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洁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统一战线,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团体的联盟。社会阶层分析,是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明确其核心使命的依据。通过社会阶层分析,一是定位重要的社会政治团体,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政治属性及其影响力;二是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重视新兴的社会政治团体的影响力,并将其整合到整体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之中。

一、社会阶层分析的理论视角

社会阶层分析,对于理解在社会中发生的社会现象而言非常重要,因而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共同关注的焦点领域。社会阶层的存在,是形成政治团体与政治力量的重要源泉;政治团体其后的支撑,即是来自社会群体与社会阶层的力量。[1]围绕社会阶层议题,有诸多研究,如阶级分析理论、阶层地位理论、社会分工与分层理论等。不同学者从不同研究起点出发,针对研究问题得出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呈现出许多具有启发性的维度。归纳而言,有两种视角尤为突出:一种是关注阶层层级序列的“层级视角”,另一种则是重视阶层之间关系的“关系视角”。

(一)“层级视角”的社会阶层分析

依据层级视角,一个社会的阶层划分,是指社会成员由于受到其内在能力与努力、所处外在环境与机会的影响,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存在显著的差异,因而不同社会成员在社会层次秩序上所占的位置亦相应不同。韦伯指出,重要的社会资源主要有三种,即经济财富、社会声望与政治权力。[2](P174)扩展而言,重要的社会资源通常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价值性,能满足人们社会生活的需求;二是稀缺性,需要人们展开主动的竞争。如Grusky指出,满足两个特征、具有社会分层意义的社会资源主要有七种:经济资源、权利与权威、文化资源、社会关系与网络、声望与声誉、公民权利、人力资本等。[3](P3)

依据各种有价值且稀缺的社会资源,可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国际社会通常根据人均年收入状况,把所有社会成员分成低、中低、中间、中高、高收入五个社会阶层。

(二)“关系视角”的社会阶层分析

依据关系视角,社会阶层的划分,不仅在于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有价值且稀缺的社会资源数量与质量的差异,更是因为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

在原始狩猎与采集社会中,由于生产技术与生产能力有限,很少有剩余物品,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亦相对平等。到原始社会末期,恩格斯指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4](P179-180)伴随着社会大分工,人类步入了阶级社会。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阶级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所谓资产阶级,即指“他们在所有先进国家里几乎独占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机器、工厂、工场等)”[5];所谓无产阶级,则是指“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仅仅为了换得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第一个阶级,即资产者”[5]。此外,依然存在“中间阶级小群体”,但这一群体并不构成主体阶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赖特,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内部,还存在着诸多社会阶层的类型与类别。

总而言之,社会阶层分析的两种经典理论视角,层级视角关注社会政治团体在层级结构中占据的不同位置,关系视角则重视社会政治团体间的关系。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出现与兴起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阶层结构主要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改革开放使我国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社会阶层结构持续发生变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断涌现。

(一)改革开放早期的新社会阶层

改革开放加快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使国家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迅速转型。一方面,劳动分工精细化。伴随工业化、机器化、规模化的现代生产方式,社会生产中的劳动分工亦日益精细。通过劳动分工的制度化与组织化安排,社会中的劳动者进入各种不同的社会职位与岗位。由于工作时间与地点、工作性质与内容、工作要求与技能、工作报酬与福利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差异,社会成员在工作、收入、生活方面的异质性迅速增加。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升了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取代计划体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源配置机制,资金、物资、人力等资源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有序流动。同时,市场经济也带来社会结构的开放,社会总体流动性剧增,社会成员在城乡、地区、行业、职业间的流动日益成为普遍现象。

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与社会流动的加速化,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改革开放之前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得多样化和繁复起来:一方面,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内部,由于地区、行业、所有制、管理权限等影响因素的不同,分化出更多的群体;另一方面,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之外,出现了诸多新的群体,如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等。

(二)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社会阶层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随之出现诸多新特征。新经济不同于工业经济,后者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以工业制造业为依托;而前者以知识与智力资源为基础,以网络与信息技术为依托,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生产产品与提供服务。[6](P70-71)

在新经济浪潮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迅速。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创造智能制造、“互联网+”、分享经济等新科技、新经济、新业态,蕴藏着巨大商机。以新科学技术为依托,在新经济、新业态中,产生了比以往更多元、更丰富的职业类型。具体而言,由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兴起,互联网+产品(服务)越来越普遍;新经济、新社会组织的从业者日益增多;新媒体成为职业选择的一个新类型;不受雇于任何组织的自由职业者,已超过总劳动人口的1%,正在成为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7]

