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齐 张岩泉

刘慈欣，中国科幻小说代表作家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起，他一边在山西省阳泉市的娘子关发电厂担任计算机工程师，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出版了13本小说集。他的创作时间并不算长，1999年6月才首次在《科幻世界》发表两篇作品《鲸歌》和《微观尽头》，但他很快凭借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丰富的想象力确立了自己在科幻小说界的地位：连续数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最高奖银河奖；2015年，其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获得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雨果奖；2018年，更是以180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榜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称他“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1]。

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刘慈欣的评价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发展变化过程。笔者于2020年5月20日尝试以“刘慈欣”为主题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 net）搜索，共检索到文献711篇，且很大一部分是在 2015年之后发表的（如图1）；而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以“刘慈欣”为主题关键词检索到文献24篇，2015年之前发表的仅2篇。从研究视角看，对刘慈欣的研究也逐渐从早期书评式推介深入到对其重要文本的美学风格与艺术手法研究、思想性与创作理念的研究、海外传播与接受的研究等，同时亦有超越其个人写作而指向科幻小说重要命题的讨论。而随着《三体》三部曲英文版、日文版的相继出版，讨论其作品翻译策略的成果也逐渐增多。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的火爆也使得电影学领域对中国科幻电影的讨论增多，这些成果虽然都会提及刘慈欣及其作品，但实际上讨论的问题已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畴，本文将聚焦于文学研究领域。

一、美学风格与艺术手法研究

（一）美学风格的研究

新世纪对刘慈欣小说的研究是从对其美学风格的研究开始的。尽管人们对“科幻小说”的定义仍争论不休，但对“‘惊异感是科幻小说最突出的特征”这一命题的认知似乎都没有疑义。英国学者法拉·门德尔松（Farah Mendleshn）在《剑桥科幻文学史》（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中指出：“如果说最具科幻小说特色的东西，那就是‘惊异感了。”[2]40与西方对科幻的研究一样，中国对科幻小说最早的讨论似乎也来自科幻迷①，李兆欣的《对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宏细节——“大尺度”意象的思考》[3]正是从惊异感出发分析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章认为刘慈欣科幻小说中所描写的“大尺度”意象与“惊异感”存在某种联系，并尝试利用所谓“科技美学”的概念来解释这种“惊奇感”产生的原因。可能由于《边缘》是科幻迷和研究者自办的网络杂志，对学术规范要求并不严格，所以我们很难考证支撑“科技美学”理论的材料是否存在。不过我们应该肯定作者试图从审美的角度去分析科幻小说中的科学描写的意图，只是囿于有效理论的缺乏，导致了文章的不成功。

学院派最早的研究成果可能是吴岩、方晓庆的《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这篇论文到今天几乎是研究刘慈欣必读的文章，文章将美国“黄金时代”的科幻小说与苏联科幻小说置于同一系统中观照，认为两类科幻在对现代化的看法上相当一致，并称此类坚信技术能引导人类走出愚昧的科幻小说为“科幻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流派”[4]37。刘慈欣的作品恰在叙事、人物、情感取向上继承了某些科幻古典主义的特征，但同时又创造性地使用了“密集叙事”“时间跃进”、抽象人物等手法实现对古典主义科幻小说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扭转了以破坏性为主潮的中国科幻文学的当代走向，并把它引向积极的建构方向”[4]37，也即新古典主义的方向。这一观点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评论者对刘慈欣科幻小说的判断。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宋明炜就认为刘慈欣应被视为是中国科幻“新浪潮”的代表作家，并提出了反对将其归为黄金时代作家的理由：“首先，刘慈欣的科幻想象已经明显超越了通常以冒险和征服为目的的太空漫游的叙述模式；其次，刘慈欣的写作风格既有崇高的面向，也有诡奇的方面，在宇宙宏大的背景上指向数字化的后人类未来。”[5]34严锋的《创世与灭寂——刘慈欣的宇宙诗学》[6]将刘慈欣的科幻创作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坐标中进行考察，指出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不仅具有新古典性，更具有一种先锋性，即：1.回到启蒙却又超越启蒙，在消解宏大叙事的“小时代”中重塑宏大叙事；2.将传统革命英雄塑造成“超英雄”；3.超越宗教的创作特色，解释了21世纪以来科幻文学势头强劲的原因，实际上也确认了刘慈欣科幻小说对古典文学与先锋文学的超越。高亚斌从刘慈欣短篇科幻所描绘的科幻景观出发，分析其背后潜藏的美学价值。他的《宇宙重生的恢宏颂歌——刘慈欣〈坍缩〉中的科幻景观》[7]和《微观意识与翻转乾坤的叙事奇观——刘慈欣小说〈微观尽头〉管窥》[8]都是从单篇小说中所描绘的令人惊异的现象出发，分析其背后蕴含的宗教情感（只不过刘慈欣信奉的是“科学神”），进而在微观层面发掘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美学价值。陆威的硕士学位论文《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美学研究》[9]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美学价值与审美机制。文章分析了刘慈欣科幻小说中出现的几类审美意象——种族形象、世界形象、科技形象、科学神、超英雄以及非理性的类群形象——所展示出的奇异且迷人的审美魅力，以及这种魅力产生的原因。文章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是比较全面、系统的关于刘慈欣科幻小说美学特点的研究成果。

