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芳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48)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在分析和探讨文化问题时，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成为理论上的难题。这些理论难题在近代思想界引起了激烈的论争，在这些论争中，李大钊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对于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见解独树一帜。因此，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不仅在近代中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对于现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理论支撑

(一)传统文化是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理论支撑

大凡某一人物的思想，除了受所处时代的驱动和牵引外，还会受到本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李大钊也不例外，他的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李大钊6岁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历经十年寒窗，熟读儒家、道家等各派经典著作，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并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思考人生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传统文化对李大钊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其中儒家的“中庸”思想和道家的朴素辩证法对其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传统文化中，“中庸”代表着儒家文化的最高道德境界，其中“中和”思想是它的思想精髓。所谓“中者”就是指“天下之大本也”，所谓“和者”就是指“天下之达道也”[1]，那么中与和合起来就是儒家所讲的“中和”思想[2]。“中和”孕育着天地万物，是整个世界存在与发展的理想状态与最高标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的“两让”原则就是对“中和”思想的运用。“让”即包容，“两让”就是矛盾双方互相包容，“两让”作为调和的途径，就是要使矛盾双方达到一种平衡与协调的状态，防止双方矛盾激化。矛盾双方要想真正达成调和，就要从中到和，不走极端。李大钊还把“中和”思想运用到解决政治问题上，他认为激进派和缓进派作为持不同政见的两个派别，应该共存于“两让”，然后到达“中和”状态，共同维护中国的社会秩序。很显然，这是他的文化调和思想对传统文化的“中和”思想在现实中的运用。

道家所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受道家思想影响，李大钊提出了介于“第一”文明和“第二”文明之间的“第三”文明观点，他认为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各有不足，要么“偏于灵”，要么“偏于肉”，中国文化要走出困境，需要在融合东西两种文明之外创造一种新文明，也就是“第三”文明。这种“第三”文明是“灵肉一致”的新文明，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文明”[4]。由此可见，道家“三生万物”的思想在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中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它驱使着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中国文化发展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在吸取儒家中庸思想和道家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之上，找到其合理的理论支撑，以此建构出他独特的文化调和理论，并在中西文化相互冲突和碰撞的过程中，找到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二)西方文化对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影响

虽然传统文化对李大钊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这并不是他文化调和思想的唯一来源，西方先进文化对其思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李大钊接受过比较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他初步接受西学是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又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进行了系统的学习，这使他能够对西方学说有比较全面地了解，尤其是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这些成为他文化调和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

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是建立在自由主义之上的，它提倡一种宽容与妥协的调和精神。约翰·穆勒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虽然英国的民主制度比较发达，但并没有为人们带来真正的社会平等和自由。穆勒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心是“个人自由问题”[5]，他主张发展人类的个性自由，但个性自由的实现，离不开宽容与妥协的调和精神。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让一直执着追求自由的李大钊很是赞赏，他从中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作为自己文化调和思想的基础。他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宇宙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在新旧思想、进步与保守的矛盾冲突中进行，而理想的进化正是新与旧、进步与保守之间的对立与调和，因此新与旧、进步与保守之间应当进行调和，甚至应当“协力”。因为不论是新旧还是进步与保守，就像“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6]33，两者若缺其一，便不能产生进步。他还以老年和青年的调和作为例子，青年人活泼畅旺，应发挥自己的优势，把社会中的腐朽沉滞消除；老年人稳静深沉，应运用自己的经验为社会整理善良的秩序。老年和青年对社会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二者应进行调和协力，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也叫互助的进化论，是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又一理论来源。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指出，生物界具有互助的特点，从动物到人类有一种本能的情感，这就是互助。这种互助有利于物种的生存、繁衍、进化，与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竞争进化论有明显的不同。李大钊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他认为相对于竞争，在社会进步方面，互助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协和与友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人类社会要相爱和互助，这样才能够依靠互助进行生存和进化，人类社会不能依靠“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6]354。在李大钊看来，互助论的核心是协和与友谊。在近代中国呈现出复杂的矛盾局面，李大钊希望以调和的方式来缓解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使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在五四时期，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中国思想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这一思想给社会上正在兴起的调和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给予了丰富的内容。

除此之外，李大钊还吸收了其他一些西方文化理论，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无政府主义等，这些理论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随着时代的前行，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也不断向前发展，有些西方文化理论对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束缚，比如在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由于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严重背离，李大钊果断抛弃了无政府主义。

