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超，程亚文，李 舟

（1.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1620；2.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00）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塑造的国际体系正在嬗变与失衡，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各类政治“黑天鹅”事件频发，左、右翼民粹主义同时兴起，新冷战式大国战略竞争重回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作为当前国际秩序的最主要发起者与领导者，其逆全球化政策前所未有地扰动国际体系，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种种现象令人反思近十年以来国际秩序动荡的根源在何处，国际体系是否面临新的转型，这种转型又会从走向何处？对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6月份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深刻论断，我们如何在把握事实与学理梳理上更好地理解并应对这一大变局？历史唯物主义［1］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本文从政治与经济互构的角度探寻近现代国际体系演变的源动力，结合三次工业化，挖掘历次全球化与国际体系演变的因果机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应对变局的思路。

一、四次全球化与近现代国际体系演变的回顾

自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兴起以来，西方便在全球联系的空间与时间上取得革命性突破，西欧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进而在政治、文化层面塑造新的国际体系。纵观近现代国际体系演变历程，可以清晰发现：国际秩序始于大国国内秩序［3］，由于生产是经济与政治的基础，国际体系始于近代工业化先行的国家，主导了国际分工，主要大国争夺国际分工的领导权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形成与变化。如表一所展示的，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参与并领导新一次的工业革命与全球化进程，是近代历史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国际体系转型的崭新内容，必将深刻重塑世界秩序。

表1 全球化与国际体系演变历程的准理论框架

（一）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与内嵌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国际体系

15世纪末，西欧各国“地理大发现”开启了近现代的全球化进程，资本原始积累的重商主义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特征。西欧各国主要以战争方式争夺世界权势［4］，这一前工业革命阶段的全球化可界定为“重商主义式全球化”，由于工业化力量不足，国际体系在整体上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临界状态。借由这种相对稳定性，西欧作为一个领导国集团整体开启了近现代国际体系演变历程，完成了重商主义式全球化使命：思想革新、工商业革命、资本原始积累与确立近代主权国际体系。

以金本位和自由贸易、产业资本为经济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国际体系遭受两次变更，西方对世界的主导第一次在地理上完成了全球性覆盖，形成 “中心-半中心—边缘”现代世界体系［5］。英国率先利用重商主义原始积累发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利用其巨大的制造业优势，以开放的国内经济秩序塑造国际体系。随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优势和巨大的规模效应让国际体系走向了高度板块化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战争不断，从而失去了向和平的国际体系转型的可能。

国际经济与政治的经验教训让各国反思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弊端，1945年，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但全球化却首次形成两大支流，一支是以苏联为首抗拒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主义阵营，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完全保护，根除市场经济，试图以制度优势超越西方。另一支由美国主导的内嵌自由式全球化［6］推广到西方世界，新建立的雅尔塔体系获得了异态稳定，由三个新因素支撑：首先，内嵌自由式全球化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完全放任的政治经济体系一次重大修正，挽救了资本主义国家。其次，这场全球化实际上是一次“半全球化”，冷战带来巨大的国际体系压力，压制了西方内部不可控的资本扩展。最后，核武器使大国之间可以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均势使稳定成为可能。

（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国际体系

在雅尔塔体系尚未解体之际，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便遭受巨大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去监管化”为经济原教旨主义，具体措施包括大幅度减税、减少政府干预、削弱社会福利、放松金融监管等，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内部成功阶段： 1979年开启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由美国主导，是西方世界的一次上层建筑改良。二是全盛阶段： 1991年，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广至全球，“有28 万亿美元被外国资本以几亿美元廉价收购，西方国家内部结构性危机极大缓解”［7］，并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信息革命、高科技革新支撑虚拟经济高速增长。三是全面失衡阶段：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常年积累深层次结构问题开始在西方各国完全暴露出来，因为“全球化不能建立在金融业无限扩张的虚拟泡沫基础上，全球经济必须戒掉对虚拟金融产品的‘依赖症’，只有重回实体经济轨道才能巩固全球化根基”［8］。此外，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缺乏约束的激进推进，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最终破坏了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9］，金融资本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让世界经济运行充满风险，国际体系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

