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熙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文选》自南朝梁昭明太子编成后，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围绕《文选》展开的注释、音韵、名物、版本、评点等研究历代不绝，一部《文选》阐释史——“文选学”俨然已备[1]。历代总集的编纂，如《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在》等无不在体例和选文上借鉴之，足见《文选》重要的典范意义。唐宋以来，还出现了以“广” “续” “增” “补”等命名增广补充《文选》遗漏文章的《文选》广续本。如果明代《文选》评点体现了明人对《文选》这部文学总集的直接兴趣，那么明代一系列《文选》广续本则显示出《文选》在明代文人中的典范效力以及明人对《文选》的接受情况，不同于明代《文选》评点本对《文选》文本的直接研究[2]，《文选》广续本真实地反映了明人受《文选》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文选》广续本在编纂意图与选文标准上呈现出与《文选》相似而又有差异的复杂关系，它表明明人接受《文选》并非被动与单向，而是明人主动参与的动态立体过程，具有鲜明的主体选择性与构成性。本文以明代两部流传甚广的《文选》广续本《广文选》与《广广文选》为考察对象，探究两部广续本与《文选》的复杂关系，揭示明代《文选》广续本对《文选》的承与变。

一

《文选》的广续本并不自明代始，唐宋时期已有《文选》广续本问世。(1)《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的《文选》广续本有：孟利贞的《续文选》十三卷、卜长福《续文选》三十卷、卜隐之《拟文选》三十卷。《宋史·艺文志》记载的《文选》广续本有：卜隣《续文选》二十三卷。目前已确定的明代《文选》广续本有七部：刘节《广文选》六十卷(亦有八十二卷版)、周应治《广广文选》二十三卷(亦有二十四卷版)、马继铭《广文选》二十五卷、李梦阳《文选增定》二十二卷，张溥《广文选删》十二卷、胡震亨《续文选》十四卷以及汤绍祖《续文选》三十二卷。七部广续本中，能见到全文的有刘节《广文选》、周应治《广广文选》、汤绍祖《续文选》、马继铭《广文选》以及胡震亨《续文选》，而以前两部流传最广，且增补文章的时代范围，与《文选》一致，皆是先秦及汉魏六朝。

《文选》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诗文总集。总集的出现，与古人文学实践的深入、文章体制日益丰富以及文章数量日渐增多有关。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总集具备文献保存与优选两项功能：“文章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故文章之衡鉴，作者之渊薮矣。”[3]1685萧统在《文选序》里，也表达了总集的用途：“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曩；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精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4]2总集的保存性与优选性固是如此，何种文章应保留，何种文章应删舍，去取标准则与选家的编撰意图密不可分。编选意图作为一种主体选择，在总集中几乎不可避免，即使出于文献保存而编的总集，都不能完全抹去选择的主观性。四库馆臣认为，总集的编纂意图，有“明理”与“论文”两种，前者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为代表，后者即以《文选》为代表：“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3]1685“《正宗》主于论理，《文选》原止于论文。”[5]1真德秀出于“明义理，切世用”的目的，将《文章正宗》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四库馆臣批评其“以理为宗，不解诗人之趣。”但仍肯定其有“救浮华冶荡之弊”的功用。[6]而《文选》一途，四库馆臣也认为“要各有当”，承认出于“明理”与“论文”两种意图而编纂的总集，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各明一义，未害同归”。[3]1685

《文选》广续本是对《文选》的增广和续补，大都能继承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取标准以及“踵事增华”的文学发展观，属于与“明理”相别的“论文”一派。但这种“言各有当”的区分，在宋末陈仁子《文选补遗》中被打破，他开始在《文选》广续本中植入“论理”倾向，直接改换《文选》的“论文”特色。他批评《文选》“去取不免失当”，对《文选》的文体编排顺序尤为不满：“诏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臣经济之方略；不当以诗赋先奏疏，矧诏令，是君臣失位，质文先后失宜。”[5]3显然将真德秀《文章正宗》“论理”“切世用”的编纂意图强行纳入《文选》，在广续工作中《文选》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勿怪四库馆臣说：“以彼(《文章正宗》)概此，非通方之论。”“其说云补《文选》，不云竟以废《文选》。”[5]2认为陈仁子的做法是废除《文选》。