二、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主要内容

文化调和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阐述调和本义、新旧调和、中西调和是其文化调和思想的主要内容。李大钊曾在多篇文章中对新旧文明和中西文明作了深层次的论述，相对于同时期其他调和论者，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摒弃了片面性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呈现出一种理性的认知。

(一)调和的本义

在李大钊早期著作中，有多篇文章都阐述过调和思想，如1917年1月28日的《甲寅之新生命》、1917年1月29日的《调和之美》、1917年春的《调和之法则》、1917年8月15日的《辟伪调和》和1918年7月1日的《调和剩言》。有关“调和”的定义，李大钊在借鉴西方学者的叙述之上认为调和是“认定保守或进步为其确切不移之信念；同时复认定此等信念；宜为并存”[6]158。他把调和定义为两存和竞力，而两存和竞力表现为对抗与调和。所谓对抗，是“由一方言之，则为对抗”[6]209，所谓调和，是“由他方言之，则为调和”[6]209。李大钊认为调和与对抗是具有相反作用的两种力量，它们存在于一切宇宙现象之中，是认识宇宙的法则。我们肉眼所看到的都是“二力交错之现象”[6]209，我们耳朵所能听到的都是“二力交错之声音”[6]209，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演进，人类历史的更迭，都是调和与对抗相互作用的结果，调和与对抗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充满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切角落。在当时中国文化的特殊背景下，形形色色的调和论充斥着思想界，尤其是梁启超持有的伪调和论，使人们容易对调和产生误解，将调和认为是一种无原则的妥协和折中，于是李大钊写下调和之法则，对调和的真义进行说明。

调和真义之一，调和的机会，“虽肇于两让”[6]27，但调和的境界，“则保于两存”[6]27。在与李大钊同时代主张调和的知识分子中，梁启超认为要调和就不能要对抗，要对抗就不能要调和，这是一种排斥对抗的“调和”论。恰恰相反，李大钊所主张的调和并不是孤立的对调和进行谈论，他把对抗与调和视为事物的两方面，并认为“对抗与调和是不可分割的”[7]。如果要建立调和，就要使对抗与调和共同存在，没有调和或没有对抗，就无法建立调和，对抗与调和要两存，这既是李大钊调和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调和思想的底线。而梁启超主张的调和与李大钊完全不同，梁启超认为调和“即当捐禁竞争，一言竞争，即皆妨碍调和者也”[6]27，李大钊把梁启超的这种调和论视为伪调和。因此，李大钊强调他“爱两存之调和”[6]28，排斥自毁的调和；他“爱竞立之调和”[6]28，否认那种具有牺牲精神的调和。李大钊竞立和两存的调和论与梁启超的伪调和论有明显的不同，这也使李大钊的调和思想能够更趋于理性，更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事实上，“讲调和并不否认对抗”[8]，对抗与调和是相伴而生，只讲调和不讲对抗或只讲对抗不讲调和，都是不符合辩证法的。

调和真义之二，“须知新旧之质本非绝异也”[6]28。当时的人们“动曰某派也新，某派也旧，某人也新，某人也旧”[6]29，似乎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鸿沟，人们“相崎相峙，相攻相搏”[6]29。其实新旧“共所秉持之质性本无绝异，且全相同”[6]29，因为“隶于新者未必无旧，隶于旧者亦未必无新也”[6]28。世人所说的新，是因为“所企关于进步较多之人”[6]29，而世人所说的旧，是因为“所企关于秩序与安固较多之人”[6]29，新旧是“同质而异量者也”[6]29，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调和真义之三，“须知各势力中之各个分子，当尽调和之德”[6]29。李大钊所指的调和之德包含“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一方面，自律就是“自宏其有容之性，节制之德”[6]29，既不“专己以排人”也不“挟同以强异”[6]29；一方面，他律就是有抗，表现为对待对方势力“亦确足与之相抵”[6]30。调和既包括有容又包括有抗，这样才能使各种不同的思想或事物不但不互相排斥，而且能够相互妥善存在，充分弘扬节制和宽容的品德。要想真正达到调和的境界，就要一半要自律，一半要他律，“第三者之调停不与焉”[6]29，除此以外所谓的调和，都不是真实的调和，是虚伪的调和，是“支节之调和，非根本之调和”[6]30，这些调和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