（二）艺术手法的研究

对艺术手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学、形象学和语言学的分析上。杨宸的《“历史”与“末日”——论刘慈欣〈三体〉的叙述模式》[10]从叙事学角度分析了《三体》系列存在的两种叙事模式——历史模式和末日模式，指出历史模式的叙事还原了消退的时间意识，而末日叙事实现了对人类整体性的呼唤，从而使《三體》系列在当代文学中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吴宝林的《论刘慈欣“大艺术系列”科幻小说——以〈诗云〉为中心》[11]聚焦刘慈欣未完成的“大艺术系列”①科幻小说的叙事特征、文体特征和美学特征，由此看出它们对刘慈欣后来科幻创作的影响，从而确定其在刘慈欣创作谱系的位置。文章材料充分，论证有力，拓展了刘慈欣科幻小说研究的视野。

刘慈欣小说中人物形象分析也是刘慈欣研究的一大热点，而其80万字的巨著《三体》系列更是因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而成为评论者关注的焦点。方晓枫的《试析〈三体〉三位女性形象的伦理意义》[12]抓住“女性”“伦理意义”两个关键词，成为这一类评论的代表性文本。文章分析了《三体》系列中叶文洁、庄颜、程心三个女性形象，从伦理学角度阐释了《三体》系列。这样运用传统研究视角研究刘慈欣的作品忽视了对《三体》三部曲的整体把握，也并未显示出刘慈欣作品的宏大特征和科幻文学与其他题材文学的差异。

刘慈欣自己曾在《从大海看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13]中提出宏细节、种族形象、世界形象和科学形象等说法，并指出中国读者和评论家对这样的说法并不认可。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评论者开始从这样的“宏”角度去分析刘慈欣科幻作品中的形象。郭凯的《刘慈欣科幻作品中的科学形象研究》[14]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研究“宏形象”的论文。文章引入了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刘慈欣小说中的科学形象。在科学史的视角下，作者总结出了刘慈欣在其科幻小说中塑造科学形象的三种路径：重写科学史、将西方已有科技构想中国化和虚拟科技革命。在科学社会学的立场上，分析刘慈欣科幻小说中作为一个社会领域的科学的特点，阐明了科幻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当然，文章在论述上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诸如以几个物理学研究生对科幻文学的期待推衍出某个具有特定审美趣味的科幻读者群的存在，这样的论证可能比较缺乏说服力。

针对刘慈欣科幻小说语言特征的研究相对较少，高翔的《从刘慈欣作品看中国科幻小说的语体特点》[15]是这方面较早的成果。文章选择了语体分析这个角度分析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新科幻具有的特点，指出科幻小说“形象性、情意性、创新性”的语体属性，并通过对刘慈欣小说语言进行词汇、语法、辞格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其语体特点，归纳出形象描绘、社会功能、审美功能三方面的语体功能。陈薇薇的《刘慈欣〈三体〉中的修辞特色研究》[16]采用语料统计法、文献研究法、描写与解释等研究方法对《三体》三部曲中出现的修辞现象进行了分析，围绕语音修辞、词汇修辞、句子修辞及辞格研究四方面对《三体》三部曲进行了描写与阐释，是针对《三体》三部曲比较全面的语言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思想性与创作理念的研究