不同于陈仁子《文选补遗》直接而强硬地改造《文选》，《广文选》与《广广文选》在增补《文选》的编辑工作中，对《文选》的编纂意图、体例、选文都有承续，表现出对《文选》典范的尊崇；同时又通过文章去取偏离《文选》的重文基调，渗透政教功用的文章观，使其兼具“论文”与“明理”两种功用，而政教观的渗透，又因不同的编选者而有强弱深浅之别，相对于《文选补遗》，明代的《文选》广续本与《文选》有着更为复杂的承变关系。

二

明代《文选》广续本的序跋对《文选》评价都很高。吕柟《广文选序》：“昔梁萧统编定《文选》，粤自秦汉，迄于齐梁，骚赋诗歌，诏策表启，时且千年，焕如其旧。”[7]507李维桢《广广文选序》：“与《昭明》同时复有《词林》《文海》，而独《文选》传，迄今不衰。”[8]1汤茂先则称赞《文选》“文圃之特秀，而选部之最都。”[9]1这些赞誉体现出《文选》在明代的典范地位。明代《文选》广续本的编选，正是浸润在这种尊重经典与延续经典的意识中。编选者普遍感到增补工作的艰难，认为《文选》“联络谨严，词义相绾，骨肉交称，辟之采玉昆丘，连城毕获，拾珠渊海，照乘齐珍。若缀以余篇，将同附赘，试诎其片言，有类剥肤。”[9]1是否能延续《文选》那样在文集保存与选优两方面的经典性，亦成为评价明代《文选》广续本优劣的标准，周应治在《广广文选》序中评价刘节《广文选》“检押综详，足为昭明忠臣，使作者不致淹没，有功于文苑大矣。”[8]8更明显的尊崇，则体现在广续本对《文选》在体例和类目上的承续。

《文选》选文的时间范围是周代至梁，《广文选》与《广广文选》亦在这一时间段。《文选》在文体一级分类中，共有37种文体，可分为赋、诗、骚、散文四类，其中，赋与诗有二级类目，骚与散文无，这一基本的体例设置在《广文选》《广广文选》中得到贯彻，《广文选》共选文体50种，其中，对《文选》原有的37种，仅删除赋的“耕籍”、诗的“补亡”、“反招隐”、七、册、文、辞、连珠，保留原来29种文体；《广广文选》(六十卷)共选文体58种，仅删除《文选》赋“郊祀”“耕籍”、诗“反招隐”、奏记、对问、史述赞、哀、行状、弔文，保留原来28种文体；(2)这还不算古代文集编纂时对文体归类存在的模糊现象，如《广广文选》虽然没有奏记，但有奏，与奏记基本属于一类文体，还有《文选》中的对问，《广广文选》虽然没有“对问”，但有“对”、有“问”两类，故也可以认为《广广文选》还保留了《文选》的奏记与对问。这里仅就《文选》类目名称作统计。同时，在文体顺序安排上，两种广续本也都大致遵循《文选》的顺序，以赋为首，诗骚其次，散文最末。单从文集的体例和类目来看，可以说《广文选》与《广广文选》的确称得上是“昭明忠臣”，相对于《文选》在文体类目与选文数量上都有增广，不过它们对《文选》原有的文体都有承续，表现出对《文选》典范意识的尊崇。

那么，《广文选》与《广广文选》有没有做到在编选意图上完全贯彻《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论文”目的呢？没有。这里反映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二书虽然在体例与选目上，与《文选》保持较大程度的一致，甚至在序跋中高度赞扬《文选》的经典性，包括二书在内的明代一系列广续本在外观形式上都与《文选》“形似”，但如果深入分析广续本的序跋、凡例以及具体的选文就会发现，广续本在表面上尊崇《文选》，而实质上却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文选》的编选意图，或是重文献搜集保存而不重文采辞藻，或是渗透进深浅不同的政教文章观，在尊崇《文选》时“有意的误读”，借《文选》的经典地位达到编选者自己的目的。

