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海

中国古代藏书室名类繁多，源流演变曲折复杂，既分布于中央宫廷及地方官署，亦遍及学校书院、寺观祠宇、私人宅第等场所。而御赐专藏书室因其保存对象、名称别号、功能的特殊而区别于一般藏书室，所藏以珍精称著。书籍自皇帝所恩赐，因此室所多以各类御用敬辞尊名。御赐专藏书室的名称不一，而多以“赐书”“颁书”命名。御赐专藏书室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拥有较具纪念性的室名。大都直接以赏赠这一行为进行命名，表明收藏的来源与赠书的主体，这是其他藏书室所不具备的。“颁”“赐”二字皆系赏赠之敬辞，且皆谓上赠下之物，即所藏来源于皇帝的恩赏行为，而非他人的赠送或个人的搜集。二是民间私修较兴盛。由于民间对“颁书”“赐书”都高度重视，故除地方官府修建之外，民间更乐于其事，且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及影响力。三是具备收集、校刻、勘雠之功能。赐书室除具备专奉御书的一般性保存功能外，部分赐书室同时兼具征书集遗、校勘经籍、辨明典章等学术研究功能，且此种现象并非偶发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目前，学界对此之专题性研究成果甚少，多散见于地方藏书史、地方藏书名家志、工具书等文献中，且仅以苏州蒋杲赐书楼、福州陈宝琛赐书楼、邹城孟府赐书楼等具体个案为主，而疏于对此类书室历史发展进行总结与探究。例如，仇家京并述了蒋杲藏书楼从“赐书楼”与“贮书楼”的名称演变及疑义[1]；孟宪锋论述陈氏赐书楼的历史源流、所藏书目及数量[2]；刘旭光讨论了孟府赐书楼的建筑结构和保管对象[3]；范凤书概述了司马光的赐书阁[4]；《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5]《中国室名大辞典》[6]列举了历代名人赐书之室。本文采用“E考据”[7]的方法，通过在爱如生、书同文、瀚堂典藏、鼎秀、中华经典古籍库、读秀等数据库的检索与挖掘，在搜剔爬梳相关古文献及现代书刊的基础上，对“赐书”名室者的历史渊源、地点位置、形制结构、藏贮书类、功能流变等进行考证、梳理，就正于方家。因赐书之室具体名称繁多，并无现成的名词术语统称之，而其中以“赐书楼”之名较为常见，故本文标题取其代表性意义，正文中亦多以此为例展开论述。

1 历史渊源

以“赐书”专称之室者，最早出现于北宋。《懒真子》卷五有载：“温公私第，在县宇之西北数十里……后有赐书阁，贮三朝所赐之书籍。”[8]即言温国公司马光宅邸建有赐书楼云云。北宋宰相刘挚出知郓州时，乞御书赐州学，并建阁以奉，有《郓州赐书阁》自记：“元佑七年正月乙未，臣某言：‘臣所治郓州有学，学有师生廪食，而经籍弗具，非所以训道徳、厉人材，愿下有司颁焉。’诏可。……乃即学之中，构为层楼。”[9]又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一二载：“赐书阁，在浮梁县。宋元丰七年，神童朱天申，年十二，背诵十经，神宗召见，赐五经出身，仍赐钱五万贯买书，因建阁于家，藏书其上。从弟天锡，年十岁，亦能诵七经，并蒙恩赐。”[10]至明清时，随着赐书行为的频繁发生，以“赐书”专称之室者也愈加普遍。

赐书楼，乃因蒙赐御书而以御用敬辞专称之藏书室。上赠下物谓之“赐”。赐书，是指皇帝御赐的经书典籍或手书墨迹，亦称御书。受赐者既有臣属百官及名人雅士等个人，亦有学校书院及寺观祠宇等机构场所。虽赐书之举自汉有之，但以“赐书”名专藏处所，则始于宋代，至明清两代方兴，尤“清人以‘赐书’名室者甚夥”[6]990，多曰赐书阁、赐书楼、赐书堂、赐书室等。赐书楼的兴建源于皇帝恩赐，而赐书行为多源于皇帝主动发起，亦有部分是因室主奏疏乞书。而室主蒙赐后，多特新建藏室而以赐书尊名，亦有部分以赐书更易旧室名。历代相关名人不胜枚举，宋人司马光，清人蒋杲、蒋曾荣、吴荣光、王思训、瞿鸿禨、陈宝琛、沈三曾、李象元、吴景果、周长发、翁照、曹秀先、陆箕永、陈昌齐、鲍廷博、刘世珩、李文田、吴国对、胡亦常等均有赐书之室。所谓赐书之“书”并非专指书籍，亦包含手诏、御札、书法等宸翰。而以“赐书”名室者，其主要珍藏御赐书籍，兼藏皇帝的手迹，以及室主个人藏书等。当然，也存在一些藏书楼虽然贮存有御赐书籍但并不以“赐书”尊名的情况，比如宁波天一阁在清乾隆年间就曾受赐一部《古今图书集成》，然天一阁并未因此改名。

