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宗广

摘   要： 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国内赛珍珠接受的第一阶段，国内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但对材料的分类、整理与挖掘，依然有很大的开拓空间。这一阶段的赛珍珠接受有几个特点：翻译及时，出版有力;评论纷纭，立场各异;影像传媒，推动接受。尽管这一时期对赛珍珠的接受掺杂着诸多复杂因素，但总体上未曾脱离学术批评的界限。1949年被确立为一、二阶段的分水岭，绝非机械地与中国现代历史分期保持对应，而是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了国内赛珍珠接受的走向。

关键词： 赛珍珠   接受   中国题材

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国内赛珍珠接受的第一阶段，国内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但对材料的分类、整理与挖掘，依然有很大的开拓空间。郭英剑将中国二十世纪的赛珍珠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三四十年代”国内的赛珍珠评论具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对赛珍珠的评论非常注重文本分析”“这一时期的文章开掘深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赛珍珠的评论分歧是相当明显的”[1]（219-234）。因此，无论是陈敬主张的“初步接纳期”（2006）、梁志芳的三四十年代“赛珍珠热”（2017），还是黄橙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褒贬参半”（2017）……这些论断都是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国内赛珍珠接受与研究的第一阶段。当然，也有稍许不同的分期，如唐艳芳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种划分很难解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之前与之后邻近几年的区别，但仍具有启发性。

笔者认为，应该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国内赛珍珠接受的第一阶段，这绝非机械地与中国现代历史保持简单对应，而是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了国内赛珍珠接受的走向。这一阶段的赛珍珠接受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翻译及时，出版有力

一是重要作品翻译及时，译作众多。从《大地》（1931）到《群芳亭》（1946）、《同胞》（1949），赛珍珠这一时期重要的中国题材作品大都有中译本，有些还有几种不同的译本。如《东风·西风》（1930）、《大地》《儿子们》（1932）、《母亲》（1934）、《分家》（1935）、《爱国者》（1939）分别有两种、七种、三种、两种、四种、三种译本。赛珍珠关涉中国的作品一出版，国内往往迅速翻译、发行。

二是作品再版频繁，发行量可观。如胡仲持的《大地》译本，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8月初版，1934年3月再版，1939年5月5版，1946年9版，1949年3月则已出至12版。伍蠡甫译《福地》1932年7月初版发行2000册，12月出版发行4000册。王家棫的《龙种》（即《龙子》）译本，1943年8月重庆正中书局初版，1945年1月沪初版，1946年2月沪5版，1947年7月7版。赛珍珠晚年时坦言：“1933年《大地》在中国有20多种译本，当然，都是盗版，有些只标明了译者的名字。我并不在意，只要读者喜欢我的书就行。”[2]（68-76）这一令人尴尬的说法是否属实有待考证，但从一个侧面可见其作品在中国畅销的真实情况。

国内期刊同步翻译、发表了赛珍珠一百多篇非虚构类文章，如《日本！你把事情看错了》（《时代批评》1939年第26期）、《赛珍珠论美国闲居的妇女》（《中国妇女》1940年第5期）、《华人与洋化的华人》（《沙漠画报》，1940年第28期）、《团结的民主的中国》（《中央周刊》，1941年第4期）、《赛珍珠论战后世界》（《时与潮》，1943年第5期）、《东西文化的沟通》（《妇女新运》，1943年第9期）、《与养女谈收养子女问题》（《家》，1946年第8期）、《赛珍珠之妻的我见》（《新妇女（南京）》，1947年第6期）等。这些文章的主题涉及中日战争、中美合作、文化交流、种族偏见、军阀心理、子女收养、文学观念等方面。其论述范围之广、立论之新，一方面体现了赛珍珠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睿智与敏锐，另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国舆论圈对其意见的欢迎与重视。

姚君伟认为：“1949年前，中国翻译界和出版界对赛珍珠的作品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大地》等作品的中文本的出版，对于赛珍珠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中国读者了解赛珍珠提供了现实可能性。”[3]（53-59）这一论断是客观而准确的。

二、评论纷纭，立场各异

这一阶段国内到底发表了多少篇关涉赛珍珠的文章，迄今并无明确答案。原因至少归结为两个方面，既有随时间推移、资料不断发现的客观因素，又有遴选、衡量文章标准不同的主观因素。比如说，四十年代众多宣传根据赛珍珠原作改编影片的影讯、影评算不算在其间呢？如果这些都统计起来，那么数量远不只几十篇。

