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锡江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享誉世界的经典文学著作。初读《变形记》，你可能会因作家独特的“脑洞”和主人公荒诞的经历而感到困惑。然而，如果你了解卡夫卡其人，了解《变形记》原著所处的德语文化，你就能品读出其中的深刻内涵，甚至会与卡夫卡产生“共鸣”。你会恍然发现，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变形记》里的那只“大甲虫”。

卡夫卡的命运

卡夫卡于1883年出生，1924年因病去世。卡夫卡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他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商人，卡夫卡还有三个妹妹。他在父亲的意愿下学习法学，后来去了工伤保险公司做法律顾问。但是因为身体不好，一直疗养，后不幸因病致死。

作家及其命运之间的关系是读者需要重点关注的。卡夫卡是奥地利作家，但他出生在捷克的布拉格，还是一个说德语的犹太人。有学者曾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卡夫卡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参加犹太教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也不是自己人。而作为德语的母语者，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捷克人，他又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而就作家而言，他也不是，因为他把主要精力耗费在了家庭方面。可是在家庭里面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因此，卡夫卡对于自己到底是谁这样一个问题是有疑惑的。他觉得这个世界不太适合他，他像是偶然闯入了这样一个冰冷的世界的漂泊者，在这个世界里他自己是个陌生人。

此外，他还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他有一个非常强悍的父亲，而且对他非常粗暴，所以他从童年开始就经常处于紧张恐惧的状态之中。后世研究，他其实应该是患上了比较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所以，他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信任和不安。

这种疾病对他来说既是不幸也是幸运。因为敏感的个性对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敏感不安的心灵与细腻娴熟的文笔相遇，就会诞生不朽的作品，例如《变形记》。

悖谬的美学模式

卡夫卡在日记里曾这样说，“我的本质就是恐惧，而安宁永远都是不真实的”。他看到的世界不是温暖的、和平的，而是陌生的、冰冷的。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造就了他特有的美学模式，即所谓“悖谬的美学模式”。

他笔下的世界与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是截然相反的。凡是普通人觉得正常、安全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反常的、诡异的、恐怖的。凡是普通人觉得有保障的事物，在他看来都是没有保障的。凡是我们觉得确定无疑的东西，他都会觉得神秘莫测。

如果说文学家是人类幻梦的制造者，那么卡夫卡就是所谓的噩梦制造者、艺术家。但是我们说他是噩梦的艺术家，并不是指他写一些吓人的小说来制造恐怖，而是要表达他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真实观感。

牛顿得出三大定律是通过建立了一个假想状态，把所有与之无关的因素都排除在外，从而让事物的本来面目能够呈现出来。同理，卡夫卡利用文学，将人类的日常生活置于一个极端假想的状态下，然后去推想、去实验，看看人类在这个状态下的真正命运到底是什么样子。最能够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变形记》。

《变形记》其实就是把一个奇特的现象放在了日常生活里，强迫日常生活对这个事情作出反应，来观察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样子。卡夫卡选择了一个我们人类认为最可靠、最温暖、最安全的港湾——家庭，制造的奇特现象就是变形。他让一个旅行推销员变成了一个昆虫，来试探整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反应。

《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其实就是卡夫卡本人的一个投射。卡夫卡的母语是德语，卡夫卡在德语中是Kafka，而主人公薩姆沙是Samsa。很多中文翻译将Samsa译为“萨姆沙”，其实是忽略了作品主人公与作家之间的联系。

对于原著中“甲虫”一词的翻译也会影响我们对于作品内涵的理解。“甲虫”这一翻译德文原文是Ungeziefer。如果你查德语的词典，会发现Ungeziefer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甲虫”的意思，而是寄生虫或者害虫的意思。《变形记》中并没有说主人公到底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虫子。甲虫其实是很多译者或者读者根据上下文分析得出的，可能是甲虫，但实际上Ungeziefer这个词并没有表现出“甲虫”的含义。

此外，主人公的名字格里高尔（Gregor）在德语中的原意是“守护者”。格里高尔原来是家里的守护者，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最后他沦落成了一个应该遭到清理的害虫。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就是一个反讽效果。如果读者能够了解德语以及德语文化，那么对于卡夫卡的小说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变形”意味着什么

