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平， 伏志强

(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44)

公正不仅是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教育公正作为社会公正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通过合理的教育制度，恰切地分配教育资源，使每个人获得与其相适宜的教育，满足个体的学习需要，使个体得其应得，实现个性化的发展”(1)冯建军：《教育公正——政治哲学的视角》，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3页。。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教育的智能化，对传统教育造成了全方位、多角度、革命性的冲击，对教育公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何适应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以培养智能时代的“时代新人”为导向，进一步促进教育公正的全方位实现，已经成为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和中外现代伦理思想，立足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学校教育为主、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为辅，扼要梳理、分析人工智能对教育公正的正向效应与负面影响，并尝试探讨实现教育公正的价值原则和实践路径。

一、教育智能化对于教育公正的正向效应

教育智能化是指在社会信息化、智能化进程中，信息、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实践，与教育活动深度相融合而生成的教育新趋势和新变化。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正在接入学校的‘教’‘学’‘管’等各个环节”(2)李彦宏：《智能革命——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76页。，教育智能化已经成为蓬勃发展、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而且，这种潮流还将教育置于一种全新的技术基础和社会环境之中，通过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休闲娱乐方式的调整，特别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用人需求的调整，促使教育领域发生全方位、多角度、革命性的变化。

目前，教育智能化正在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各级教育机构、广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主动或被动地卷了进来。虽然全面地评估教育智能化的价值和影响为时尚早，而且可以肯定，其效应将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并存；但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它与以前的科技革命相比，变革教育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并且明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不妨聚焦教育公正问题，扼要考察一下它可能提供的前景和机遇。

首先，教育智能化极大地丰富了教育资源，并使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加公平、合理。教育资源主要是指投入教育活动中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也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受教育机会、教育环境等无形资源，这是支撑教育、特别是教育公正的基础性条件。长期以来，受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状况、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占有的教育资源极不均衡，如师资力量、校舍、教学设备、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高等学校录取率等方面的差距都十分令人关注。以中国为例，“由于严重的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在广大农村和一些落后地区，基础教育设施落后，作为非基本教育的高中教育、各类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发达地区和城市相比，尽管国家在相关政策上也实行了一些倾斜，但并未有效地改变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局面”(3)马俊峰等：《社会公正与制度创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4页。。

而智能时代的到来，智能教育技术的发展，为丰富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的公正分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资源是教育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以往时代不同地域的教育差距主要体现在名校、特别是优质师资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固有差异，不仅城乡之间办学条件存在差距，而且城乡教师在工资收入、福利待遇、社会地位、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也很明显。农村学校很难获得优质师资，即使自己培养的优质师资也难以长期留住。因此，真正能够从名校名师长期积累的教育资源、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中受益的人是有限的。而教育的智能化正在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改变这种局面：线上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远程课堂、在线学习和智能问答等教学方式，可以将名校名师及其拥有的教学资源即时输送到贫困、边远地区，理论上可以让无限的师生跨时空共享，从而有效弥补了这些地区优质师资、优质教学资源短缺的局面。

教育智能化不仅有助于各种教育产业的蓬勃发展，而且可以优化财政投入，解决很多传统教育必须完善硬件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国家和地方可以通过建立教育大数据库，建立财政分配模型，把握相应地区动态的需求与支出情况，实施精准投资；同时，改革开支办法，减少重复建设，如通过更多地使用网络教学方式，共享线上教学资源，将一部分原本预算建造或维修校舍的费用，转移到满足教育智能化所需的软、硬件资源上。这样不仅可以实现财政支出的精准、高效，而且有利于促使教育财政向贫困、边远地区倾斜，实施“精准扶贫”。教育活动的正常开展往往必须依托一定的软、硬件资源，如教育智能化就需要配备移动电子器件、音视频接收端、可视化设备、教育机器人等。由于智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据此可以逐渐为贫困、边远地区的教师、学生配备相应的教育智能化技术和设备，令其即使身处穷乡僻壤，也能共享发达国家、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足不出户实现场景式教学，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学习效果。