对刘慈欣科幻小说思想性与创作理念的研究稍晚于对其小说美学风格与艺术手法的研究，这部分成果主要围绕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三体》三部曲展开，小说讲述了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的生死搏杀以及两个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对其小说思想性及创作理念的研究主要涉及刘慈欣小说主题意义和创作理念的研究。

（一）技术与伦理

刘慈欣的技术观是其主题研究中颇受关注的一个方面。尽管刘慈欣曾不止一次说明自己“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17]，但情况却似乎未必如此。在他的作品中，并没有将科学或技术作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而是始终把技术作为一种让人们生活得更好的工具，在作品中反复探讨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两难处境。《地火》《地球大炮》《三体》系列都是典型例子。不少研究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阐释刘慈欣科幻小说背后的“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纠缠。刘珍珍的《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刘慈欣科幻小说研究》[18]对刘慈欣的作品做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作者站在比较文学研究的立场上，通过文本细读法讨论了两个问题：刘慈欣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提出的“零道德”与后人道主义的契合性，以及刘慈欣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前一部分将刘慈欣的作品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演变相结合，在后人道主义的视野中定位了刘慈欣的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确实对刘慈欣的作品非常熟悉，论证也很有力。但当涉及到从后工业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角度解读刘慈欣作品时，理论和阐释就似乎有些脱节，我们并不能看到刘慈欣的“技术主义”如何体现了后现代内涵。这不只是本文所存在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当用文学、文化理论研究刘慈欣作品的“科学”时，现有的方法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除了从整体上把握刘慈欣小说的成果，以刘慈欣单个或部分创作成果为研究对象的作品论也不在少数。这类成果大多聚焦刘慈欣小说背后的理性与人性的矛盾。屈菲的《从黑暗森林到生活世界——论〈三体〉系列小说中的话语意识》[19]站在文学社会学的立场上，分析了《三体》系列背后的话语意识，即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正是从这样的话语意识中传递了作者生活至上的价值取向。相比其他从“作者—作品”出发阐释《三体》系列成果，这样的分析还是比较新颖的。王瑞瑞的《论科幻文学的宇宙伦理——以刘慈欣的“三體系列”为中心》[20]则从《三体》系列中宇宙伦理的建构中探讨刘慈欣的伦理态度。文章认为刘慈欣的《三体》系列通过构建一个“零道德”的宇宙使人类的伦理道德失效，进而通过“归零者”形象的塑造构建起一个新的道德乌托邦。但仔细阅读文本会发现，小说结尾程心在小宇宙留下了五公斤物质，而这一行动则可能会影响宇宙重启。也就是说，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并没有毫不犹豫地构建出一个道德乌托邦，更像是留下了无尽的追问：宇宙能否顺利重启？重启后的高维宇宙会不会重蹈“黑暗森林”的覆辙？从这个角度看，刘慈欣还是在冰冷的理性与人道主义的温情之间摇摆，这也是文章值得商榷的地方。李广益的《罗辑的决断：〈三体〉的存在主义意蕴及其文化启示》[21]站在存在主义的立场上对《三体》系列后两部的主人公罗辑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重构，并从中窥见《三体》系列中这些存在主义式的英雄在当下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刘慈欣重塑英雄主义时的纠结，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拓了思路。而王卫英、徐彦利的《刘慈欣科幻小说〈赡养上帝〉中的三个设问》[22]通过《赡养上帝》隐含的三个设问，看出了作家思想中技术至上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刘慈欣作品中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既显示出刘慈欣科幻创作的特别之处，也体现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呈现新认知的文类所承载的功能。

