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铮

“Wumen Painting School” was such an important painting school that appeared in Suzhou during the mid Ming Dynasty， which had nationwide influences. Wumen School Painting originated a new painting style， and replaced Imperial-Court Decorative Painting School and Zhejiang Painting School to occupy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painting community. These artists not only paid attention to ink expression and emphasized emotional color and aloof artistic conception， but also sought after plain， unsophisticated， tranquil and placid savors. The artistic style of “Wumen Painting School”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formation of artistic style of Suzhou Embroidery.

“吴门画派”是明代中叶在苏州地区形成而影响全国的重要画派，吴门画派开创了一代新画风，取代了院体和浙派而占据画坛主位。他们注重笔墨表现，强调感情色彩和清远的意境，追求回归自然，恬静平和的格调。“吴门画派”的艺术风格对苏绣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吴门画派”的形成及艺术特点

宋室南迁后，大批画家迁居苏州，苏州遂成为全国的绘画中心。至明代中期，商品经济较前代更加活跃，当时的苏州与之毗邻的松、嘉、湖地区是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纺织业、麻布业、造纸业、冶铁业、珠宝业等相当兴盛，商品琳琅满目，苏州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和东南一大都会。

明代经济的大繁荣，也带来了书画市场的大繁荣，正如唐寅在《阊门即事》中所描述的“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吴门经济的繁荣为当时的吴门书画家提供了广阔的书画买卖市场。

宣德（1426—1435）年间，苏州诞生了吴门画派宗师沈周，继承者有文征明、唐寅、仇英，他们在艺术上较全面地继承了宋元以来的优秀传统，并形成各自的风格，开创了一代新风，取代了院体和浙派而占据画坛主位，历时150多年。画史将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并称为“吴门四家”或“明四家”。这四位画家各有师承：沈周家学渊博，主要承元代文人画遗风，以浑厚、苍劲雄健的粗笔画为主；文征明师从沈周，并吸收赵孟、王蒙画法，以缜密、工整、文静清秀古雅的细笔画著称。他们两人主要发展了元代文人画传统，注重笔墨表现，强调感情色彩和出色的意境，追求回归自然，恬静平和的格调，其画风奠定了吴门画派的基调。唐寅与文征明同为沈周学生，笔法挺健细秀，墨色淋漓融和，风格严谨而清逸。仇英出身工匠，初学周臣，后悉心临摹历代名迹，善作精细鲜丽的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并远追北宋名家，重视主题、结构，讲究真景实感，造型准确，笔墨严谨，风格柔韵雅秀，其艺术形神兼备，雅俗共赏。正如《壮陶阁书画集》中赞道“画至文、沈、唐、仇，天地精英尽矣。”清代王鉴《染香斋画论》中道“推名家者，惟文、沈、唐、仇，为掩前绝后”。

二、吴门画派对苏绣艺术的影响

苏州刺绣是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江苏一带的刺绣，又称“苏绣“，明代时称“苏州绣”。苏州刺绣受吴门画派影响，以针代笔，以线代墨，表现文人画的思想和感情，与文人画有着异曲同工之美，形成了“精细雅洁”的风格。正如明代正德年间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鳌主编的《姑苏志》卷十四中写的：“精细雅洁，称苏州绣”。绣品的美轮美奂，蕴含了江南女子精巧、细腻、温婉、静雅的内在品格，也通过小小的绣针再现了画家们的思想和墨韵。吴门画派对苏绣艺术的影响具体表现以下两个方面：

1、吴门画派对明、清两代苏绣的影响

明代“吴门画派”的影响是深远的。著名画家潘天寿赞吴门画派“直使清代三百年之山水画，全属此派范围之下，其情况真有不可一世之概”。其实，其影响远不止在画界，“吴门画派”也对苏州刺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代是苏绣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随着经济的繁荣，人们对刺绣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女红队伍迅速扩大，可谓“家家养蚕、户户刺绣”。明代的苏绣欣赏品大多以家庭女红为主，受“吴门画派”的影响，技艺上具有闺阁绣精工细致的特色，著名的有薛素素、顾媚、徐灿等艺人。她们的刺绣工艺以追求书画效果为时尚，以活泼的针法和秀雅的丝线在丝织面料上表达绘画的精神，运针如笔，针刺纤细如毫发，绣品含有浓郁的苏州文化艺术内涵，使苏绣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水平和高度。

嘉靖年間露香园顾绣的发展，也受到吴门画派的影响，顾绣对苏绣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代表人物韩希孟，能画擅秀，深通六法，丈夫顾寿潜师从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董其昌（1555—1636），松江华亭人，为松江“华亭画派”首领。“华亭画派”是与吴门画派关系最密切的山水画派。在董其昌的指导下，韩希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刺绣作品。《顾寿潜作跋》记述了韩希孟的刺绣创作过程：“往往天晴日霁，鸟悦花芬，摄取眼前灵活之气，刺入吴绫。师益诧叹，以为非人力也，欣然濡毫，惠题赞语。”董其昌为韩希孟摹绣宋元名迹八幅逐幅题词的册页（现藏故宫博物院），如《洗马图》《百鹿图》《女后图》《鹌鸟图》《米画山水图》《葡萄松鼠图》等。著名文学家徐荫南（女，苏州人）赞其绣“露香园顾秀，据称得之内院，其擘丝细过于发，而针如豪，配色则亦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不特令羽毛花卉，巧夺天工，而山水人物无不通肖活现”。其作品当时被称为“绣画”，成为苏绣艺术的典范。