其次，教育的智能化技术、方式和手段的大规模运用，正在全方位重塑教育过程，促使教育过程更加平等、公正，也更有效率。传统教育过程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动，即“主体-客体”互动的两极模式。雅斯贝尔斯认为，这种教育“将变成训练机器人，而人也变成单功能的计算之人，在仅仅维持生命力的状况中人可能会萎缩而无法看见超越之境”(4)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35-36页。。在传统教育过程中，由于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高，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教师掌握的教学资料尽管比较贫乏、单一，却仍然具有垄断性权威。学生处于整齐划一的被动接受状态，学习没有什么自主性，其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很难得到满足。迈入智能时代，各种智能教育系统和智能教育方式的广泛运用，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教学的形式和内容，而且使师生之间的互动更加及时、深入，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也更加平等。目前，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活动的内容已经全面渗透到课堂教学和课外教育的各个环节，形式上体现在代替教师承担大量重复性的工作，效果上则表现为“通过‘人-技’结合可以使教师从繁重的知识传授中解放出来，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德育和能力培养等工作”(5)杨宗凯、吴砥：《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创新》，《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0日，第13版。。

在课堂教学方面，大量使用智能终端设备和线上教学方式，师生之间交往互动的方式既方便快捷，又充分地多样化了，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得到进一步增强。在教学过程中，教育智能化表现为可以替代课程讲授、案例分析、课后复习，教育智能化终端或人形智能机器人甚至可以实现即时的人机互动。例如，智能教育在线与教师端实现资源链接，可以直播或录播的形式完成现有课堂的所有环节；而智能课堂的分类阅读、习题批改、在线测评等模式，比传统的教学方式更加及时，更具有针对性。

在课外教育方面，教育智能系统正在学生作业、试卷的批改过程中大显身手。有人可能比较担心智能系统过于机械、死板，无法公正地评判主观题。例如，在高考作文的评判中，人们怀疑智能系统的批改是程式化的，过于僵化，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等等。因为智能系统的批改嵌入的是参考答案的算法程序，“另类”作文往往不在其程序可控的范围之内。但实际上，教育智能系统可能比任何一位教师都更少“人性的弱点”，更加博闻广见，能够更加理性、客观、宽容地对待“另类”的作文。此外，如果实在不放心，包括作文在内的主观题目，还可以由智能助手对其进行筛选和分析后，提醒人们进行人工审核。“大型考试中数以万计的试卷借助智能阅卷系统可以将教师从机械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师由于主观因素造成的评分标准差异，保证了评分客观公正，提高了作文评分效率”(6)杨现民等：《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难题与突破路径》，《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8年第3期。。

随着电脑、手机等智能终端设备在教育过程中的普及和广泛应用，特别是大量课程上传到网络上，广泛开展线上教学，广大教师对非传统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改革的兴趣日益高涨。而且，教育的智能化在实现日常教学任务自动化的同时，还将教师从繁冗的、重复性的教学工作中抽离出来，为广大教师腾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展个性化的教学活动，帮助教师运用大数据技术诊断自己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现自己的一些盲区，促进教学活动的智能化提升和工作程序的智能化管理，从而进一步提升教师的水平和教育的效果。

再次，教育智能化为开展个性化教育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人的价值性存在的意义，在于其丰富的个性或独特性。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教育作为人之“成人”的一种方式，必须考虑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即受教育者的唯一性、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替代性，考虑受教育者的知识储备、思维方式、性格特征和兴趣爱好，从而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在传统教育的“主体-客体”两极模式中，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地位，被程式化、规模化、批量化地塑造为标准化的“产品”。而且，教育往往以书本知识为核心，局限于学校课堂和家庭书房，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的关系是疏离的，学生也因而丧失了学习的自主性、针对性。传统教育中课堂教学的规模化、标准化，导致教师的课堂讲授无法满足每位学生的差异化、个性化需求，而且学生们对授课教师的教学风格不尽适应，有时师生之间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

