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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稍用”“少用”人才辨

2020-01-08齐清仙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0年9期
关键词:汉文帝辨析

摘 要:史、汉《儒林传》在言及汉文帝的人才政策时出现四处异文。《史记》正文作“征用”,注文作“稍用”;《汉书》正文作“登用”,注文作“少用”。结合史料辨析,知汉文帝是位知人善任的有为之君,颇能“征用”“登用”文学之士,“稍用”体现其通盘的考量,更贴合实情,“少用”则偏离事实较远。

关键词:汉文帝 “稍用” “少用” 辨析

史、汉《儒林传》在勾勒汉初儒学发展整体状况时,大体不差。但行文至汉文帝处,正文与注文均出现异文,互不统一,颇耐人寻味。

如《史记》言“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张守节《正义》:“言孝文稍用文学之士居位。”a按张意思,孝文帝虽好刑名法术,但他对文学之士持启用态度,稍稍用之,并使之居于上位。《汉书·儒林传》则言:“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此处,颜师古注:“言少用文学之士。”b按颜意思,孝文帝本人因好刑名法术之言,故他少用文学之士,态度似是否定的。

这里,同一个意思便出现了四处异文:正文,《史记》作“征用”,《汉书》作“登用”;注文,《史记》作“稍用”,而《汉书》作“少用”。尤其是颜师古《汉书注》之“少用”,与史、汉正文之“征用”“登用”,以及张守节《正义》之“稍用”,在文意上出现明显偏差。到底孰是孰非,须仔细分辨。下面先从训诂角度分析这四个字。

1. 征,《说文》训“正行也。从辵,正声”c。据此,“征用”,意思正向,表示人才得以选用、启用。代入《史记·儒林列传》上下文,则表示汉文帝对文学之士的态度正面,他愿意启用这些文学之士作为辅弼。同样的意思又见班彪《汉书·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9页)。据班称,外祖父金敞兄弟皆为元帝侍中,对元帝颇为熟悉。而他们又曾“语臣曰元帝”如何如何,则班彪这段赞语,很可能就来自元帝的近臣金敞兄弟,可信度颇高。其中谈及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有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云云,均是元帝任用儒生的意思,此可为文帝之“颇征用”作注脚。另外,《汉书·王尊传》亦载王尊的上书“选贤征用,起家为卿”(《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第3235页),可见“征用”即选用、起用的意思。

2. 登,《说文》训“上车也。从癶豆,象登车形”(《说文解字》,第38页)。按此,“登用”意思也正面,或许还更适合中国古代士人释褐、登第,从此由社会下层步入上层的情形。将“登用”代入《汉书·儒林传》,上下文意也表示汉文帝颇能提拔、任用人才,与“征用”相接近。另“登用”表示对人才的任用,史籍中不乏其例,如《汉书·王莽传》“临朝统政,发号施令,动以宗室为始,登用九族为先”(《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第4083页),杜甫《上韦左相二十韵》“才杰俱登用,愚蒙但隐沦”(《杜诗详注》,第227页),这些“登用”俱与“征用”意思接近。

3. 稍,《说文》训“出物有渐也”(《说文解字》,第146页)。“稍”是副词,与“用”结合,起到对人才使用程度的限定作用。代入《史记正义》表示文帝对人才的启用持慎重态度,是有选择地任用相关人员使之居位。

4. 少,《说文》训“不多也”(《说文解字》,第28页)。“少”是形容词,表示数量,在此则活用为副词。相较其他三字,此处意思限定得比较狭窄。代入颜师古《汉书注》则表示文帝因个人喜好(本好刑名),少用文学之士(儒生)。

事实是否如此?笔者认为须跳出这两处文本,结合相关史实来看。

首先,据史载,汉文帝是颇重视人才的一位帝王,他开启了汉朝以国家诏令的形式公开选拔人才的制度。《史记·孝文本纪》载,前元二年(公元前178)日食,文帝因此深感惶惧,遂下诏全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22页)。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就急切得广纳人才,广开言路,以使这些能直言极谏之士来匡正自己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到的地方。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文帝又“诏有司举贤良文学”(《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第2290页)。如果说,第一次诏举的重点是贤良、方正以及能直言极谏者,那么这一次诏举则首次明确了朝廷对文学之士(即儒生)的积极延揽态度与需求。据《汉书·晁错传》载,参加这次应诏的贤良文学之士多达“百余人”d,不是小数。

