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燕，朱自玺

(1.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15；2.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00)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工作。知识分子作为文化水平较高、知识丰富、掌握专门技术的人，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着“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创新支撑”的特殊作用，肩负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的责任担当，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我党作为执政党开展知识分子工作的新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历经曲折，各阶段工作既有不同侧重，也存在衔接递进。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并创新发展了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开创了知识分子工作新局面。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实践历程，总结经验和教训，对未来党和国家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知识分子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实践历程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基于不同时

期国家建设任务和经济社会环境的不同，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知识分子工作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总体上经历了正确开端、偏差反复、挫折失误、拨乱反正的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1950—1978)，但由于执政之初，党在致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这项政策执行得有好有差，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纠偏[3]，致使30年间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呈现出跌宕起伏、曲折反复的实践历程。

1949年至1957年，中国共产党能够立足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发展现实状况，正确分析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阶级属性，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新中国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做了一个总体正确的开局。新中国成立伊始，国民经济百废待兴，在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文化知识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党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重新认识、接受和调整的过程[4]。面对国民党留下来的200多万旧知识分子群体，面对其思想认识与新中国建设存在的种种不相适应的情况[5]，党为了巩固新政权、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尽快完成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同时也为引导和教育知识分子转变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包下来”(1949—1951)、“思想改造”(1951—1952)、“召开专题会议”(1956)、“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1953—1955)等工作，发出了“向科学进军”(1956)的号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等方针。

1957年至1966年，一些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中艰难实施，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呈现出明显的摇摆性[6]。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但是，受国际上“反共”运动、波匈事件(1956)和国内复杂环境的综合影响，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知识分子则是以家庭出身和世界观等非经济标准为依据判断其阶级属性[7]，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开始出现失误。反右派斗争(1957-1958)及升级(1963-1966)造成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紧张，党内形成了轻视知识分子的风气，知识分子及其亲属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虽然这一时期，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力克艰难，不失时机地开展甄别纠正工作，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1962)，但这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属性的错误判断。

1966年至1976年，由于“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和反革命集团利用等因素，党在理论上对知识分子作出了错误定性，知识分子工作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实践。以发动革命的形式对知识分子开展批斗和惩罚(1966—1976)，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轻视与伤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取消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1970)等举措致使人才匮乏，出现人才断层。“两个估计”(1971)的错误判断，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知识分子工作的桎梏。至此，知识分子状况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8]。幸而，全党和社会各界对错误的抗争从未停止：毛泽东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了保护，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纠正；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对这一时期“左”倾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抵制，为拨乱反正工作以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1976年至1978年，党通过对科技和教育领域知识分子工作的调整，有力地推动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拨乱反正，为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理论和政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邓小平恢复工作(1977)后，主动分管在“文革”中损失最严重的科技和教育领域工作。否定了“两个估计”(1977)，肯定了知识分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进步；重新恢复了高校考试招生制度(1977)；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978)；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彻底开展“摘帽平反”(1978-1980)；弃用“团结、教育、改造”方针，提出“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改善条件”的新要求。

(二)改革开放后30年，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经历了政策形成、巩固发展、深入发展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党在继承以往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需要对知识分子工作进行了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理论和政策。

1978年至1989年，通过彻底地拨乱反正及落实政策工作，党内形成了科学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风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将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中央明确了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的地位，并将其写入《宪法》(1982)。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党中央对全国各领域的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1982)的具体工作方针：政治上一视同仁主要是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在知识分子中选拔任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工作上放手使用主要是最大限度发挥已有知识分子才干，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继续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加大对留学人员的关注与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主要是提高知识分子各方面物质生活待遇。为开展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78-1987)工作，中央专门成立了相关工作部门(1981)，并就知识分子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4次全国性检查(1982-1986)，颁布了近600个相关政策文件(1977-1988)[9]，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法治化。

1989年至2002年，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新层次，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知识分子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开辟了广阔前景。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口号全面走向实践，知识分子的重要价值在市场经济中日益凸显。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沿着邓小平指引的知识分子工作方向前进，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式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1990)，继续落实“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1990)的工作方针。另一方面又根据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兴起的时代背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提出知识分子成长的正确道路问题(1990)，更注重激发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和投身国家建设的主动性；提出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1992)，将知识分子与社会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提升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关键是人才”(1995)，将知识分子工作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2000)、“人才是第一资源”(2001)等新的政策方针，将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重点转向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使用问题。