迈入智能时代，程式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活动逐渐为个性化、创造性的生产所取代，个性化人才的市场需求迅猛增长，个性化教育的价值也日益彰显；借助于强大的、不断推陈出新的信息、智能技术和工具，“教育将成为十分个人化的事情”(8)比尔·盖茨：《未来之路》，辜正坤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3页。。例如，教师和学生不仅可以在海量的线上教育资源中自主进行选择，而且将教师从传统的备课、上课和批改作业的繁琐工作中解放出来，以便针对每位学生的实际情况，评估学生的学业进展和身心状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提供及时、具体的帮助。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制定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运用智能技术辅助日常教学，实现日常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定制化，推动新型教育体系的构建。如果能够顺利实施，那么将不仅极大地丰富教育资源和教学方式的选择，而且可以开发多样化的智能教育系统，针对具体学生开展“1对1”、定制型的“个性化教育”，从而真正走向因材施教，培养人格独立、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我们不妨以教育智能系统对学生的个性化辅导为例。教育智能系统可以模拟“特级教师”对学生进行“1对1”辅导，辅导内容可以涵盖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程，辅导过程可以包括教、学、评、测各个环节。教育智能系统可以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学习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如针对学生的具体问题，从海量的数据库中寻找答案，可以进行作业、测试的智能化批改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个别解决方案。在这种杜威大力倡导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中，学生的自主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学习兴趣和效果、素质和能力都可能得到明显提升，从而为学生的个性化培养、价值的实现、特别是自由全面发展普遍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人工智能对教育公正的负面影响

社会公正看似非常简单，实则无比复杂，既难以准确把握，又难以精确实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曾经就公正中最为核心的正义感叹说：“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9)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津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当代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创造性地提出社会公正的两大基本原则，即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平等原则是指社会允许每个人享有与其他人最大相似程度的平等权利；差异原则是指在不损害每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允许社会不平等的存在(10)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5页。。在哲学价值论和伦理学视域中，教育公正所追求的让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教育平等权利，体现了在现实社会不平等条件下的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公正符合罗尔斯所讲的“差异”中的“平等”，从而确保“社会公正在教育领域的落实和体现”(11)王正平：《论教育公正》，《教育伦理研究》2017年刊。，即教育公正的实现。迈入智能时代，智能科技的发展和教育智能化在给教育发展带来公正机遇的同时，又以一些新颖、独到的方式，特别是以一些具有高技术特点的方式，进一步创造或加剧了教育的差异。如果我们认识模糊，应对失当，有可能令教育领域业已存在的不公正变得更加突出，令社会矛盾、价值冲突变得更加普遍、尖锐。

首先，社会信息化、智能化过程中出现的“数字鸿沟”是教育公正难以逾越的障碍。所谓“数字鸿沟”，就是数字化领域存在的差异和隔阂，具体指在全球信息化、智能化浪潮中，因为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所导致的信息、智能技术方面的差异及其进一步分化的趋势。肖恩·杜布拉瓦茨指出：“数字鸿沟这个词描述的是技术产品使用者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身边的事物数字化，而且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数字鸿沟的风险和影响也随之提高。”(12)肖恩·杜布拉瓦茨：《数字命运：新数据时代如何颠覆我们的工作、生活和沟通方式》，姜昊骞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99页。“数字鸿沟”是智能时代社会不公的基础性表现，“数字贫困地区”可谓智能社会的“穷乡僻壤”，“数字穷人”则是智能化背景下日益无助的弱势群体。

毋庸讳言，目前教育领域存在广泛的、多样化的“数字鸿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智能基础设施、特别是智能技术的“数字鸿沟”正在持续被拓展。从国际人工智能发展的实力和状况看，美国属于超级强国，拥有全球市值最高的5家智能企业(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和苹果)，包括智能教育在内的核心芯片技术几乎被其垄断(13)高奇琦：《中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特殊使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垄断和恶意阻隔，由于智能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威力，目前全球“数字鸿沟”不仅没有缩小的趋势，反而正在进一步扩大。这已经成为影响教育公正乃至社会公正的一个全球性难题，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严峻的新风险。从中国国内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智能化水平和教育技术、资源的“数字鸿沟”也十分明显。2020年初中国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一些边远、贫困地区因为缺乏技术和设备，甚至没有网络信号，学生无法接受远程教育，就将这种差距真实地暴露在世人面前了。