（二）现实主题与思想实验

科幻小说总是站在“今天”去展望未来，即使书写对象是“科学”与“未来”，目的却仍然是激发读者对现实的重新思考，这也就是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所说的“认知疏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苏恩文认为科幻小说通过一个新的角度向读者‘暗示一套新的准则，从而使读者对现实的经验认识‘变得陌生，这种对熟悉事物的重塑有一个‘认知目的，那就是激发读者对现实的认识，从而获得对社会现状的理性理解”[2]230。那么，讨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现实意义就是可行且必要的了。这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体》系列上，这部80万字的长篇科幻包含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确实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现实。学者对它的阐释也涵盖了政治、文化、历史、哲学等诸多方面。

纳杨的《从刘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谈当代科幻小说的现实意义》[23]探寻了《三体》三部曲的现实意义——对伦理和技术的反思——是如何通过其整体构思、人物形象、宏大想象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赵柔柔的《逃离历史的史诗：刘慈欣〈三体〉中的时代症候》[24]从刘慈欣《三体》系列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出发，通过对《三体》系列叙事方式、情节内容、叙事模式的分析，得出其引起轰动的原因在于隐喻了某种时代症候——逃离历史、逃离创伤性经验。陈颀的《文明冲突与文化自觉——〈三体〉的科幻与现实》[25]通过分析刘慈欣《三体》系列的叙事视角，总结了刘慈欣在科幻与现实之间的文化自觉：刘慈欣以“硬科幻”的方式介入现实，通过对未来人类可能面临的文明灾难的幻想，推动当代精英反思人类道德、文明与历史，而在这之中又可以看到刘慈欣对精英与大众罅隙的思考。作者紧扣“知识分子”与《三体》三部曲叙事的关系，视角独到，很有洞见。欧树军的《“公元人”的分化与“人心秩序”的重建——〈三体〉的政治视野》[26]是为数不多的从政治角度对《三体》三部曲进行解读的文章。作者从近30年现实中地缘政治、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化出发，看出了《三体》系列对现实政治的强烈隐喻：地球三体组织的降临派似乎是现实世界中恐怖分子的化身，幸存派是现实中出卖同胞苟活于世的叛徒写照，拯救派则是现实中宗教势力的隐喻，就连主人公叶文洁、史强、罗辑也都是现实生活中面对终极危机的人的镜像。而《三体》系列对人心秩序重建的启示就在于不能忽视生存与死亡的抉择。王静静则关注到了《三体》中对于“文革”的书写，她的《论刘慈欣〈三体〉中的“文革”叙事》[27]讨论了“文革”叙事对《三体》系列情节发展的作用，并关注到了刘慈欣对“文革”的书写更多地聚焦于自然，从而反映出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文章指出了《三体》中历史叙事对科幻真实性以及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作用，观点新颖。

《三体》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以黑暗森林为核心的宇宙社会学以及刘慈欣的科技观和认识论，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了相当的兴趣。赵汀阳的《最坏可能世界与“安全声明”问题》从黑暗森林这一极端设定出发，指出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中的“零道德”宇宙给传统哲学研究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一是突破了‘霍布斯极限”，“二是提出了人类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政治问题”[28]，进而检讨了传统哲学思考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而“安全声明”将使文明陷入对自身的重复。吴飞的《黑暗森林中的哲学——我读〈三体〉》[29]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出发，勾勒并揭示了《三体》所构建宇宙社会学背后隐含的哲学关怀。这篇文章也成为其稍后专著《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的一部分。专著从黑暗森林、人性、心灵（自我）和死亡几个维度对《三体》三部曲做了哲学阐释，这也是目前唯一一部刘慈欣研究专著。杨立华的《科技纪元与三体〈春秋〉》[30]则揭示与检讨了《三体》呈现科技世界观下的宗教隐秘。这些成果无疑彰显了中国学者对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切。

三、超越个人写作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刘慈欣科幻小说研究，或者说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研究中似乎总隐含着一种焦虑，即关于科幻小说“文学性”的焦虑。对这一焦虑的回应包括对科幻小说“文学性”的讨论、对刘慈欣科幻小说写作立场的分析以及对刘慈欣科幻小说文学史意义的定位等方面。

