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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翻译创新人才培养之变

2020-01-10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20年1期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才能力

刘 萍

一、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翻译的发展

机器翻译始于1933年,发展到现在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由词典和规则库构成知识源的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由语料库构成知识源的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和基于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翻译质量上也实现了质的飞跃。近年来,机器翻译逐渐走入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在享受快捷便利翻译服务的同时,也需要认真审视机器翻译技术发展的最新进展,了解机器翻译的优缺点。

(一)机器翻译的基本原理

在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模式下,机器根据语言学家提前制定好的翻译规则库,将源语言转化为目的语。在基于统计机器翻译模式下,机器根据建立的概率模型,对双语语料库进行比对,查找出源语言句子概率最大的译文。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是以深度学习技术为基础的全新机器翻译模式,拥有海量神经元的神经网络可以自动从语料库中学习翻译知识,通过运算把源语言转化成能够理解的机器语言,再经过复杂的传导运算生成目的语。这种翻译模式是通过使用神经网络去理解源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从源语言到目的语转换,因而翻译质量远高于前两种翻译模式,但其翻译的过程是不透明的,所以很难用语言学知识解释翻译过程中产生的错误。

(二)机器翻译的利与弊

目前,机器翻译凭借其速度快、成本低、方便实用等优势已在多个领域得以广泛应用,用以减少或者替代人工翻译。那么,机器翻译质量与哪些因素有关呢?由机器的翻译原理我们可以推断出,前文所述三种机器翻译模式都需要语料库作为支撑,语料库数据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翻译质量的高低,由此可见,在无法获得庞大齐全的双语语料资源的情况下,机器译文的质量很难提高。因此,机器译文产品何时能够达到人工翻译水平,尚且不能准确预见。2011年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Google翻译尚处在并非完美的阶段。[1]无独有偶,腾讯公司的人工智能在2018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也暴露出不少低级翻译错误。笔者通过对文献和网络资料查询分析,对机器翻译的弊端进行了总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机器不具备文化敏感度,其翻译产品可能并不符合文化的价值观和特定规范。其次,机器翻译无法将文字与上下文语境联系起来,并根据语境不同准确判断词义,译文的流畅性欠佳。最后,几乎所有机器译文都需要进行后期编辑,在确保语句语法和语义正确的基础上,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和译文质量,以满足对最终产品的不同要求。

(三)机器翻译前景展望

神经机器翻译是目前主流的机器翻译模式,与其相比人类在记忆、计算、速度等多方面都甘拜下风,但人类的智慧是机器所没有的,由此推想,在翻译领域,人机共存是人类与智能机器未来存在的理想状态,人工翻译和智能机器翻译互为补充,共同推进翻译领域的变革发展。当然,随着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翻译取代人工翻译并非不可实现,但在何时、何种背景下实现是无法预知的。作为利益的相关方,高校翻译人才培养何去何从是亟须考虑的问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对机器翻译及其发展方向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后,我们还要看清当前高校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通过对比分析,理清高校翻译人才培养思路,明确发展方向,从亟须解决的问题入手,加强顶层设计,以应对机器翻译的迅猛发展。

二、翻译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2007年,国家批准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以来,全国已有250余所高校开展翻译硕士培养,累计招生6万余名,较好地服务了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技术快速发展,给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面对冲击与挑战,需要我们认真检视现行培养模式的不足,并从创新培养模式入手,进行全方位规划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之更加契合未来岗位需求,这也是最终的破解之策。

(一)人才培养目标界定过于宽泛,人才培养针对性不强

仲伟合教授在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2019年年会主旨发言中指出:“不要再照搬照抄教指委制定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性人才培养方案》,各授权点应根据区域发展的需要、根据学校优势学科特点制定独具校本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笔者对天津市设立MTI学位授权点的3所高校高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查阅,翻译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界定为培养拥有熟练口笔译技能、能胜任各类翻译工作的综合应用型人才。目标的界定过于宽泛,未能明确提出国家“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天津“一基地三区”发展定位、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以及适应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的针对性培养目标,使得翻译课程设置大多沿袭传统,千篇一律,培养目标缺乏针对性,课程体系陈旧。根据一项对翻译专业专、本科生调查的研究显示,仅有30%左右的学生对翻译者应具备的职业素养有基本了解,50%以上的人表示不太了解,说明学生对翻译这门学科的定义不清晰,学习过程中的目标不明确,[2]导致了学生从事翻译工作比例降低。