二是智能教育战略布局中的“数字鸿沟”开始显现。虽然中国已经颁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了教育智能化的目标和实施路径，但是，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智能教育化战略及实施状况却差异甚殊。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人们对智能教育的重视已经率先上升到政府决策层面，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布局，有步骤地加以实施。如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都制定、发布了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行动计划，经济发达地区已开始全面迈入教育智能化阶段；而贫困、边远地区受经济、技术、社会条件的制约，教育智能化却面临“人、财、物”等多方面的难题，短期内根本看不到真正解决的希望。

三是受教育个体之间的“数字鸿沟”日益加大。从个体教育的机会公平看，精英阶层接受智能教育的机会远高于“数字穷人”。政府作为公正起点和公正秩序的“守护者”，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着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如强制实施义务教育制度，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但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教育的市场化、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资本的逻辑”和“技术的逻辑”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富裕的家庭衣食无忧，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设备用于孩子的教育，条件较差的家庭则捉襟见肘，教育投入上也只能凑合，从起点上就被拉开了差距。此外，越是落后的地区、贫穷的家庭，越有可能滋生厌学症，辍学者屡见不鲜。农村留守儿童的命运则更加不堪，他们不仅难以享受基本的智能教育资源，而且连以父母的陪伴为基础的家庭教育都严重缺失。可见，“技术的发展使用不当将会加剧不平等，甚至产生等级、阶级分化。如果技术驱动的教育没有与教育公平相呼应，未来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分裂和固化”(14)董乐：《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思考》，《科研信息化技术与应用》2018年第2期。。

其次，智能教育系统中的“算法歧视”可能隐蔽地导致或加剧教育不公。算法是人工智能的“中枢神经”，是构建公正的智能社会的关键。但编程人员的主观判断和选择“本质上存在价值负荷，不同价值判断的人会设计出不同的算法来解决问题”(15)F.Kraemer,K.van Overveld,M.Peterson,“Is There an Ethics of Algorithms?”,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Vol.13，No.3，2011.。算法歧视是指在看似正常、没有恶意的人工智能程序设计中，却内蕴着编程人员或数据资源本身含有的偏见或歧视。智能教育的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程人员能否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和相应伦理规范嵌入各种智能教育系统。这里不仅涉及编程人员的价值观和道德表现，也涉及到相关企业、政府部门、监管和执法机构的价值观和道德执行力。

智能教育系统的“算法歧视”既包括智能教育产品中隐藏的算法歧视，也包括教育大数据资源本身的局限性，如数据构成的不完整、不科学以及隐私侵犯等问题。人工智能是建筑在大数据基础之上的，大数据资源本身的完整性、可靠性和时效性(是否及时更新)，数据采集的合法合规(例如是否遵守“知情同意”等价值原则)，是实现算法公正的前提。大数据的“大”体现在庞大的数据总量即统计学概率中，但其中却难免包含一些无意义、不相关甚至错误的数据。特别是，基于现实和方便的考虑，智能系统很可能会更多地使用大城市、发达地区的数据，而边远贫困地区、群体的数据则因为数据采集难度大或者历史数据缺失、统计数据不完整，从而往往被忽略，这可能导致编程人员在编制智能教育系统的算法时，无法充分考虑边远贫困地区的广大受教育群体的具体情况，造成对他们有意无意的排斥和歧视。

“算法歧视”也可能直接隐藏在智能教育系统之中，有时连编程人员自己都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例如，智能教育系统在运作过程中，有时可能输出一些无意义或不是那么理想的计算结果。这些结果虽然可能是编写算法的编程人员无法预料的，是编程人员自己无意识选择的结果，其中却可能包含着编程人员不合理、不公正甚至带有歧视性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例如，有些智能教育系统的算法往往简单地将考试成绩等同于学习效果，直接将学生获得高分数定位为理想的学习目标。基于此，一些智能教育系统的目标过于单一，着力提供的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应试资料，特别是应付考试、提高成绩的训练方法，而不是着力提升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至于赫尔巴特所谓的“教育性教学”，包括社会责任教育、伦理规制和情绪管理，以及儒家一直倡导的实现“成己”、“成人”之类价值目标，就更不在其目标范围了。