（一）科幻小说“文学性”的讨论

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在中国长期被归入“儿童文学”的范畴，而刘慈欣获奖以来，不少论文开始关注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的科幻的“文学性”。这里涉及到两种态度：一种是在所谓经典文学的框架内谈科幻小说的文学性，也即用评判经典文学文学性的标准评价科幻文学，以期达到提高科幻文学地位的目的；另一种则是对在经典文学史中已形成的文学性标准提出挑战，认为科幻文学应该有自己的文学性标准，这种态度显然更为激进，因为它在提高科幻文学地位的期待中还包含了对科幻文学独特品质的强调。较早研究科幻文学的学者或青年学生大多持前一种态度，因为在科幻文学还没有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的时代，人们不得不采取一种“归顺”的姿态以期达到对主流文化和学界的和解。

但随着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新科幻作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科幻文学开始逐渐自信，刘慈欣本人一直认为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的科幻不必获得主流文学的承认[31]，不少论文也开始重构科幻文学的“文学性”。王峰的《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32]是这方面的代表。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文学性的概念，指出“文学性”的内涵应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科幻小说在当代中国的繁荣为重构文学性提供了一種可能，并进一步指出科幻文学如果改造了文学性概念，那将是对想象性、幻想性的强化和抒情性、辞采形式的弱化。文章论证逻辑比较严谨，也为科幻文学文学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王瑶的《铁笼、破壁与希望的维度——试论刘慈欣科幻创作中的“惊奇感美学”》[33]指出刘慈欣科幻小说美学上的新颖之处在于“惊奇感”，并进一步指出其小说的“惊奇感”产生于对“现实世界”和“科幻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塑造。文章认为刘慈欣的小说通过描摹高于现实的科幻世界及那个世界中的常人与英雄，打破现实对人的束缚，给人以希望，从而使读者产生“认知陌生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刘大先的《总体性、例外状态与情动现实——刘慈欣的思想试验与集体性召唤》[34]看到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在后纯文学时代以思想试验的方式对世界整体性的把握，而其思想试验又与政治紧密相关——通过对“例外状态”的肯定将个体命运融入集体，通过对宇宙尺度下的极端环境的描绘隐喻现实。陈舒劼的《“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由《三体》系列中“歌者”向“长老”索要二向箔打击太阳系这一普通情节说开去，指出当代科幻小说中存在两类社会形态的想象：典型的高科技水平与低社会形态错位的社会形态想象以及其他社会形态想象。这两类社会形态想象都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检视中显出自身的破绽和局限[35]，由此确认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形态想象方式的重要意义。这几篇文章可以说在重构以刘慈欣创作为代表的科幻文学的文学性上层层深入，对后来的研究者而言有较大的启发。

上述两种态度的目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打破“主流文学”对科幻文学的“隔离”，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区分孰优孰劣。只是要警惕两种错误倾向：对前者而言，要避免一味以纯文学观点分析科幻小说而导致的轻视；对后者而言，要避免一味拒绝其他标准，使科幻小说自我隔离于主流文学之外。