(二)小语种翻译人才培养规模小,缺口较大

在全球治理背景下,国际交流与合作越来越紧密,要求翻译人员具有良好文化底蕴和多种语言灵活应用的能力。在现有的翻译人才中,小语种翻译人才普遍供不应求。对比当今翻译市场需求,俄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等尽管是非通用语种,但因其覆盖地域和人口数量都很可观,因而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目前我国对这一类小语种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只有相当少的几个外语院校的翻译专业开设相关专业。[3]北京外国语大学在翻译人才的培养上,语种力求覆盖我国所有建交国家的语言,但是和目前的人才需求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缺口。一项关于工程翻译人员的调查显示,在涉外工程谈判中,有82.76%的企业对翻译表示不满意的原因是不懂专业,另有27.59%认为其缺乏实践,只有少部分对语言掌握能力不满意。[4]同时还有多家企业涉及不止一个国家一种语言,对翻译人员的良好文化底蕴和多种语言灵活应用的能力,尤其是对稀缺的小语种专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市场上的翻译机已经可以翻译33个语种,汉英翻译达到6级以上口语水平,通用语种翻译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提高小语种翻译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也是应对挑战的途径之一。

(三)传统高校翻译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的挑战

蒋洪新副主任委员在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2019年年会主旨发言中提到,MTI学位点对于新一代人工智能、机器翻译技术带来的冲击和挑战要给予高度重视,指出MTI教育的最大问题不在“数量”更在“质量”。由于培养翻译人才的院校教学基础、办学能力以及师资力量等方面的不同,翻译人才培养类型不同,适应工作岗位不同。人才培养类型可以分为以下四种:高端口笔译人才、高级翻译及研究人才、复合型专职人才和应用型翻译人才。[5]这种分类也可以理解为是按照人才综合素质能力强弱进行的分类。我们对四类人才的素质要求进行了综合概括:高端口笔译人才,主要从事外交和国际事务的口笔译,要求母语能力强,能够掌握一到两门外语,具备灵活的跨文化沟通的能力,还要通晓国际经贸、法律等规则;高端翻译及研究人才,主要从事人文、哲学等方面专业著作的翻译、编审和研究,岗位对于这类人才的要求是母语能力强,熟练掌握一到两门外语,理解中西方文化,具备相应的研究能力;复合型专职翻译人才主要从事商务翻译、法律翻译等专门领域的口译和笔译,要求在掌握一到两门外语的同时,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应用型翻译人才主要从事导游、新闻等辅助性翻译工作,岗位对于这类人才的要求是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了解中西方文化和工具运用能力。法国巴黎第三大学高等翻译学校(ESIT)的贾玛琍曾提到,对于翻译工作而言,语言本身作为一种基础技能而不是专业技能,在面对国外企业和中国企业时,不仅仅是翻译,同时还有项目合作中的协调沟通工作,咨询、研究、分析等服务,这对专业技能和跨学科掌握知识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6]从对高端口笔译人才和高端翻译及研究人才的岗位知识素养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两类人才是人工智能翻译无法替代的,但是这两类人才岗位的社会需求量少,对未来高校人才培养的影响有限。复合型专职翻译人才是社会人才需求的主体,据调查了解,这类人才的就业领域主要有商业、金融、管理等,这些领域要求岗位人员除具备专业素养外,还需要兼具人文情怀和灵活的沟通能力,这些是机器翻译所不能替代的,但是一些繁琐的文字转化可以依靠机器翻译来完成,人工翻译可以把主要精力用在译前和译后的编辑上,人类和机器共同配合,高质高效地完成翻译工作。实现人机共译,是这类岗位未来的发展方向。最后一类是应用型翻译人才,社会对于这类人才的需求原本是巨大的,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翻译的普及,这类低端的翻译工作逐渐被机器翻译所取代,社会需求也会逐渐萎缩。主要从事这类人才培养的院校需要未雨绸缪,探索新的人才培养途径。