2 地点位置及形制结构

据史料载，赐书对象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臣属百官及名人雅士个人；府州县学、书院等教育机构；寺观祠宇等宗教、祭祀场所。这种颁赐类型亦决定了赐书楼建筑有其特定的地点位置。

(1)置于里第园林中。除上述古籍所揭宋司马光、朱琇①均建阁于私第中之外，明武英殿大学士方献夫曾参修《明伦大典》，嘉靖帝赐之，其府有赐书楼藏焉。据清同治《南海县志》卷十一载：“献夫府在西城，有赐书楼，藏《明伦大典》处也。”清左副都御史劳之辨被夺官，回家后建赐书楼。清光绪《石门县志》卷一载：“赐书楼，劳都宪之辨罢官后，于宅旁建楼，颜曰赐书。”清人潘衍桐《两浙輶轩录补遗》卷六载：“《汪氏世谱》：锟所居有赐书楼，为先世藏书之薮。”[11]清人马荣祖《力本文集》卷六《赐书堂记》载：“海陵慎斋田君，以康熙乙酉献诗行在，蒙赐御书《孝经》。辛卯，举顺天乡试。壬辰，赐同进士出身。任惠安令，来而颜其所居之堂曰赐书。”[12]也有其他同证史料，如清康熙《贵池县志》卷四载：“赐书阁，在丁耀宅中。”清人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记载：张侯府园“大厅东偏有赐书楼一座”[13]352；芜湖长春园中有“赐书楼”[12]365。清光绪《宁海县志》卷二十二载：梦园“绕桂树而南，则所入之赐书楼矣”。

(2)置于府州县学、书院等教育机构中。除上所述的郓州学赐书阁外，南安府上犹县学亦有赐书楼，清同治《南安府志》卷四云：“上犹县儒学，有赐书楼。”而位于府州县等官学内的赐书之室，一般拥有固定的地点位置，即常置于明伦堂之后。南昌府学赐书楼，据清康熙《南昌郡乘》卷六记载：“景泰四年，巡抚都御史韩雍辟明伦堂后址建楼，以贮颁布书籍，额曰赐书楼。”关于南安府学赐书楼，明嘉靖《南安府志》卷十六有记：南安府儒学，“今制在县治西，中为明伦堂，堂东序为敬业斋，西序为存诚斋堂，后为赐书楼”。关于严州府学赐书楼，据明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卷三载：“国朝洪武三年，设学……宣德六年，知府徐孔奇建贮赐书楼。”但据清光绪《严州府志》记载，严州府学赐书楼后易名为“尊经阁”，康熙年时又更名为“聚奎楼”。据该志卷六载：“尊经阁，即赐书楼，在明伦堂后。康熙三十七年，教授王者香重修，易名聚奎楼。”除地方官学外，一些私人书院或官私合署的教育机构亦有赐书楼的踪影。比如，孟府书院中的赐书楼是“孟氏后裔专门存放皇帝钦赐墨宝、圣旨、诰封、古籍文献和孟氏家族档案的场所，是孟府的图书档案室。”[3]

“颁书阁”亦是一种贮存赐书之室，主要见于明代，由地方学官修建，一般设于学校内，在明伦堂后，用以保存、讲授、学习皇帝颁赐的经书典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明宣德年间时任霍州学正的著名理学家曹端于霍州学校内兴建的颁书阁。民国二十二年景钞明成化十一年刻本《山西通志》卷四载：“颁书阁，在霍州学明伦堂后，宣德间学正曹端建，自作记。”清道光《直隶霍州志》卷二十五《颁书阁记》：“钦惟我太祖高皇行帝王之道，绍帝王之统，涤三代以下之陋习，还三代以上之淳风，所谓辟乾坤于再造，揭日月于重明，其作《大诰》三篇，真足以迈五超三，为臣民福寿之至宝也。太宗文皇承大统，宣重光，万几之暇，乃与儒臣讲明帝学，切劘治道，精究千圣传心之法，而为《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与夫《为善阴骘》《孝顺事实》诸书，悉颁赐天下学校，以为明道、作人之具，猗欤休哉。端先正霍州学，乃与诸生即讲堂后龟头②作重屋贮之。”

