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湘牺牲前后的史料记载

1934年12月18日的长沙版《大公报》登载了一篇题为《伪师长陈树香（湘）之生前死后》的报道：“昨，保安二十团团长唐季侯来电称：据职团何营长报告称：伪师长陈树香（湘），长沙人，原名陈树春，住小吴门外瓦屋街陈宅。现年二十九岁，母在，妻名陈江英，年三十，无子女。行伍出身，原由独立第七师叛入匪军，本年始充师长……该师担任后卫掩护部队。前在桂境因掩护渡河，被国军截断去路，故尔回窜。现在所率一〇一团，仅剩机关枪五挺，自动步枪三支。昨在八都被击溃后，只剩重机枪一挺，自动步枪三支。”又据该营长报称：“职于本日午前六时，四眼桥率队解送伪师长陈树香（湘）及各俘虏人员、枪支、马匹回县，因该伪师长负伤甚重，无药医治，于上午八时许行抵石马乡竟毙命。当有该师修械员及通讯兵在场亲见。兹议将死尸一具及各俘获员兵三人，连同步枪四支，解呈钧部核验处理。”

另据1952年3月23日《审讯唐季侯笔录》记载，唐季侯供述：“民国二十三年（1934），道（县）、江（华）、（江）永三县联合编成保安团，我当团长，红军师长陈树湘由江华退下来，在牯子江过河时负伤。上面要我派部队追击，我就派何湘营长带一营去追击，结果把红军师长陈树湘在插花坪俘获，后抬到西门外已死了，另捕了他的两个通信员。后将陈树湘割下头来，连同两个通信员人头一起送到省政府去，结果省府赏了大洋一万元，道县五千元（我贪污八百元，其余四千二百元分给其他人），江华五千元。剩下的红军被我们追到蓝山，缴获三十条枪，俘虏九十余人送到省政府去法办了。”

当时，红军过境后，唐季侯负责道县清剿工作，仍是保安团长，清剿残余红军和“土匪”（联系和帮助红军的老百姓）。唐季侯还交代：“在茶陵与红军打仗时，总指挥刘建绪召集我们开会，下令连、排长都可以有权杀红军。”

此外，江华出版的《瑶都宝藏》一书在“陈树湘烈士墓”中也有相同记载。原文如下：“陈树湘，红军第五军团三十四师师长。1934年11月28日，为掩护中央红军北上，陈树湘率部在灌阳、水车一带阻击国民党周浑元、李抱冰部，12月10日在江华牯子江渡沱水时，遭江华保安大队突袭，陈于船上受伤。11日，部队到达道县驷马桥早禾田一带，面临宁远、道县保安军和地方民团夹击，陈树湘被道县保安军所捕，后乘敌不备，从腹部伤口入手自断大肠而牺牲。其墓曾三迁，现葬江华沱江中学果园旁。”

红三十四师一〇〇团团长韩伟在《浴血奋战湘江之侧》中写道：“后来得知，陈师长率红三十四师余部在湖南江华县牯子江遭敌人袭击，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于敌手。敌保安司令何汉（注：道县保安团第一营营长何湘）听说抓到了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命令他的爪牙抬着陈师长去向主子‘邀功领赏’。陈师长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敌人残忍地割下了陈树湘同志的头，送回他的原籍长沙，悬挂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其余一百多人，也终因敌人重围，弹尽粮绝，最后大部分光荣献生（身）。”

1983年5月出版的《江华瑶族自治县文物志》在《长征红军师长陈树湘之墓》中记载：“……陈树湘同志壮烈牺牲，其墓经沱江镇李国裕同志（沱江镇搬运队支部书记）三次迁移，现葬在沱江中学的梨树果园旁。”

陈树湘墓在江华是怎么回事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省、市、县出版的相关书籍和史料对陈树湘墓均有记载，内容大致相同，那就是陈树湘墓在江华沱江中学果园旁。

沱江中学的前身是衡阳医学院零陵分院江华医专，1980年12月改名沱江中学，1995年改名为江华县职业中专学校。1980年，江华县教育局调来有着丰富教学和管理经验的何承恩到江华医专筹办沱江中学。何承恩从1952年开始从事教学，在沱江完小当过8年校长，后来担任沱江中学首任校长，此后一直到退休。

何承恩是江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牺牲的何时芳同志的遗腹子，属革命烈士后代。正是基于这个信任，沱江镇农会主席、镇搬迁队党支部书记李国裕生前多次找到何承恩说过：他曾带着两个同伴到陈树湘殉难之地，找到陈树湘的无头尸体，将它运回江华县城沱江，埋在原医专围墙边的土坡上。后因学校改建大门，陈树湘墓又刚好在新大门出口通道位置，不得已，李国裕与人又把它迁到学校山坡的果园梨树下安放，这就是后来史料所记载的“沱江中学果园旁”。这也验证了李国裕当年所说的陈树湘墓曾历经“三次迁移”的说法。