诗中“积雨金铺”所写的连绵不断的大雨引发了诗人的担忧,故而诗人“盼放晴”;“钧天”为传说中天帝居住的地方,暗含了诗人祈盼天帝能够及时停雨的心愿;诗后的注文叙述了乾隆皇帝盼望天气放晴,命乐工奏《月殿云开曲》止雨的举措,与诗歌内容相合。《清实录》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七月,永定河决堤,加之暴雨连绵不断,泺阳洪水泛滥,民不聊生,乾隆忧心民生,前往泺阳巡视,管世铭伴驾[8]405。管世铭的诗歌所写的正是他陪王伴驾的见闻与感受,诗中的“直庐不隔钧天听,月殿云开字最明”不仅传递了诗人的心声,也反映了最高统治者对民生疾苦的关切。《甲寅扈跸泺阳,往返恭纪六首》其四云:

三、未来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翻译人才培养要紧跟翻译职业的发展,要面向具体翻译工作岗位。人工智能背景下,翻译岗位所需要的人才职业能力发生变化,那么人才培养模式中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都要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岗位能力需求。基于人工智能背景,未来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未来翻译人才的内涵拓展

一般认为,翻译人才应该具备双语技能、翻译技能、相关知识和人文素养。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翻译人才内涵有了新的拓展。面对数量庞大、专业化强、速度高的翻译需求,需要翻译人员能够更主动地去掌握技术、研究技术,并有效利用现代翻译辅助技术完成翻译活动,提高工作效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译者的技术素养,欧盟翻译硕士项目和中国翻译协会都明确将技术能力视作职业译者的必备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更新翻译人才培养理念,以新理念引领人才培养新模式。

(二)翻译学科人才培养理念

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翻译人才不仅需要具备丰厚的语言功底和翻译技能,更要有广博深厚的知识背景、逻辑性、周密性、洞察力及预测力。这些能力的培养,单靠翻译学科本身建设不足以满足未来翻译市场需求。翻译学科亟待融合其他学科,如工商学、法学、工学、医学等,进行人才交叉培养,培养出既具备专业基础知识,又具备专业翻译技能的跨学科复合型翻译人才。翻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培养,不仅可以打破翻译专业本身的局限性,还为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目前,西方部分国家的翻译培养已经开始引进数学、统计数学和数学模型的理论,希望通过量化和可视化的方法推动翻译学的发展。[7]

(三)翻译专业人才的技术素养

翻译人才技术素养的要素包括计算机基本技能、信息检索能力、CAT 工具应用能力、术语能力和译后编辑能力,其中涉及的技术包括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本地化工程技术、语料库技术、翻译协作平台技术和机器翻译技术。[8]笔者认为翻译人才还应该具备使用翻译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模型(LISA QA Model)评估翻译质量的能力。2018年,一项面向全国249所MTI培养单位的调查显示,125所高校开设了翻译技术课程,占55.8%,99所高校没有开设,占44.2%,原因包括,缺少相应课程师资力量、缺少配套的软硬件资源、没有学分以及认为没有必要开设等。[9]

(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1.构建具有应用性和实践性的交叉翻译教学体系。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现代社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培养目标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能够解决问题的多面手。[10]因此在开设翻译学科专业的同时,应有针对性地开设其他学科如经济、制造、商务、法律、传媒、新闻等学科的基础课。如南开大学针对翻译专业开设的大学物理、大学化学的公共基础课,天津外国语大学开设的“英语+金融”“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让翻译专业的学生具备一定的理科知识和判断能力。同时还在研究生培养阶段开设计算机辅助研究方向,搭建“英语+计算机”知识结构,旨在培养从事语言教学机构中教学系统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估工作的专业人员。