清末民初杰出的刺绣艺术家首推沈寿。沈寿，原名沈雪君、沈云芝，被誉为“女红艺术现代化的先行者”。“世界美术家”，有“针神”之称。她生于苏州，父亲在海红坊开古董店。她从小学绣，16岁已颇有绣名，20岁与定居苏州的浙江举人书画家余觉结为伉俪。受丈夫画风影响，其绣品如同绘画，具有渲染效果，且因丝线的晶莹光泽，具有绘画无法替代的效果。上海博物馆收藏沈寿所绣的一套根据国画稿绣制的花鸟条屏，共四幅，每幅尺寸高42.2 cm，宽15 cm，分别为《荻丛鹭鸶》《海棠黄鹂》和2幅《梨花栖鹊》、花鸟、翎毛均绣得栩栩如生，且色彩丰富秀雅。此套条屏是沈寿的早期绣品，颇有吴门画派的风韵。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之际，余觉亲绘八幅通景屏《八仙上寿图》，并親自勾勒上棚，供沈寿绣制，这幅画绣完美结合的精美之作获得了慈禧太后的大喜与嘉奖，并亲书“福寿”二字分赐余觉和沈云芝，沈寿之名由此而得。沈寿在余觉的襄助下脱颖而出，绣艺精湛，绣品超人，成为近代刺绣史中“三百年来第一人”。

不久，慈禧责成农工商部成立“女子绣工科”，沈寿担任总教习。之后，余沈夫妇去日本考察刺绣教学情况，赴日后沈寿发现日本的刺绣运用了西画焦点透视方法。回国后，沈寿取其精华，与苏绣的精细雅洁的特点结合起来，通过丝理转折、明暗表现对像，所绣作品立体、传神、惟妙惟肖，创造了“仿真绣”。其代表作有《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世界救世主耶稣像》《女优倍克》等。这些作品都是苏绣艺术史上的里程碑。

沈寿的《雪宧绣谱》说：“针法非有所授也，少而学焉，长而习焉，旧法而已。见欧人油画本于摄影，影生于光。光有阴影，当辨阴阳，潜针疑虑，以新意运旧法，渐有得。又游日本，观其美术之渊，清形万态，尽入我目，无不可入我针，即无不可入我绣。”其自信、力求完美之大气可见一斑。而她成功的每一幅作品都离不开余觉的设计、绘摩、敷色，即使是表现油画，也无形之中引用了吴门画派的淡雅、高古、意境深远的艺术风格，这就是苏绣的魅力。所以说，沈寿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她天资聪慧、勤奋努力以外，与余觉的帮助，吴门画派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2、“吴门画派”对现代苏绣的影响和贡献

“吴门画派”对现代苏绣艺术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现代的“吴门画派”为苏绣绘制了一大批誉满中外的绣稿。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绍青，既是吴门画派画家，也是杰出的刺绣设计家，他设计的画稿是画绣结合的成功代表，为刺绣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徐绍青，苏州人，师从吴门画派巨匠吴湖帆，所以具有扎实传统画功底。他不仅是杰出的吴门画派画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刺绣设计者，既是绘画大家又精通苏绣设计原理，把吴门画派与苏绣技术结合在一起而再塑精品，达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统一。他设计的作品古朴典雅、清秀亮丽，艳而不俗，既体现了吴门画派的神韵，又表现出了苏绣的高贵、精致。其代表作有《白孔雀》《葡萄》《牡丹屏风》《竹寿屏风》等均在全国获奖，《吹萧仕女图》还被编入《中国美术年鉴》。他著述的《论韩希孟刺绣艺术》《苏州刺绣图案》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还有著名的吴门画家施仁、盛景云、黄芗、钱香岩和油画家周爱珍等，他们都为苏绣创作了许多传世的苏绣画稿。

同时，现代的苏绣艺术家们也在吴门画家的指导和影响下，以她们的精湛刺绣技艺，绣出了一幅幅具有深厚的吴文化底蕴的苏绣艺术品。当今的苏绣，既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古韵，又表现了现代文化的新风。在明代形成的“精、细、雅、洁”的苏绣艺术风格，如今更被演绎得淋漓尽致：那精致的构图、细腻的针法，秀雅的色彩、洁净的绣面，不禁令人叹为观止。我相信，苏州刺绣也一定会像“吴门画派”一样引领中国刺绣几百年，为魅力苏州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