三

王廷相《广文选序》：“自夫崇华饰诡之辞兴而昔人之质散，自夫竞虚夸靡之风炽而斯文之致乖，言辩而罔诠，训繁而寡实，于是君子惟古是嗜矣。梁昭明太子统旧，有《文选》之编，自今观之，颇为近古。然法言大训，懿章雅歌，漏逸殊多。词人藻客，久为慨惜。然未有能继其旧贯者。”[7]506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王廷相对文章由质朴到华丽的发展过程持否定贬斥态度。萧统在《文选序》中也提出文章“踵事增华”的发展历程，但认为这是“物既有之，文亦宜然”的自然过程，不仅不排斥，反而欣赏之，并以“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为选文标准，与王廷相形成鲜明对比。第二，对《文选》“近古”的评定，视《文选》大量辞藻华丽、声韵协和的汉赋、六朝骈文以及讲究对偶藻绘的如颜延之、谢灵运等诗作不顾，将《文选》视为一味“嗜古”的文集。而萧统在选文时，主要是略古详今，且重文采声律。王廷相认为《文选》近古，是明显的误读。第三，虽然《文选》的广续者都是为增补其所遗，但王廷相对《文选》的遗漏之作有范围界定，换言之，如果《文选》对文献有所遗漏的话，最不该漏的就是“法言雅训”“懿章雅歌”。因为这两类属于载道之文，有功于修身与政教。第四，王廷相认为《文选》要增广，就只能增载道之文，有修身治国之用，并认为刘节的《广文选》做到了这一点：“君子修辞虽雄深博雅，力总群言，而无当于修己经国之实者，自负曰文，去文万里矣。此又梅国广选之深虑也。”[7]507

王廷相在《广文选序》中表达了其尚古诎今，崇朴斥华文学观以及修己经国的文章功用观，在定位《文选》为“近古”的误读下，认为《文选》应增加载道之文，以收文章政教之用。而《文选》不录儒家圣贤之作，正是在于区分了儒家经典与“文”的不同。实际上，萧统并没有否定儒家著作的经典地位，认为它们“与日月具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加芟夷，加之剪截。”[4]2只是选取标准在“文”，故不录。王廷相为《文选》植入政教功用观，肯定刘节加入儒家雅正作品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在推举《文选》(“近古”)的背后已经偏离了《文选》的编选意图，减轻甚至遮蔽《文选》的“论文”倾向，在《广文选》中加重或主打“明理”色彩。

我们再来看看《广文选》具体的类目及选文情况。现存《广文选》有八十二卷与六十卷两个版本，分别刊行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与嘉靖十六年(1537年)，六十卷本为陈蕙改定之本，与刘节原本差异较大，需要分开讨论。(3)本文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为考察对象。此版八十二卷《广文选》，篇首除王廷相与吕柟序，还有未署名的《校正广文选凡例一十二条》，笔者经仔细核对后发现，该本后面的正文，保留了《校正广文选凡例一十二条》全部删去的篇目，即正文完全没有贯彻此《凡例》。根据六十卷本《广文选》陈蕙的《重刻广文选后序》可知，《凡例》为陈蕙后来重订时所写，体现的是陈蕙的编选意图与选文标准。因此合理的推测只能是，目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的八十二卷《广文选》不是嘉靖十二年初刻本，是后来的刊行本，刊行时将陈蕙在修订本中写的《凡例》也加到刘节八十二卷上了。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增加赋的“天地”“草木”“杂赋”二级类目，分别选1首、17首和34首。增加诗的“逸诗”“操”“谣”二级类目，分别选了14首、16首，11首。将《文选》原有赋的二级类目“郊庙”并入“乐府”，将“七”类并入骚。增加的散文文类有玺书、赐书、策、勅、谕、策问、疏、启、弹事、封事、议、对、对策、问、传、说、祝文、杂文，共18种。在具体的选文上，《文选》录乐府40首，《广文选》录乐府376首；杂歌类诗作，《文选》只选4首，《广文选》选74首；《文选》录杂诗51首，其中陶渊明4首，《广文选》录杂诗99首，其中陶渊明33首。陶渊明在萧统重“文”的标准中不被欣赏，《广文选》却大量选录，乐府因“缘事而发”，较少文采，萧统也收录甚少，《广文选》则大量补充乐府，在新增的34首“杂赋”类赋作中，含有数量较多的咏物赋，如《蚕赋》《酒赋》《镜赋》《火赋》《白发赋》，等等，是对《文选》赋作分类与内容的补充，这说明，八十二卷《广文选》不是在萧统重视文采的标准下选文，而是以搜集存备六朝及前代文献的目的来增广《文选》。应该说，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文选》的编纂意图。如果我们认为《文选》也有文献保存的功能，明代《文选》广续本只是更全面地网络文献，那么，八十二卷《广文选》的编选，虽然没有严格执行《文选》选文标准，但突出了《文选》的文献保存目的，还不算偏得太远，至少没有加入明显的主观意图。同时，八十二卷《广文选》有大量诸如《美人赋》《神女赋》《宋公九锡文》《晋公九锡文》等不利于政教之作，王廷相在《广文选序》中强调的文章修身政用功能并没有在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中凸显出来。但在陈蕙修订过后的六十卷《广文选》中，情况则有很大的改变。