除了正常的诏举渠道,文帝也不忘使用一些特别手段,对能力超拔者委以重任。如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经吴公举荐后,不仅被文帝立为博士,而且提拔速度非常之快,“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文帝甚至还想让他位至公卿,但在周勃、灌婴等老臣的阻挠下,才未成功。e另外,如袁盎、张释之、冯唐、魏尚等,也多留下了与文帝君臣相遇的佳话,如苏轼即感言“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江城子·密州出猎》)。因此说,终文帝一朝,是颇“征用”“登用”并重视各方面人才的,若以“少用”来形容文帝的人才政策,恐与事实不符。

其次,汉文帝颇能接纳文士建言,在治国理政方面收到良好效果。如他接受张苍、冯敬等人的奏议而废除了肉刑(《奏议除肉刑》,载《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第1099页),这一举措对于“西汉封建政权的巩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国家实力的增强,都起了良好的作用”,“是我国古代法制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要改革,是值得一书的大事”f。另外,他接受贾谊《过秦论》《陈政事疏》等建议,“悉更秦之法”,令诸侯之国,除关不用传,行郊祀礼、籍田礼,合理处理与匈奴的关系等,引领了“文景之治”的正确方向。还有他接受晁错《上书言兵事》《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复言募民徒塞下》等议,劝农重本,纳粟授爵,在稳定汉初的政治、军事、经济、农业等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文帝接纳文士建议,可谓从善如流,如袁盎言,“每朝……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尝不称善”(《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2742页)。由此可知,文帝对“征用”“登用”上来的这些文士之言,态度诚恳,并能付之于实践,言其“少用”非是。

再次,就文帝对文士建言的接受程度而言,“稍用”可能更接近于实际情况。“稍用”,就是稍稍用之,有的用,有的不用,在这用与不用的尺度拿捏中,体现有汉文帝本人的思考与智慧。如前所述,文帝本是非常赞赏贾谊的,但他对于贾谊的进谏,并非全盘接受。如当年轻气盛的贾谊建言“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时,文帝便以“初即位,谦让未遑”,拒绝了他。文帝拒绝贾谊的理由不为无据,因为“他(按:指贾谊)还在许多篇章中论述了官吏的设置,非周、非汉,完全是标新立异”g,的确不符合当时实际。

被文帝拒绝的不止贾谊一人,如对于为人陗直刻深的晁错,文帝也非言听计从。晁错曾“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2746页)。可以看到,在文帝对贾、晁之言的听与不听、用与不用之间,有他从大局出发,从当时现状出发,进行的通盘考虑。合时务者,他便接纳;对于言说急切、不合时务者,他便“傅纳以言”,即部分地、有选择地予以接受。事实上,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汉文帝刚被众人拥立为帝,根基不稳,最稳妥的办法便是温和改良,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否则稍有不慎,即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与损失。深谋远虑的汉文帝,根据情势“稍用”文士之言,显然有他的考虑。恰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言:“(贾)谊与(晁)错之忧,文帝已忧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谊与错所能测也。”h可能更理解汉文帝的苦心经营。

综上所述,史、汉《儒林传》在言及汉文帝的人才观时,“征用”“登用”较符史实,“稍用”或更贴近当时实情,“少用”则偏离事实较远。如果说稍后于文帝的汉景帝“不任儒者”,或窦太后性好黄老,使“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是为“少用”或更合适。但汉文帝注意起用新人,不拘儒法黄老,锐意改革i,引领了中国封建社会统一形态下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到来,堪称有为之君。说他“少用”人才,恐难服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五曾言“颜师古注《汉书》,考核固详,然亦有纰缪者”j,本文所举,或可为赵氏所指颜注“有纰缪者”新添又一例证。

a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册,第3117页。本文所引《史记》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b 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册,第3592—3593页。本文所引《汉书》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c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第39页。本文所引《说文解字》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d 《汉书·晁错传》:“时贾谊已死,对策者百余人,唯錯为高第,繇是迁中大夫。”第2299页。

e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第2491—2492页。

f 刘海年:《我国法律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现代法学》1983年第4期。

g 刘跃进:《贾谊的学术背景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见《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h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文帝”条第二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0页。

i 张大可:《论汉文帝对时局的把握与政治改革》(《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11月第29卷第22期)、刘光胜《试论汉文帝的改革》(《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邵金凯《再论汉文帝的“因循”与“改革”》(《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8月第19卷第4期)等文从多方面论证了汉文帝的改革与成就。

j 赵翼:《陔余丛考》,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第105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两汉之际社会转型与文学演进研究”(19AZW007)阶段性成果

作 者: 齐清仙,文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编 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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