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蒂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0000）

战国时期，政治局势的分裂割据直接推动了思想和文化艺术的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随着历史的发展，战国后期到秦建立封建专制国家期间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李斯作为一位从战国走向封建专制的思想家，其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完善经历了一个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具体历程。

一、李斯的政治思想形成背景

李斯（？—前208），战国时期楚国上蔡人，平民阶级。李斯家境虽不富裕，但生活水平尚可，从小就能够学习读书识字。青年时代的李斯在上蔡任文职小吏，但他不满足于小民小户的生活模式，精神上一直渴望跨越阶级，追求高官厚禄。他曾目睹了一种现象，即“厕中鼠”偷吃度日、畏惧人犬，“官仓鼠”大吃仓米、不惧人犬，并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1］25-26此后，李斯下定了追求功名的决心，他拜师荀子向其学习“帝王之术”。荀子作为儒家流派的传承人物之一，言谈中多少带有儒家的教义，他曾教李斯“仁义得民心”，但李斯更追求实际效益。学成之后，李斯作出了弃楚而奔秦的决定。如此选择，是因为李斯身处战国晚期，此时的社会格局虽然依旧是诸侯国分裂割据，但强弱、差距已经十分明显。此时的秦国已不再是战国初期的西戎小国，随着商鞅变法的推行，到秦昭襄王时代，秦国的综合国力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

李斯能够成功在秦国任职，得益于两点。一是秦国自穆公时期就有招徕别国谋士到秦国任客卿的例子，秦国急求发展，在选择官员时以才能为重，家世次要，这使得很多平民阶级的别国人才被秦国吸引，穆公时期的百里奚、丕豹，孝公时期的商鞅，惠王时期的张怡，昭襄王时期的范睢，都是代表人物。二是李斯师从荀子时明确选择学习“帝王之术”，选择协助君主建立霸权统治天下，这迎合了当时秦王嬴政的内心祈愿。就像商鞅面见秦孝公时，三次才使孝公选择应用他的治国政策。商鞅在孝公面前先后阐述了“帝道”“王道”等治国思想，并未被孝公接纳，最终商鞅提出了“霸道”治国理论，迎合了孝公的政治憧憬，被孝公采纳。但李斯与商鞅也有不同之处，商鞅是将理论系统归纳，视君主的宿愿采取对应理论，李斯则是将君主的政治愿望作为自己治国思想的最终目的，他所有理论的核心都是为了达到君主的政治目的。这也是李斯能够受到秦王重用的原因。

二、李斯政治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功利主义阶段

在初期阶段，李斯的政治思想在于短时间内取得明显的效果。初入秦国的李斯，在吕不韦的引荐下得以进入皇宫成为郎官，这使得他能够接触秦王嬴政并向其游说自己的治国理论。此时的秦王虽然年少，但雄主之心已经显现，李斯揣测君主的心意向秦王提出“一扫六国，统一天下”的政治主张，受到秦王重视。也就是说，李斯通过满足君主的政治需求来达到博取功名的目的。要一统天下，自然要有具体的政治措施，李斯向秦王提出“间谍计划”［2］21-30，通过派遣使臣以金银财宝贿赂他国官员，将不顺从的诛杀，以此来达到从内部瓦解诸侯国的目的。李斯不仅提出了这个主张，还是坚决的执行者。“间谍计划”使得秦国花费了大量的金银，但也达到了预期目的。通过“间谍计划”，诸侯国内部实力被削弱分解，无力对抗秦国。随后，李斯又向秦王提出了“先韩次赵”的攻打顺序，他认为韩国与多个诸侯国邻近并且国力最弱，是个容易攻破并且极具战略位置的国家。秦王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从攻打韩国起，开始了他的吞并之路，并最终实现了天下统一。

（二）建立专制政权后的法家思想建制阶段

秦王朝建立后，李斯的政治之路也在继续，他参与制定了建国之初的各项政治措施。在这一阶段，李斯的政治思想有了变化，他以法家思想为理论依据建立了一系列封建制度。李斯深受法家思想影响，这源于韩非与荀子。韩非与李斯皆师从荀子，荀子虽习儒学，但他的理论中有趋同法家思想的部分，因此，李斯与韩非在荀子的影响下最终都走上了研习法家思想的道路。李斯推行的政治措施中鲜明体现出法家思想，即君主独裁、严法治国和文化专制。

