉语“君子”相去甚远[4]。其三，孔子将“礼”定义为一切由个人为创造理想社会而付出的行动，源于人的内心活动，若只将其理解为“礼节”或“好的行为规范”则过于肤浅，没有达到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统一与和谐。

(二)德、信、孝和忠的不同译本分析

表2 四个译本中核心词的英译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不同译者对同一核心词的译法各不相同，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对于核心词的内涵理解不够到位。在理雅各译文中，“仁”和“德”都用了“virtue”，辜鸿铭用的是 “moral”。在《论语》中，“仁”的文化内涵是远大于“德”的，这使得“仁”的内涵大打折扣,也混淆了读者对不用关键词的理解。核心词之间的译文区分模糊。“忠”和“信”理雅各译文中用的是 “faithful”，无法准确传达其内涵意义。

三、文化负载词的不同译本分析

许国璋最早在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一文中提出了“文化负载词”这一概念[5]。Hartman 认为文化负载词汇是指“与某语言社会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词汇或短语”[6]。根据胡文仲的观点，“文化负载词是特定文化范围内的词，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和间接的反映”[7]。因此文化负载词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译性限度，是由英汉语之间的差异引起的，包括语言文字结构障碍、惯用法障碍、表达法障碍、语义表达障碍和文化障碍[8]。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概括了五种文化因素: 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9]，因此也可将文化负载词分为五类，本文只讨论其中四种文化负载词。

(一)生态文化负载词的不同译本分析

在论语中出现了大量的生态文化负载词，大大增大了译者的翻译难度。

例1.“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

在古代人的意识里，中国就是整个世界，“四”是指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四海指代的便是整个世界。古时还有“天圆地方”“九州方圆”的说法，“四海之内”是当时已知的整个世界，中国居于陆地之中，四周被大海环绕。而当《论语》传入西方时，西方人已经打破了“地心说”的束缚，意识到世界还有其他国家，因此在翻译需考虑采取何种译法更能达到中英文之间的和谐。辜鸿铭将其翻译为 “within the corners of the Earth” ，理雅各直译为“the four seas”，但通过注释给读者补充了相关背景知识。因此，在四个译本中，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译文意译或者“直译+注释”的方法将可译性限制最小化，较好地达到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统一和谐。

(二)物质文化负载词的不同译本分析

由于中西方在物质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不同译者对物质文化负载词的译法区别。

例2.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在古代，“乘”意为辆，指兵马。千乘之国，指拥有许多兵马、实力雄厚的大国，春秋时代多以车辆的数目来量化国家的强弱。辜鸿铭将其译为“a great nation”,理雅各和韦利均使用了异化的手法，译为“a country of a thousand chariots/war-chariots”。且韦利还用“war”来凸显其历史功能，更好地体现了“千乘之国”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在《论语》中还有像“斗”“筲”“箪”“瓢”“秉”等古代中国计量单位，在英语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对普通读者理解文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理雅各的异化翻译方法，采用“音译+注释”更能向西方世界的读者忠实传达中国特有的物质文化信息。

(三)社会文化负载词的不同译本分析

《论语》中关于孔子的政治主张和礼仪文化，职务官衔和风俗礼仪是丰富多彩的，也是社会文化负载词的重要部分。

例3.子曰: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左衽”: 是古代中原地区以外少数民族的装束，指瓣襟向左掩。从战国时期开始就有了以“右”为尊的明确记载。因此在该句中“左”是贬义词，象征卑微，“左衽”指代野蛮的夷狄。辜鸿铭采取意译法，将“左衽”译成savages，理雅各译为“left side”,韦利直译为“left”,但通过注释弥补了读者的知识空白，扩大了认知和文化信息。此处，“直译+注释”更能传递文化内涵。

(四)宗教文化负载词的不同译本分析

宗教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论语》中大量的宗教文化负载词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如何理解并翻译宗教文化特色词也是译本水平良莠的表现之一。