全球化与国际体系演变存在高度相关，由此可得出六点启示：1.全球化与国际体系演变因果机制：以大国主导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为源动力，其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相统一推动了国际体系的转型与变更。2.全球化过程蕴含巨大不稳定性，四次国际体系变更只有冷战结束是和平方式。3.全球化类型变更如果没有配合工业革命，并不具有变更国际体系能力，国家如果不参与全球化与工业革命，则没有持续影响国际体系的能力。4.全球化领导国的数量与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否没有因果关系，关键在于全球化过程对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保护，如果经济与社会在“双向运动”［10］过程中失衡，国际体系便会陷入不稳定。5.尽管工业革命等自然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但国际规范等道义性进步是非线性，国际规范的演进是有限的。6.迄今为止，全球化最大一次领导权变更是从西欧转移到美国，非西方国家在参与并能为全球化做主要贡献的经验并未重视，全球化不必然蕴含零和性冲突，国际体系必须由各类形式的战争才能完成更替不是真理性命题。

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国际体系的嬗变：近十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全面失衡

工业革命作为动力内核推动着国际体系的转型，而处在第三次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借助信息革命在时间与空间上获得前所未有的突破，在“历史的终结“的鼎盛期过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十年以来，国际体系正面临多重失衡。作为领导国的美国自身也处在双重撕裂困境之中，并在积极进行激进的霸权护持，将内部问题外部化，导致国际体系处在嬗变阶段，国际秩序也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不确定性。而本次国际体系的转型是一场关乎国际社会未来的全球挑战，需要全球共同应对。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负面经济后果

冷战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场金融、高科技、军事与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带来全球社会高度联动，产生了系统效应。在西方舆论塑造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于美国化、等于自由与繁荣成为一个长期性话语霸权。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却揭示了这一模式的结构性危机，全球经济的困境凸出了历史终结论的虚幻，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绝对合法性已经丧失。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人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收入的不平等状况没有随着社会总财富增加而改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南北贫富差距与各国国内贫富差距［11］，收入不公与再分配失衡成为全球性问题。这一现实与全球的泛民粹主义兴起存在直接关联，当经济发展动力充足，阶层流动较为灵活，社会福利保障相对充足，此类政治经济危机不会走向前台，当遭遇结构性经济困境，这些危机便集中在各国爆发。当下世界经济正处于发展动力相对不足时期，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性缺陷叠加而引发了多国政治危机。

（二）政治嬗变：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衰败

在全球经济失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神话破灭之后，全球层面的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失衡的挑战也显得容易理解，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也指出“国际秩序的巩固与发展依赖成功的全球化，但全球化的进程也会同时引发逆全球化的政治反应”［12］。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国际体系的政治嬗变具体表现为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忽视，偏离公共政治回应能力与调控能力，造成四大政治嬗变的冲突：“一是贫富冲突、阶级政治与围绕再分配进行的斗争；二是族群、宗教多样性所导致的身份政治、认同政治方面的文明性冲突；三是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冲突；四是国际体系中的政治权力或政治力量角逐”［13］。国家治理能力衰退与政治失序常态化，西方民主政治蜕变为赢者通吃的政治。2016年英国脱欧，2016年特朗普当选，欧洲民粹主义政党重新兴起，2018年法国“黄马甲”运动，强人政治等现象的出现，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失衡的必然结果。对此，事实判断应先于价值判断，不是哀叹所谓的“自由民主失败”，而是政治秩序衰败与崩溃的一般性政治经济逻辑［14］，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这一根源性逻辑。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背后是针对国家失能、政治极化和社会贫富分化的情绪聚合，唯一的对策是西方国家需要新一次的“现代国家建设”［15］，改变对不合理制度的路径依赖，提高国家能力、担负政治责任，管制资本政治，维护社会正义。

（三）领导国政治经济的嬗变：“异化”的美国

1.“新镀金时代”与美国不平等的民主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开启了美国的“新镀金时代”［16］，美国作为领导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似乎给普通民众创造了巨大财富与无限的机遇。然而这个时代的美国国内社会撕裂加剧，政治走向极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让美国走向自我否定的逻辑。在全球化初期，美国各地发展不均但依然有结构性相互依赖，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来，美国中下阶层经济收益急剧下降，国内各个产业与地域成为利益不相关，加上国外移民与人口结构问题，造成国家与身份认同困境［17］。社会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75年，顶层收入前20%家庭是底层收入家庭的7.3倍，在2015年达到了16.3倍”［18］，加上社会福利削减与就业困难，出现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等民粹主义运动。美国国内匮乏的经济补偿越来越难以换取民众对全球化的支持。同时，近四十年来，美国的选举政治更具备了非民主性，越来越偏向顶层阶级，国家政治能力被异化，进而影响美国内外政策的基本理性与公正性。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则标志着里根政府以来的“新镀金时代”终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近四十年积累的传统制造业衰退、经济空心化与社会阶层固化，使美国面临更分化的国内政治经济博弈。政治体系运作也因此异常失衡，美国宪法的分权制衡设计本意可以防止最糟糕的权力滥用和武断决策，但现在陷入政党恶斗的困境，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立极化，主流媒体的中立性监督作用受政治立场影响增大，成为弗兰西斯·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美国政治体制无力对普通民众权益相对剥夺的愤懑做出有效的回应，从而陷入了全球化时代民主的困境，同时也将美国内部的风险全球化了。

