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玥蕾

摘   要： 弗朗哥·莫雷蒂借鉴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系，建构出属于世界文学体系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系统。该系统强调边缘对中心的妥协的观点，建构了单一的价值标准，体现了鲜明的中心主义倾向。莫雷蒂在系统要素中拓展杰姆逊内容、形式的二维体系，加入本地叙述者，但忽略了对本地受众的考察。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侧重世界读者关系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 弗朗哥·莫雷蒂   世界文学体系   中心   半边缘   边缘

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的《世界文学猜想》（下文简称《猜想》），受新达尔文主义和世界经济体系理论的影响，指出近代以来的世界文学体系中存在中心和边缘之间权力的不平等。他认为，文学的进化总是由中心向边缘扩散，边缘区域存在对中心区域的妥协。

《猜想》一出，在中西方引起诸多论争，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莫雷蒂的文体意识问题;二是远距离阅读手段是否合理的问题;三是世界文学中的翻译问题;四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问题。本文针对“中心—边缘”的问题展开研究。

在“中心—边缘”问题的研究中，首先需要纠正的是“中心—边缘”①的书写形式存在的问题，因为虽然《猜想》没有提及半边缘区域的存在，但在《世界文学猜想（续篇）》（下文简称《再猜想》）中他重新强调了半边缘区域。从这两篇文本可以看出莫雷蒂思想的流动性，其世界文学传播机制呈现出“中心—（半边缘）—边缘”②样式。

一、“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形成机制

华勒斯坦从经济联系的角度勾画出世界经济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体系，并认为三者的关系是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通过研究，莫雷蒂意识到文学联系与经济联系存在相似性，在借鉴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上为世纪文学体系勾画出了相类似的版图。莫雷蒂没有忽视世界文学体系与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区别，与华勒斯坦相比，他更强调边缘的妥协性。

（一）华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产生及对莫雷蒂的影响

“中心—边缘”理论③来源于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学者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属于发展经济学范畴，伊曼纽尔·华勒斯坦（E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对“中心—边缘”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华勒斯坦反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展示出一体化的宏观视野。在借鉴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经济世界”概念之后，华勒斯坦将人类社会看成一个一体化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国由经济联系，并受到各种内在制度的制约。

在华勒斯坦的框架中，中心、半边缘、边缘区域三者缺一不可。他指出“世界经济体中的边缘是世界经济体中主要生产低级商品（即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得到较低报酬）的区域”[1]（100），中心区则利用边缘区提供的物质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转而向边缘区售卖以谋取更高的利润;半边缘区则对中心区充当边缘的角色，对边缘区充当中心区的角色，三种角色不可或缺。

莫雷蒂世界文学思想受华勒斯坦经济学思想影响颇深，他在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及华勒斯坦对他的影响，如他在《猜想》中承认“我想借助的第一个假说来自于经济史领域里的世界体系学派”[2]（44），说的正是华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系。他还在论述远距离阅读的综合性时指出“特别是华勒斯坦的文本，他的‘综合部分占据了每个页面的三分之一”[2]（45）。2013年莫雷蒂《远距离阅读》一书重新收录《猜想》时特意作序表明，“（但）我在华勒斯坦的世界系统理论中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概念模型，并继续前进”[3]（43）。

莫雷蒂对华勒斯坦体系的借鉴首先建立在“世界”这一体系上，二者都拒絕从国家基点出发，而要求站在世界视角对所研究对象进行审视。莫雷蒂之所以能够借鉴成功，是因为文学与经济在世界各国联系中起到了相似作用。《猜想》中，莫雷蒂引用罗伯托·施瓦茨（Roberto Schwarz）《向巴西进口小说及罗伯托·阿伦卡作品中的矛盾》和伊塔马尔·伊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文学介入的规律》的观点，指出此二者的研究无一例外地意识到世界经济联系给文学联系带来的影响。施瓦茨和伊文-佐哈尔的观点充分说明了莫雷蒂的世界眼光，在经济开始频繁往来之后，文化传播随之而起。从经济交流与文学交流都能促进各国之间的联系这一现实来看，莫雷蒂对华勒斯坦的借鉴是合情合理的。

（二）莫雷蒂与华勒斯坦思想体系的内在差异

莫雷蒂与华勒斯坦思想体系的内在差异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种差异体现在中心与边缘的转向上。华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系强调的是一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往复循环，中心可以通过半边缘转向边缘，边缘可以通过半边缘转向中心，“可以说它们是不断扩展的世界经济体中地缘政治变化的结果”[1]（463）。莫雷蒂的世界文学体系强调中心的“创新”及边缘的妥协，边缘区域注定会被中心区域分割和改变。此外，华勒斯坦所谓的世界经济领域的中心与莫雷蒂定义的世界文学的中心并不一定完全吻合，因此，二者理论框架虽然相似但内部依旧具有差异。

