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文蕾,李瑞杰

(1.河北北方学院 法政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2.唐山市宏文中学 高二年级组，河北 唐山 063000)

中华民族自古尤重对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经验的总结。社会各阶层人士从各自利益出发学史用史，将历史作为指导社会和人生实践的理想工具。为了晓人以经邦济世之理，喻人以谋事成业之道，授人以明辨事非、真假、善恶和美丑之方，史家不避强御、秉笔直书，以史为鉴、正身治世，据实立言、无征不信，广泛涉猎、学识宏富，以其勇气、智慧和才学，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遗产。他们在治史实践中所形成和传承的优良治史传统，对当今史学依然不乏启示意义。

一、不避强御 秉笔直书

中国史籍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其可信程度世界各国史籍皆难与之相匹。这是因为中国史家具有传信史于后世和留真实于人间的深沉使命感，并由此形成了不避强御秉笔直书的可贵治史传统。

早在史学萌芽的春秋时期，一批善恶必书的诤诤史臣就出现在各诸侯国中。晋国太史董狐不畏赵盾的赫赫权势，冒死直书“赵盾弑其君”。齐国大夫崔杼杀庄公，齐国太史以兄弟3人横遭杀戮的惨重代价，终将“崔杼弑其君”的事实记入史册。这些史家所表现出的浩然正气和高洁史德，受到后世史家的景仰。

司马迁撰《史记》的时候，汉武帝正因文治武功而倍受世人赞誉。然而，司马迁以史家特有的理智、冷静和使命感，不辱史职，不逐时流，不惧罹祸，大胆揭露西汉王朝繁荣表象下的统治危机，真实记述汉武帝穷兵黩武及其妄求长生巡游求仙的行径，直书国库空虚、贫民流徙和百姓聚义的社会现实。东晋史家干宝在其《晋纪》中不怕触犯时忌，敢于指斥帝王、讴歌叛逆和贬斥丑行。北魏史家崔浩虽然以直书获罪，并被株连三族，但终于使拓跋氏先世隐私昭然于世。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生性耿直，洁身自爱，为了客观地评述史事，以信史激浊扬清，拒不供职于官方的修史馆所。他对史学的理解是：“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1]140，在功用层面上强调了秉笔直书的重要性。韩愈在撰修《顺宗实录》的过程中，不畏权贵，不存偏私，严格坚持了“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2]599的原则。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那些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而不惜生命、不计荣辱铁笔著史的伟大史家都将彪炳千古，他们的优良治史传统被后世史家代代相沿，永远激励着人们义无反顾地追求真善美。

二、以史为鉴 正身治世

传统史家不惜一切代价秉笔直书的表层原因是他们几近本能地受到传信史于后世之良知的驱动。而其深层原则是，他们心怀经世致用之宏愿，许身史学，期望能够以史明德，正身治世。

司马光对史学的作用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即：“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3]10 562显然，这是把史学的功用归结为经邦济世和道德教化两大方面。王夫之借阐发《资治通鉴》之“通”的内涵，阐明了他对史学功用的深刻见解：“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已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4]2 608这是对史学的治世和正身作用的更为具体的诠释。与此相应，传统良史反对漫无目的的治史门径，用今人的话来讲，就是反对为写史而写史。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那样：“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4]404描述古往今来的历史进程，透视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探讨往朝历代成败得失之因由，总结世道隆替兴衰的历史规律，是传统史学永不放弃的历史使命。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司马迁对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思考，《史记》是其史学思想的具体实践。他的宏伟抱负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5]2 068，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从古往今来的历史嬗变中探究事物的成败得失之因，以作世人取鉴之资。这是汉代以前关于史学功能较为明晰的表述。在发挥史学的治世功能方面，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不同，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谕世之方不尽一致。

西汉的贾谊、东晋的干宝与唐初的魏征等人，生逢新旧王朝更替之际，他们对前朝的覆灭和剧烈的社会动荡身历亲见，感触良多，刻骨铭心。因而，他们尤为重视全面总结前朝的成因败由以使统治阶级居安思危并免蹈覆辙。贾谊在其《过秦论》中客观指出，秦朝之所以能够终得天下，是因为它顺应了民心思安渴求统一的愿望。而秦朝之所以遽取灭亡，则是因为它“赋敛无度”和“繁刑严诛”，以致天下百姓民怨沸腾而铤而走险。明乎于此，最高统治者便不难接受当时政治家们与民更始和休养生息的建议。干宝在其《晋纪·总论》中，首先从正面充分肯定了宣帝的知人善任，景帝的逐黜奸佞与笃敬前贤，以及武帝的重言慎法与仁俭等良政美德，然后从反面分析惠、怀和愍3帝的失当举措，如在统治伦理方面寡仁失德，在人事制度方面弃贤用佞，在社会风气方面清谈蹈空等。显然，干宝期望通过对西晋不同历史时期人与事的褒贬臧否提醒当朝统治者以史为鉴，以保国基永固。作为一位政治经验丰富且历史见识卓越的政治家和史学家，魏征对史学功能的认识更为深刻。他在《隋书》中总结和探讨了隋朝的兴衰之迹，恳切地诫喻统治者：“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6]3 873他不惜笔墨煞费苦心地记述了前代的“危”、“乱”和“亡”之事，目的是让当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思之慎之，以保国泰民安。