1992年刘海平在美国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召开的赛珍珠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说，自1930年发表第一篇评论《东风·西风》的文章起，到1934年赛珍珠离开中国回美国定居时止，“中国的报刊、杂志和译本的序、跋、后记上，至少发表了五十篇介绍和批评赛珍珠及其小说的文章。然而之后的十五年中，赛珍珠却似乎从中国文坛的视界中彻底消失了”。此论断很明显不包括那些书訊、影讯、影评。那么，我们先总结这至少五十篇文章的特点。

（1）精英参与评论。评论《大地》等作品的多是国内顶级的学者、作家、翻译家，鲁迅、叶公超、茅盾、江亢虎、陈衡哲、林语堂、巴金、梁实秋、胡仲持、胡风、姚克等人都有关于赛珍珠创作的立论，胡适在日记中评论过《大地》。鲁迅在给姚克的信中曾说：“……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究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4]（496）鲁迅的评论并非没有道理，但由外国人来观看中国，并写下自己的观感，也许不无比较的意义。赵家璧认为：“许多写中国小说的人之所以失败而勃克夫人的《大地》所以获得世界的——连中国在内的——赞美，就为了前者单描画得了中国人的外形，而勃克夫人已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5]（74）

（2）种族、民族意识强烈。当时的学者，立论的理论背景各不相同，但对《大地》等作品的评价却往往流露出相对趋同的种族敏感性和民族国家意识，他们对作品真实性的质疑或者否定的态度往往是一致的。祝秀侠认为：“《大地》，是写给外国的抽雪茄烟的绅士们和有慈悲的太太们看的。作品通过大地用力地展露中国民众的丑脸谱，来迎合白种人的骄傲的兴趣。”[6]（53）作者站在仇恨帝国主义的感情立场上尖锐地指出：“……她是一位帝国主义侵略先锋的传道师的女儿，她站在她的基督教徒的立场上，不能对中国的农村问题有正确深入的观察和切实的体验，仅能零碎地平面地了解一般事物，也零碎地平面地把它诉说出来。”[6]（54）茅盾认为“《大地》的作者虽然自以为站在没有偏见的纯客观的立场，然而她对于现代中国农民的真正的痛苦和要求，是不了解的，因而她这部书并不能增进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7]（43）“正在英勇地担负起历史任务的现代中国农民，和《大地》中的主人公没有一丝一毫相像的！”[7]（43）《大地》最早的译者伍蠡甫对作品所表现的“中国现实社会下的一切”提出了一连串质问：“然而这些是不是事实呢？作者在揭穿这一切之后，有否抱着一般白色优越的心理，以侵略中国为救中国呢？或竟承认中国足以危害全世界的安宁，所以途穷变生便是黄祸猖獗之时呢？”[8]（16）旅美学者江亢虎在批评《大地》时，从根本上否定了王龙这一形象的典型性、代表性，认为“他们虽说是构成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但却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尽管布克夫人在抽取他们间一般的生活时一无偏见，但总不能表现出一幅公正的中国写真。她从内部的一个特殊社会里，又仅选出几个特殊的个性，因之她的写真，距离整个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太远”[9]（13）。相对而言，左翼批评家的“火力”异常猛烈，首开国内对赛珍珠及其作品进行意识形态批评的先河。

（3）立论持之有度。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精英批评还是比较持中的，极端性评价所占比例并不高。比如叶公超1931年用英文撰文评价：“赛珍珠在《大地》中所写的某些东西却与众不同——如果我们对此给予充分理解的话，它们是我们必须认真接受的。因为我们在一页页翻看这本书的时候，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自身的许多问题。赛珍珠忠实地刻划了中国人在中国背景下的生活，她完全了解他们的思想与感情。”[10]（6）但他同时指出，仅靠诚实的劳动，中国农民无法像王龙一样变得富有，更谈不上兴旺发达：“大自然的变幻不定——水灾、旱灾与蝗虫灾害——甚至远不及国内的战争及军阀们征收的高额的土地税带来的危害大，这一点，赛珍珠在小说中没有提及。”[10]（8）陈衡哲认为《大地》“合情合理地看待中国”，但也指出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类型，而非个人。即使到1939年，《爱国者》的译者之一黄峰在指出该作的较多不足之后，还特别强调“并不是压根儿抹杀了这本书的长处”[11]（11）。正如前文所言，这些文章中有很多是译本的序言，从狭隘的商业心理出发，为推销作品计算，似乎拔高一点并不为过。但绝大多数序言都严肃认真，表现出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比如伍蠡甫最早将《大地》译述为《福地》，不过86页，但其《评〈福地〉》却洋洋洒洒近万言，足有28页。总之，赛珍珠作品的大量翻译出版及纷至沓来的评论构成了当时文坛的重大事件，成了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章节。