陈蕙在《重刻广文选后序》中说：“顾其中(八十二卷《广文选》)讹字逸简杂出，又文义之甚悖而俚者间在焉，覩者病之。况其板既不存，予尤惧于日就废阙。”[10]391刘节《广文选》八十二卷到嘉靖十六年(1537年)时刻板已失，加上原刻本在校勘和选文上都有不少问题，陈蕙才决定重新修订，“删去者二百七十四篇，增入者三十篇”，编成六十卷本。陈蕙的修订，除了更加丰富选文内容，较刘节原本突出了明显的政用意识。

第一，陈蕙继续刘节《广文选》搜集上古及秦汉魏晋文献的编选目的，使《广文选》内容进一步丰富，较完整地体现上古即秦汉魏晋的创作实际。突出体现在乐府的选录上。乐府在汉魏时期大量涌现，萧统出于重视文采，遗漏较多，刘节选入376首乐府，陈蕙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并进行分类。如刘节只有“汉鼓铙歌”“魏鼓吹曲”两种地域性乐府，陈蕙则加入“吴鼓吹曲”(2首)、“晋鼓吹曲”(3首)、“宋鼓吹曲”(6首)、“梁鼓吹曲”(5首)，使《广文选》中的乐府更能全面地反映当时各地的创作实际与风格。这是对刘节八十二卷在文献保存上的承继。

第二，陈蕙对刘节本《广文选》进行删补，以突出《广文选》的载道功能。陈蕙删除的文章，主要有五类：

1.儒家圣贤之作，认为它们不能与文士之作并列，以见“尊圣”之意。如大舜《思亲操》《卿云歌》，大禹《襄陵操》，文王《拘幽操》、武王《克商操》、周公《越裳操》、孔子《文王操》等；

2.有悖纲常，无益教化之作，如《宋公九锡文》《晋公九锡文》《元后诔》《说皇甫嵩》等，“忠臣贞士何观焉？”[10]509

3.短浅俚俗，不可为训之作。如赋类《美人赋》《神女赋》《江妃赋》《骷髅赋》《淮海赋》《芙蓉赋》《菊花赋》《琴赋》《几赋》，乐府类《乌生》《焦仲卿妻》《苦寒行》《短歌行》，还删除了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中有的“七”“连珠”“谣”，认为这三类文体“肤浅”“无关文义”，“虽不多立篇目，固无害其为广也。”[10]510

4.词义深奥难懂之作，如汉铙歌《思悲翁》《艾如张》《圣人制礼乐》《蜨蝶行》《巾舞歌》等；

5.缺误无证、重出之作。如《石鼓文》《汉酸枣令刘熊碑文》《汉北海相景君碑文》《游钟山》《飞鹄行》等。

同时陈蕙又增入“文义正大高古”“有汉魏风”之作。如在杂文中增加《国语》6首、亢苍楚《政道》《君道》《贤道》《农道》4首、刘安《汜论训》《泰族训》2首，以及沈约、王筠、刘孝绰的《应招诗》等。

