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

1981年11月，中国女排在日本东京以3∶2击败上届冠军日本队、获得女排世界锦标赛冠军的时候，我还是个初中生。院子里一群人围着一台黑白电视机看比赛，中国女排夺冠时，大家跳起来，欢呼、拥抱，比现在人们现场看球还激动。

2019年，在日本大阪，中国女排3∶0横扫塞尔维亚队，第十次夺得世界冠军。接着，女排3∶0击败阿根廷，十一连胜，又一次站上最高领奖台。

回首一看，39年过去了。我女儿这一代人恐怕很难理解我们对中国女排的那份情感，她们于我们而言，是一份精神象征。

我跟排球的渊源，跟父亲有关。父亲以前在大学里打过排球，所以从小就教我垫球、托球。早上我在校园里跑完步，会跟父亲对练一会儿，一般是两人对着垫球、传球，或者他扣球，我防守。垫球多了，手腕都是肿的，膝盖也经常磨破，后来父亲给我买了一副护腕，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戴着护腕打球，感觉自己也专业了不少。

进了大学，我迎来了“排球生涯”的辉煌时代。在学校排球赛上，我初露锋芒，一米七七的个子，在排球队里不算高，身体素质也不是最好的，能够崭露头角完全得益于父亲当年的言传身教。比赛球场是在学生宿舍旁边，下课后打开水、去食堂吃饭的同学都会路过球场。特别是女同学们一路过，我们在球场上就兴奋起来，有炫技和表演的成分。

大学二年级我被选进校队，一到下午，我就拿着球衣球裤和排球，溜出教室，去学校对面的排球场训练。我们队里有几个队员是藏族，其中一个叫耿才华，我们都叫他“菜花”，黑瘦黑瘦的，个子不算高，但弹跳力惊人。他的击球点相当高，给拦网队员造成很大困难，但技术发挥不稳定。

我们还经常跟女队一起训练，那群穿着红色运动服的女孩子，在运动场上叽叽喳喳，我们男队队员其实很想跟她们搭讪，但又故意保持高傲的样子，把自己搞得很苦闷。最后我们的队长还是追到了对方最漂亮的一个副攻，这让我们既骄傲又羡慕妒忌恨。

每天训练，先是男队1500米、女队800米的体能训练。在2400米的高原跑长跑真是要命的事儿，跑得肺都要炸了，更别提还有折返跑、蛙跳、弹跳摸高等。我一直打接应二传（就是现在的自由人）或者副攻，防守任务比进攻重，翻滚救球，“鱼跃”救球，总是摔得伤痕累累，后来得了个外号“拼命三郎”。

1988年，我代表校排球队参加了青海省排球联赛，冠军队将代表青海省大学生队参加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比赛时，跟我们一组的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队，他们全是从八一体工大队退役后被学校特招的专业队员，就像现在惠若琪她们退役后进入大学校园一样。我们这些业余级别的大学生跟他们站在一起，差不多個子才到人家肩膀，自卑得不行，球还没打，人先输了。还是史教练想得开：咱们死猪不怕开水烫，放开打，重在参与，不问结果。

我们对北航的比赛是在徐州市体育馆打的，第一局就打成15∶1，差点剃了光头！我们小组自然被淘汰出局，我校女队则继承了中国女排的优秀传统，小组出线，居然可以去南京参加决赛了！我们只好厚着脸皮，蹭女队的荣光去南京“旅游”。1988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个被绿树覆盖的城市，对于一个在青藏高原长大的孩子来说，这种绿意一下就沁透了我的心脾。

在青海曾有一个故事：一直在牧区长大的孩子，从来没见过树，到了省城西宁，见到高高的白杨树，问人家，城里的草怎么长得这么高呀！我到南京，看见被梧桐覆盖的道路和城市，也像那个牧区的孩子一样，好奇城市里怎么能有那么多树。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没有想到四年后，我会乘着奔向南方的列车，再次来到南京，并从此生活在这里。

如今，我在南京已经生活了快30年，成为电视记者、成为高校老师，却从未忘记自己的排球生涯。从1988年起，我就渐渐离开了排球，但还是会看排球比赛，特别是女排比赛。就像电影《夺冠》所展示的那样，女排不是一个人的记忆，而是全体国民的记忆，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1984年，中国女排三连冠，那一年出了一本讲女排拼搏故事的书，我把攒下来的钱拿出来买了这本书，那年我17岁——是的，她们的确鼓舞了我，让我在人生中努力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摘自《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