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

摘要：本文基于西方学者提出的“二次人口红利”理论，选取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面板模型、Heckman两步法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老龄化与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并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加以佐证和补充。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老龄化正向影响了居民储蓄，满足了“二次人口红利”理论中“生命周期财富”的形成条件，即由老龄化引发的家庭预防性储蓄效应大于养老负担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老龄化对储蓄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低收入家庭中的老龄化则会负向影响居民储蓄。鉴于此，中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应的人口经济政策，助推“生命周期财富”的形成与转化，早日实现二次人口红利。

关键词：老龄化;二次人口红利;家庭储蓄率;世代交叠模型;生命周期财富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0（06）-0088-08

2011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2013年，按照国际通用标准的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亦开始减少，这样的人口事实似乎宣告我国以劳动力为发展优势的“第一次人口红利”结束。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至少从东亚的模式来看，能够通过劳动力比例的优势不断地生产，资本无限地积累，从而进入“理想王国”。所有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且通常老龄化的出现，并没有阻碍他们进入发达国家的序列。由此可知，“第一次人口红利”通常持续时间较短，但对经济增长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其效果显而易见，因此吸引了大量学者进行分析和研究。而由Mason等提出，实则真正推动了很多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使得国家在发展模式上得以质变的“二次人口红利”，似乎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本文拟深入分析“二次人口红利”的来源和形成机制，运用我国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对我国是否可以收获“二次人口红利”进行初步判断，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理论及文献综述

第二次人口红利由Mason等以“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的命名方式提出，闡述了二次红利产生的来源、机制并进行了模拟测量。他们认为二次红利是在“实施给定政策”的条件下，由于人口转变后期导致低的劳动力比例（高抚养比），也就是更少的孩子和更长的寿命，居民在年轻时会为了养老阶段而准备充足的财产。这些储蓄被Lee等称之为生命周期财富（lifecycle wealth），如果有了这样的预防性储蓄效应，可以极大地增加私人部门的投资，同时可以实现资本深化，也就是储蓄率上升和劳动力数量下降，使得资产收入比增加。他们运用模拟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台湾省的情况，发现在21世纪，由于这样的储蓄效应使得每个工人所占用的资本增加，从而使得资本的产出比增加了3倍。而这样的资本深化使得每个工人的产出逐年增加1.1%，且持续提升。

Mason等在给“二次人口红利”进行定义时加上了前提条件，即在“实施给定政策”的前提下可以实现。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人口红利，都需要政策的配合才可以实现，不然“人口红利”很容易变为“人口压力”。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生育控制实现了快速的人口转变，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市场，部分学者曾认为大量劳动力的就业将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配合着恰当的政策，我国消化了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并将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由此收获了第一次人口红利。如今伴随着进一步的人口转变，我国的老龄化逐步加深，Mason等认为老龄化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恰当的政策可以将老龄化的“储蓄动力”激发出来。由于老年人的消费与收入比很高，大量的老年人极有可能成为社会的“累赘”，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实施并没有让老年人准备好足够的养老资本，过于依赖家庭的代际转移，会加大老年人对家庭产出的消耗。在宏观层面上，如果实施逐渐扩大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则会进一步加大国家资本的亏空，例如拉丁美洲就没有产生这样的储蓄效应，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则十分鼓励私人储蓄，设置了很多个人退休养老的储蓄项目，甚至将这些项目进行制度化，由此得到了“二次人口红利”所需的生命周期财富。

因此，老龄化与储蓄之间的关系成为“二次人口红利”的“信号塔”，如果一个国家的老龄化现象不能激发这样的“储蓄动力”，随着老龄化的持续加深，私人部门储蓄匮乏，国家无法实现资本深化，会引致经济下滑甚至跌人类似于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如果实现了类似于新加坡、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储蓄财富”，即生命周期财富，尽管老龄化会持续加深，但私人部门的储蓄富足，具有了实现资本深化的条件，则国家将很有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

“二次人口红利”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生命周期“预期效应”理论，学界关于人口结构与储蓄之间的研究起点通常也为生命周期理论，而所得到的结论却颇为繁杂。Fisher发现个人生产力在生命周期内的变化会导致他们改变储蓄行为从而平滑一生的消费，因此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影响总体储蓄。之后，在分析人口结构与储蓄之间关系的理论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生命周期理论，由于少儿与老人在生命周期内属于“负储蓄”个体，因此这两类群体的增加都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Leff运用跨国数据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抚养比与国民储蓄率均负相关。之后学界对此有了很多的争论。Adams等提出出生率上升，老龄化进行缓慢，所产生的人口压力会激发居民更努力地工作，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资本形成，从而提升了储蓄。而近期基于较长时间序列的跨国数据库所得到的结论则发现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呈现负向关系，由此验证了生命周期理论。由跨国数据所得的结论似乎可以阐释一般性的规律，却有着样本混杂的隐患以及静态规律的不适性。例如，Gupta通过将Leff的样本进行重新分组，发现一些正在高速发展的国家的抚养比与储蓄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而基于单个国家的数据来分析，结果则更为迥异，Horioka等运用我国1995-2004年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发现，老年抚养比均可以促进私人部门的储蓄。Kwack等运用韩国1975-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老年抚养比与居民储蓄呈现负向关系。孟令国等运用我国1998-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呈正比。Aizenman等则发现老年抚养比抑制了日本的储蓄。