李斯还策划执行了销毁城防、收销兵器，以此来保障秦帝国的安全。他还颁行《秦律》，《秦律》是商鞅变法时期的产物，不过后世对其进行不断扩充和完善，此时《秦律》已是一部系统的法典。

秦朝初立，在对地方政策的制定上，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朝臣上书建议秦始皇对地方制度的建立延续周朝的分封制，且支持此种观点的朝臣占多数；而李斯力排众议，坚持推行郡县制，并详细阐述了分封制给王朝带来的危害，如战国长期的割据局面就是分封制下诸侯权力超过君权造成的，而郡县制的郡守县令皆由皇帝任免，受中央管辖，利于权力集中。秦始皇最终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推行郡县制后，朝臣淳于越在一次宴席上向秦始皇进谏：“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以此来反对郡县制。此时的李斯意识到，王朝初立，过多且繁杂的思想流派是分裂王朝的星星之火，想要稳定王朝根基，就必须进行思想上的统一，为了打击反对舆论，李斯借淳于越进谏这个契机，开始了烧毁百家之书的“焚书”运动。不过，“焚书”事件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对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打击之沉重，是李斯没有想到的。章碣曾作诗评价李斯的“焚书’行为：“竹帛烟销帝王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三）由“法”向“儒”的融合阶段

随着封建王朝的不断发展，法家政策深入社会各个方面，李斯注意到了不断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这些尖锐的“社会矛盾”［3］让李斯对帝国的稳定长久充满担忧，此时李斯开始质疑法家思想。面对暴露出的社会问题，李斯重新思考荀子曾说的“仁义得民心”，于是萌生了对儒学的探索之心。李斯在秦始皇后期与秦二世时期的政治思想开始逐渐“儒化”，这种“儒化”体现在军事、律法、文化等各个方面。例如：秦始皇计划讨伐匈奴，一向顺应秦始皇的李斯却提议进攻匈奴将消耗大量财力人力，不是良策，虽然匈奴存在挑衅滋事的现象，但因此而杀光匈奴也不是一个为民君父的天子所能做出的行为。李斯的最后一句话，已经存有“仁义之心”，而“仁义”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治国之道。秦二世时，李斯也曾多次进谏，其内容大致为“缓刑罚，薄赋敛”，再者就是进谏秦二世多援引《诗》《书》。作为“焚书”运动的执行者，儒家的经典著作应是李斯排斥的，但他在“焚书”后不久又说起不能放弃《诗》《书》，可见他的“援法入儒”之心。

三、李斯政治思想转变的原因

以往的学者论述李斯的政治思想，大多将其简单概括为一个典型的法家思想践行者，而重新梳理李斯的思想，不难发现其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李斯的政治思想经历了功利主义、法家思想建制和“儒化”［4］这三个重要阶段。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尤其是最后的“儒化”，究其原因，大致可从两方面来解释。

一是李斯出于对自身前途的考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作出不同的历史选择。秦国时期，统一天下是关键，其思想也是以此为目的而展开。建国之后，帮助君主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正常运行成为首要目标，而李斯本身受法家思想影响较深，因此，制定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相关政策自然而然。秦朝后期，过于严苛的法家治国制度与刚刚恢复统一急需休养生息的社会之间的矛盾，使得帝国面临着随时分崩离析的危机。李斯最初沉迷于法家思想建制下带来的切实利益和可观成效，秉承“以法为本”的原则制定治国政策，这类治国政策在分裂割据的战国时代确实能够有效并快速提升国家整体实力，但严刑律法并不适用于和平时期，这使得李斯的政治措施在秦朝后期显得过于严苛，不近人情。为了维系帝国的长久，他不得不去寻求新的治国之道。李斯师从荀子，除受到法家思想影响外，儒家思想也对其有影响，儒学的“仁义得民心”成为他新的思想来源，随即走向了与“儒”的融合之路［5］。

二是自秦朝建立，君主专制的政权统治形式才开始出现，一个模式从建立到能够长久实行，需要不断探索、调整，才能够合理地持续运转，进行“儒化”也是专制政权内部急需进行的历史性转变。

结语

关于李斯的功过历来争议不断，但其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最终建立确实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其留下的《上秦王统一书》《上秦王灭韩书》《上二世督责书》等都是研究秦国到秦朝发展过程的重要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