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翼

【作者简介】

张溥（1602—1641），明代晚期文学家，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自幼发愤读书，有“七录七焚”的佳话，他的书室因此名为“七录斋”。张溥曾与郡中名士结为应社、复社，以文会友，评议时政，反对阉党，影响巨大，声震朝野。文学方面，主张复古，“务为有用”。张溥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著有《七录斋集》，编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原文

五人墓碑记①

张溥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②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③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④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⑥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⑦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资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⑧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⑨众不能堪，抶而仆之。⑩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1 1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1 2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1 3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1 4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1 5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1 6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1 7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1 8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1 9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2 0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2 1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2 2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2 3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2 4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2 5

注释

①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当政。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派人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惨遭镇压。市民首领颜佩韦等五人，挺身投案，英勇就义。次年，崇祯皇帝即位，罢黜魏忠贤，魏畏罪自缢，阉党失败，周顺昌得以昭雪。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苏州人民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作者于崇祯元年（1628）写下这篇文章。

②蓼（liǎo）洲周公：即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吴县（今苏州）人。万历年间进士，曾任福州推官、吏部主事、文选员外郎等职，因不满魏忠贤专权，辞职归家。东林党人魏大中被逮，途经吴县时，周顺昌不避株连，为他饯行，大骂魏忠贤。魏忠贤恨之入骨，将他抓捕入狱，迫害致死。崇祯元年（1628）得以昭雪，谥忠介。

③郡：指吴郡，即今苏州市。即除魏阉废祠之址：就清理废弃的魏忠贤生祠的旧址。魏阉，对魏忠贤的贬称。魏忠贤专权时，其党羽在各地为他建立生祠（为活着的人建立的祠庙），事败后，这些祠堂均被废弃。立石：竖立碑石（墓碑）。旌：表扬，赞扬。

④去：距离。墓：用作动词，即修墓。止：通“只”。有：通“又”。

⑤草野：乡野，指民间。

⑥皦（jiǎo）皦：光洁，明亮。文中指显耀。

⑦丁卯三月之望：天启七年（1627）农历三月十五日，此处属于作者笔误，实际应为天启六年（1626）丙寅年。望，农历每月十五日。

⑧吾社之行为士先者：我们应社里那些行为能够成为士人表率的人。吾社，指应社。明末张溥、张采等创立的文社，为复社前身。崇祯二年（1629），张溥等以应社为基础，合并其他文社，成立复社，评议时政，以继承东林党为号召，“兴复古学，务为有用”，成为著名的文学、政治团体。声义：伸张正义。敛资财：筹集钱财。

⑨缇（tí）骑：本指穿橘红色衣服的朝廷护卫马队，这里代指来抓捕人的锦衣卫校尉。

⑩堪：忍受。抶（chì）而仆之：将其打倒在地。抶，击。仆，使仆倒。

1 1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这时以大中丞的身份做应天巡抚的人是魏忠贤的党羽。抚吴，做吴地（江苏）的巡抚。当时毛一鹭为应天（南京）巡抚，管辖江苏。魏之私人，魏忠贤的党徒，即毛一鹭。

1 2其：指毛一鹭。噪而相逐：纷纷呐喊着追打。匿于溷（hùn）藩：藏在厕所。

1 3按诛：追究案情判定死罪。按，审查。傫（lěi）然：聚集的样子。

1 4詈（lì）：骂。

1 5脰（dòu）：颈项，头颅。函之：用棺材收殓他们。

1 6大阉之乱：指天启年间魏忠贤的乱政。缙（jìn）绅而能不易其志者：不改变志节的士大夫。定语后置句。缙绅，也作“搢绅”，指士大夫。古代官宦上朝插笏板于绅（腰带）间，故称。缙，插。

1 7编伍：指平民。古代编制平民户口，五家为一“伍”。曷：同“何”。

1 8矫诏：假托君命颁发的诏令。钩党之捕：对被指为有牵连的同党加以逮捕。指搜捕东林党人。株治：株连治罪。

1 9逡（qūn）巡：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非常之谋：指篡夺帝位的阴谋。猝发：突然发动。