2002年至2012年，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寓于人才工作之中，知识分子工作思路与视野大大拓宽，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完成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新世纪科技创新浪潮迭起，面对全球激烈的人才竞争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003)，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改革，开发国际人才资源，为知识分子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工作基础；提出“党管人才”原则(2003)，推进人才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知识分子工作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任务(2006)，大力倡导、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知识分子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高度重视加强无党派、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颁布系列文件(2004)，完善统战工作机制，为知识分子工作提供了创新的抓手、载体[10]。

(三)新时代以来，党的知识分子工作进入了创新发展阶段

2012年至今，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与人才工作、组织工作、统战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全面接轨，实现了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出台了一系列保障知识分子权益的政策文件，引领党的知识分子工作进入新时代。用“彪炳史册”(2016)、“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国家的宝贵财富”(2017)表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用“浓厚的家国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2017)阐述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提出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2017)把党内外、体制内外、海内外等各方面的知识分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016)的工作要求；充实了“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2016)的具体政策；高度重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要求建立大统战工作格局，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新的宏观定位(2015)；既有对“新的社会阶层”“互联网人才”“科技人才”等重点工作对象的具体工作要求，也有“交朋友”“做好思想工作”“分类施策”“培养代表人士”“广泛宣传表彰”等具体工作方法的说明。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在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反映出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工作方法和处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误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正视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实现了知识分子工作的拨乱反正，推进知识分子工作一直不断向前发展。

(一)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旧知识分子”的进步与改造，党对知识分子的判断出现摇摆不定、“估计不足、信任不够”(1)的情况。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是必要的，实践证明也是正确有效的。但是，对“旧知识分子改造”这种特定任务，本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结束而停止，而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仍被视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文革”期间，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靡然成风，知识分子被贬称为“臭老九”，遭到排斥打击，成为革命、改造和消灭的对象，影响了知识分子成长和其作用的发挥。此外，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政策本应以团结为基础，以教育和改造为方法，但是实践中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不当和对知识分子缺乏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致使对知识分子状况掌握不全面，对知识分子政策也没有进行及时、有针对性地调整。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与时俱进，在正确认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基础上，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制定落实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培养了大批建设、维护、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专业技术人才，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才能。

(二)应以正确的方法对待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在处理解决知识分子思想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强制与政治泛化，对知识分子“安排不妥、使用不当”。例如，将“与工农相结合”简单、片面地归纳为“工农改造知识分子”，认为只有走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才能脱胎换骨[11]。通过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方法对知识分子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用低俗的劳动观、庸俗的劳动形式对知识分子进行劳动改造，这些做法虽然能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增进联系和了解，但是代价太大了[12]。这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违背了思想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疏远了与知识分子的联系，造成了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用非所长、调动过繁、工作很少”等乱象，导致了人才资源的浪费和社会发展的落后。改革开放之后，我党坚持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同时改进知识分子工作方法，对党外知识分子注重思想政治引导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增进政治共识，为他们搭建施展才能的广阔平台，使他们得以实现人生价值和抱负。

(三)应以统战的立场团结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对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创新创造精神认识不足，尤其是在学术专业领域没能正确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对知识分子“待遇不公、帮助不够”。例如，把学术研究中的不同意见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阶级斗争背景相联系，将知识分子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以及改进执政的意见建议视作“资产阶级思想”；将知识分子视为文化工具者而非文化创造者，采取轻视知识、轻视专业的基调；放松和取消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任务，阻碍了现代化建设和干部队伍及国民素质的提高[13]。如此这些，把知识分子排斥在工人阶级、劳动者队伍之外，曲解知识分子自我成长进步规律，使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限制了知识分子真正的进步，影响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之后，党对广大知识分子待之以诚、处之以平、用之以信，坚持加强与他们联谊交友，尊重他们的专业特长以及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提高他们的工作生活待遇，不断激发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使他们对党的向心力也不断增强[14]。

三、进一步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几点思考

习近平指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历程，可以看出，什么时候处理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处理得不好，党和人民事业就容易遭受挫折。这是一条历史经验，一定要牢牢记取[15]。这既是对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也是启示我们把脉当前及未来知识分子工作重点的根本宗旨，为进一步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基于战略思维衡量知识分子工作的地位作用