2.国内问题外部化：挑动全球战略失衡与贸易战

作为全球化与国际体系领导国的美国，原本应该成为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以充分应对民粹主义挑战，淡化霸权竞争。但近年来美国刻意塑造意识形态对立、退出多个重要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实行制度现实主义［19］，使“逆全球化”具备超常的全球影响力。美国挑动全球战略失衡，以贸易战为主要手段冲击自身建立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2019年8月，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并进行中程战略导弹试射，使全球核军备军控的法律束缚失效，并给亚太和欧洲地区带来战略失衡。以中美关系为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则集中体现了美国对其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外部化处理方式，具备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国内政治优先色彩。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最强战略竞争对手，是冷战以来对外国地位最为严厉的定性，美国的对外大战略重新进入一个现实主义优先阶段。2018年3月美国正式发起对华贸易战，并延续至今，同时挑动台湾问题，近期批准80亿美元对台军售，鼓励台独、港独等势力联动，让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竞争更为显性，其对华政策重新回归冷战初期的战略制衡与经济民族主义。而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是全方位双重标准的贸易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是一种排他性全球化。因为“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只要技术进步与国际分工不陷入停滞或倒退，全球化的基本方向就不会改变”［20］。然而，美国习以为常的国内政治国际化，内部问题外部化历史惯性面临失效，支撑美国霸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沟壑。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已经长期损害美国中产阶级和贫困人群，民粹主义式运作并不能解决产业空心化等积累已久政治经济问题，反而会加剧社会的不满与憎恨，并反噬稳定的政治秩序。因此，特朗普政府把政治经济失衡归结于外部原因，违背政治经济发展的科学规律，几乎是一条必然失效的道路。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体系充满复杂性、综合性、挑战性，面对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问题，需要世界共同合作，但国际社会面临的却是一个“非世界的世界”［21］，一个脆弱的现代社会［22］，可能陷入约瑟夫·奈所称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国际体系缺乏一个有效的领导而陷入全面失衡。在当前国际体系下，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双重失衡，全球经济相互复合依赖并没有让人类社会变成相互拯救的乌托邦。由于担心失去全球化的领导权，领导国的霸权护持行为加剧世界政治经济失衡，加剧了国际体系的危险性与不确定性。

三、国际体系嬗变的应对：超越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负面政治经济后果引发世界思考如何应对国际体系的嬗变，当下国际体系需要技术层面与本体层面的转型。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浪潮下，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将为新一波全球化提供源动力，而国际体系演变又到了理念革新阶段，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需要进一步强化，和合主义［23］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理论借鉴。

（一）针对领导国：避免“新冷战”式战略竞争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政治是美国当下的“政治正确”。美国对新自由全球化领导国的权益与责任进行分割，在国际体系内积极推卸责任，甚至把军费分摊和经贸关系压力施加到其盟国。美国把科学技术视为大国权力基础，设立世界技术壁垒，并且在战略上锁定若干国家，试图重新挑动战略竞争，在霸权保卫上获得优势。根据全球化与国际体系演变的历史经验，每当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其结果大部分以战争方式结束。但当下新冷战式战略对抗不存在全球基础，各大区域国家的自主性提高，不再跟随国际体系的两极化对抗。以亚太地区为例，冷战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出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等多边经济倡议。安全合作制度建设兴起，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盟地区论坛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复杂互动提高了美国实行冷战式战略竞争的难度，在国际规范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并未扭转。此外，21世纪以来，非传统安全重要性上升，使得美国不再能够单一主导亚太和世界局势，决定世界政治事务的能力相对下降。再者，由于世界政治经济的相互复合依赖程度增高、高科技发展让战争在经济与安全上获得的收益趋向纯负面性，大国之间无战争成为常态，各主权国家之间的非战争性也随之提高。超级全球化使美国无法独善其身，也无法忽视外部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同时，中国等新兴国家历来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全球化领导国进行战略对抗的主客观条件已经不存在，提倡真正平等与相互尊重的世界文明对话，正成为当前应对国际体系失衡的主要路径之一。