2 0圣人：指崇祯皇帝朱由检。投缳（huán）道路：在路上上吊自杀。天启七年（1627），崇祯即位，将魏忠贤放逐到凤阳去守陵，不久又派人去逮捕他。他畏罪自缢身亡。缳，绳圈，绞索。

2 1抵罪：因犯罪而受相应的惩罚。不能容于远近：到处不能容身。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还有剃发为僧，闭门索居，或假装疯癫而不知下落的。辱人贱行：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视：比较。

2 2暴（pù）：显露。赠谥美显：指崇祯追赠周顺昌“忠介”的谥号。美显，美好荣耀。

2 3首领：头颅，脑袋。老于户牖（yǒu）之下：在自家屋里寿终而死。户牖，门窗，指家里。隶使之：当作仆隶一样差使他们。隶，名词用作状语，像对待奴仆那样。屈：使屈身下拜。扼腕：用手握腕，表示惋惜、愤慨、振奋等情绪。墓道：墓前甬道。

2 4明死生之大：表明死生的重大意义。匹夫之有重于社稷：平民百姓也能对国家安危起到重要作用。社稷，代指国家。社，土地神。稷，谷神。

2 5冏（jiǒng）卿：官职名，太仆寺卿的别称。因之吴公：吴默（1554—1640），字因之，江苏吴江人。太史：在翰林院任职者的通称。文起文公：文震孟（1574—1636），字文起，苏州人。孟长姚公：姚希孟（1579—1636），字孟長，苏州人。

参考译文

墓中的五个人，就是当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时候，激于义愤而死的五人。到了现在，本郡有声望的士大夫向有关当局请求后，就清理已被废除的魏忠贤生祠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之前树碑，来表彰他们的事迹。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这五人的死，距离现在修坟安葬，时间不过十一个月罢了。在这十一个月当中，大凡富贵人家的子弟，意气豪放、志得意满的人，他们因患病而死，死后埋没不值得称道的人，也太多了，更何况乡间没有声名的人呢？唯独这五个人声名光荣显耀，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周先生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们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为读书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起程，哭声震天动地。校尉们按着剑柄上前，问：“在为谁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们打倒在地。当时以大中丞职衔做应天府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先生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苏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这时趁着他厉声呵骂的时候，就一齐喊叫着追赶他，这个大中丞藏在厕所里才得以逃脱。不久，他以苏州人民发动暴乱的罪名向朝廷请示，追究这件事，杀了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就是现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这五个人。

然而，五个人临刑的时候，气概豪迈，神情自若，呼喊着中丞的名字叱骂他，谈笑着从容而死。砍下的头放在城头上，脸色一点也没改变。有一位有名望的贤德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个人的头颅并用棺材收殓起来，最终与尸体合到了一起。所以现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个人。

唉！当魏忠贤祸乱朝政的时候，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官员，偌大的中国，能有几个人呢？而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因大义而激昂慷慨，踏上死地也在所不惜，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假托皇帝命令颁发的诏书不断传出，大肆抓捕被指为有牵连的同党遍及全国，（但是）最终因为我们苏州人民的发愤抗击，使宦官集团不敢再株连治罪。魏忠贤也畏畏缩缩，惧怕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等到当今皇上即位，魏忠贤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此看来，如今那些官爵高、地位显贵的人，一旦犯罪受罚，有的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各地所容纳，也有的剪发为僧，躲在庙里闭门不出，或假装疯癫而不知下落的，他们那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么样呢？因此周蓼洲先生，忠肝义胆彰显朝廷，获赠谥号美好光荣，死后享受荣耀；而这五个人也能够得以修建一座大坟墓，在立在大堤的石碑上留下英名。凡是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时没有不下拜礼敬并且感动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际遇啊！如果不是这样，而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直到老死在家中，那么虽然享尽天年，但人人都能够像奴仆一样使唤他们，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叹息，抒发他们作为有志之士的悲叹呢？所以我和我同社的诸位先生，惋惜这墓前空有一块石碑，因而为它作了这篇碑记，也用以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那几位贤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因之先生，太史文文起先生，姚孟长先生。