调和真义之四，以调和者自居的人，也不能以超然的地位站在局外，应该“尽可加袒于一方，亦惟必加袒一方，其调和之感化”[6]30，这样调和才具有权威性。主张调和者要在新旧二者之间选择一方加入，如果把自己置身于局外以第三者身份来调和，不但收不到调和的功效，反而有挑拨的嫌疑，结果只能是“调和之声愈高，轧轹之象愈烈，调和之人愈多，轧轹之机愈多”[6]30，这是调和“最忌之事也”[6]30。

通过李大钊对调和真义的阐述，我们可以发现，李大钊的调和论是系统而富有理性的，他倡导“有容之德”，主张“歧力相剂”和“涵纳他力”，这构造了他极其独特的文化性格和品德，调和理论在李大钊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交融的构想中得到了更为完美的体现。

(二)新旧调和

在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西学东渐相伴而生，各种西方文化的输入冲击着古老的中华文明，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矛盾不断突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冲突，是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不断论争中，近代思想界的知识分子们有的认为有新无旧，有的认为有旧无新，把新旧作为绝对对立的两方，割裂了新旧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有特别激进的人想要从根本上否定旧习惯、旧思想。于是出现了这种现象，有一些人为了追赶时髦，只要是旧的，不区分是非善恶都要全盘推翻，并对此进行广泛宣传认为这就是新思想。

面对这种对新旧文化缺乏理性的认识，李大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宇宙之中的所有进化，全要依靠新旧两种思潮相互作用，它们就像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缺一不可。而且这两种思潮，都要和其对立的一方共同存在，一起前进，不能“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9]660。如果有一方想要消灭另一方以求达到自己横行的目的，那是“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9]660。他认为新旧这两种思潮一面应该有“容人并存的雅量”[9]660，而另一面应该有“自信独守的坚操”[9]660，只有这样两种思潮才能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主张新旧思潮并存同进，把它们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的整体，从整体文化意义上讲，这代表的是一种既充满科学性和包容性，又合乎思维逻辑的建设性的认知理路。

要探究新与旧的关系，就离不开对两者基本性质的规定。李大钊的调和法则之二就已经提及，就是“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6]28，新与旧只有数量的区别，并没有本质的异同。新旧既然有数量上的区别，那么区分新旧的标准是什么呢? 李大钊指出划分新旧的标准既不是年龄，也不是派别，而是思想。李大钊把“思想”作为是区分新旧的标准，这并不是随意的，他引用黄远生的新旧“本源何在? 在其思想”的言论[6]28，把这种言论作为自己划分新旧标准的依据。既然思想是区分新旧的标准，那么就可以对新旧进行思想上的调和。李大钊对思想调和的特定内涵做了说明，他认为“调和者，乃思想对思想之事”[6]29，并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个人对个人的事，如果是个人之间在意见或情感方面发生冲突，可以由除当事者以外之第三者对此进行调停，从而使双方和解。但是如果是思想上的冲突，那么“则非任诸思想之自为调和不可。盖其冲突之际，不必有人与人之交涉”[6]29。如果想要新旧两种思想能够相安无事，不出现相互排斥的现象，那么个人在新旧思想相接触之际不仅要做到“自宏其有容之性，节制之德”[6]29，还要做到“不专己以排人，不挟同以强异”[6]29。那么新旧两者，对于个人来说，它们能“于其思想得相当之分以相安”[6]29；对于社会来说，它们能“成为势力而获相当之分以自处”[6]29，也正因为这样，才能使“冲突轧轹之象可免，分崩决裂之祸无虞矣”[6]29。李大钊把思想作为划分新旧的标准，是希望以调和的方式使新旧在思想上达到共存，这样可以避免造成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生活中，新和旧是矛盾的双方，它们的共存肯定会引起矛盾现象，如果再受到外部条件的刺激，很可能造成矛盾进一步激化。李大钊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在新旧交替之际，一切生活中的现象出现在“吾侪之间者，无不呈矛盾之观”[10]235，他把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称之为“新旧不调和的生活”[10]196，也就是矛盾的生活。他号召人们应当打破这种矛盾的、不调和的生活，使新旧合一，成为一种调和的生活。那么，怎样使新旧合一，成为一种调和的生活呢? 李大钊认为那就是用新的取代旧的，巩固新文明、新生活的地位，用来与旧文明和旧生活“分对等之势力，而深养其锋”[10]238，用以破旧文明、旧生活与“新文明、新生活相妥协、相调和，否则征服之而已矣”[10]238。李大钊还从进化论出发，他把新旧调和价值目标的落脚点放在“开新”上，他认为宇宙进化的过程是一个生生不息的长流，在这个长流中只有向前进，没有向后退，因而“只有开新，没有复旧”[11]117，即使有时候旧的毁灭而新的再度兴起，这只是重生和再造，但不是复旧，在“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11]117。李大钊的新旧调和的最终目的在于开新，“新”代表了前进的方向，它在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三)中西调和