据当年参加红军长征调查办公室的同志讲，当时有关知情人员回忆：陈树湘在道县驷马桥被俘获后，“头功”被占据天时地利的唐季侯、何湘等人揽去，江华民团很不服气。因为陈树湘是在江华遭受重创的，又是江华民团随后一路尾随上去才抓获的，其功劳不可埋没。因为此事，两县民团闹得不可开交。后来经上面调停：道县拿去陈树湘的人头，尸体则由江华负责从殉难地运回掩埋。报到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颁发赏银一万元，其中江华、道县各半。江华没争到陈树湘的“头功”，无头尸体还要负责运回掩埋，心里一肚子的不畅快。

那时李国裕是江华沱江镇一名十七八岁的脚力挑夫，住沱江老街云溪商场一带，专门帮人从事装卸、运输等杂务体力活。陈树湘烈士的无头尸体是如何运回江华，又是怎样到了李国裕手上，笔者查找相关资料和走访相关人员，均因年代过久，语焉不详。不过对李国裕和两名同伴将陈树湘尸体掩埋在江华医专的荒郊山坳的历史记录倒是言之凿凿。

何承恩担任沱江中学校长时，时刻不忘李国裕说的学校埋了一名红军师长的事，并将学校有个红军墓的事告诉了学校当时的团委书记、后为学校副校长的欧阳能洪。以后每年清明时节，欧阳能洪都组织学生到红军墓进行祭扫，缅怀为建立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烈士。欧阳能洪对笔者说，何承恩老校长有90多岁了，早两年，他还特地回学校去看了一下，对当年学校哪里是红军墓、哪里是西门冯都庙还讲得很清楚。

根据欧阳能洪提供的线索，笔者在沱江镇解放西路蒋家巷找到了1928年出生的何承恩老人。他回忆：解放后，沱江镇农会主席、搬运队党支部书记李国裕多次说过他掩埋红军师长陈树湘尸体的事。为此，何承恩在晚年写的回忆录性质的《覃思录》一书中提到：“1934年红军过境，因作战需要，先头部队出发时，留下受伤的陈师长……陈师长被杀害后，他（指李国裕）约了几位信得过的伙伴，将陈师长的尸体抬到山坳，埋下了烈士的尸骨。”遗憾的是，当时烈士资料不详，反映到上面，也没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笔者又采访了江华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王孟庆。王老说：李国裕是一个农民，印象中，他家住在沱江沟边杨家，解放后曾担任沱江镇农会主席。他是城里的一位公众人物，当时沱江城不大，我也是沱江人，家住沱江镇富江路，我们经常在街上遇见，他跟我也曾说起埋过一位陈姓红军师长的事。

王老说：当年过牯子江，陈树湘部队遭受袭击，他腹部受伤的那一枪，还是陈琦带领江华县“铲共义勇队”开枪打中的。陈琦又名陈海庭，是江华县沱江镇老街人，当时是江华县“铲共义勇队”的副总队长。解放后，他还在江华县城中医院行过医，后来清查历史问题，被知情人举报，给揪了出来，投进了大牢，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结束语

红三十四师，当时的“铁流后卫”，后人称之为“绝命后卫师”。在湘江战役中，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红三十四师在师长陈树湘的带领下，以近6000名指战员几乎全部战死的代价，换取了中央红军的西渡湘江，实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铿锵誓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2019年全国两会和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等重要场合都深情讲述了红军三十四师及师长陈树湘的英雄事迹。

鲜为人知的是，陈树湘带领残部过江华牯子江的战役中，有4名红军被打散，被江华桥头铺黑洞村民游用材一家冒死收留。其中两名红军伤好后继续追赶部队，另两名红军朱留新、童马生因有脓疮伤一时难恢复，无法远行，留了下来，后经人介绍，分别给桥头铺下车和沱江镇鱼塘坡的两户人家做儿子，从此隐姓埋名在当地定居了下来。

红三十四师一〇〇团团长韩伟是湘江战役后唯一幸存的团以上军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韩伟曾找到民政部，要求追认一〇〇团2000余名死难战友为烈士。可按规定，必须至少有两名团以上干部的证明。怎奈血战湘江以后，团以上干部幸存的只有韩伟一人。

韩伟对儿子说道：“湘江战役，我带出来的闽西子弟都牺牲了，我对不住他们的亲人……我这个将军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我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和他们在一起，这样我的心才能安宁。”1992年，86岁的韩伟将军去世，按照他的生前遗愿，归葬到了他和几千闽西子弟长征的出发地福建龙岩，终和战友团聚。

综上所述，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墓在江华，这是一段真实可信的历史事实。“向死而生，断肠明志”，烈士忠魂长卧三湘大地，光耀祖国大好河山。其红色基因薪火相传、永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