(3)置于寺观祠宇等宗教、祭祀场所中。如据清同治《赣州府志》卷十六记载：“玉迹寺在玉石岩，宋太宗赐书百二十卷，建阁藏之。”

此外，部分赐书楼置身于公宇之中。《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七记载：资阳郡“赐书楼，在郡治”[14]。清道光《通江县志》卷二记载：“赐书楼，在衙墙后，太常寺少卿李钟峩修，今废。”

关于赐书楼的具体建筑结构，古籍所述不详，大体只知其楼阁高耸，可眺观远景。比如，明嘉靖《江西通志》卷四载：南昌府儒学赐书楼“高三丈许”。清人顾汧《凤池园集》文集卷五《凤池园记》载：“则杰然而高矗者，曰赐书楼，奎章绚日，荣光烛天。”[15]前揭《履园丛话》卷二十记载，张侯府园中的赐书楼“可以望远，万家烟火，俱在目前，亦胜地也”[13]352-353。一般来说，赐书堂和赐书室通常为单层内屋，而赐书楼与赐书阁则多为复宇重屋，一栋两层，藏赐书于其上，即第二层。

虽古文献语焉不详，但幸有一些赐书楼遗存仍在，故现代文献中不乏有对其形制的详述，如福建福州螺洲陈氏赐书楼“楼为木结构，双层，面阔八间，进深一间，单桅歇山顶。楼内豪华、典雅，窗外竹影婆娑。”[16]山东邹城孟府赐书楼“是一栋二层楼房，每层三间，前后出厦是一处硬山式明代典型建筑。上层前后对开三对较小窗户，木制楼梯设于西山墙处，扶手栏杆古朴典雅。出于防火的需要，木制楼梯上又加铺一层方砖。上层正中曾悬挂清代吴企宽所书篆体横匾一方，上书‘赐书楼’。”[3]

3 藏贮书类

虽现有部分工具书如《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大辞典》[17]《古汉语常用词词典》[18]《古代汉语大词典》[19]均将“赐书”解释为专指“帝王赐予的书籍”。但据史料显示，以“赐书”专称室者的保存对象是以御赐书籍为主，兼藏宸翰奎画、御赐珍宝及室主个人书籍等。

(1)御赐书籍。御赐书籍为官修典籍图册，一般可细分为二类：一曰御制书，既有皇帝亲撰之著作，亦指据皇帝旨令纂辑之书；二曰钦定书，即皇帝亲自裁定之著述。如前揭宋神宗赐神童朱天申《五经》。据清光绪《荆州府志》卷七载：“王 赐书楼，旧志在南门外。明嘉靖九年，上赐王 《无逸殿文》及《大明会典》，因建此楼。”民国《长寿县志》卷十四之韩鼎普《赐书楼纪念碑》云：“嘉庆九年二月三日，仁忠睿皇帝临幸翰林院赐晏赓吟，臣时官翰林，蒙恩分赐御制《味余诗集》《杜诗集注》，并绢绮茶砚诸珍，洵艺林旷典，敬建斯楼，尊藏御书，永昭圣泽，臣曷胜沾仰之至。”清同治《南海县志》卷十一载：“案，献夫府在西城，有赐书楼，藏《明伦大典》处也，楼毁。”民国《续修建水县志稿》卷十载：“蕙光草堂、篑山亭、赐书室，均在东林寺街，进士薛天培读书处。赐书室，则因通籍后，于密云县任内奉文领御制《康熙字典》一部、御制《周易折中》一部，开州任内奉文领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一部、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一部、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一部、《圣谕万言广训》一部、御制《朱子全书》一部……而名也。”清道光《重修澄江府志》卷十五载：“康熙五十三年……恩赐《高松赋》一本、《耕织图》一部……今藏赐书楼。”清光绪《石门县志》卷一载：“赐书楼，劳都宪之辨罢官后，于宅旁建楼，颜曰赐书，其下为宝砚斋，奉藏御制诗集、御书单条，暨《古文渊鉴》《孝经》(墨刻，翻清内府书)、松花宝砚诸物。”清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载：“吴雩远，字惠畴，全椒人，以知州补台州府判告归。浙民攀辕写图，歌诗载道。世宗宪皇帝赐以《悦心集》《感应篇》，归筑赐书楼以志感。”翁广平《听莺居文钞》卷八《赐书堂记》记载了藏书家鲍廷博献书四库全书馆，因得乾隆御赐书而建赐书堂的情形：“高宗纯皇帝赏其博雅，亲制歌诗，题丛书之首，复诏赐《古今图书集成》于四家。先生既拜受是书，乃辟堂三楹，分贮四大厨，颜其堂之额曰赐书。”[20]