社会结构的分化,产生了诸多新兴的社会群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统战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8]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为统战工作的重点领域。中共中央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首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并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香港、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大陆亲属、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共同列为统战对象。

伴随着新世纪以来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持续转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规模不断扩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在新经济组织中工作。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与活跃度不断上升,我国的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各类非国有独资或控股的经济组织日益普遍。在新经济组织中,存在一个规模可观的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群体,他们区别于企业主(归属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在新经济组织中擅长专业知识与技术的群体。其二,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在新社会组织中工作。新社会组织是在新经济时代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主要有两种:一是提供专业知识性、技术性服务的组织,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专利代理机构等;二是提供公共与准公共产品、社会福利与服务的组织,具有非政府、非营利性特点。其三,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自由职业人员。拥有专业知识与技术的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可以不依靠有形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而独立开展工作。如自由撰稿人、自由作家、自由画家、自由导演、自由设计师等,他们独立提供知识与技术服务而获取相应的报酬。其四,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在新媒体领域工作。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是信息传播与送达、沟通方式突飞猛进的变革,互联网与移动设备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使得新媒体成为变革与优化传统生产方式、孕育新经济生产方式的重要支撑。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出现了以新媒体为工作平台和内容的专业人士,如从事新媒体技术研发、内容生产、经营管理的社会群体。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属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统一战线依然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发展新时代统一战线,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要分析和研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四类社会群体构成: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依据阶层分析的层级视角,上述四类社会群体具有特定的阶层特征。

其一,属于知识与技术精英。在知识经济与信息技术的时代,拥有知识、技术、创新才能的社会成员,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依托,已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构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四类群体,呈现出具有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力的显著特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凸显了知识与技术能力。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他们以社会组织为依托,提供专门性知识和技术性服务。自由职业人员,他们不隶属于有形的社会组织,而是独立提供专业性产品与服务,并获得相应报酬,与传统个体工商业者存在明显差别。新媒体从业人员,他们通常是新知识与新技术的先锋。由此可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颇具辨识度的首要特征是,他们属于新时代中拥有知识、技术、技能的专业人士。

其二,属于体制外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群体活跃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中,在各个部门、产业行业、企事业单位中工作。根据知识分子所在组织的性质不同,可分为体制内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知识分子。属于体制外知识分子,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显著特征之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场域,有一部分是在新经济组织与新社会组织中,另一部分则不依托于有形的组织,以其所拥有知识和技能独立工作。由此可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在体制外工作与生活的社会群体。

其三,属于有文化资本的中等收入者。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在20世纪后半叶,伴随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席卷世界,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已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新兴的、有指示意义的标准。在新的科学技术时代,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一起,成为三种重要的资本形式。[9]文化资本,涵括了制度化的教育文凭标识,且能转化为经济与社会资本;影响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阶层归属与社会地位,是新经济时代职业分层的重要依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具有文化资本的专业知识技术人士构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他们在新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中是中高层的管理者与技术掌握者,或是拥有专业技能的自由职业者与新媒体从业者;其拥有知识与技术的文化资本,能转化为中高收入和报酬。总而言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特质之一,是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

其四,具有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精神。分析西方主要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可以看出:当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国家的经济产业结构会发生变迁,使社会成员的职业结构由体力劳动向非体力劳动转变,由此而产生规模出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专门的知识与技能,提供专业化产品与服务。一方面,他们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由于他们拥有相对高质量的工作与生活,因而有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自信,在政治上温和,具有公共精神,乐于承担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新社会群体并不一样,两者有显著区别。这意味着,新时代以来,在新经济生产方式影响下,社会职业与阶层结构中出现了新的变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新知识与技术精英的群体,是工作与生活在公有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是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

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特征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仅具有独特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同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关系亦展现出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构成呈现多元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职业构成多元化。在现代社会中,职业通常是最重要的分层指标之一。一种观点认为,职业代表着客观的经济社会地位,如“弗瑟曼-琼斯-豪泽”假设指出,有相同职业的社会成员和群体拥有相似的经济报酬与社会地位。[1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职业关联着主观的荣誉与声望,而职业荣誉和声望又与社会成员所能获得的收入、地位与权威密切关联。[11]

在新经济时代,国家加速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信息高速传播与流动,互联网与移动设备更加普及,知识与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创造出诸多新兴的职业类型,因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职业构成更加多元化。由于职业与工作场景的异质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多态化。由此,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构成具有显著的多元化特征。