在王朝中衰或世变将至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统治阶级往往松懈怠惰，不思进取，以致对潜在的危机浑然不觉。而每当此时，总有一批有为史家以其特有的职业敏感忧国忧时，借史喻世，提醒当道。吴兢生活的年代表面看似繁荣，实则矛盾郁积，危机暗伏。为了使统治者效法前贤和革弊振衰，他苦心孤诣著成《贞观政要》。书中条分缕析了唐太宗时期的政务活动，归纳整理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旨在使“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杜佑生在唐朝干弱枝强、藩镇割据、制度废弛、边疆多事和矛盾日深的时代。有感于此，他希望通过研究典章制度来探求“富国安民之术”[7]1 545。本此宗旨，他所编撰的《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8]2。书中通过对相关典章制度的记述和分析，提出了针对性极强的深刻政治见解。他反对藩镇拥兵自重，建议朝廷强干弱枝，尽到了史家应尽的责任。明末的社会现实使以天下为己任的顾炎武忧心忡忡。他严肃批评明末知识界空谈心性和游学无根的学风，极力主张史学经世之说。他对史学的理解是：“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9]144本着“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以待抚事宰物者之求”[10]的宗旨，其在精心结集的《日知录》中，着重探讨了历代吏治、赋役、典制和风俗的改革状况，以宏富可靠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借古讽今，针砼时弊，开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医世良方。晚清时已是封建末世，不但满清王朝沉疴不起，封建制度也已满目疮痍。社会现实促使一些史家的历史认识不断升华，龚自珍就发出了“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知史”[11]87的呼声。

总之，传统史学在干预社会政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史家始终充当着政治顾问、预警先驱和社会医师等重要角色。史学的存在和发展对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功不可没。

三、据实立言 无征不信

既然历史是知人论世和治世修身的明镜，那么史家就应对臧否人物和议论史事持一种非常审慎的态度，绝不能主观妄断和任情褒贬，以免使历史这面明镜蒙受灰尘。因此，据实立言和无征不信便成了传统史家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

坚持阙疑原则是这一传统的初始表现形式。所谓阙疑，就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保留问题，不下断语，以待证据的进一步搜寻直至完备。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也。”[12]242意思是他还能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在编定《春秋》时，孔子也坚持了“信以传信，疑以传疑”[13]110的原则。由于夏商周3朝史料残缺不全，司马迁的三代年表“疑以传疑，盖其慎也”。

阙疑原则的实质是注重证据，立论谨慎，反映了一种对历史极端负责的态度。顾炎武治学恪守此道。《四库全书·日知录摘要》评其曰：“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与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14]22梁启超则不无欣赏地评论道：“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14]36清代乾嘉学派在坚持阙疑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据实立言，无征不信”奉为治学的不变信条。梁启超极为推崇王引之父子的治学方法，认为其程序是“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14]46，并进而论定“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则弃之”[14]47是乾嘉学术的一大特征。

乾嘉学派将自己的治学态度概括为“实事求是”。凌廷堪认为“实事求是”的意义在于：“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也；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15]，即建立在真实可靠的事实基础上的学术论断是不可动摇的。换言之，不论褒贬人物，还是决断是非，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空发议论，妄加褒贬。如钱大昕所言：“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实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是治丝而欲棼之也。”[16]274梁启超在谈到钱大昕发现古无轻唇音时说道：“试读《十驾斋养新录》本条，即知其必有百数十条初稿札记，乃能产出。”[14]63近世史家继承了这一治学传统，王国维认为，一切穿凿附会之说多是由不知阙疑和强作解人引起的。他指出：“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极力主张在利用一切可能的科学手段之后，如果一些问题仍然无法确证，那就必须“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亦其近之矣”[17]294。他批评宋代古文家王楚、王俅和薛尚功等，他们企图解释每一件古器物上的所有铭文，明明无法释通却偏要牵强为之，王国维认为此风甚为恶劣。因王国维治学态度严谨，因而他的史学论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今天，当人们重又关注他的遗著时，无不为他的凿凿之言所折服。

