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颖（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这篇文章写于新型冠状肺炎肆虐之时，同时，也是美国对我进行科技封锁之际。天灾人祸，使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大挑战、大困难。而每件特殊事件，每一次危机，都是在提醒我们要不忘初心、返璞归真。本文从“交流”在人类进化过程的作用、国际科技交流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大格局观等三方面阐述对于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认识。通过溯本逐源，实现凝神静气、做好未来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目标。

一、“交流”是人类进化的内生需求

科学研究发现，象形文字、城市崛起、语言基因的进化与人的进化几乎同步。

《科学》杂志曾报道了两个基因ASPM和microcephalin，它们的突变导致脑容量大幅减小，医学上称微脑症(microcephaly)。芝加哥大学的人类遗传学家BruceLahn领导的小组，测定了90个代表全球不同种族的人的DNA序列，通过基因序列分析和比对，发现被自然选择看好的microcephalin基因，出现在大约3.7万年前，刚好是象形文字在欧洲大量涌现的时期；ASPM基因出现在大约5800年前，和城市在远东的崛起同步。

2002年，由牛津大学的莫诺克(AnthonyMonaco)研究组以及伦敦儿童健康研究所的维加-哈德姆(FaranehVargha-Khadem) 等人发现的FOXP2语言基因，它的突变会导致一系列语言能力障碍，诸如口齿不清，无法区分一些基本音节，不能理解语法和句子等等。在发现FOXP2的同一年，德国马普学会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帕博(SvantePaabo)研究组对几种灵长类和小鼠的FOXP2基因进行了测序，并将其与人类的FOXP2基因序列作了比较。结果表明：从大约7000万年前人类和老鼠的共同祖先至今，这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只有3个氨基酸发生了变化，其中的两个发生在约600万年之内，即人猿分离之后。直到200万年前，或者更晚，这个基因才完全演变为现代人类版本；有趣的是，人属动物出现的时间也是在200万年前。

上述科学发现表明：文字、语言，这两个重要的人类交流能力的进化发展，随着集聚规模的扩大而引发的交流规模的扩大，与人类自身的进化成正比。从而我们从科学发现感觉到，交流及交流能力的提升在人类进化、人类文明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交流”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远远优于其他动物的核心竞争力。我们观察人的一生也会发现，认知能力总是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交流在人类自身发展进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交流也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提高认知水平的有效方法。所以，无论从人类自身发展，还是从人类认知自然的角度，交流都是人类一种内生的、本能的需求。国际科技交流正是人类这种内生需求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典型表现。

二，国际科技交流是国家发展的内生需求

“慎观终始，审察事理”，回望70年中国的发展历程，总可以让我们辨析一些启示。

新中国建立之初，首先做了什么?答案是“国际科技交流”。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通过国际科技交流突破了西方国家针对我国的封锁，1950年，吴有训、华罗庚等科学家代表中国，第一次赴匈牙利参加了“第一届匈牙利数学大会”；1951年，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派出了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苏联学习。此后，新中国科技界紧密围绕国家发展需要，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网络，国际交流合作规模日益扩大，合作模式不断创新，形成了当前的“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多元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格局。可见，国际科技交流是国家建立之初的重要举措。

是什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手棋？答案还是“国际科技交流”。

1978年4月中科院召开了全院外事工作会议，中心任务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际学术交流的局面。1978年11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重大战略决策。1978年12月26日，中国向美国派出的首批52名留学人员启程赴美。1979年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科技协定。此后两年内，中国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瑞典以及埃及、阿尔及利亚的相应科研机构签订了学术交流备忘录或科学合作协议。同期，中科院派出了华罗庚、周光召、吴文俊等著名科学家到国外讲学或短期工作，在了解国际前沿水平的同时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1980年中科院主办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国际会议——国际青藏科学讨论会，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亲自参加。1990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在中科院国际合作局成立了“以色列事务办公室”，其职责是在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以前，和以色列相应科研机构以色列科学与人文科学院(The Israe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建立联系。以色列在北京也成立了“以色列科学与人文学院驻京办公室”，这是以色列国派驻中国的第一个正式机构。中科院与以色列在进行科技交流的同时，加强和促进了中以双方的了解，为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及时启动实施了载人航天、中国月球探测工程等国家大科学工程，积极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国家热核聚变实验计划”“伽利略计划”和“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一批国际大科学计划，大幅提升了我国核心竞争实力、国际科技治理话语权。改革开放40多年，通过大力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中国快速缩短了与世界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幅度提高了中国科技的国际化水平和世界影响力！

当“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摆在中国和世界面前时，是什么有力支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答案依然是“国际科技交流”。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分别提出了“一带”和“一路”构想和倡议，用崭新的世界观、历史观和发展观，为实现开放、共赢、包容发展的全球化进程指明了新的路径。在2017年5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为“创新之路”在内的“五路”理念，将科技创新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作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3年的中国是近130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当年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然而，对于一个仍需要快速发展的大国，这些既是成绩也是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发展明显快于西部内陆，东西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渐突出。产能过剩问题不断突显，资源和环境面临空前挑战。美国2013年全面推进重返亚洲战略，意图抑制我国发展；与此同时，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使得美国面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快速发展时心态失衡，也引起了双方经贸摩擦加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和“一路”构想和倡议，开启了海-陆文明再平衡的进程，从而推动建构新的地缘文明格局。

中国科技界通过“国际科技交流”打造“平台、项目、人才”相结合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体系，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培养高层次人才，为区域共性关键问题提供科技解决方案，促进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促进科研资源开放共享和各国科学家民心相通，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同“一带一路”国家产业发展需求对接。“国际科技交流”成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创新之路的重要行动。

回首来路，让人清楚地看到，“国际科技交流”是国家发展的内生需求，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重要举措。国际科技交流的能力和水平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标志。国际科技交流不一定是国际一流的，但是，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一定要有一流的国际科技交流。

三、以共赢文明发展大格局观做好未来国际科技交流

不管我们走得多远，都永远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无论人的进步，还是国家建设，发展都是硬道路。“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正常交流陷入非正常状态之际，全球都期盼着以一种共赢的合作、非零和博弈、共促文明发展的大格局观来引领人类和世界发展迈向新阶段。

国际科技交流是个人、是机构、是国家应对世界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的共同内生需求。要深入分析个人、各机构、各地区、各国家在发展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性的内生需求点，凝聚共识，把科技交流做细、做精，做到点上，推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沿着更高质量发展方向前进！

面向基础前沿科学问题和人类共同科学挑战，整合全球相关领域的优势科技人才和资源，搭建国际科技合作网络和平台，积极牵头发起或参与各方共同感兴趣的科学计划，应是今后被全球广泛认同和支持的国际科技交流最优方式。如当今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过程中，中国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开展国际合作；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全球专家会议，协调国际科研力量，确定攻克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重点，集成优势资源力争尽早找到诊疗方案和有效疫苗。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在开展科技交流活动时可能遭遇的风险明显增加。新形势引发的新的客观要求是要提升国际科技交流活动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我们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意识，切实做好相关的培训指导及对外交流合作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尤其在科研伦理、学风建设、敏感领域的规章制度建设和组织保障方面精耕细作，为国际科技交流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