第二种差异体现在二者对“半边缘”的认识上。华勒斯坦认为半边缘区域的存在正好可以体现出世界经济中心与边缘运动的过程。“半边缘”在莫雷蒂思想体系形成初期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即便后期“半边缘”所指向的仍旧是边缘对中心的妥协。2003年莫雷蒂于《再猜想》中为之前对“半边缘”区域的忽视做出解释说明：“通过把文学体系简化为中心和边缘，我从这个画面中消除了文化进出中心的过渡区域（半边缘）的情况;作为结果，我也没有充分阐释一个事实，即在很多（或大多数）情况下，物质和知识霸权的确很相近，但不完全一样。”[4]（139）莫雷蒂在此提出两个观点：一是对“半边缘”的忽视是他的疏忽;二是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文学体系依旧存在相异的一面，展示出莫雷蒂与华勒斯坦的体系的区别。

为了表现莫雷蒂世界文学体系中对半边缘区域认识的转变，可以将半边缘加上括弧，以示区分。此外，由莫雷蒂所指出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文学体系之间的不同点可见，他对华勒斯坦的思想并非全盘接受，将半边缘加上括弧能够与华勒斯坦的理论相区别。

二、莫雷蒂“中心—（半边缘）—边缘”系统内部要素的价值及其问题

莫雷蒂世界文学体系由外国情节、当地人物形象、当地叙述声音三个要素构成，他认为这种三维关系的建构是对之前外国形式与当地材料相融合的二元理论的一次勇敢的突破，不过当地叙述声音具有不稳定性，且在研究过程中依赖研究者掌握的语言及翻译能力，所以尽管莫雷蒂的三维体系具有一定进步性，仍具有不可操作性。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R. Jameson）为柄谷行人所著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写导论时，曾提到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于西方形式和日本素材的结合。但是莫雷蒂并不满意于这种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划分，提出应从外国的形式、当地的材料和当地的形式三个维度出发研究现代文学的嬗变。

当地材料，即莫雷蒂所谓“当地的人物形象”[2]（52），是本土作家根据自身生活实践所创造出来的具有典型特征的人物形象。外国形式，即莫雷蒂所谓“外国的情节”[2]（52），情节即对动作结构的描述，代表的是叙述者处理事件运作的方法，以上二者均不难理解。而所谓当地形式，即“当地叙述声音”[2]（52）则显得尤为难解。

莫雷蒂认为当地叙述声音在三个维度中表现得最不稳定，并指出赵毅衡所谓的“晚清的叙述者”就是当地叙述声音的一类典范。不同于外国叙述声音，当地叙述声音的提出，立足于本国叙事传统的叙述话语。在本国叙事传统的基础上，由于受到外来情节的介入，叙述话语和情节受到冲击，并体现出了小说迥异于传统形式的特征。

对于莫雷蒂的三维分类，学界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一种反对观点是从言语角度出发，对莫雷蒂得出三维体系的前提提出质疑：莫雷蒂采用的文献超过80%都是用英语书写的，研究者们认为这种材料的使用带有隐蔽的帝国主义倾向。阿拉克在《盎格鲁——全球性？》中指出，莫雷蒂的研究不具有多元性，存在过于强调单一语言（英语）的现象，因此不具有普遍性。此外，英语使用的绝对性又体现出一种语言霸权的倾向。针对语言的单一性问题，莫雷蒂在《再猜想》中，从英语这一种言语角度出发对阿拉克进行回应：“（英语）它促成的迅速广泛的公共交流远远超出了潜在危险。”[4]（138）可以看出莫雷蒂并不认为单一的英语会使得研究存在过分的偏差，因此仅将英语视为一种交流的言语。就目前而言，英语是国际交往中最主要的通用语种，阿拉克对莫雷蒂较多使用英语材料的指摘便成为无稽之谈。

不论是阿拉克还是莫雷蒂，对研究言语的批判都只是从行为角度出发，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深入语言本身，分析20多部批评研究的作者的意识形态问题。因此，从批评者的角度来说，莫雷蒂选取的多是同样具有西方视角和西方思维的作为“他者”的研究者;从言语这个角度看，莫雷蒂规避了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问题。

