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武先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

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为生民解忧患}

“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无睹一方民瘼，岂能“兼济天下”？辛弃疾执念“为生民”，务实解忧患，曾留下救荒史上的佳话。

任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逢大饥，饿殍遍野。甫一到任，即张榜出令“闭粜者配，强籴者斩”，一面制止粮商囤积居奇，一面防止饥民哄抢生乱。并果断尽出官钱、银器，选派一些务实能干的官吏、儒生、商贾、市民，广开渠道外出购买粮食。很快，粮舟“连橹而至”，粮价随即下降，饥民生计之虞立消，官府燃眉之急顿解。与此同时，毗邻之地信州也遭空前饥馑，“乞米救助，幕属不从，弃疾曰：‘均为赤子，皆王民也”，随即以所筹粮食的十分之三赈济，确保信州无饥毙之民。

据实拓宽粮食来源渠道，通过丰富供给而杜绝强买强卖，既保证平民无果腹之忧，又考虑粮商有适度之利，实现饥荒时期的社会稳定。其治理荒政之法，后来元明清三代都借鉴推广。

为官理政，从“民以食为天”出发，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歌词作品，亦多着笔黎庶安乐的憧憬，关注普通百姓生活。“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风调雨顺、老少怡然、安居乐业的场景，常萦系心头、倾注笔端。词的精彩，显然源于情的真挚。

{真情砥砺意气}

同气共风雨，倾情剖胆肝，向来是文人志士追求的可贵秉性，辛弃疾亦然。“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寻求志同道合的挚友，砥砺抗金报国意气，同爱国诗人陆游、主战派重臣韩元吉、豪放词人刘过等交往密切。

特别是与“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的爱国志士陈同甫，“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可概观其对待友人的真挚。“陈同甫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颇恨挽留之正是遂也。”初见如故，相叙十日犹觉短，分别次日又去追留，毕现其真情。陈同甫因上《中兴五论》，主张积极抗战，受到投降派打击，乃为陈同甫赋壮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中更险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杀，我独怜才”，陈同甫遭构陷入狱，竭力营救，能共之缓急。至情相交、真心砥砺，宜当后侪称叹：“陈同甫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

“辛弃疾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甫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

{仗义识拔英俊}

俊逸之才，贵将慧眼识英杰;高洁之士，貴以同仁视廉介;仗义之行，贵能以我作人梯。“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重才尚德、体恤下僚的事迹，颇见风仪。

任湖南安抚使时，有士子揭发考试官作弊，未以真才实学标准选取第一名，辛弃疾立即责令察实，并亲自调阅试卷。读到一份关于《礼记》的策论时，欣喜不已，“观其议论，必豪杰士也，此不可失”，力排众议，将其擢拔为第一。不出所料，这位名唤赵方的士子，后来成为杰出抗金将领。任大理寺卿时，同僚吴交如病逝，家中无钱购置棺材下葬，乃叹曰：“身为列卿而贫若此，是廉介之士也！”即解私囊，厚赠赙礼，“复言于执政，诏赐银绢”。受谗从湖南安抚使去职，犹挂怀一名职低位卑的部属，欣赏其作战勇敢、能力拔萃，愧疚为其向朝廷举荐重用而无果。乃为之题诗：“青衫匹马万人呼，幕府当年急急符。愧我明珠成薏苡，负君赤手缚於菟……”

自己遭遇挫折，进退去留之际，不忘下层僚属曾经的功绩，由衷勉励对方能够鹏飞万里、建功立业，颇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仗义高怀。

{坦然面对炎凉}

对待落寞者的态度，多能反映为人节操，胸怀坦荡者，往往能抛开政见异同以论人品学识，发乎本心面对世态炎凉。

为实现抗金复国的夙愿，辛弃疾每每交往主战的要臣大员，貌似有投机之嫌。但观其始终，在位得意时主动亲近，去职失势时依然如故，不待之冷漠、处之疏远，并无趋炎附势的功利，唯有初衷不改的坦然。感激当政宰相叶衡的知遇之恩，以“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相公是，旧日中朝司马”赞誉;知悉叶衡因言获罪被贬后，以“娥眉曾有人妒”表达不平。“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敬重韩元吉人品学识，其从吏部尚书致仕后，依旧给予“经纶手”盛评，常登门拜访，诗酒交游，直至韩元吉病故，每年皆奉上祝寿词阕。

后世将辛弃疾与苏东坡并称“苏辛”，主因词风同似，或许人格相类。二人面对人情冷暖的行事风操，略无两样。稼轩之待朱熹，便有如苏东坡之对王安石。辛弃疾曾与理学家朱熹交情不浅，切磋学问、探讨抗金复国之策。但晚年朱熹倡导讲学明理以“修内政”，公开异议辛弃疾等积极备战以“攘外夷”的主张，获得当时宰相赵汝愚的青睐，辛弃疾则或多或少因此而受到朝廷冷落。韩侂胄当政后，为巩固权位，摆出立即北伐的姿态，通过启用辛弃疾等主战人士而大造声势，同时打压政敌赵汝愚，发起“庆元党禁”，宣布朱学为“伪学”。朝中风向急转，一时“谈朱色变”，与其交往者或公开表示脱离关系，或“过门不入”“以自别其非党”。曾经高朋满座的朱熹之宅，转瞬门庭冷落，以致病逝之时，“门生故旧无送葬者”。辛弃疾却不避韩侂胄嫌疑，慨然前往凭吊昔日“帝王师”，真挚撰写悼文哭祭，云：“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政见有别，不碍个人交谊，得意失意，无关学问道德。其对朱熹敬重如故，感情依然，未随风光之时心变热，未逐落叶之态眼转凉。

辛弃疾豪气干云，英雄盖世却未立殊功，言其个人遭遇，诚多遗憾;对于文学汗青，实留瑰宝。“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的豪放词章，每每催生世人“男儿到死心如铁”的慷慨风节、豪放性情。

摘自《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