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旭，黄胜辉

（景德镇陶瓷大学，江西 景德镇，334003）

1 唐英陶人精神的基础

1.1 “陶人”的来源

目前，在古代的文献著作中，关于古代手工艺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的《考工记》，本书开篇就对百工进行了定义，何为百工，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勢，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1]“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百工有机械之巧则壮。”[2]“百工”包含两类不同身份的群体，一是官名，对古代手工艺技术的发展生产进行管理；二是普通工匠，就是从事手工艺技术制作的匠人。而古代陶瓷工艺的制作，它也是作为百工之中的一部分，陶人也是包含两类不同身份的群体：一是官名，掌管着陶瓷器烧制的管理。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如《考工记•陶人》：“抟埴之工二”、 “抟埴之工：陶、旊”。”《淮南子•精神训》载：“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犹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为盆盎也，与其未离于地也无以异。”注：“陶人，作瓦器之官也。”[3]从这些古文献记载来看，“陶人”主要是从事陶瓷器的制作进行管理的官员。二是陶瓷器制作的工匠。具体来说这类“陶人”就是在陶瓷制作过程中实际操作的、巧琢成器的工艺人和匠人，包括有利坯、车坯、釉坯、印花、画花、雕花的陶工、匣工、土工等。如《荀子•性恶》记载：“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4]所以“陶人”是陶瓷器生产过程中，参与技术活动中的人，涉及管理者和陶瓷器制作者两个不同地位的群体。古代朝廷设置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对工匠进行管理，各有各自的分工。

1.2 “陶人”与唐英的“陶人”的区别

从陶人的来源看，陶人包含的有两个不同地位的群体，之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士农工商”的古代等级划分，使两个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界限。通过文献来看，在唐英以前的管理陶务官员和制作陶瓷的工匠各司其职，管理陶务官员对瓷器制作的陶人认为是普通的，从事的事“为劳力之事”，制作陶瓷器的人为“劳力之人”。前者这些官员是以督陶而督陶，同为朝廷官员，唐英在“榷两淮”及后来“榷九江”时，同为“陶人”的他“不专督陶，而陶为专职。”[5]他的身份是协助督陶的官员及后来成为督陶官，但他又是一位真正懂陶瓷的督陶官和喜欢陶瓷的“陶人”，给自己定位为一名“陶人”，熟悉和掌握每道制瓷工序、技术原理，甚至可以在制瓷技术上帮助陶工，给予陶工指导性建议，唐英把“陶人”的两重身份都做的非常出色。如在《唐公仁寿碑记》中关于他这方面的记载，“每见匠有未悟者，授指致精，而进其终身之益。”[6]他在《陶人心语》这本书中，记录了督陶期间的所见所闻来反映做陶的心境，认为陶人“有陶人之天地，有陶人之岁序，有陶人之悲欢离合眼界心情。”[7]正是这种思想，从雍正六年开始,唐英在佐理窑务和督陶期间，他基本上是以陶瓷为职业，用心钻研陶瓷技术,与陶工匠相互切磋,他以陶人自居，并以陶人为荣。

1.3 唐英陶人精神的基础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期间，使得制瓷技术能取得如此高地成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源于当朝统治者的政策有关，政治环境造就了条件。清代初期，清朝统治者汲取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赋役制度作出极大改变，改变了明朝繁重的赋役制度，认为“当明之初，取民钉制，休养生息。至万历年间，海内殷实，家给人足。及乎天启、崇帧之际，因兵增购，加派繁兴，贪吏滋奸，民不堪命，国柞随失。良足深鉴”。[8]因此在清顺治、康熙年间，推行“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采取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在全国和直省地区内，对赋税政策进行调整，同时积极清理薄籍，对赋役制度进行整顿。

陶瓷文献《陶务叙略》中关于记载：“雍正二年秋八月，怡贤亲王口宣天语，命英督监江西窑务。且有 “工匠疾苦宜恤，商户交易宜平”之谕。”[9]统治者在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和“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唐英初到御窑厂时，敬遵圣谕，为了完成督造任务，同陶工们同工同食同息，秉持“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注重对陶工们生活上的关心体恤，以及精神上的抚慰。对陶工们的工作态度是“赏勤劝怠”方法，调动积极性；对百姓是“矜老恤孤”,在生活上提高帮助。他施仁政及他的贫民意识，除了使百姓们安居乐业，而且使其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从而激发出了工匠们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力。