（二）写作立场与文学史意义

刘慈欣作为一位中国科幻作家，其作品必然带有本民族的历史经验与文化记忆，而关注作家的写作立场并从中窥见其对于中国（科幻）文学史的意义，也是超越刘慈欣个人写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贾立元（飞氘）的《光荣中华：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中国形象》[36]从对具体形象的分析中透视刘慈欣“地球往事”前两部中所体现出的对未来中国的想象。文章从刘慈欣小说的技术主义的理性和艺术的“崇高”入手，以“地球往事”前两部的人物为例，分析了刘慈欣小说对未来中华复兴的畅想，深化了对科幻文学构建民族國家形象的认识。但文章同时也指出了刘慈欣小说中冷酷的科学与文学的热情之间的分裂，认为这可能会造成未来中国科幻叙事上的困境，从而揭示出刘慈欣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罗雅琳的《新颖的刘慈欣文学：科幻与第三世界经验》进一步讨论了刘慈欣小说的新颖性背后的文化政治资源，即“以第三世界立场反抗启蒙主义式的‘人之形象，从而挑战西方话语所携带的‘普遍性霸权，申明自身生活方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37]。而这种新颖性的表征就是刘慈欣科幻小说对以弱胜强的反复书写，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就是第三世界身份，这也是其小说中出现带有“游击队员”品性的知识分子形象和“先锋队”豪情的重要原因。李广益的《中国转向外在：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38]着眼于刘慈欣科幻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文章梳理了中国20世纪初以来书写本土之外世界的文学历程，指出在作家们已对用世界眼光表现、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外向型文学感到陌生的今天，刘慈欣以其创作实绩为中国文学再一次“向外转”提供了佐证和思考。作者看到了刘慈欣科幻小说承接20世纪初救亡的民族意识、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一面，同时又认为不应囿于“民族寓言”的视角而低估刘慈欣作品中对人类的普世关怀。毛孟启则关注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文化精神，其《娘子关头窥皓月——谫谈刘慈欣小说与中国文化精神》[39]对刘慈欣中短篇小说中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精神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文章指出了以《朝闻道》《乡村教师》等为代表的中短篇科幻至少表现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以下几个方面：求道、殉道精神，传承精神，担当精神，诗性精神以及神话思维。其立足传统、开放兼容的品格既体现了中国科幻的“文化自信”，也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宝贵借鉴。

四、比较研究、影响研究与海外研究状况

（一）比较研究、影响研究与文化交流

从比较研究角度研究刘慈欣的论文相对较少。陈海琳的《灾难·抗争·救赎：刘慈欣和王晋康的末日书写——以〈三体〉系列小说和〈逃出母宇宙〉为中心》[40]比较了刘慈欣与王晋康在对末日描写、道德思考方面的异同，认为刘慈欣对末日的书写带有瑰丽宏大的古典主义气质，而王晋康则偏重冷峻的写实主义。同时，文章认为王晋康在《逃出母宇宙》中放弃了将科技发展与道德伦理的冲突作为核心主题，对人类传统的道德观进行大胆颠覆的做法，似乎与《三体》背后的道德思考有趋同倾向。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继续挖掘两位科幻作家在这两部作品背后的道德思考具体有何异同性。范轶伦的《剑与诗：古典文化带来未来救赎——〈诗云〉和〈断章〉中的身份认同比较》[41]从“民族寓言”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内地科幻作家刘慈欣科幻短篇《诗云》和香港科幻作家谭剑《断章》中“诗”与“剑”这两种象征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象的内涵，阐释内地与香港在面对“文化身份”时的差异：前者指向西方入侵背景下人文主义与科技主义的认同摇摆，后者指向香港回归前港人的身份焦虑。这种站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视角，无疑是对刘慈欣研究的补充。

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是英语世界“硬科幻”的代表作家，也是刘慈欣十分崇拜的作家，刘慈欣在许多场合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因此，研究克拉克对刘慈欣创作的影响成为刘慈欣研究的一个课题。研究者多从刘慈欣对阿瑟·克拉克作品的接受、二者创作的比较展开，这方面的论文多以年轻学子的学位论文为主。李云的《阿瑟·克拉克对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创作的影响》[42]、张晓妮的《刘慈欣对阿瑟·克拉克科幻作品的接受研究》[43]及其他学位论文大多是从内容（题材）、形象、美学风格切入，采用比较的方法阐释克拉克对刘慈欣的影响。而关于刘慈欣如何将克拉克科幻小说中的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及转化的具体路径为何的问题，则并未得到更为充分的整理。可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陷入困境，需要后来者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度拓展。

刘慈欣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相对薄弱，为数不多的论文也基本上是从“传播与接受”角度切入。顾忆青的《科幻世界的中国想象：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44]和付筱娜的《携想象以超四海——〈三体〉的海外传播之鉴》[45]基本都是从译介过程、翻译策略和接受效果三个方面探究了刘慈欣长篇科幻《三体》系列在海外取得成功的原因，不过前者更侧重相关事实的收集展示，从现象中提炼出的经验稍有不足；后者已能从相关事实中作出经验性总结。刘舸、李云的《从西方解读偏好看中国科幻作品的海外传播——以刘慈欣〈三体〉在美国的接受为例》[46]采用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刘慈欣《三体》系列在美国广受欢迎的原因，为中国科幻文学创作及海外传播提供了一些参考。