当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人口结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或可发生变化。上述研究多以宏观数据为基础来分析人口结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有部分研究也指出宏观数据的缺陷。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视角来界定居民储蓄，这一指标应该是微观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与总消费之间的差值，而宏观数据很难精确刻画这一被解释变量，且在控制变量方面容易发生口径不一致的情况，部分研究采用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郑妍妍等运用1988-2007年的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进行了分位数回归，但这一方法对收入的划分略显主观。Ge等运用我国城镇家庭调查数据非常细致地分析了抚养不同年龄的孩子对储蓄的影响，发现少儿抚养比与居民储蓄成反比，但却没有控制老年抚养比，即没有完整刻画整个家庭的人口结构。

综上可知，从理论的适用性来讲，如果研究对象为成功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后的转型国家，则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可以更加清晰地刻画其人口转变进程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在此理论基础上进行模型推演，并提出相关命题假设。从数据和实证方法上来看，现有研究囿于数据的局限性和方法的单一性，具体表现为：部分研究运用宏观数据导致家庭储蓄率等指标的刻画上有失偏颇，而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较少，且相关研究在细节处理上较为主观，方法运用上缺乏系统性。因此，本文拟选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面板模型、Heckman两步法和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深入分析，对理论模型中的命题假设进行验证。同时，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加以佐证，并进行趋势分析，以此来判断二次人口红利在我国实现的可能性。

二、理论模型分析

本文将运用三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来展开分析。首先建立老龄化、代际转移和家庭储蓄之间的理论模型，通过求解一般均衡方程来分析我国老龄化、私人部门代际转移、公共部门代际转移与家庭储蓄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探讨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之后通过实证检验和参数校准进行更为深入的模拟分析。

（一）理论模型设定

1.代表性家庭行为决策

将代表性个人的存活期限设定为少儿期、成年期和老年期。处于少儿期时，代表性个人由父母抚养并接受教育投资。进入成年期会获得标准化的工作时间l_t，对孩子的撫养费用为ε，成年期的生育率为br_1t，进入老年期的概率为P_t。代表性个人在成年期首先是进行生育行为和对应的教育投资行为，由此产生的教育投资为η_t，其次是用于个人的消费C_t，然后是赡养父母的费用，这一比例为ρ，剩余的资金为家庭储蓄S_t，而政府会运用转移支付的功能，这一部分所占当期成年劳动力工资的比例为μ。进入老年期，个人消费为C_2t。储蓄利率为R_t+1。由此得到家庭的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方程为

假说1：老龄化满足“二次人口红利”理论中“预期效应”的实现条件，即促进了家庭储蓄率的提升。

假说2：老龄化对私人部门储蓄产生了“负担效应”，即降低了家庭储蓄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择及变量设定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来进行实证分析，采用2010-2018年的数据组合成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其中部分计量手段需要处理为平衡面板数据，因此在这些模型中对整体数据进行了面板平衡处理。

从微观数据库来研究储蓄率的相关问题，在学界有较为一致的计算方法，即储蓄率（Sr）=（家庭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支出）/家庭可支配收入。本文根据家庭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odr⁶⁰）和家庭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odr⁶⁵）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控制变量为少儿抚养比（ydr）、家庭总收入（finc）、家庭中正在上学人数（study）、家庭规模（size）、养老保险参保人数（oldi）、医疗保险参保人数（medi）、过去一年住院人数（hos）、工作人数（work）、房地产价值（real）、金融资产价值（fina）、其他资产价值（other）、省级价格指数（cpi）、基尼系数（gin），其中，在运用Heckman两步法时第一阶段回归需要加入“是否储蓄”（IS）这一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需要加入第一阶段的工具变量，即“家庭是否拥有经济金融工作成员”（wf）来进行后续的回归分析。

（二）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多种计量方法来进行分析，基础模型中包括OLS回归，静态面板分析的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由于豪斯曼检验P值为0，因此表1中仅列示了固定效应的结果;由于被解释变量中很有可能存在随机缺漏的样本，为了防止自我选择问题，本文运用Heckman两步法进行分析;由于居民的收入可能存在结构突变，因此引入了面板门槛模型来进一步分析。基础模型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知，我国居民家庭的老年抚养比，无论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还是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都会显著提高微观家庭的居民储蓄率。这验证了我国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的增加并没有带来严重的“负担效应”，而更多的是居民对于老龄化的“预期效应”，由此验证了假说1。从宏观层面上来讲，老龄化不断加深，这一过程并没有严重“侵蚀”我国居民的储蓄水平，反而对储蓄率具有促进作用。从微观层面上来讲，我国家庭的人口结构虽然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但从实证结果可知，家庭成员中60岁以上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加，并不会减少整个家庭的储蓄率，而是促进了家庭储蓄的增加。因此，我国存在“二次人口红利”所需的资本积累效应，居民会对养老进行提前储蓄。这验证了Lee等所提出的生命周期财富理论。

（三）稳健性分析

在计算总支出的过程中，转移性支出、福利性支出和家庭购房建房按揭支出不属于消费性支出，因此本文将这三者排除计算得到Sr₂，同理得到消费率Cr₂。在消费性支出中，文教娱乐支出和家庭医疗保险支出不属于日常性消费支出，因此本文将这两者排除计算得到Sr₃，同理得到消费率Cr₃。按照总储蓄率的概念得到总消费率Cr，本文将Sr₂、Sr₃、Cr、Cr₂、Cr₃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在分别计算不同类型的储蓄率和消费率之后，老年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在储蓄率的回归中显著为正，而消费率的回归中显著为负，由此可知本文的实证模型十分稳健，二次人口红利在我国具有实现的可能，结果契合了二次人口红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