(2)手诏、御札、书法等宸翰墨宝。清道光《重修澄江府志》卷十五记载：“康熙年，御书百岁字赐吏部左侍郎赵士麟继母万氏建坊。康熙四十一年五月，奉旨赐巡视中城福建道监察御史臣李发甲，御笔唐诗一首……康熙五十三年，圣驾南巡，左通政使除管天津河道臣段如蕙迎驾蒙恩赐《高松赋》一本、《耕织图》一部、御书唐诗李峤《咏凤》字一幅……御书扇一柄、内律诗一首……今藏赐书楼。”民国《续修建水县志稿》卷十记载了薛天培之赐书室所藏即为墨宝：“预行保举，圆明园引见，调繁遵化，奉旨于勤政殿请训，恩赐御笔谕直省督抚等官墨刻一章、御笔朋党论墨刻一章、御笔喜雨诗墨刻一章。”

(3)私人藏品。受赐者本人往往也是收藏爱好者，在受赐御书后，会将其个人收集保存的珍本妙品并藏于赐书之室中。例如，明解缙《文毅集》卷十六《跋欧阳率更化度寺碑》中载河南范谔隆兴初跋云：庆历初，其高祖王父范雍于南山佛寺偶见欧阳询《化度寺碑》，“乃以数十缣易之以归，置里第赐书阁下”[21]。据清同治《苏州府志》卷八十九载，清藏书名家蒋重光“藏书甚富。乾隆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征四方书，时重光已殁，子曾罃，检其所审定秘书百种进御，天子嘉之，敕赐《佩文韵府》一部，亲制七言诗，书于所进《职官分纪》之首，美其好古，复惜其不遇”，传其后藏书楼名为“赐书楼”(一说“贮书楼”)。据民国《广东通志未成稿》载，清藏书名家李文田性好书：“收罗书籍，宋元明刻为多，尤以子集二部为富。凡难得之本，倩钞备览，四库所未收而有关考据者莫不藏焉。碑板则以秦之泰山石刻、汉之华岳碑断本为世所罕有，故其楼初名泰华楼。光绪中，因御颁世祖御制《劝善要言》一部，乃改名其楼曰赐书楼。”吴荣光在《石云山人文集》卷二《南海吴氏赐书楼藏书记》中亦记载：“因以建立家庙余工，于宅后购西邻区氏屋地作楼，楼中敬贮先帝所赐上方善本，余则仿方渐增壁为阁故事，将二万卷尽列两旁，阁上却霉蟫登爽垲，统名曰赐书楼，纪恩及也。”[22]

赐书楼并不尽然专藏上述书籍、宸翰等御赐文献，亦兼藏其他御赐宝物。前揭韩鼎普《赐书楼纪念碑》记：“蒙恩分赐……绢绮茶砚诸珍……”清光绪《石门县志》卷一载：“赐书楼……奉藏御制诗集、御书单条，暨《古文渊鉴》《孝经》(墨刻，翻清内府书)、松花宝砚诸物。”

4 功能流变

赐书之举，多含褒奖、勉励之意，即通过赏赐御书的方式褒奖、鼓励臣民。这既能笼络人心、彰显皇帝的恩德，也能借典籍图册这类“致治之具”文而化之，从而强化正统思想，巩固统治。尤其是明清之际，御书遍赐州县儒学、书院等各类教育机构。

室名是建筑物文化属性和物理属性的结合，通常由“命意词语”加“房屋名词”组合而成。后者是各种宅所的代名词，反映其具体的形制，如“阁”“楼”“堂”“室”等，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建筑结构和规格。而前者则表明室主的立意，即其宅所兴建的背景与依据。以赐书命室，一为因物示敬。以“赐”御用敬辞命之，寓意尊君承德。例如，明嘉靖《江西通志》卷四《南昌府儒学》载：“朝廷颁书顾庋置无所，大非尊閤之意。”以“赐书”二字命名，寓尊奉之意焉，即表明对皇帝赏赐的感恩。二为炫耀美名。受赐御书乃希世之荣、祖宗之光，于是建楼阁、辟堂屋以贮之，即“悉寓自炫蒙受恩荣之意”[6]990。三为训导子孙。受到皇帝赐书，是个人及家族的荣誉，值得建楼纪念，从而激励后人，且一些赐书楼本身也是著名的藏书楼，庋藏丰富，是承担家族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正如清同治《南海县志》卷十三记载，吴荣光“晚年家居，惟立宗祠置祭产以惠宗族，筑赐书楼储古籍以训子孙。”