翻译的应用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理论教学基础上,增开实践课程。目前的实践课程多是以书本为基础,通过增开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对外宣传翻译、翻译名家名译研究等课程,结合模拟翻译现场,通过增加学生练习时间、改善教学方式等多种形式达到熟能生巧。除此之外,可以为学生多提供走出学校的机会,参加现场实践教学活动,旁听企业合作交流等。天津市的大型国企、外企,都具有接纳学生参加实习的条件,学校应制定相应政策,与企业合作制定培养方案,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这些企业中进行实践活动。

2.加强校企合作力度。加强校企合作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途径。学校应与企业共同建立互利创新、合作共赢的项目协作机制,打造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精品培训项目,创新高级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天津市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在滨海新区建立了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引进了百余家中小型企业,同时也是创新型企业,包括大量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科技、科技金融、文化创意等热门产业,这些正在成长中的企业急需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但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尽管有极强的开放意识和学习意识,也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但对非通用语种如“一带一路”倡议的许多中欧国家语言不甚了解,这极大阻碍了企业的对外交流和发展。因此,高校需要着重对非通用语种的翻译学科学生进行专业素质的培养,深入企业调研,与技术人员共同参加企业项目推进,学习专业技术知识,在实践中实现专才培养,并以企业中的现实需求和实际情况反馈教学过程中的改革。对学习通用语种的学生可以让他们接受非通用语言及文化的相关培训。

3.融入特色文化基因。对双语文化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既是翻译人才的基本素养,更是岗位需求。中华5000年的文明,造就了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历史文化,“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机遇。但能否客观、准确地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的独特理念和价值,归根结底取决于翻译的水平和能力。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及相关产业与国民经济相关产业的跨界融合发展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最突出的特点。因此在翻译人才的培养上,应尽可能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开设以地方文化特色为主题的研究型课程,与广告、传媒、历史、文化研究等学科领域相结合,并以当地的博物馆、民俗研究院等为依托,培养专门服务于地方文化传播产业的翻译。最终目标为既是能对文化传承作出贡献的研究型人才,同时也是能对文化传播与推广作出贡献的实践型人才。

4.紧跟“互联网+”时代特点。在“互联网+”飞速发展,数字经济急剧膨胀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新媒体随着新的社交方式的普及逐渐替代了传统的信息传播途径,教学不再拘泥于教室,讨论不再仅限于面对面,足不出户即可观览天下大事,在空余时间人们更多地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生活学习。新媒体占领了大部分的文化市场份额,兼具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但是翻译却始终没能跟上新媒体浪潮。替国家、政府、社会发声,并服务于重大新闻媒体的翻译人员数量和水平也存在不足,不能够及时提供正确、及时的翻译。社交平台上的翻译更是错误百出,甚至歪曲事实。唐闻生副会长也提到,在网络时代,我国兼具新媒体应用技术的翻译人才也是一个空缺。因此,不仅要对翻译者提高互联网技术培训,还应对新媒体从业者尤其涉及语言文化类的媒体及党政机关媒体加强外语水平和翻译培训。凭借传媒新技术平台,可以轻松实现线上教学,这样,教学就不再受时间地点所限,能够享受更大的自由空间。但同时要注意完善互联网监督机制,否则容易适得其反。

“互联网+”对于翻译的意义还在于重新分配了网络上的资源需求与供给。国内著名翻译公司梅飞的总经理陈燕飞认为,翻译比其他任何行业都适合用互联网分配资源。它使得自由工作者可以不受制于翻译公司,凭借自身的专业领域获取相关业务,并以语言能力属性和价格进行匹配。这就避免了传统的翻译行业在工作中的价格、流程、质量不透明的问题,使具有专业技术的译者更容易根据自身特点找到合适的业务来源。

四、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机器翻译质量和水平的快速提高,语言服务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倒逼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语言服务行业,在积极服务改革大局的过程中,应不断提升行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优化人才培养结构,促进语言业国际化水平。翻译教育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推进教学方法改革、课程改革,构建新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此外,还需要加强校企合作,构建产学一体化平台,并结合地方特色文化产业特点,完善专业人才创新培养机制。翻译人才培养只有实现质的提升,才能有效应对人工智能背景下机器翻译带来的挑战,才能更加有效地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真正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让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拥有优势,立足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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