第三， 除了通过选文的增删，渗透文章的政用意识，陈蕙还在《重刻广文选后序》中申明对文章“载道”的理解，以期让《广文选》成为修身治国的教材，完全贯彻王廷相在《广文选序》中表达的思想。针对修订后的《广文选》不是每一篇选文都是正面的教导，陈蕙说：“盖言而善，以迪斯人而与之式，固载道也；言而不善，使人知所避以免，无或陷焉，亦载道也，则固不必一一流于道以为言矣。”[10]391即使《广文选》中有些选文没有正面的教育作用，也可作反面例子，让人避免犯类似错误。这样一来，《广文选》变成使君子“达政事”“经上下”“稽度数”“别品物”的教材，离《文选》原来的编选意图不啻千里。

我们看到，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虽然没有严格执行萧统“论文”的选择标准，但还是广泛地搜集了《文选》所遗漏的文章，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上古及秦汉魏晋的文学创作实际，对《文选》编纂意图有所偏离，但并不是太远，与王廷相序中所言也有所差距，而陈蕙修订本六十卷《广文选》则是王廷相序的忠实信徒，他对刘节本大刀阔斧的修订，以文章政教观为标准，删去大量不具备典范教育意义的“俚俗”“浅显”的文章，给《广文选》渗透进浓烈的政用修身色彩，完全背离萧统《文选》重视文采辞藻的编选意图，在大致遵循《文选》的文类体例与排布顺序下重构《文选》，使《广文选》成为儒家经典那样的“明理”之作，几乎不见陈蕙在凡例与后序中对《广文选》中的文章在声律词采方面的任何评价。

四

至迟成书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广广文选》是对《广文选》的再次增广补充，编者周应治没有延续陈蕙修订《广文选》的倾向，而是重回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保存文献的编选目的，但也表达了对经典的尊敬，在编选意图上体现出对刘节(文献保存)与陈蕙(政用修身)的调和，同时从文章自身的角度选文，将编选意图从陈蕙《广文选》的“明理”的再次拉回“论文”。

萧统有“踵事增华”的文学发展观，因此《文选》选六朝文章较多，遗漏不少先秦汉魏文章，“《选》操一切绳墨，所遗宜多，《广》于汉颇详，然遗者十二，晋魏以下，遗者不第十八。”[10]391《广文选》《广广文选》主要是从保存文献的角度对《文选》进行补遗。在陈蕙六十卷《广文选》的基础上，《广广文选》增加了赋的“象数”“时令”“器具”“寺观”等4种二级类目以及教、谣、七、盟誓、文、册文、诰、赦文、移、训、诫、篇、体、难、讥、解、辞、繇辞、自序、连珠等20种文类，尤其注意的是，谣、七、连珠等文体，在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中已有收录，但被陈蕙在修订时因“肤浅” “无关文义”被删除，而且，《广广文选》还增加了尧的《神人畅》、舜的《南风操》 《箕子操》、孔子《息鄹操》，并与卫女《思归引》同列，陈蕙明确提出“尊圣”，不能将圣人之作与一般文士之作等观，《广广文选》将它们并列，在思想上较陈蕙开明，没有过多儒家尊卑观念的影响，目的是在保存文献而非载道见志。这说明在《广广文选》比《广文选》较少受到文章政用观的渗透。

在《广广文选自序》中，周应治表达了六经为文章之源的观点：“六经之文与天同尊，与地同厚，于粲乎揭日月而恒新，则信无能袭六而七矣。其余绪为汉魏，为六朝。”[8]8这种宗经思想，与陈蕙删去圣人之作，不与文士并列是一致的。不同在于陈蕙尊圣导向文章的政教修身之用，进而选文不重视文采，周应治宗经，恰恰相反，是给汉魏六朝的存在及其文采作理论支持，论证六朝讲究文采的合法性，进而指出汉魏六朝文章“片词只语在所甄录，不可缺略者也。”[8]8明代文章学大盛，文源六经说是较为广泛的观念，“迄今之作，其原于经。《易》言阴阳，知性命，斯无拘泥。《书》纪绍元，著事功，斯无警讦刻。《诗》教淳良，出词气，斯远暴慢。《礼》用节文，动容貌，斯立威仪。《春秋》断事，正名分，斯决是非：实文之宗也。”[11]六经在这里是一切文章的文体学来源，而非强调思想，周应治尊六经，从而认为汉魏六朝文章由六经而来，也应保存，而不是陈蕙那样要求一切文章都载道明理。

