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

现在的孩子应该很难想象，在我儿时，拍照是一件多么隆重的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出现一个能打家具的木匠，同时也会冒出一个自学成才的摄影师。

在我们家里，这个角色一直是由姨父担任的——所以，至少十八岁之前，每逢家族聚会，表妹总是能把头抬得比我更高一些。他们家的墙上挂着表妹五六岁时拍的肖像，她满头硬邦邦的鬈发是阿姨买回来的冷烫精的杰作，她的表情动作则是直接拷贝印在饼干听上的女孩——都是那时候最显眼的流行元素。照片是用方头方脑的120相机装上黑白胶卷拍的，姨父拿着底片到他的单位里转了一圈，回来以后就放大成十寸，还着了色，表妹的嘴唇顿时就粉嘟嘟起来。在前电脑时代，给黑白照片染色可没有PS帮忙，一笔一笔全是人工画上去的。我至今都没弄清姨父的手艺是从哪里学来的，只知道他是中学里的化学老师。总而言之，从那天起，我便想象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躲在实验室里，窗帘一拉就是暗房，世界一点点从黑白转成了彩色。

在中国家庭摄影史上，那几年也确实是黑白与彩色的分水岭。姨父的照相机从120换成了海鸥135，逢年过节，他就换上彩色胶卷。小孩喜欢明艳的富士，大人则更中意稳重的柯达，可它们都很贵——买一个胶卷够看好多部电影，到照相馆里精放加印还得再花一笔钱，又是好多部电影。一家人跑到公园里，跟很多家人挤在一起：同一座假山、同一棵大树、同一片草地，N种人跟人、表情与表情的排列组合。作为家族里最小的两名女性，我和表妹得到格外优待，不仅单人照最多，还获得“偷照片”的特权。

数码时代的人没法理解什么叫偷照片。一个胶卷，卷片时拖在最后的尾巴长度不一，三十六张份额拍满以后常常还能往后卷，具体卷几张得看命运的安排。胶卷时代充满悬念，不到冲印完成就不会真相大白。抓拍、偷拍或者纯拍风景的“空镜头”，都是普通家庭无力承担的奢侈，所以那时照片上几乎全是人像，表情普遍比现在严肃，相纸上弥漫着箭在弦上的紧张感。哪怕迎着阳光，人们的眼睛也会努力睁大，最后眼睑肌肉终于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扛不住生理极限，耷拉下来——这样的惨剧在每个胶卷里至少会出现两三回。倒是偷来的照片，画中人没有心理负担，只有意外之喜。喜终究形于色，所以放肆一点的动作、平时不敢轻易尝试的表情，往往出现在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甚至第三十九张里。这大概是人世间最皆大欢喜的“偷”——在稀缺的载体上，我们仿佛又额外留住了一点岁月。

但载体终于不再稀缺，柯达终于倒闭，技术进步让我们偷着偷着就不用偷了。现在，我們对于数码图像已经熟悉得仿佛能从活人脸上看出像素来。每天，我们都会把无数个自己存在云上。那个叫“云”的东西好像大得没有边，它给予我们在胶片时代无法想象的自由——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想拍多少就拍多少。出门旅游，你对着日出和瀑布，举起自拍杆对着海滩上的你，按下自动连拍。影像与影像之间没有空隙，你以为再也不会漏掉什么珍贵的记忆了。然而，对于大多数人的大多数的照片而言，拍下的一刹那就释放了它所有的存在感。我们不需要整理，不需要冲印，不需要把它们一张张插进照相簿。几个月以后，偶然想起这次旅行，好几个G的影像交叠在一起从眼前滑过。太多的面孔几乎等于没有面孔，你甚至已经懒得再去找它们究竟储存在哪片“云”上了。一年以后，你对于自己去年的长相，也许还不如对几十年前的自己熟悉——那个青涩慌张的你，寥寥几张照片，早已飞出发黄的相簿，铭刻在你大脑的永久储存盘里。

这实在是一道难解的数学题：我们试图用技术填满记忆的盲点，减少岁月的流逝，但最后真正珍藏在我们记忆里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增加？或者说，到底是不是更清晰、更美好？

摘自《假作真时》（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