（二）海外研究成果述要

国外对刘慈欣的研究还不多，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的研究格外引人注目。他近年来主要研究中国科幻小说，已发表相关中英文论文50余篇，其有关刘慈欣的讨论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弹星者与面壁者——刘慈欣的科幻世界》[47]。文章结合刘慈欣的几部代表作品对其科幻世界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文章首先回顾了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确定了刘慈欣在中国科幻文学特别是新科幻发展史上的坐标。随后，文章分析了刘慈欣科幻小说艺术魅力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指出正是由细节化的“写实”带来的崇高美感，使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区别于克拉克等外国科幻作家。文章接着从理性和人文主义两方面分析了刘慈欣科幻世界的双重意义，并透过《三体》系列进一步阐释了刘慈欣通过塑造一个“完整的”科幻世界所带来的惊异感。宋明炜在另一篇论文《中国当代科幻的乌托邦变奏》①中也涉及到了刘慈欣的创作，认为刘慈欣对“硬科幻”的提倡源于其小说中的技术乌托邦。而其在稍后的《1989年以后：中国科幻新浪潮的乌托邦变奏》②中更加详细地阐释了刘慈欣小说对这种变奏的体现。文章将刘慈欣未出版的《中国2185》③看作是中国科幻新浪潮的开山之作，认为其创作代表了“一种更复杂、更有反思性和颠覆性的文学，其中包含着希望与绝望、乌托邦及其恶托邦反思、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混合杂糅”[5]33。文章同时指出，刘慈欣的这种乌托邦/恶托邦辩证的思想在其后的作品中得到了延续。这两篇有关中国科幻新浪潮的文章讨论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共同构成了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乌托邦/恶托邦想象的思考。

除宋明炜的相关成果外，李桦的“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Liu Cixins Critical Utopia：China 2185”（《刘慈欣批判乌托邦中的政治性想象：〈中国2185〉》——笔者译）[48]在海外也有一定影响。文章借助了汤姆·莫伊兰（Tom Moylan）的“批判乌托邦”这一范畴，从“标志性记录层面”（iconic level）、“离散记录层面”（discrete level）和“一般形式”（generic form）分析了《中国2185》中的政治元素，并把这部小说同刘慈欣的其他作品以及当代中国其他科幻小说中的政治隐喻联系起来考察，是刘慈欣海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2016年，《纽约客》（The New Yorker）發表了约书亚·罗斯曼（Joshua Rothman）的“Liu Cixin - Chinas Arthur C. Clarke”（《刘慈欣：中国的阿瑟·C.克拉克》——笔者译）[49]，这篇文章指出了刘慈欣在中国科幻的地位，并对其科幻作品进行了具体分析，赞叹刘慈欣科幻作品的丰富想象力及技术细节。同年，“刘慈欣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研讨会在海口召开，日本学者上原香在会上发表的《刘慈欣科幻小说的角色小说化：从〈超新星纪元〉到〈三体〉》详细讨论了刘慈欣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但文章选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从角色小说的视角诠释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文章通过梳理刘慈欣的几部代表性作品在科幻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和角色小说间的运动轨迹，认为刘慈欣在《三体》系列创作中逐渐“增加了角色小说性这一新的张力”[50]。