2 唐英陶人精神的诠释

在《即事书怀二首》诗中: “廿载郎官惭列宿, 一身职业署陶人。”[10]这是唐英给自己的定位，可以看出他对陶瓷是情有独钟的。作为一个督陶官，背负着朝廷的使命，为完成制瓷任务，他将自己变成一个“陶人”，同陶工们同工同食同息同生活，从一个陶瓷门外汉变成制瓷行家，成为真正的“陶人”。唐英从督陶官和“陶人”两个角色诠释了陶人精神。

2.1 巧琢成器的陶人

唐英给自己的定位“陶人”，一个参与陶瓷器制作过程中的陶工身份，在他督陶间，也是把这个角色的精神展现出来。如陶工的精益求精、忠于其事等精神品质。

2.1.1 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

中国陶瓷史上，“唐窑”时期取得了较为突出成就，尤其在仿制和创新方面。在仿古瓷上，为仿制宋代的各种釉色，唐英派人去追其源，通过“搜物探书寻故老”的方法，成功仿制出了宋钧窑釉色，并且对宋代钧窑窑变的仿制，掌握了窑变瓷器的烧制技术。“唐窑”仿制技术甚至超过历代，仿制的瓷器达到很高的程度。《陶冶图说》记载中，出现了技术上的创新和突破，如施釉技术提高了，发明了“吹釉法”，以及装饰上实现了书画和陶艺的结合。在督陶期间，在陶瓷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所造瓷器的瓷质、工艺、品种、器型、釉色上较前都有所提高。如大型龙缸的烧制成功。

2.1.2 无私的传承精神

唐英当时所撰写文献，概括和总结了古到清代古代陶瓷技术发展状况，这是一种治事利世、利国利民的行为，他的这一传承精神，为后人留下大量的制瓷文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瓷务事宜示谕稿》中表现出来的传承心迹。“使后之董是役者或有所采择，未必不备竹头木屑之用。至于吾之子孙尤宜什袭藏之，不惟识此胼胝九载之心，且堪备异日奴耕婢织之问，未可知也。”[11]所撰制瓷资料对后面的督陶官来督陶是有益的，能直接对制瓷得到了解，减轻官员的负担。唐英编著的《陶冶图说》一书，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对古代到清乾隆时期以来的关于陶瓷工艺水平进行总结，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制瓷工艺程序的理论著作。唐英以文献传承的方式与以往陶工传承方式不同，文献的方式进行技术传承，是一个更惠民的传承方式。

2.2 忠君爱民的督陶官精神

唐英忠君、体恤民众的督陶官精神，可以从侧面通过御窑厂陶工、朋友及同僚的评价来体现，另一面，从他到景德镇督陶期间自己的行事上对陶人精神的体现。可以说，唐英作为一名督陶官员，对上是忠君、对下体恤民众。

2.2.1 首先，御窑厂陶工眼中的唐英。

陶工眼中的唐英是体恤民众、有仁心官员。《唐公仁寿碑记》[7]中关于这一方面有记载。一是工作上，对“勤能体谕”的陶工，会给予额外奖赏并且鼓励陶工技术之精与专；二是生活上，工匠有疾病或是住房上等有困难者都会提供帮助；三是对年迈匠人及童叟，会赐衣帛食肉；并兼惜匠之至亲，选择量才亦用；所以在唐英督陶期间，实行“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关心陶工们的衣食住行，对红白喜事都给予帮助，使得陶工能一心放到从事的事物上。” 陶工眼中的唐英，他体恤贫民，关注贫苦民主生活，在生活中尽力帮助陶工，为贫苦民众谋福利的督陶官。

2.2.2 其次，朋友及同僚的评价。

《陶人心语》中，唐英的同僚和朋友为其作序，曾多次提到他的忠君和爱民思想，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对唐英进行评价。从为官的角度，对事务上李根云认为唐英作为一名官员，序言中评价他“事上忠勤，而御下清惠”，对陶业是“忠勤”，为官清正。从对人对事的态度上，凌燽对唐英进行评价从督陶行迹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唐英秉持圣旨对陶业是“殚心竭智”；高斌认为唐英其人为人忠厚，有仁心。从唐英的同僚或朋友等人评价，唐英作为古代一名杰出的督陶官，敬遵圣旨，他对君是忠心，殚心竭智的完成圣上交代的任务；对民有恻隐之心，有仁心；对事是忠勤，为官但是把自己定位为一名“陶人”。