例4.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尚书》中关于天命论的记载，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10]认为天是自然界与社会的最高主宰者，是所有人都敬仰、敬畏的至上的神。辜鸿铭采用归化的翻译手法将“天”译为 “God”。理雅各认为中华文化中“天”的概念等同于上帝的天神，用首字母大写的“Heaven” 来表示中国的神，韦利、刘殿爵沿用了此法。显然，前者的译法更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但从哲学和翻译的角度进行论证的话，“天”字单独出现时应音译为 Tian，且需加注，这样既能免于西方读者用西方先入思维理解中华文化，又能向其灌输这一中华核心词汇的真谛[11]。且在《檀香刑》的英译本中，爹(dieh)、娘(niang)、衙役(yayi)、员外郎(yuanwailang)、老太爷(laotaiye)等都采用了音译的方法[12]。随着中华文化的不断渗透，“音译+注释”的方式更能体现宗教文化特色词的真正内涵。

四、《论语》英译本的和谐翻译

“和”“和谐”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内容，几千年来一直深深融合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春秋之前《尚书》、《易经》就产生了“和”的概念，主要指和谐、和善之义。《国语·郑语》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孟子》中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知和而和”，都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由此可见，和谐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灵魂血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在翻译研究领域学者们也大力推崇和谐的翻译观，国内首次提出文学翻译“和谐说”的是郑海凌教授，他认为和谐的审美效果概括地讲就是译作“既要符合本国读者的欣赏习惯，使读者感到亲切自然，得到美的享受，又要让读者看见原作的真面目，认识原作中所表现的一切”[13]。而文学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译者在对话性的对立结构中创造和谐，创造和谐,是文学翻译主体性的觉醒[14]。因此文学翻译的审美标准就是“和谐”[15]。

(一)《论语》中核心词的和谐英译

《论语》中的核心词是儒家文化的精华，译文对原文阐释的准确程度不仅关系到外国读者是否能准确理解《论语》的文化内涵，而且关系到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影响力。从目前的译本来看，核心词有很多种译法，但有些不是很准确，阻碍了外国读者理解原文的涵义。刘白玉认为采用“音译+注释”[16]，即“汉语拼音+注释”的和谐翻译原则[17]，这样既能保留住中华文化的原汁原味，也不会让西方读者误认为“文化威胁”。为了更有效地传达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范敏认为采用“意译+拼音+汉字”的策略将能更佳地传播汉语言系统里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固有文化概念，有助于推动中外融通话语体系的建构，并有力提升中国在世界的对外话语形象[18]，但冗长的注解可能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和谐”是以适中与得当(即翻译的正确性和准确度)为核心精神,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和谐的关系体系。是从整体着眼从局部着手，适中协调,选择的一种最为正确、与各方面的关系最为协调的表达方式[19]。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仁”“礼”“君子”这三个重要核心词可直接采用“拼音+注释”的翻译方法，既能保留汉语拼音的中国味，又能让外国读者理解、接受，但如何更好注释也是将来有待研究的内容。一般核心词则可直接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这与“阴阳”音译成 Yin and Yang，传统医学名词“气”被音译成Qi，《道德经》中的“道”(Dao)等中华文化概念词逐渐出现并广泛认可、使用的趋势是一致的。相信随着这类核心词或概念词的音译增多，被外国读者所接受也指日可待。

(二)《论语》中文化负载词的和谐英译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应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兼顾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采用“直译+注释”或“音译+注释”的方式，力求保存原文风貌，达到和谐的翻译目的。译者身份不同，译本风格也不同。辜鸿铭将目标读者定位为受过一定教育的普通英语读者，他的译文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使其尽可能地为西方普通读者所接受，从而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作为一名传教士，理雅各把西方传教士作为目标文本读者，使其通过《论语》了解中国文化，以更好地展开传教工作。在翻译过程中，他遵循了忠实原则，采用异化的策略。异化和归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不是对立的,应该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文学翻译就是异化,别无他途[20]，而异化在中国经典作品外译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21]。

五、结语

西学东渐，中学西传。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然成为重要的外交战略之一，中国文学作品不断受到广泛关注，这些作品的外译也成为了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以《论语》的四个经典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译本处理主要核心词和四类文化概念词的翻译方法，总结出符合和谐翻译理论的译法。儒家以“和”为贵，讲究“中庸之道”。孔子指出的“过犹不及”“尽美矣，又尽善矣” 等正是强调适中而不偏颇，这与和谐翻译的思想相一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和谐翻译观超越了传统翻译的“直译”“意译”，以及“信达雅”等翻译观，更是对严复、鲁迅、奈达和纽马克等学者的翻译思想的总结和升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方翻译思想的交融，和谐翻译也一定是《论语》译本更好走向国际舞台的必经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