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高危因素的研究进展

2020-01-13鲁元元赵小林李占魁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 2020年12期

鲁元元，方欣，赵小林，张莉，李占魁

(1.西安医学院，陕西西安 710000；2.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陕西西安 710061)

随着围产医学的进步，许多早产并发症的发病率有所下降，但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1]，多考虑与早产儿存活率上升有关。中国39家三甲医院极低出生体重儿(very low birth weight，VLBW)的死亡分布情况显示，BPD相关的新生儿呼吸衰竭是VLBW最常见的五大死亡原因之一[2]。BPD不仅导致患儿远期肺功能受损，且大大增加了家庭及社会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引起神经系统不良预后[3]。

20世纪90年代末有学者在动物实验中观察到不同于“经典”BPD的病理变化，“新型”BPD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经典型”BPD病理上以肺实质慢性炎症和纤维化、呼吸道上皮鳞状化生、平滑肌增生为特征表现，而“新型”BPD病理上主要表现为肺泡数目减少、体积增大、结构简单化及微血管发育不良[4]。BPD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目前仍无治愈手段。现将BPD的高危因素综述如下。

1产前因素

1.1遗传因素及基因易感性

1996年Parker首次提出BPD可能与遗传因素有关，此后Bhandari观察到同卵双胎发生BPD的风险显著高于异卵双胎，并于2006年首次明确提出了BPD的家族遗传观点。此后有研究发现了258个具有统计学差异的罕见非同义突变基因，提示罕见突变在BPD发生中的作用[5]。2020年霍梦月等发现蒙古地区汉族BPD患儿肺表面活性蛋白B(SP-B)内含子4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出SP-B内含子4基因变异可能与内蒙古地区汉族BPD患儿遗传易感性相关。此外，非编码RNA和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等的表观遗传学机制也在BPD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且其多为可逆性改变，可能为临床提供新的治疗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