在近代文化发展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引发了中西文化冲突，如何看待中西文化，这在中国思想界引发大规模长时间的论争。李大钊从理性认知的角度出发，他观察到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的优劣交织的矛盾，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调和的观点，指明了近代中国新文化建设之路的方向。

李大钊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东洋文明，把西方文化称为西洋文明，在他看来，东洋文明的特点是主静，西洋文明的特点是主动。如果追溯人类生活的历史，从而去寻找东西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别的原因，“殆可谓为基于自然之影响”[6]211，同时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中国和西方由于所拥有的文明不同，往往会出现“挟种族之偏见，以自高而卑人”的情况[6]213，李大钊并没有随波逐流，他认为东方文明之所长在于使西洋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以窥见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觉沉静与安泰”[6]214，而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缺乏同情心、专制主义盛行等这些东方文明的弊端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西方文明的长处在于先进的物质技术和民主政治制度，它的短处在于人们处于机械的生活之中，整日忙于竞争，处于不断争夺的紧张状态，因此，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6]213。同时李大钊在总体上肯定输入西洋文明的必要，他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12]，提出“极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6]215-216，由此建立了中西文明调和的基础。李大钊把学习西洋文明的长处的希望放在广大有为青年的身上，他希望广大青年学者能够尽全力去钻研西洋文明来“迎受西洋之学说”[6]220。李大钊在这里强调的“迎受”与“接受”相比[13]，虽是一字之差，却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文化理念，前者更强调借鉴西方文明的自主性和积极学习的态度。在这种理性认识和积极学习态度的驱使下，李大钊提出中西文化调和思想，他认为东西文明是促使世界进步的两大机轴，需要两种文明时时调和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6]214。对于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调和，李大钊认为中国人肩负着这个重任，中国人应该改变自己的态度，让自己“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6]214-215。李大钊之所以提到“变形易质”，是因为他希望能够融合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点，建设近代中国新的文化。对于东西文明的调和方式，李大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就东洋文明来说，它所要做的就是要“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西洋之动的世界观”[6]214；而对于西洋文明来说，它所要做的就是要“斟酌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6]214，只有两种文明互相吸纳对方的优点，才能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

随着对东西文化调和的深入思考，加之一战中西方文明暴露出来的弊端，李大钊认识到，现有的东洋文明已经“衰颓于静止之中”，而此时的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要挽救当前世界面临的危机，仅仅依靠东西文明的调和不足以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那么就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只有这种新文明的出现才能担负起时代的重任。他认为，为了挽救世界的危机，必须有“第三新文明”的崛起才能度过此危崖。但是什么是第三文明呢，在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给出了回答，他认为“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6]214，此时他虽然没有给出第三文明的具体内容，但他已蒙眬地感到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明是新的第三文明的先驱。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他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后，“第三”文明的内容就十分清晰了，它就是“我们现在所持的社会主义文明”[14]，这种新型文明既不是对东方古代文明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机械移植，它是从根本上超越东西方现有文明的崭新文明，是综合东西方文明而又有所创新的第三种文明。

(四)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对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影响

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是从两个层面看待文化发展问题：一方面，在中国文化建设的层面上，他认为新的要取代旧的；另一方面，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层面上，他认为要在东西文明调和的基础上创造出第三种文明。这使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他的这种调和不是折中，不是妥协，更不是和稀泥，而是一种综合创新，目的是积极为新事物的发展创造条件，使新事物不断壮大，最后逐渐消灭旧事物。正是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的这种进步性，使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很快将关注点转向社会主义性质的“俄国新文化”[15]，这对其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指出，俄罗斯文明是“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6]214，因此俄罗斯文明必将引起20世纪人类文明的大变动。在1918年底，随着一战的结束，俄罗斯文明席卷世界，也成为席卷中国的一场思想飓风，李大钊对俄罗斯文明的认识进一步升华，他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文章，他认为俄罗斯文明的崛起，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以列宁等人领导的工人阶级所取得的胜利，这一胜利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6]263，此时李大钊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预见。李大钊在其文化调和思想中弃旧扬新因素的推动下，1919年下半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唯物史观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其关系的学说称为“人类文化的经验说明”，将其看作是一种文化理论，这是一种从经济角度来看待文化的发展的全新视角。李大钊认为经济决定文化的发展，这也使他从调和现有东西文化的思想中跳出来，把新文化建设的希望完全放在社会主义文化上，由此他的第三文明的内容就十分确定了，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但是其文化调和思想并没有完全淡出，而是转化为一种辩证的方法论。在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实践中，李大钊仍然运用了这一方法论，本着对敌人进行革命，对友人进行调和的思想，促成了国共合作。由此可见，李大钊形成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之一，在于其文化调和思想吸收了古今中西文化的精华，并通过“调和兼容”而达到新的创造，他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其前期文化调和思想基础上的深入与发展，而不是否定，这也使李大钊的前期思想与后期思想之间处于一种自然平稳的转换状态，而不是突然爆发的断裂状态。