漫读

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不知怎地，每每读到《五人墓碑记》，总会想到这副对联。

屠狗辈，就是以屠狗杀猪为业的人，泛指从事卑贱职业，地位低微的人。广而言之，就是凡夫俗子、平凡百姓。

对联作者是明代官员、著名学者、诗人、藏书家曹学佺。曹学佺生活在晚明时期，学识渊博，是“闽中十子”之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富有气节。他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曾任四川右参政、按察使、广西参议，因为得罪魏忠贤被劾去职，家居二十年。清军攻入闽中，曹学佺香汤沐浴，整顿衣冠，在西峰里家中自缢殉国，死前留下“生前单管笔，死后一条绳”的绝命联。清政府后追谥他为“忠节”。

自己就是读书人，并且是书读得很好的读书人，为什么会写下这样一副“自损”读书人形象的对联呢？

原来，曹学佺不是心血来潮写下这样一副对联，而是有感于他亲自审理的一个案件。明朝各地都有皇室子弟分封的藩王，分封于广西的叫靖江王，建藩于桂林。明晚期，藩王骄横无比，作威作福，他们好养斗犬，用作娱乐，连家奴们也倚仗自己是皇室宗亲的奴才飞扬跋扈。他们常在街头遛狗，任意让其撕咬路人，并以此取乐，百姓和官府都敢怒不敢言。曹学佺担任广西右参议的时候，一次一个秀才被恶犬追咬，幸得一个屠户搭救，斩了恶犬，可家奴们仗势欺人，闹到官府，要官府判屠户死罪给狗偿命。曹学佺不惧权势，判屠夫无罪。皇亲一看，这样判决自己脸面不保，于是暗中重金贿赂并威逼恐吓秀才改口供，说他自己和斗犬相好，是朋友，那天是斗犬和其在玩闹嬉戏，是屠夫无故杀了斗犬。秀才贪图财物又惧怕皇亲势力，就出卖屠夫，更改了口供。曹学佺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大骂秀才恩将仇报，伤天害理，下令杖击秀才，秀才挨不过，终于吐露实情。曹学佺于是在案卷上愤然写下“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样一副著名的对联。

这副对联赞扬了屠夫拔刀相助、行侠仗义的行为，批判了秀才屈节权势、忘恩负义的丑恶行径。而这副对联之所以广为流传，不仅因为它非常中肯地褒贬了案件中的双方，表现了作者的嫉恶如仇、为官清正，更在于他确实道出了一个事实，总结出了一个社会现象，虽然说得有些片面，失之偏颇。

历史上，像故事中那样的“屠狗辈”不乏其人。实际上，“屠狗辈”本就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典故，也叫屠狗者、狗屠。我们熟悉的樊哙，早年就是“以屠狗为事”的人，当然更早更著名的大概是“荆轲刺秦王”中，荆轲的那位朋友高渐离了。《史记·刺客列传》说：“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虽然史书并未说高渐离就是那位“狗屠”，而应是他朋友，但他们意气相投，往往被视为一人。“屠狗辈”后来经常被用来指隐没草野、慷慨悲歌的志士，是个十足的褒义词。韩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一开始就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结尾颇有深意地写道：“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

“屠狗辈”身份低微，处于社会底层，没有什么文化，历史上的荆轲、高渐离这些人都是屠狗辈。虽说是没有知识的人，但这些人思想往往更单纯，有着朴素的是非观念，爱憎分明，重然诺，讲义气，爱打抱不平，愿拔刀相助，很有侠义精神。而读书人虽然饱读诗书，但也有更多私心杂念，何况有些人本就“读书只为稻粱谋”呢？许多读书人很会唱高调，但是面对功名富贵、高官厚禄，身处名利场时，往往就会败下阵来。特别是当风云变幻、风暴来袭的时候，种种“辱人贱行”何曾少见？明朝末年，宦官专权，魏忠贤把持朝政，炙手可热，曹学佺和张溥正处其时，他们两位作为正直有气节的官员，与阉党进行了可贵的斗争；但是他们又耳闻目睹了多少“学而优则仕”的大小官员附逆阉党，助纣为虐！在《五人墓碑记》中，张溥不禁长声嗟叹：“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可是在上层社会礼崩乐坏的时候，民间却保存着礼乐文化，有着丰厚的道德积淀；乡野村夫，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这些平凡人身上，却往往闪耀出射破黑暗的光辉，表现出不平凡的道德力量。孔子有云：“礼失而求诸野。”信然。