赐书楼肇兴之时，通常只是纪念个人或家族荣耀的一个标志，虽属藏书楼，但其功能具有专指性，多数所藏品类和数量都极其有限，即特奉藏皇帝御赐之书。但随着赐书行为的频繁发生，尤其至清代时，大量藏书家成为蒙受颁赐的对象，如蒋杲、鲍廷博、吴荣光、李文田、刘世珩等藏书名家。其中，不乏兼具诗人、画家、目录学家、刻书家、文学家等多重身份的藏书家，故而赐书之室的功能也逐渐从以纪念为主、收藏为辅，演化为纪念和收藏并重、甚而延伸出学术研究的功能。这些赐书室收藏丰富，清张百龄《守意龛诗集》有诗《题阮方圃秋林读书图》云：“赐书楼上五千卷。”[23]即可见一斑。且其不仅是宝藏御书或教化子孙的场所，同时也是其个人收集、整理、研究古籍和著书立说的场所，承担着征书集遗、校勘经籍、辨明典章等工作，对古代的学术事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清藏书名家叶德辉在其所撰的《书林清话》(卷十)曾这样评价：“明以来钞本书最为藏书家所秘宝者”之一便是“先十八世族祖昆山文庄公赐书楼钞本也”[24]。清道光《直隶霍州志》卷二十五《曹月川先生传》云：“建颁书阁，以贮上所颁书籍，即令学者讲习其中，秦蜀齐鲁燕赵之士，从至数百人，以文行科名显者甚多。”

笔者在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学苑汲古”中，以“赐书”作为关键词，以出版者作为条件进行检索，共得到结果131条(检索时间：2019 年12 月26 日)，如“襄城李氏赐书堂”“休宁程氏赐书堂”“田氏赐书楼”“叶氏赐书楼”，可见仅“高校古文献资源库”中就有较多的记录。

赐书之室功能定位的转变，亦使得室名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赐书楼”“赐书阁”“赐书堂”等原本标志具体房屋的符号演化为代表室主身份的别号，即室名兼别号。《中国室名大辞典》有曰：“既为别号，即与字号具有同等的标志意义，可代姓名直接用于署名。”[6]前言这种以室名代署名的现象主要有：一是室主以室名命作文集诗草。此类著述不一而足，如翁照《赐书堂诗文集》、陈昌齐《赐书堂全集》、聂镐敏《赐书堂四种》、胡亦常《赐书楼诗钞》、蒋曾荣《赐书楼文集》、吴国对《赐书楼集》、田从典《赐书楼峣山集》。二是室主以室名刻印钤盖于所藏。翁方纲有《自题三万卷斋》诗句云：“赐书楼印敢轻钤。”[25]即可见古人有以赐书楼为内容刻印的习惯，其称著者有螺洲“陈氏赐书楼珍藏印”、苏州“赐书楼蒋氏”、昆山“叶氏赐书楼”等。

5 结语

作为一种集保存、收藏、整理和研究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御赐藏书室，源于皇帝颁赐御书的褒赏行为，继而由蒙赐者兴建和推动，广泛分布于地方学校、官署、寺庙祠宇、里第宅所中。但除了分布于地方官学的室所之外，其余均属受赐者的私人行为。从前文的分析来看，其大致有4 个特点：第一，分布于中央宫廷之外；第二，主要是一种文化现象，尚未形成制度性安排；第三，主要是一种民间性藏书场所，而不像档案的架阁库，是全国性的地方政府内部组织机构；第四，是一种特殊的学术研究场所，对民间教育及学术事业有积极意义。

鉴于赐书楼的特殊性，本文将其作为一种藏书室类型进行考察，旨在弥补我国古代私家藏书史研究的空白。由于文献来源主要是基于古籍数据库的挖掘梳理，辅以现代书刊数据库，对于那些尚未数字化的文献及现存赐书楼的考察仍有所欠缺，故本研究肯定存在不足之处，希望在今后的持续研究中会有进一步的补充、发现。

注释

①清道光《浮梁县志》卷十九：“赐书阁，宋朱天申父朱琇建。”

②“龟头”即“报厦”，霍州学内的颁书阁是在原讲堂后接建出的一间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