（二）实现开放与合作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2018年7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提出，金砖五国应当协作共同推进以“人工智能、5G技术、新材料、大数据、核聚变、生物技术、量子科技”为代表第四次工业革命，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工业革命是推动全球化与国际体系演变的源动力，在应对国际体系失衡的挑战下，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工业国家应该共同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从而在政治互信上、在经济发展成果共享上以及在文化交流的相互尊重上取得更高水平，在生产与国际分工的经济源头上预防新一轮全球化带来不稳定性，预防国际体系发展的高度异质化、小集团化和垄断化。中国与各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想是当前全球治理困境中的中流砥柱。

（三）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追求更均衡普惠的世界政治经济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所言“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当前国际体系的嬗变警示世界政治经济要避免发展失衡，全球化不能是一种去政治化的世界政治经济，国家对人民负责的角色需要重视。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义之一在于保留与发展必要的国家能力，始终保持国家对社会的保护作用。2019年9月27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一文指出，“目前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声、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24］，如果全球化发展路径不是指向一个和谐辩证均衡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单一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态很难逃脱这一体系恶性演变的反噬。全球化的问题不在全球化自身，而在于“缺乏节制、缺失控制和缺少规制的全球化模式［25］”。在政治经济运行的原理中，非公共性、非公益性权力的来源于过度的社会差异，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恶性结果，需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全球化新动力，管制过度扩张的金融资本，引导资本服务于实际的财富创造，实现“共商、共享、共建的”新型全球化［26］。自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6年多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相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丰富的实践成果展现了对传统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超越，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均衡性发展，具有人类史意义。尽管西方屡有唱衰和诋毁杂音，但作为一项欧亚大陆共同创建的长期工程，无疑是“风正一帆悬”的前景。因为“一带一路”是一场新型全球化，兼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使命。同时，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基础的新国际体系必须注意到社会差异，调整市场与政府关系，各国实现和平合作，互学互鉴、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打破全球化完全等于西方化、现代化等于美国化的神话，从而让中国等国倡导推动新型全球化超越发展陷阱，具备可持续生命力。

（四）强化国际规范演化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与国际体系演变的历程中，存在一条隐藏的演进路线：相对被忽视的文化全球化，即规范道义等价值性理念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近现代以来，工业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而个体主义与工具理性推动社会获得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巨大隐患，这些隐患在事实上表现为全球气候变化等自然性问题与政治经济失衡等社会性问题，在价值理念上则表现为虚无主义、现实主义、民粹主义和霸权主义等。因此，全球化再次凸显观念革新的重要性，正如近现代全球化发轫之初，欧洲对世界的认知理念出现了革命性变化，从而指引了全球化进程。只不过这一次观念革新具有了新的时空意义，那就是追求更为繁荣、公平、合理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但西方对此的反思尚未走出二元对抗思维，如果执迷于理性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冲突辩证法，那么我们会看到人类社会是悲观的宿命论，没有希望与未来。在理论建设上，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对此可以做出重要贡献。譬如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以新天下主义为世界政治哲学，在和合主义内在的整体性、辩证性逻辑下，发展了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共生理论、全球学和国际社会的演化理论，这些理论都是非零和视角，强调中庸和谐辩证法。在国际实践中，面对已经开始的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的迫切性，中国政府以“一带一路”倡议等方案改良欧亚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与欧洲等国共同推动多边主义全球治理，成为不确定的世界一支重要的确定性力量。中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在21世纪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以东方智慧融合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实现善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主要贡献。

四、结语

在过去数次国际体系转型中，西方各国主导的全球化孕育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国际体系的变更主要由战争完成，国际政治经济在长时间段内基本处于失衡状态。在当下，这种失衡状态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后更为明显，并严重冲击国际政治经济，以美国作为领导国的逆全球化霸权护持最为突出，但全球化深化的历史动能无法被逆转。同时，国际体系也充满迈向均衡转型的重大机遇，世界正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源动力也将推动新一波全球化，国际体系转型有望在非西方单一主导下实现革命性改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等新兴国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五百年全球化与国际体系演变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的全球实践已经昭示，历史远未终结，中国应当与各国在开放与合作的背景下完成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新一波全球化下国际政治经济的更均衡普惠的发展，跳出西方全球化与国际体系零和竞争的旧模式，合力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