一些读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异化导致主人公变形。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卡夫卡关注的并不是变形这件事情，而是变形之后的后续发展。所以变形不过是一种假定的手法，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切“倒霉”事。譬如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患上了不治之症，失去了劳动能力，成为了家人的累赘，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在时间和利益面前，人性有时候很脆弱。

卡夫卡通过“变形”这样一种假设，想看看家庭对他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和世界的本来面目又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主人公变形前后有哪些变化？主要是两大变化，一个就是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是他的语言发生了变化，也就说他丧失了人类的外形和人类的交际工具。

一般来说，我们的观念里都会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灵魂，而不在于人的躯壳。另外，我们常说“行胜于言”，也就意味着，行动更重要，语言次于行动。所以在身体和灵魂的二元对立里面，以及语言和行动的二元对立里面，我们几乎都认定灵魂和行动是本原的，而身体和语言其实是次要的，这是一种基本的传统观念。

但是，传统观念在整个西方进入近代以来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传统信念发生危机。人类意识到传统思维未必正确。卡夫卡的《变形记》就告诉人们，其实人的社会本质是人的身体和人的语言，不是其他的东西。身体能够保证你在社会里面被别人识别，尤其是脸。而语言保证了人在社会里面与其他人正常交际。脱离了这两者，人在社会中遭遇的一定是毁灭。

在变形之后，主人公的语言能力逐渐减弱。最开始他还能花很长时间，说出一两句话，最后他的声音就不能被家人所识别了。这就表明作为一个社会人，他开始丧失自我身份。

他满怀希望想打开房门，重新进入人类的圈子，结果发现办公室主管逃跑了，这标志他失去了作为人的职业身份。而父母和妹妹的惊惶失措，也说明他的家庭生活开始出现危机。因此，当他父亲一脚把他踹回门里并把门关上时，即意味着他的社会人的身份已经不复存在，他快被社会抛弃了。此时我们就看到，与语言和外形相比，灵魂和行动显得格外苍白。

如果你熟悉卡夫卡的小说，你会发现，卡夫卡所有的小说作品里面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单身汉的形象。单身汉其实就是现代生活重压下自我存在出现问题而孤独地生活着的一类人。卡夫卡将其高度理论化，上升到一个更为深刻的内涵。他认为在现代生活中，人类是孤独者的集合，因为“上帝死了”，在没有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可以给我们提供更为完整意义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陷入疏离。

虽然过着孤独的生活，但是《变形记》的主人公其实也渴望与外界接触，渴望能与外界建立真诚的交往。他本人对于自己的实际状况也不满意，他抱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他其实一直生活在个人的欲望与职业的巨大冲突之中，但为了家人他克制了自己内心的感受。

卡夫卡的悖谬模式在小说里面的一个体现就是门和窗的关系。门是我们正常与外界相联系的一個通道。我们进入外界，有门才能出去。但是在《变形记》中，门被关上了，给主人公带来更多愉悦的是窗户。在没有变形之前，主人公也特别喜欢在窗口眺望，因为他能够获得一种愉快和自由的感觉，而且这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他原本的孤寂状态，所以窗户也代表了一种内外的联系。但窗和门又不一样，窗是在孤独者和外界之间建立的一个界限，是孤独的生活和对外界的渴望之间的一种平衡，但是人不能真正出去，人仍然在屋内。这与我们当代人的孤独感十分相似。

另眼观世界

通过卡夫卡的这个极端“实验”，我们就会发现，人性也好，家庭也好，很多时候你不能使它处于太极端的状态来逼迫它做出反应。日常生活并不一定都是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安全、温暖和惬意，它的背后很有可能潜藏大量的危险、冰冷甚至残酷。所以卡夫卡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很有可能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幻觉，世界的本来面目也许并非如此。

这是卡夫卡本人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观感。他就像一个偶然闯入世界的人，觉得这个世界太奇怪了。所以，卡夫卡用他独特的艺术手法描述了他的感受，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思维惯性，启发我们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世界。

由于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人们失去了“上帝”，找不到形而上的意义安排，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琢磨，甚至变得越来越复杂且残酷。卡夫卡是现代文学中发现这些变化的第一人。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卡夫卡是20世纪人类日常生活研究领域内的牛顿。

正是在他的启发下，一系列作家开始在这个方向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包括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包括我们中国当代作家余华、莫言、残雪，还有打工文学的许多作家，都多多少少受到卡夫卡及其经典作品《变形记》的影响。因此，卡夫卡被视为20世纪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