《五人墓碑记》赞颂的正是这样一群来自社会底层的市井平民，这样一些平凡至极而又义薄云天的民间义士、平民英雄。

明朝天启年间，喜做木匠的熹宗荒废朝政，而极度宠信魏忠贤；魏忠贤当上司礼监秉笔太监，把揽朝政，权力通天，成为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被称为“九千九百岁”“九千岁”。他掌握东厂，大肆诛除异己，培植爪牙，结党营私，形成了势力庞大的阉党集团，以致当时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他残忍狠毒，专擅跋扈，气焰嚣张，无恶不作。阉党经常假传圣旨陷害忠良，或被整死，或被罢贬，朝中正直官员因此几乎被革除殆尽；东厂派出的缉捕人员四出横行，祸害天下，百姓道路以目，敢怒不敢言。而大批善于察言观色的趋炎附势之徒则纷纷迎合他、投靠他，一时间，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甘心附逆，死心塌地，为虎作伥，狼狈为奸。朝廷、地方遍插党羽，从内阁、六部到四方总督、巡抚，都遍布他的死党。海内争相献媚讨好，形成天启年间狂热的个人崇拜。生祠，作为活人的祠堂，一般是百姓为那些造福一方的人所兴建。但是为了迎合上意，很多读书人上书建议为魏忠贤修生祠。自从浙江巡抚潘汝祯第一个上奏给魏忠贤建生祠，为此荣升南京刑部尚书后，全国各地各级官员纷纷效仿，争相为魏忠贤颂德立祠。这些祠堂建造豪华，侵占百姓田宅，砍伐坟地树木，谁也不敢控訴他们。五人墓所在的“魏阉废祠之址”原本就是应天巡抚毛一鹭所建的吴郡魏忠贤生祠，且美其名曰“忠贤普惠祠”。而监生陆万龄甚至请求以魏忠贤配祭孔子，竟然把魏忠贤与孔子相提并论，真是斯文扫地！更有甚者，老态龙钟的礼部尚书顾秉谦要“认贼作父”，竟想认魏忠贤做干爹。《五人墓碑记》中所提及的大阉之乱时，“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无数缙绅变节易志，“高爵显位”者满是“辱人贱行”，劣迹斑斑，这些不但是事实，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就是在这样风雨如晦的局面下，天启六年（1626）三月十五日，苏州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市民反抗阉党的斗争。事情是这样的：原籍苏州的吏部官员周顺昌因不满阉党，此时辞官乡居，但依然刚正敢言，嫉恶如仇，公开声援正直官员周起元、魏大中，叱骂阉党，而被魏忠贤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天启六年，魏忠贤指使爪牙、应天巡抚毛一鹭带领捕役到苏州抓捕周顺昌（后入狱，被迫害致死），苏州人民群情激奋，苏州以及周围村镇数万人不期而集，为他送行诉冤，表达抗议。正如《五人墓碑记》所描述：“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面对不可一世的骄横官兵，苏州百姓悲愤难抑，一拥而上，冲散官兵，愤怒追打，当场打死旗尉一人，巡抚毛一鹭吓得躲进厕所得以幸免。事后，毛一鹭以“吴民之乱”的罪名请示朝廷，大范围搜捕暴动市民，严加镇压。五位领头人——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被判处死刑。这五人都是平凡普通的苏州市民，其中颜佩韦是商人之子，杨念如是估衣铺（收售旧衣服的店铺）商人，马杰是一般市民，沈扬是牙侩（市侩，即买卖的中间人），周文元则是周顺昌的轿夫，可是五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一年后，崇祯皇帝即位，重整朝政，铲除阉党，魏忠贤被罚处到安徽凤阳守皇帝祖陵，但崇祯随即又下令抓捕治罪。魏忠贤闻讯，自知罪孽深重，难逃惩罚，上吊而死，而各地修建的生祠也被废除。苏州人民有感于五位义士的壮烈之举，拆除当地魏忠贤的生祠，改建成一座大墓，把五人合葬其间，题名为“五人之墓”，以示褒扬和纪念。作为反阉斗士，张溥当仁不让，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这篇碑记。