周应治在《广广文选议例》中说：“文之所广者，在于文”；“其尔雅瑰丽，不诡于体者概不敢遗”，表明他是从文章自身而非文章政用修身的角度选文，并且扩大了《文选》的选文范围，《文选》中没有选择子史，《广文选》开始增入子史类文章，《广广文选》则进一步增补，并评价到“如管子之《问》篇，刘子之《知人》篇，亦文之最奇诡者。”《广广文选》将《广文选》中属于序的“自序”单列为一目，并认为“若《汲冢》之古，《法言》之沉雄，《典论》之宏肆，亦甚奇绝矣。”[8]11这些都是对文章自身艺术风格的评价。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都是从文章自身出发，《广广文选》与《文选》还是有差别：前者纯就文章形式作评论，后者则是站在文学进化观的立场，欣赏富于声韵词采的文章。故《文选》选入大量追求声色的六朝骈文，周应治则不同，他没有详今略古，只是站在文章形式上作艺术评论。

五

明代《文选》广续本相对《文选》，更注重文献的搜集网罗，“广之以备遗焉”[10]508“今之视六朝犹昭明时之视三代两汉也，六朝所不忍遗，而况三代两汉片言只字留在人间，岂可弃乎？”[8]6重视文献的搜集保存，就不能在编选标准上设置太严，这是与《文选》的第一个不同，《文选》也有资料存备功能，但主要侧重于收录六朝讲究声律辞藻的文章，有萧统明确的收录标准。《广文选》《广广文选》则对《文选》进行增广补充，务求全面保存上古文献。“昭明意哉垂后，故其裁取也严，君衡(周应治)意在稽古，故其蒐收也广。”[8]7由于重在文献保存，《广文选》《广广文选》很难兼顾到文采的标准，甚至以搜集上古文献以防散佚为全部编纂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基本遵循《文选》体例的前提下，《文选》广续本也编者的不同思想倾向而呈现出不同的面目。《文选》本是“论文”之作，而《广文选》及其重订本不断地加入“明理”倾向，注重选文的政教修身功能，这与嘉靖中期复古派逐渐弃文入道，表现出重道轻文的思想有关。[12]《广文选》刊行时的嘉靖十二年(1533年)，正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末期，复古诸子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下，复兴治世的理想难以实现，均遁入个人心性的思考与修养，道学成为他们的精神皈依。由道学观文章，使复古诸子大都持文以载道的文章观。《广文选》及其修订本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受到文章政用意识的全面侵入，《文选》的“论文”色彩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借文“明理”，以文言道，籍文修身。为《广文选》写序的王廷相、吕柟等人，皆有理学背景，王廷相还对早年沉溺诗文而后悔：“大抵体道之学，缓急有用于世；诗文之学，君子固不可不务，要之辅世建绩寡矣，而不适用也。”[13]故他对《文选》重视文采有意视而不见，推崇《文选》“近古”。应该说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还是以资料保存为主，并没有王廷相在序中那样的“论理”色彩，而陈蕙修订本《广文选》则对刘节本进行大刀阔斧的删改，完全贯彻王廷相序中的文章政用观，将《广文选》编成君子修身经国的教材，《文选》的“论文”宗旨在陈蕙《广文选》中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载道、“论理”。而周应治编辑《广广文选》，已经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复古派弊端尽显，程朱理学也因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等人冲击而失去权威，士人竞相挣脱理学教条的束缚。《广广文选》在思想宽松活跃的环境中，可以相对自由地编选文章。周应治虽然有宗经的思想，但具体在选文时，注重的仍是古文献的保存，重新将陈蕙删去的文章增入，呼应了《文选》重视文采的选文标准，选入“尔雅瑰丽”之作，使《广广文选》在重视文献存备的同时，保留《文选》重文的特色，成为“论文”与“明理”兼备的《文选》广续本。通过《广文选》与《广广文选》的考察可知，明代《文选》广续本，一方面以周秦汉魏文献的保存为主，在选取标准上较《文选》放宽；另一方面，《文选》广续本的编选，与明代特定的文学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要而言之，在古代的文化环境中，以纯“论文”为目的的文章总集，都会程度不同地受到“明理”(载道)观念的渗入，或者完全改变其“论文”倾向，或二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