2.2.3 最后，他自己督陶行径。

对上的“忠臣之心”和对事的虔诚热爱。为不辱使命，和完成好御窑烧制任务，他礼贤下士，学习陶人之本色。唐英最初刚接触陶瓷事务时，“陶固细事”是“有生所未经见、茫然不晓”，只是每天惴惴不安地“唯诺于工匠之意旨”。为了做好御窑烧制任务，他礼贤下士，学习陶人之本色，曾“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12]从一个“未经见、茫然不晓”的门外汉到对制瓷工艺做到了精通陶务，做到对陶瓷器的物料、火候生克变化的掌握，并能向工匠提出自己的意旨。他从一个陶瓷制作的外行变成了行家，可以“见匠有未悟者，授指致精。”在几十年的督陶生涯，他不畏路途奔波之苦，风尘仆仆地多次往返于窑厂与官邸之间。对上之忠心、对事之尽责的陶人精神诠释。

对民的“义士之心”和体恤爱民的精神。唐英在来景德镇督陶时，圣上给唐英体恤“工匠疾苦”、对“商户交易”讲求公平的圣旨。在督陶期间唐英秉承圣谕，对民做到了体恤工匠疾苦和对商户做到交易宜平，《陶成纪事碑记》记载了这一事实。一是对商户，对“工价饭食、泥土釉料”的采买，按照民间的时价进行公平采买；二是对陶工，“推广朝廷德意蠲助婚丧施予棺槥”之政策，给陶工生活方面的“婚丧、医药、置产”提供帮助、扶持；通过奖赏的方式提高陶工的积极性，鼓励陶工技能之专、精。为官期间，陶务上他“躬亲其事”，致使景德镇出现“工辑民安、陶所无事”, 呈现出较前更胜的“物阜民安之象。”他体恤民众、有仁心的行为，使他督陶期间完成了烧制任务同时也让百姓得到了较好的生活。

3 “陶人精神”的宣扬和传承

唐英在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期间，撰写大量的文献，如《陶人心语》，《陶人心语续选》、《陶冶图说》、《陶务叙略》、《瓷务事宜示谕稿》等，这是他督陶的心路历程的心境以及陶瓷技术的发展情况的记载，包含着对“陶人精神”宣扬和继承的思想，主要通过陶人、陶事的事迹进行宣扬和传承。

陶人的“忠臣之气，义士之心”精神，这是唐英主要弘扬和继承的思想，认为作为陶人应该具备的精神。撰写了《火神童公传》、《龙缸记》和刻碑记等文献，记录了窑神童宾的事迹，高度称赞童宾的做陶精神，通过作传、记和刻碑文等的方式来刻画童宾精神，同时也是对“忠臣之气，义士之心”陶人精神的宣扬和传承。《火神童公传》和《龙缸记》记载，明代万历年间，派潘相督造龙缸，但是“累不完工”，窑工们遭受“或受鞭箠，或苦饥羸。”窑神童宾悯同役之苦，为造龙缸而舍生跃入火中，乃使得龙缸造出。童宾作为一名陶人，可以为工友，在义与利之间，在死与生之间，舍生取义。唐英把童宾设置为为陶业事业献身的形象，是一个对上忠于国家之事、对下悯窑工之苦的陶人，通过对童宾事迹的弘扬，宣扬和传承“忠臣之气，义士之心”的陶人精神。

唐英在御窑厂督陶期间留下的文献资料，对“陶人精神”的宣扬和传承。《陶人心语》,通过对督陶生活的记录，写出了一个做陶人的心境，字里行间折射出了陶人精神。《陶冶图说》对制瓷理论和制瓷思想的总结，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地论述了陶瓷工艺的理论著作，这是对我国古代传统制瓷技术的传承，从中可以看出他在督陶间技术上取得的重大突破，从而体现陶人的创新精神。

4 结语

著名督陶官唐英，通过督陶的事迹和所留文献资料，向我们展现了陶人卓绝的技艺与高尚的陶人精神。他通过自身的督陶事迹，诠释出了陶人精神。通过窑神童宾的事迹的记载和自己所留文献资料，来宣扬和传承陶人的 “忠臣之气，义士之心”精神。他督陶的一生，一直秉持着“陶人”的精神，也正是因唐英的这种陶人精神，使得古代传统陶瓷技术发展到了巅峰，制作出了巧夺天工的陶瓷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