2019年3月，顶尖科幻学术期刊《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137期（第46卷第一部分）开辟了“刘慈欣专号”，发表了李广益 、蔼孙那檀（Nathaniel Isaacson）、关首奇（Gwenna？l Gaffric，《三体》三部曲法语译者）、斯蒂芬·道格蒂（Stephen Dougherty）的三篇学术论文。其中，关首奇的“Liu Cixins THREE-BODY TRILOGY and the Status of Science Fi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与科幻小说在当代中国的地位》——笔者译）[51]根据自1949年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历史及其在政治领域的重新阐释，考察了中国及海外《三体》三部曲的生产过程和接受条件，并对其引发的当今评论、学术甚至是政治热潮做了详细阐述。斯蒂芬·道格蒂的“Liu Cixin，Arthur C. Clarke，and ‘Repositioning”（《刘慈欣，阿瑟·克拉克和“重新定位”》——笔者译）[52]首先借用翻译理论家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所说的“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概念讨论了刘慈欣小说对克拉克小说的继承与发展，以及翻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接着讨论了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对中国现代化的矛盾回应，最后分析了刘慈欣的科幻理论中的“超越自恋”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比较全面新颖的刘慈欣分析。

五、结语

综观新世纪以来的刘慈欣科幻小说研究，我们在美学风格和艺术手法研究、思想性和创作理念研究、超越个人写作的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多数成果主要围绕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展开。这固然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三体》三部曲作为长篇小说，可阐释的空间自然比中短篇小说要广阔），但长此以往则容易导致一个双重性问题：从纵向上看，对《三体》过于集中的阐释容易使我们忽略《三体》系列之前的创作，从而对刘慈欣科幻创作的动态过程失察；从横向上看，冷遇《三体》三部曲之外的作品亦不利于我们把握刘慈欣科幻创作的全貌。

其次，本土科幻文学理论的构建虽已起步，但较西方仍有差距。一方面，由于从事西方科幻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译介的学者不多，我们本土的学者自然也很难提出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学界对科幻作家所提出的理论也重视得不够，例如刘慈欣所说的“宏细节”与“宏形象”的理论，几乎没有相关的论文（著）对其在文学理论上做进一步阐释。而理论武器的缺乏会使得包括刘慈欣科幻小说研究在内的科幻文学研究难以取得创新性成果，也无法指出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再次，对其文学史意义、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的忽视。目前有关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研究主要仍集中在对其作品主题、叙事、结构等的讨论，而少有将其放在中国科幻文学史及世界科幻文学史坐标中进行研究。比较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比较看似相似的对象显示出其独特性。同样，刘慈欣不止一次提到克拉克对他的影响，那么探讨这种影响产生的路径、刘慈欣如何对克拉克的作品进行创造性转化就显得很有价值。

最后，科幻文学研究者需要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这同样有助于缓和科幻小说“文学性”的矛盾。科幻文学是科学与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53]。“科学”与“未来”常常在科幻小说中出现，而现阶段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大多自高中开始就学习文科，大学学习的也多为人文社科专业，这样的知识背景在面对刘慈欣这类“硬科幻”作家时难免会显得局促；而有理工科知识背景的大学生则会因为文学理论知识的缺乏而难以进入文学研究领域（即使他们自身对科幻文学的创作与评介很有兴趣）。这样的尴尬就会产生前述研究者从文学角度分析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科学”元素时的力不从心。

或许，开阔研究视野，积极提出、使用新理论，不限于对作品本身的分析，而是通过比较，在社会历史的语境中读解和阐发文本（间）的意义，才有可能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

□ 作者简介

陈方齐，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张岩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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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剑桥科幻文学史》的说法，在坎贝尔时代，“一些科幻迷写信阐述他们对科幻历史和未来发展可能性的理解，他们的讨论代表了建立针对科幻的批评理论的首次尝试”。

①指刘慈欣目前已发表的《梦之海》（2002）、《诗云》（2003）和《欢乐颂》（2005），以及计划中的雕塑艺术篇、绘画艺术篇和行为艺术篇。

①英文论文“Variations on Utopi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原刊于美国Science Fiction Studies杂志第40卷第1期，2013年3月。中文翻译《中国当代科幻的乌托邦变奏》，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3期，译者毕坤。

②英文论文“After 1989：The New Wav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发表于China Perspectives，2015年第1期。中文翻译《1989年以后：中国科幻新浪潮的乌托邦变奏》，发表于台湾《中国现代文学》2016年下半年刊，译者王振。删节后的简体版《科幻新浪潮与乌托邦变奏》发表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

③文本见科幻小说网：http：//www.kehuan.net.cn/book/2185.html（最后查閱于2020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