知识分子工作是影响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工作，应以战略的眼光审视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从历史实践看，自1957年以后，延续20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失误，最初是从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错误开始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各方面工作实现拨乱反正，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局面，最初也是从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开始的。从现实趋势看，由于知识分子知识层次高、专业技术性强、平均年龄低的人员特征和发展更加迅速、影响更加广泛的发展特征，当前知识分子的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直接关系一个行业、一个研究领域是否能取得快速发展和创新突破，直接关系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否形成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理想、能否凝心聚力谋发展，直接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6]，直接关系能否把握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说，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空前凸显，这就要求党和政府把知识分子工作放到国民经济发展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背景中来考虑，要用战略的眼光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

(二)基于底线思维明确知识分子工作的根本任务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应从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逻辑起点的高度来认识知识分子工作的根本任务。从历史实践看，要摆脱“阶级分析法”的羁绊，坚决反对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坚决反对把知识分子视为可利用对象的功利主义思想，充分认清“没有科学文化武装的工人农民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充分认清“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事业都是不可能成功”的现实[17]。从现实趋势看，知识分子已经由历史上的少数精英逐渐变成社会发展的重要主力。作为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专家行家，他们在影响社会发展、改变社会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治理、全球发展和人类进步中承担的责任和使命越来越重。因此，要全面认识知识分子的群众性，深刻把握知识分子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就是正确对待群众问题，就是要“发展依靠群众，发展为了群众”。所以，做知识分子工作要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树牢群众观点、做好群众工作的高度，将保障知识分子阶层的权益、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作为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根本任务，团结、引导、教育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三)基于辩证思维认识知识分子工作的原则策略

做好知识分子工作，要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事物的“两面性”，把握正确的原则策略。从历史实践看，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不乏正确的原则策略，但是很多政策执行走向了偏激。例如，“思想改造”为知识分子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存在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或肯定的情况，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使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双百方针”很好地激发了知识分子学术的创作热情和灵感，但是后来与对执政党提意见“大鸣大放”联系在一起，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限制；“又红又专”为知识分子的培养指明了方向，但是因为过分强调“红”而忽视“专”，甚至将“红”“专”对立，使知识分子的业务受到排挤。从现实实践看，要统筹知识分子工作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就要做到方法与目的、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重点与非重点的统一；就要在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聪明才智的工作任务大局下，把握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求同存异，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包容差异性。因此，对知识分子既要宽容、团结，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也要加强政治引导、增强政治共识，防止其受西方不良观念影响，走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上去；既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又要激发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启发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既要关注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也要在物质上保障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

(四)基于创新思维探索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式方法

知识分子工作可以体现党的执政水平与领导艺术，要探索顺应时代、符合潮流、契合知识分子心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从历史实践看，知识分子工作主体曾经主要由组织部门负责，后来主要由统战部门负责。工作方式方法有过“包下来”的特殊方式，也有政治吸纳、选拔干部、联谊交友、分类施策的具体方法，还有“知联会”“新联会”等工作载体。这些都是我党对知识分子的综合认知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现实趋势看，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战非常激烈，知识分子工作仍有触碰不到、引导乏力的问题存在。所以，新时代知识分子工作要突出重点领域、关键人物的作用；要搭建平台舞台，为知识分子发挥才干创造更好环境条件；要开拓思路，善用组织载体，鼓励、引导、支持知识分子正确发声，合法合理阐释观点，发挥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五)基于法治思维建立知识分子工作的有力保障

知识分子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工作，需要持续、有力的法规、规章、制度确保工作的稳定性。从历史实践看，“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宏观上，我党对知识分子地位作用、方针政策等都制定有明确的法规制度；微观上，对知识分子的劳动价值、知识产权、工资制度、奖励激励等也有相关规定，这些机制和制度保证了知识分子更好地施展聪明才智。从现实趋势看，“带来安定的是两种力量：法律和礼貌”。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进入新阶段，利益格局出现新调整，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需要用法治建设为党的各项工作保驾护航。随着我党自身建设的加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更加科学、更加深入，对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也将更具体，对知识分子从注重某些单项优惠政策将转变为重点建立能够有效促进全体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宏观制度[18]。只有如此，才能使知识分子真正以主人的立场参加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为民族振兴、国家繁荣施展才华，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注释：

(1)引用《高级知识分子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中概括的“六不”。1955年底，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1956)召开之前，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高级知识分子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中总结了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等六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