另一种反对观点是从三维体系的要素入手。奥西尼《世界小说之镜中的印度》在莫雷蒂三维体系下强调本地受众的重要性[2]（87），他认为不论是卡萨诺瓦还是莫雷蒂都没有意识到读者接受的缺席。奥西尼对莫雷蒂的补充在内容上无疑是正确的。世界文学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读者问题。读者问题还涉及共时性和历时性问题，同代读者通过对外来规范的再确定可以看到自身文本效果存在的局限性。对后代读者而言，重新确定规范可以创设当时的社会文化情境，读者从参与者转变为观察者，再次审视文本的形式。由此可见，若要将本地受众纳入世界文学交流的关系中，则需作更深入的讨论。

达姆罗什在对世界文学的研究中曾从世界文学的教学角度出發，探讨在世界文学背景之下如何解决读者自身的问题。他指出要建立作品间的文化联系（Cultural Connections）及建立作品间跨越时间的联系（Connections across Time），建立区域之间的文学联系。以达姆罗什的观点作为莫雷蒂三维体系的补充，并且消解中心与边缘对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三、“中心—（半边缘）—边缘”系统的问题

针对莫雷蒂“边缘对中心妥协”的认识，学界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帕拉在《比较的对象》中就指出，边缘的文化除了妥协之外也有抵抗，而且抵抗的例子有很多[5]。早年的卡萨诺瓦在“世界文学空间”的研究中，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边缘的反抗机制。卡萨诺瓦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唯一真正的文学史应该是特殊的反抗史、实力的对抗史、宣言史、语言和文学形式的创造史，以及文学秩序的颠覆史，正是这些力量逐步建立了文学和文学世界。”[6]（204）在此基础上，卡萨诺瓦一方面揭示出世界文学空间中的不平等和权力的制约，另一方面从具体的实践操作中提供改写这种权力机制的方法论指导，保留着马克思主义的反叛精神，与莫雷蒂的消极“妥协”形成鲜明对立。

不可否认，在世界文学的体系中，边缘文学既存在对中心文学的妥协，又存在对中心文学的反抗，但莫雷蒂和卡萨诺瓦都呈现出了一种唯中心主义的倾向，以中心的价值标准为标准。从莫雷蒂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理论看，边缘对中心产生妥协，这是一种明显的唯中心主义。卡萨诺瓦虽然注重边缘区域的反抗，但最终目的还是趋向于中心，亦是中心对边缘的收编。不论是莫雷蒂还是卡萨诺瓦，此二者的世界文学体系都体现出或多或少的唯中心主义思想。

中心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中心的确定便无法确认其他区域的存在，但是唯中心主义的思想却与世界文学理论的初衷并不相符。在这种情况下若还要采用莫雷蒂新达尔文主义式的世界理论体系思想，则会更多地磨灭所谓边缘区域文学的价值，也没办法审视所谓中心文学自身的弊端。在这样两难的情况下，采用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去依附理论或许是更合情合理的做法。

在世界經济体系中，阿明认为“中心—边缘”之间的关系是统治和依附的关系，边缘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受到中心国家的统治，同时，边缘国家又对中心国家存在商业、金融、技术层面的依附。面对这种不平等的情况，阿明呼吁边缘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革命建立属于自身而不受控于中心国家的民族经济，并进一步改变依附现状，摆脱现有的“中心—边缘”结构。唯有如此，不发达的边缘国家方可寻求自由的发展路径。世界文学体系与此类似，只有解构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及二者价值高低的认识，不坠入东西二元对立的理论之中，才能够更好地系统化地认识和评价世界文学体系。

注释：

①莫雷蒂并未使用此种书写形式，而是在其之后的研究者们多用此书写形式展示莫雷蒂的中心边缘思想。如[斯]马利安·高利克：《论1992—2015年间“世界文学”概念的界定》，牛忠光、刘燕译，《江汉论坛》，2016年第2期，第82页、方维规：《何谓世界文学？》，《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第5-7页。

②周凌玲《论弗兰克·莫莱蒂的世界文学理论》（重庆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中指出莫雷蒂的世界文学传播格式是“中心—半边缘—边缘”式的，但是在本文看来，由于莫雷蒂存在对半边缘区域认识的转变，因此应对半边缘加上括弧以示莫雷蒂思想流动的变化。

③在经济学领域这种理论更常见的说法是中心—外围理论。可参看陈佳：《中心—外围理论的演进及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1年。

参考文献：

[1][美]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M].尤来寅，路爱国，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张永清.马元龙主编.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Moretti F. Distant Reading[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ess， 2013.

[4][美]大卫·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理论读本[M].刘洪涛，尹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Parla J. The Object of Comparison[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04， 41（1）： 116-125.

[6][法]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世界共和国[M].罗国详，陈新丽，赵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