三、影像传媒，推动接受

1935年—1949年，赛珍珠并没有从中国文化圈销声匿迹。在赛珍珠摘取诺奖桂冠，尤其是中美结盟之后，国内精英对其创作的批评力度大大减弱，但赞誉并未相应增加，甚至近乎“彻底消失”，但好莱坞将《大地》《龙子》《中国天空》改编成电影，其拷贝在世界范围内巡回放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赛珍珠借助影像传媒，扩大了其在中国的接受。从笔者搜集到的近五十篇影评、影讯来看，大众传媒往往借助赛珍珠诺奖身份推介影片，评价影片时一般会提到原作甚至将二者视为一体，可以说，此阶段的接受主体可以概括为精英退场而大众登场，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转换了一种形式。

如陆沈的《关于〈大地〉摄制影片》，其中开头三大段都是介绍赛珍珠创作、国内译介及小说《大地》现实主义风格的。该文高度评价其激起了国人对于农民命运的关注：“《大地》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写成的东西;但是像这样的作品，还是出于美国人之手，我们不能不引为惭愧吧？现在描写中国农村的作品，好像雨后春笋一般多起来，这实在是可喜的现象，那么《大地》至少是促成这种现象的新刺激吧？”[12]（205-228）

署名翁士的影评《〈龙子〉中的中国人》开头这样写：“赛珍珠写过好几本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被搬上银幕摄成影片的前有一九三七年的《大地》，现在又有《龙子》，这两部小说都是以中国农村为背景的，而《龙子》也可以说是战时中国农民在敌人恶势力统治下一部英勇抗战的血泪史。”[13]（6）

四、结语

梳理1949年前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实际上是一项系统工程，因资料、角度、背景不同会有不同的判断或结论，尽管接受掺杂着诸多复杂因素，但总体上未曾脱离学术批评的界限。概而言之，这一时期中国对于赛珍珠不仅是“初步接纳”，而且接纳的力度、评析的深度及持久热度均是可圈可点的，至少与此后的近四十年接受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说，赛珍珠中国接受的升降曲线，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转折起伏紧密呼应，中美关系的冷暖变化在其间有着相应的体现。斯人已逝，研究不息，梳理赛珍珠错综复杂的中国接受史，必定会触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参考文献：

[1]郭英剑.论中国20世纪的赛珍珠研究[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2（000）（辑刊）.

[2]赛珍珠.最后的倾诉[J].当代外国文学，1996（3）.

[3]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J].江苏大学学报，2008（6）.

[4]鲁迅.致姚克[M]//鲁迅全集（1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赵家璧.勃克夫人与黄龙[A].郭英剑.赛珍珠评论集[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6]祝秀侠.布克夫人的《大地》——一本寫给高等白种人的绅士太太们看的杰作[A].郭英剑.赛珍珠评论集[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7]茅盾.一九三五年记事[M]//茅盾全集（35）：回忆录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8]伍蠡甫.评《福地》[A].郭英剑.赛珍珠评论集[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9]江亢虎.一位中国学者对布克夫人小说的观察[A].郭英剑.赛珍珠评论集[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10]叶公超.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史诗——评赛珍珠的《大地》[A].郭英剑.赛珍珠评论集[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11]黄峰.赛珍珠和她的《爱国者》[A].郭英剑.赛珍珠评论集[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12]陆沈.关于大地摄制影片[J].十日谈，1934（25-35）.

[13]翁士.《龙子》中的中国人[J].七日谈，1946（6）.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编号：2018ZDJD-B018）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