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印飞 赵雯 张博伦 谌启航

【编者按】

在战场上，他们是军队首长的“耳朵”和“眼睛”，慧眼识“天书”，将机密的军情及时上传下达。

他们就是战场上的机要译电员，是奋战在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已经86岁高龄的武汉大学退休副教授钱印飞记忆力极好，很多内容她看过几遍基本就能记住，被称为学习能力极强的“化学脑瓜”。其实，她能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和她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所从事的“译电员”工作密切相关。

而那些近70年前的峥嵘岁月，则成为她人生中最难以磨灭的记忆，让她每每谈及，清晰如昨——

这将是永生的光荣

1934年，我出生在江苏启东，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母亲虽是“小脚女人”，但父母都读过几年书，知书达理，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儿女们先后走上革命道路。

姐姐是我的引路人。她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是一位地下工作者。从小在姐姐的思想熏陶下长大的我，思想比其他农村孩子更开阔。

1949年6月27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光荣地被江苏省海门中学地下党组织发展为首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并推举为团委委员。

1951年7月，我正值初中毕业，抗美援朝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我积极报名参军、参干。

随后，我被招到东北军区长春第七期机要干部学校训练一年。

一入学，我们首先经过军事训练;随后通过学习时事、政治让每位学员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最后进行十分严格的机要业务技能学习和训练。

毕业之时，我被评为“模范学员”，倍感光荣！干校首长给我的毕业留言是：“你将勇敢而愉快地走向最光荣而艰苦的工作岗位，这将是你永生的光荣！”

面临毕业分配命令的下达，每位学员都十分期待：若能被分配去朝鲜战场，在当时是最大的光荣。首长的留言果然言中，当听到我被正式批准入朝的命令时，我真是激动万分！恨不得立刻出发，赴朝参战，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

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

1952年6月，我们即将走向战场。但要求入朝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其他一律不准携带，入朝的消息也不准告诉家人。我匆匆将所有随身物品打包寄给了姐姐。很快，我们乘火车前往安东（现丹东），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司令部机要处当译电员。

我们乘坐着敞篷大卡车，满怀热情和理想，跨过了鸭绿江。

一进入朝鲜境内，浓郁的战争气息扑面而来，道路被敌机炸的坑坑洼洼，大卡车开了三天三夜才到达“三八线”附近的38军驻地山下。

没想到，我到朝鲜战场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爬山。

我从小在东海边长大，从没爬过山，没爬多久就气喘吁吁，十分狼狈，前面的同志早已不见踪影。我马上想到，朝鲜是山区地形，战士们就是在这种地形下克服巨大困难与敌人英勇战斗，我必须尽快锻炼过硬的本领。

一到达朝鲜战场，我们就开始投入到争分夺秒的译电工作中。

38军在战场上很出色，被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誉为“万岁军”，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当时是敌人的“眼中钉”。

战争中，敌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整个防线几乎全部置于敌军的狂轰滥炸之下，已经没有所谓前后方的区别了。一个简易而隐蔽的坑道，就是我们机要处战友们收、发、翻译电报的工作场所。行军途中，一个背包就是办公桌。每天不分昼夜，我们在唯一的照明工具——蜡烛下一丝不苟、争分夺秒的译电。一有空隙，还要抓紧分分秒秒进行业务学习，提高业务能力。

时间紧迫，我们翻译一份电报都以码表计时，所用秒数都会记在报端上方。每当译到各部队发来前线战士英勇奋战取得胜利的消息时，我们心里都欢呼雀跃;每当译到战斗中有重大伤亡或战友被俘的消息时，我们都会难过许久。

为了防止敌军的破译，译电码每三个月就会更换一次，只有将译电码深深地记在脑海里，才能做到几秒钟就译出电报。

我们广大机要译电员就是用这种神秘而神圣的武器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为打赢70年前那场战争取得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前线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为了解决女同志的方便问题，男同志便在山上临时挖一个坑，用树枝搭建一个女厕所。冬天零下30多度，外出上厕所，雪比膝盖还深，但是大家毫无怨言。

我们都深知，前方的战士，在雪地里一趴就是几小时，全身都冻僵了也要做到岿然不动。相比之下，我们的条件已经很好了。

有一次，敌人突然对我军进行轰炸，投放了大量凝固汽油弹。这种炸弹爆炸时能产生高温火焰，爆炸后还会形成一层火焰向四周溅射，长时间燃烧。那一次，汽油弹就投在我们工作的棚屋顶上，万幸的是，没有爆炸。敌机飞走后，大家奔出房屋，看着十几枚没有爆炸的汽油弹深深插在草屋房顶上，庆幸不已。事后，我们把弹药拆下来，用作烧炕取暖的燃料。

暌违一个甲子的重逢

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有幸结识了一位最亲密的好战友、好姐妹——王丽华。我们同在38军机要处当译电员，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历经生死考验、锻炼成长，同甘苦、共命运。

1953年7月，战争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我先后辗转石家庄、南充等地部队工作。在四川，我参加了高考，在西南俄语专科学校学习后，1957年，来到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继续深造。毕业后，我留在武汉大学当老师。

1959年3月，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战场归来，生活也归于平凡。几十年来，我将所有热情都投入到教育工作中，但内心总有一份牵挂。

1955年部队改制，我和王丽华二人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里任职。我和王丽华在沈阳依依惜别后，起初几年还保持着书信往来，后来就失去了联系。

我一直等着她的来信，一等就是60多年。

我把我俩1955年临别时的合影放在卧室一进门的书架上，每天走进卧室和早晨醒来第一眼就会看到我们俩在一起，就像我们从未分开过一样。

2017年末，我的老伴因病离世，我便产生了再去一次朝鲜的想法，得到儿女们的全力支持。2018年7月，我在女儿和孙女的陪同下故地重游，专门选择从武汉飞沈阳，乘火车到丹东坐汽车跨过鸭绿江入朝，希望能再走一次当年走过的路。

在朝鲜，我祭奠了战场上牺牲的战友，看到了曾经战火纷飞的地方如今全新的面貌，深感和平来之不易，如今的幸福生活值得我们每个人珍惜。

从朝鲜回来后，我越来越想念老战友，先后通过媒体、朋友等多方打听王丽华的下落。中途有人说，她可能已经去世了，我难过了很久，甚至把照片都收起来，怕触景生情。

直到2020年10月15日一大早，我突然接到儿子陈向东的电话：“妈，王丽华阿姨找到了！不会错，确定就是您日思夜想的好战友，我现在就把照片发给您看！”

很快，儿子就把照片发过来，虽然隔了60多年，现在都已老了，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她，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她还活着，我终于找到她了！

原来，她和老伴之前在青海工作，后调到四川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退休后回到江苏无锡儿子身边生活。

她在无锡，我在武汉，我们就在手机视频里连线，终于又“见面”了，这一刻我们等了60多年！

如今，我唯一的念想就是希望能和老战友再见个面。我和她约定，等到春暖花开，就去无锡和她再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