陈寅恪发扬了这一治学传统，他对那些缺乏实证或存在强有力反证的论点从不贸然接受。如杨贵妃在马嵬驿事变脱身逃遁这一说法，因立论新颖而从者颇多，但因缺乏佐证，他并未附和。如自己提出的某些论点证据不备，他便一再使用疑问句式，或者直接言明这是一种有待证实的假说。他早年留学欧美诸国，专攻梵文和比较语言文学，通晓十几种语言文字，若用对音法进行史实考证，优势可谓得天独厚，但他却从不轻易一试，即使偶或使用，态度也极谨慎。如在诠释白居易的《阴山道》一诗中“纥逻敦肥水泉好”之句意时，他据突厥方言推测“纥逻”或为“Kara”之音译，意为玄黑或青色，“敦”应为“Tuna”的对音简译，意为“草地”，“纥逻敦”之意当为青草地，考虑到该诗下文有“草尽泉枯马病赢”一句与之对证，上述解释当可立足。然而，他还是特别声明“姑记所疑，以求博雅君子之教正”，由此可见，据实立言和无征不信是传统史家的优良治史风格。

四、广泛涉猎 学识宏富

史学所涉无所不包，几乎囊括一切知识领域。倘非学识宏富，则无法进行史学研究。且即使涉猎极为广泛，如果涉之未深也无法对人物事迹进行准确表述和入理评析。正因如此，传统史家每以博洽渊深相标尚，他们大多掌握着所处时代较为全面和尖端的知识。近世以来，学科门类迅速增加，百科全书式的学术人物难再出现，但史家们依然保持着传统史家的优良治史传统，追寻最新知识，探索前沿手段和方法，将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创始人，然而，他的学术贡献绝非仅限于史学一域。令今人称羡的是，他在政治思想、哲学、天文、地理、数学和历法等方面都造诣颇高，多有建树。为了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范围，黄宗羲终其一生都在如痴如狂地博览群书。早在青年时代，他就通读了二十一史和有明一代13朝实录。当时江南的藏书所在，几乎无不留有他的足迹，黄明立千顷堂的藏书被他“翻阅殆遍”。全祖望纪其事曰：“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18]214从黄宗羲所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中便可窥见他的生平读书概况。他一生著述多至百余种，且多为鸿篇巨制。浏览《明儒学案》和《明文海》等著作便可知晓，取材如此广泛的巨著绝非孤陋寡闻和视野局促者所能为之。

钱大昕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学大家，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治学兴趣广泛，在经学、小学、训诂、音韵、金石、地理和历算等诸多方面都有精到的研究。他生前身后刊行的著作主要有《廿二史考异》《金石文跋尾》《十驾斋养新录》《二统术衍》《元史艺文志》《潜研堂文集》《元氏族表》《金石文字目录》《四史朔闰考》及《疑年录》等。此外，他还发愿重修《元史》。单就《廿二史考异》而言，所考史著涉及从《史记》到《元史》的二十三史。对任何人而言，通读二十三史均非易事，更何况还要在此基础上精考细订。从考异内容看，文字、义例、地理和职官等无所不包。如果不是精研史事融会贯通，如此博大精深的旷世之作是不可能顺利成于一人之手的。

陈寅恪功底深厚，学贯中西，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和史学方法等方面都有颇高造诣，10余年的留学生涯，使他在广泛阅读大量西方学术名著的同时，其文化视野也更为开阔，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季羡林在对陈寅恪留学期间的笔记进行整理时发现，笔记所涉学科领域令人惊羡。学术界皆赞陈寅恪目光敏锐，常可于常人不留意处提出新见解，殊不知，此种敏锐得益于其中西融通知识渊博，不同学科知识间的相互碰撞激发出了他的卓异之见。正因为熟谙多种语言，他能够跨越语言障碍，在常人难有作为的诸多领域建树非凡。如通过同源异译文献的比较研究，他将元史研究推入了一个崭新境界。

顾颉刚生长于乾嘉学派的吴派基地，深受吴派追求渊博风气的影响。他如痴如狂地博览群书，所存笔记竟达180余册，约400万字，倘若没有如此渊博的学术基础，哪得“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空前创获。他的学术实践更进一步说明，任何真知灼见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孤陋寡闻者是不会成为学术大家的。

以上所论数端，不期绘出传统史家优良治史传统之全貌，但望能对当今史学有所启示。处在社会转型和学术剧变时期的当代史家，在继承传统史家不避强御、秉笔直书，以史为鉴、正身治世，据实立言、无征不信，广泛涉猎、学识宏富的优良治史传统基础上，要努力培养治史旨趣、风格和精神，兴利除弊，推进史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