其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内部弱组织化。改革开放之前,社会成员与社会群体主要在国家或集体所有制单位中工作与生活。国家以“单位制”的形式配置经济与社会资源,单位具有强大的组织功能:一方面,它是单位成员职业发展的平台,是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是单位成员的生活福利来源,满足单位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要需求,如生育、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

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市场体制的健全,加速了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新的组织形态日益增多;同时,社会成员所需的生活福利亦逐渐从单位中剥离出来,福利呈现社会化的趋势。因此,单位职能在不断简化,而其所能组织社会群体、社会成员的力量随之下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所涵括的社会群体,以其工作单位的性质而言,属于公有制单位体制之外,甚至不以组织为依托而从事知识、技术与文化生产活动。由此可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体制之外、组织之外工作与生活,其内部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

再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外部联结稀疏。在前信息经济时代,各种职业、阶层之间尽管存在工作与生活场景的差异,但依然能互相认知与理解。而在信息经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与创意成为主要的生产资源,职业的多元化程度迅速上升。在各种职业(尤其是新兴职业)、社会团体、社会阶层之间,由于工作与生活情境的差异日益加剧,人们相互间的交往、互动与沟通难度亦在增加。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在体制外的组织中工作,或从事相对自由的职业,职业流动性高;他们的工作场景多元化,并拥有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他们内部分散、组织化程度不高。同时,作为新兴的社会群体,尚未拥有明确的社会身份与展示平台,因而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五、以统一战线整合和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其社会影响力亦不断增强。因此,整合和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在新时代面临的新使命与新任务。

其一,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迪尔凯姆在分析社会团结时指出,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生活具有高度同质性,易于产生共同而强烈的集体意识,尽管对于社会团结而言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抑制了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活力,因而是一种机械式的团结;进入现代社会后,伴随劳动分工的精细化,社会成员、社会群体间的分化加速,但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相互依赖,是更有生命力的有机团结。[12]然而,随着现代化不断深入,社会结构的变迁出现了诸多新现象,社会分化的速度、广度、深度亦呈现出新情况。若仅仅依靠分工基础上自发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团结?抑或需要主动的理念与行动,应对持续加速的社会分化?面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出现,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在两个层面进行社会整合。一方面,在基础价值层面,需要深刻把握“圆心”的重要性。现代社会在历经纷繁多变的分化之后,需要有一种共同体意识加以维系,在新时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另一方面,在坚守“圆心”的基础上,鼓励与包容丰富的多样性。伴随着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尤其是新经济的发展,社会多元化程度迅速提升,多元化孕育着创造与创新的力量,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统一战线在坚持一致性的同时,又需要包容有利于创新与发展的多样性。而且,越能包容多样性,越有利于政治社会群体团结。因此,“要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其二,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内部组织化。由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职业多元化,且在公有体制的组织形式之外,因而具有显著的分散化特征。他们分布在诸多产业、行业、职业之中,分散在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由职业之中,具有多样化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因此,对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而言,他们在职业中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在社会生活中更少有组织平台。

在笔者组织的一项关于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调研中发现:在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内部,缺乏良好的沟通与交流。他们希望通过统一战线搭建联结平台,加强内部组织与整合的力量。“我们目前缺乏与其他社会组织交流的渠道,不了解同行们在做什么,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是否与我们有重合、有竞争、有借鉴,是否有合作空间等。希望统战部门能提供社会组织交流平台,使社会组织专业人才摆脱分散、分化的困境,从而更有整合力。”(受访者F1)

其三,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对外联结性。在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调研访谈中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交往,通常局限在熟悉的社会群体之内,但他们对公共事务是怀有热情的。“我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一定的自信,同时,对社会公共事务也有热情和兴趣,愿意参与公共事务的探讨,给出我们的意见与行动。但是,我们并不太知道有哪些渠道可以参与公共议事。如果统战部门能提供给我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我们愿意为公共事务提供专业的对策建议。”(受访者F2)

统一战线平台能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以自身的角色与身份发声。“社会组织有效的联结,有利于向有关部门反映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困难,也有助于向公众开展社会组织宣传,对社会公众产生影响。”(受访者F3)同时,有影响力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政治身份有一定需求,希望能运用政治身份更好地发出有代表性的声音、更好地履行政治与社会责任。“我们从事知识和技术行业的人士,有时对外界的社会和公共事务了解不够,与其他的社会群体交流不够。如果有合适的参政议政平台,能让我们更多地与社会各界人士联结,也能够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受访者F4)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团结与整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特质,要固守“圆心”,引导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在此基础上,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包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多元化的职业观念与生活方式;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内部组织化程度,在有序组织下增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凝聚力;同时,搭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政议政平台,使之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