三、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

李大钊对文化问题一直秉承着科学的态度，既不盲从也不走极端，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他的文化调和思想别具一格，既贯通古今中西又能兼容并收，显示出其思想上的先进性和包容性。在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文化问题凸显，我们怎样进行文化建设，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给我们提供了启示。

(一)以文化调和思想为基础建立了全新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是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他关于新旧调和的阐述，打破了割裂新旧之间的联系，把新旧两者放在对立面的观点，而他则把新和旧看作一个相互作用，共同存在的整体。针对“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观点，他强调在新旧共存的基础上，物质和道德都没有复旧的道理。在他的东西文化调和思想中，李大钊通过对形成东西文明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东西文明的不同，他正视西方文明的优势，倡导中国文明需要对西方文明进行借鉴和吸收。但李大钊并没有因此止步，随着一战后西方文明缺陷的暴露，李大钊提出了东西方文明互相吸纳对方优点的调和观。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认为仅东西文明的调和不足以解决世界文明的危机，他又提出需要创造一种超越东西文明的“第三”种文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是不断发展的，他既超越了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持的东方文化优越论，又超越了激进派主张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显示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与时俱进。也正是由于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不断与时俱进，在十月革命后，他率先将目光转向俄罗斯，并将俄罗斯文明视为第三文明的先驱，开启了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征程，与此同时，他自己也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二)以文化调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任何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那个时代经济、政治、知识等多方面的制约，必然会存在一些陈旧过时，已成为糟粕的东西。中华传统文化也不例外。李大钊在面对新旧文化冲突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秉承了既批判又继承的态度，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对其糟粕，李大钊运用民主和科学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改造。这种改造就是在新旧共存的基础上，深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使其与时俱进，这既是其文化调和思想在现实中的运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因为其文化调和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容，为日后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以文化调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李大钊那个时代，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要素的挖掘，他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部分进行积极的改造；另一方面本着科学的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认真梳理传统文化，对其精华和糟粕仔细鉴别，汲取精华，弃掉糟粕。时代是不断发展的，虽然现在我们和李大钊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的文化调和思想依然能够指导我们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在对待传统文化时，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取舍，鉴别对待，传承其积极因素，摒弃其消极因素，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抵制那些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的文化论调。有些传统文化虽然表现形式陈旧，但其内容具有借鉴价值，我们要把它的旧形式加以改变，使它焕发新颜，根据时代背景，赋予这些文明新的时代价值，不断推进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把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合理因素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融合，与现代表达形式相融合，以新形式新方式把传统文化和当今时代调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三)以全新调和视角看待和处理中西方文化

近代以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或冲击，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很多中国人有两个极端：要么拒绝甚至敌视西方文化，故步自封；要么贬低传统文化，崇洋媚外，全盘西化。李大钊并没有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他既敏锐地觉察到西方文化的时代性和进步性，同时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所长，奠定了实现中西文化调和的基础。虽然他的文化调和思想不能彻底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危机，但这种文化调和思想中包含的兼容并蓄、综合异派、融合创新的因子，为他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做了必要准备，同时他的文化调和思想对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东西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现在的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领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指导思想“一元”化。虽然社会需要意识形态的领导，但也需要生活文化的支撑，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收其他文明中的合理和积极的因素丰富我们的文化，这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种全新的文化调和观。我们要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有选择有鉴别的吸收外来文化中优秀的有益的部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洋为中用”的方针，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立足于全新的文化调和角度，兼收并蓄，推陈出新，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既有利于提升自身的眼界与地位，更有利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昌盛。

囿于时代的特点，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一份思想遗产，他的文化调和思想中蕴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应当受到重视，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