实际上，教育是“树人”的神圣事业，涉及到“成人”的方方面面。早在20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就提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16)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58页。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倡导学校要为智慧而教，要引导学生智慧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让他们学会平衡自我、人际和外部社会之间的共同关切，从而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17)Robert J.Sternberg,“Why Schools Should Teach for Wisdom：The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 in Educational Settings”,Educational Psychologist,Vol.36,No.4,2001.。即使是现代的专业化教育也与前智能化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了。例如，20世纪9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计算机图灵奖双料得主西蒙认为，求知的意义已经从能够记忆和复述信息转向能够发现和使用信息(18)Herbert A.Simon,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Cambridge：MIT Press,1996,pp.183-216.。因此，智能教育系统的算法过于“偏应试化”，以学习成绩为单一标准对风格各异的学生进行评判，既不符合智能时代对教育的期待与要求，而且忽视了教育目标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并难免造成一些不公正的后果，例如歧视甚至放弃“差生”，抑制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特别是不利于一些身怀特殊才能的学生的培养，等等。

再次，智能教育机构热衷于为富人和特权阶层服务，对教育公正造成了现实的具体的冲击。迈入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科技与教育的价值日益突出出来。在残酷的国际竞争、市场竞争的压力下，高端人才的需求呈现出井喷状态，高端人才成为各个国家、企业等竞相追逐的对象；而普通劳动者则受到高端人才和智能机器的双重挤压，身价倍减，前途和命运更加风雨飘摇。

由于高端人才的培养需要长期、巨额的投入，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对科技与教育的重视往往变味，教育的价值目标往往趋向于精英教育，热衷于为有实力、有意愿“买单”的富人和特权阶层服务。许多智能教育应用端的研发被资本和“资本的逻辑”所控制，运作模式高度商业化，它们都瞄准了“精英教育”这一前景广阔、利润诱人的市场，全心全意地培养各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资本的逻辑”、利益的诱惑有时导致相关机构、企业赤裸裸地坚持利润至上，根本无视普通大众、特别是“数字穷人”的教育需求，无视他们的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更不用说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了。

此外，还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实质上是教育产出的高智识层次人群凭借其智慧的化身——机器系统来替代低智识层次人群工作的过程”(19)贾积有：《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辩证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在社会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潮中，本来擅长信息收集、处理的智能系统正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干，正在取代越来越多的素质一般、缺乏创造力的劳动者，技术性失业、社会分化和社会排斥正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产业迅速升级、智能产业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数字穷人”即使秉持“终身教育”的理念，在“技术性失业”之后再接受一定的培训，往往也很难重新崛起、获得再就业的机会。近些年来，“技术性失业潮”愈演愈烈，已经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被智能社会发达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所抛弃、排斥在外，丧失工作的机会和劳动的权利，有可能成为“数字穷人”悲惨的前途和命运(20)参见孙伟平：《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反思》，《哲学研究》2017年第10期。。如果国家和政府部门不能通过系统的教育和社会改革，保证所有人通过劳动获得自我实现的机会和做人的尊严，那么就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是不人道的。这可能激发社会矛盾，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

三、实现教育公正的价值原则和具体方略

公正是人类社会公认的、超越社会制度的核心价值。作为社会公正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公正事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事关全体人民的合法权益，其实现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约翰·S·布鲁贝克认为，教育公正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发明都要大得多”(2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1页。。迈入智能时代，面对教育智能化对教育公正的多方面影响，我们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和中外现代伦理思想进行深刻反思，确立基本的不可逾越的价值原则，采取系统而有针对性的方略，既实现教育的革命性、跨越式发展，又不断提升教育公正的水平和质量。当然，受制于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将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探索、逐步提升的历史过程。

首先，坚持“唯物”原则，全面提升社会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消除数字鸿沟和社会分化现象，为实现教育公正创造基本的前提条件。约翰·罗尔斯指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2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第7页。依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唯物史观，教育公正问题只有基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才可能得到解决。在社会快速信息化、智能化过程中，由于过去的基础比较薄弱，欠账太多，既有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持续扩大，教育领域的数字鸿沟、阶层分化更是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如果不能正视数字鸿沟及其导致的社会分化，着力建设公正、合理的现代教育体系，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因此，必须立足智能经济的发展，从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体系建构、师资力量优化配置、智能技术共享、智能教育成果共享、教育管理智能化等方面着手，全面消除教育领域业已存在的数字鸿沟和社会分化现象，为教育公正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