碑记，是刻在石碑上的记人、记事文章，其中记录人物生平事迹的类似于墓志，本文即属于这一类。这类文章一般先叙述人物的姓名、籍贯、世系、事迹等，但本文却独树一帜。首先文章所写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其次文章合写五人，本来头绪纷繁，涉及的事件又非常复杂，但作者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叙述五人生平事迹。这是因为一来这是一件刚发生不久的重大事件，当时人们都熟悉了解，不必详说；二来，作者不仅仅是要为他们树碑立传，更重要的是要表彰五人可歌可泣的英勇行为，揭示五人之死的意义和价值，即“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文章紧紧围绕一个“义”字，夹叙夹议，层层对比，熔叙事、描写、议论、抒情于一炉，步步深入，反复咏叹，感慨淋漓，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文章用一个判断句开头，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用以统领全篇，隐含赞颂之情，奠定全文感情基调。但作者接着没有写他们是谁，也没有写他们是如何“激于义而死”的，而是由“死”写“葬”，由“葬”写“立石”，交代主持修墓者身份之不凡（郡之贤士大夫）、墓地选址之特殊（魏阉废祠之址），并且是经过请示朝廷批准的，足见五人所受到的尊崇重视非同寻常。“呜呼，亦盛矣哉！”作者以赞叹作结，突出五人死后的哀荣，暗中包含了许多与五人对比的因素，为下文层层对比埋下伏笔，也给读者留下悬念。

第二段直接拿五人之死与“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及“草野之无闻者”的“疾病而死”对比，指出“独五人之皦皦”，而后者则“死而湮没不足道”，意义轻重有着天壤之别。但作者引而不发，只是发人深省地反问道：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不禁让人想起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为正义而死，重于泰山。作者在此情势下，才在三、四段写出五人是如何“激于义而死”的。作者简要叙述了苏州人民反阉斗争的简要经过，突出了这场斗争的激烈与尖锐；而作者又把五人放置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生死较量的大背景之中，突出了五人正是苏州人民正义斗争的优秀代表，这样既揭示了苏州人民反阉斗争的伟大意义，又彰显了五人的英雄气概。

后文作者主要运用议论、抒情的表达方式，通过反复对比，进一步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抒发歌颂之情。作者先以无比愤慨的口吻，无惧无畏，有胆有识，揭露了奸党专权时，从朝廷到地方，无数官僚读书人丧失气节、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可恨事实，对他们表达了严厉的谴责之意。“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本来，读书人出身的“缙绅”，都应该是读书明理识大义的，本该懂得礼义廉耻、义利取舍，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高尚节操，能匡扶正义，可是在“大阉之乱”中，普天之下居然沒有几个！而反观平凡百姓的“匹夫”呢？以五人为代表的苏州市民虽然出身平凡，地位低微，“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却能“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仗义而死，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不但打击了阉党的嚣张气焰，使得奸党“不敢复有株治”，而且最终挫败了这股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使之终归覆灭。这就是普通百姓的力量，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可不是吗？

第六段深入一层，进一步阐述五人之死的社会意义。作者先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然后又拿他们跟五人的仗义而死进行对比，启发人们思考死生的意义：“轻重固何如哉？”褒贬之意，不言自明，那就是苟且偷生，轻若鸿毛，而仗义而死，则重于泰山。周顺昌和五人之死，都是如此，因而能“赠谥美显，荣于身后”“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获得无上荣光，英名传扬。不仅如此，作者最后通过反面假设进一步对比，指出，如果五人“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那么“人皆得以隶使之”，最终寿终正寝，默默死去，就会与那些“死而湮没不足道者”无异，但是他们“激于义而死”，还有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激励、感召着“四方之士”“豪杰之流”“过而拜且泣”“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激发人们崇尚英雄、学习先烈的崇高感情，坚守气节，弘扬正义，勇于跟邪恶势力作斗争。反问句式的运用，更加重了语气，加强了语意。如此层层说来，五人之死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结尾总结出全文“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旨，也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了。

“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张溥如是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