其次，坚持全民原则，运用先进的智能技术手段，保障每一个人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比尔·盖茨指出：“教育是社会中伟大的、令一切归于平等的力量。教育上的任何提高都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机遇平等的实现。”(23)比尔·盖茨：《未来之路》，第320页。迈入智能时代，教育的意义更加突出，地位更加重要，任何一个人成为合格的劳动者或者合格的公民，都必须接受相当长时间甚至延伸到终身的教育，掌握比过去更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必须贯彻“全民教育”理念，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条件，保障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足够的智能教育资源，能够共享智能教育成果，而不能因为地区差异、种族差异、经济差距以及个体差异等而进行“智能筛选”或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一些本就存在困难的弱势群体，如先天不足的智障和残疾人，应该运用先进的智能技术手段，研发相应的专门化的智能教育设备，将他们纳入到整个社会的智能教育体系中，保证他们和正常人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尊严。

再次，坚持人本原则，通过公开透明的算法编制过程，防止出现算法歧视，从技术角度预防教育不公，出现问题能够及时纠偏。“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最好的“公正促进剂”。只要真正立足人本，坚持公开透明，即使是隐藏的“算法歧视”也将无所遁形。为此，一方面，必须在“人机关系”方面坚持“人本原则”，对算法的设计者或编程人员进行必要的价值观教育和伦理培训，防止他们在基本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方面存在认知、情感方面的偏差，从而草率地收集、选择、存储、处理大数据，或者将形形色色的偏见和歧视性内容写入教育智能系统；另一方面，教育智能算法的探索难免存在未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而对于一些探索性的、暂时难以预测后果的算法，必须采取谨慎的负责任的态度，提交伦理委员会进行审查；对产生了歧视性后果的智能教育产品和服务，不仅要立即终止其生产、销售和使用，而且要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

复次，坚持效率与公正平衡原则，全面推广智能教育技术，全方位“赋能”教育教学活动，在火热的教育实践活动中逐步推动教育公正的实现。教育教学活动信息化、智能化是新事物，没有现成的模式和万能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追求教育公正，只能边实践，边摸索。目前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活动的方式、方法很多，并且新的探索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方面，应该坚持效率优先，鼓励和支持名校名师和其他教育机构、企业等开展多样化的创新性探索，提供尽可能多的优质线上学习资源；另一方面，必须兼顾公正，各级教育机构和企业可以有计划地对全体教师进行培训，特别是对贫困、边远地区的教师进行智能教育培训，推动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广泛使用。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教育教学研究与教育教学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活动的形式多样化、常态化，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效果。

最后，依据人本、民主、公正等核心价值理念，完善教育领域的顶层设计，清理相关的政策、法规，为教育公正的实现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制度公正是实现教育公正的关键。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信息化、智能化正处于早期的未定型阶段，许多制度正处于调整、改革、甚至重新设计阶段，因此，必须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精心开展制度设计，从目的、目标、方式、手段、过程、结果等着手，全方位保障、促进教育公正的实现。因此，必须针对目前教育不公正的现状和智能化背景下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切实“完善制度设计，既抑制‘资本的逻辑’横行霸道，也防止‘技术的逻辑’为所欲为”(25)孙伟平：《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反思》。。如从教育投入方面来说，应该加大对贫困、边远地区的政府投资，无差别地建设基本的智能技术设施，配齐合格的教师资源；从受教育者的角度说，建立、完善让每一个人得到平等、公正的受教育机会(包括平等、公正的接触智能教育技术、接受智能教育的机会)的体制机制，尽可能保证其不“输在起跑线上”。

总之，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教育领域的快速信息化、智能化，为实现教育公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大量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前，各价值主体如何因应时代的发展，更新教育理念，审慎地开发、选择性地运用智能教育技术，已经成为实现教育公正、培养时代新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