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勇超

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共产主义一度处于沉寂之中。进入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先后经历了“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受到沉重打击，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以巴迪欧、齐泽克、哈特、奈格里等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激进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全球资本主义下共产主义何以可能，召开了多次会议，出版了诸多的论文和专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翻译、介绍、述评等，具体的研究成果比较少。本文拟结合齐泽克的Firstastragedy,thenasfarce这一文本，从现实条件、理论资源、具体实践三个维度来探讨齐泽克在21世纪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重构，以期通过对齐泽克共产主义思想的阐释，为国内关于共产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有关问题的探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齐泽克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维度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三位一体”的。所谓“三位一体”，即科学理论、“现实的运动”与社会形态三者的有机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区别于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它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客观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观(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揭示了共产主义的主观基础，意识形态理论揭示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恩格斯曾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它是一种“现实的运动”(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第16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明确揭示了“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第166页。，它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社会形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页。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三者的有机统一，是科学理论与现实的运动有机结合，是在砸碎旧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形态。

在马克思、恩格斯离世后，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如考茨基、伯恩施坦等)把马克思所开创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进而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修正”。其后，由卢卡奇、葛兰西等人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对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了又一次冲击。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更是使共产主义运动一度处于沉寂之中，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今天行不通了，历史终结于资产阶级社会。进入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经历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死亡”，共产主义再次“回归”。西方左翼在进入21世纪的前10年重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后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失效，今天必须结合全球资本主义这一时代背景重构共产主义。齐泽克对共产主义的重构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建立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越来越社会化；另一方面，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并越来越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两者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是，在齐泽克看来，在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并没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没有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积极条件。与之相反，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人的统治更加深入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并没有导致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大好形势。为什么在危机与革命之间会出现短路？齐泽克认为，这是因为犬儒主义、休克疗法和革命主体的变化成为妨害共产主义的障碍。齐泽克从这三个维度展开，对重构共产主义思想的条件进行了阐释。

首先，犬儒主义批判是重构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条件。犬儒主义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犬儒学派”。表面上，犬儒主义者主张不遵守社会规范、愤世嫉俗、放浪形骸等，行为举止犹如狗一样，但实际上，他们是在追求一种没有物质制约、感官享受和功利观念的简朴生活。这种犬儒主义的实质是，虽然不认同，但仍然接受。一旦这种观念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那么，对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成为无害的。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犬儒主义使得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维护。齐泽克在《意识形态崇高的客体》中，立足拉康心理分析理论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进行心理分析式解读，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犬儒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齐泽克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表现为现实与认知的短路。工人阶级不知道资本家对其剥削的秘密，勤勤恳恳的为资本家劳动，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意义在于戳穿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剥削这一社会现实。犬儒主义则不同，它表现为“知”与“做”的短路，“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但坦然为之。”(4)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31页。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今天，可以把犬儒主义表述为，工人阶级知道资本家对自身的剥削，但仍然在为资本家进行工作。在Firstastragedy,thenasfarce中，齐泽克进一步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是犬儒主义盛行或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而没有触及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人们对政治的态度或多或少都染上了犬儒主义，以不同的方式在对当今的资本主义现存秩序作维护。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现下的自由主义者不再坚守“市场自由”，而采用国家干预、计划等措施来解决危机，但他们仍坚持资本主义社会这条道路是正确的。老左派、多元主义、原教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或明或暗隐藏着犬儒主义，看似在批判资本主义，实则在维护资本主义秩序。这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障碍。要破除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控制，必须要有锐利的武器，这把武器就是共产主义观念。

其次，“灾难资本主义”是重构共产主义的客观条件。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资本主义每隔若干年就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而经济危机的尖锐化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进入新的社会形态。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后，危机与革命之间的短路引发了许多西方思想家的思考，娜奥米克莱恩的《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是这些思考的成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娜奥米克莱恩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市场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休克治疗的历史。“当代自由市场的历史——更正确地说是社团主义的崛起——是在休克中写下的。”(5)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吴国卿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页。齐泽克援引了克莱恩的危机休克理论来分析伊拉克战争：“按照‘震惊和敬畏’的军事战略，这个国家可以被组织成一个自由市场的天堂，它的人民受到如此的创伤以至于他们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如果某种创伤(自然、军事、经济)，迫使人民摆脱‘旧习惯’”； “把他们变成意识形态的禁忌，成为他们象征性死亡的幸存者，并准备接受新秩序，现在所有的组织都接受新秩序，那么实行全面市场经济就变得容易多了。”(6)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2009，pp.18-19.这也就是说，克莱恩所揭示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会引发资本主义进行自我休克治疗，从而为资本开辟新的空间推行更严厉的市场逻辑。同时，这种休克治疗会为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创造条件，使人们摆脱“旧的习惯”。在此基础上，齐泽克进一步揭示了当前资本主义存在的四种困境，即生态困境、“知识财产”困境、“新技术科学”困境和主体困境。齐泽克认为，“灾难资本主义”以及这四种困境是恢复共产主义正当性的客观条件。

最后，革命主体的变化是重构共产主义的主观条件。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维度出发指出，实现共产主义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即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够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被资本家雇佣才能存活的劳动者。齐泽克敏锐地观察到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的变化，如非物质劳动、一般智力等。他区分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概念，指出，工人阶级是知识层面的，具有中立性；无产阶级是真理层面上的范畴，是革命的真正主体。但是齐泽克用拉康心理分析中的“死亡驱力”对黑格尔的否定进行重新界定，把它解读为绝对的否定性，又重塑了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观点，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解读为被剥夺实体的主体。这是从存在论意义上来界定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具体指代的是失去一切具体内容的主体(如被剥夺了知识财产的人)以及“被排除者”。革命主体的变化为齐泽克重构21世纪的共产主义提供了主观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大致可以明白齐泽克在21世纪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第一，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为重构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思想文化条件；第二，“灾难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四种对抗为重构共产主义提供了客观条件；第三，革命主体的变化为重构共产主义提供了主观条件。齐泽克在21世纪对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重新思考，正是基于以上条件。

二、齐泽克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维度

齐泽克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维度，如拉康心理分析理论、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这些资源已经成为共识，在此不做展开。本文具体讨论的理论资源主要为：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思想；奈格里、哈特的“共同性”思想；本雅明的“救赎史观”思想。齐泽克正是在汲取以上理论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了他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重构。

首先，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思想。作为21世纪最早关注到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左翼激进理论家，阿兰·巴迪欧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西方左翼激进理论领军人物，他的著名代表作《存在与事件》所勾画的事件哲学蓝图，可以媲美于海德格尔等人所勾画的哲学蓝图。齐泽克与巴迪欧两人的关系“亲如同志”，两者的思想、师承以及政治方向都比较相近。进入21世纪，面对共产主义在20世纪遭受的巨大重创，巴迪欧反其道而行之，强调21世纪共产主义观念依然不能“缺席”。面对萨科齐在反共言论中提及的“共产主义假设”这一概念，巴迪欧从肯定的角度对其进行了阐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把共产主义不仅视为一种科学理论(观念)，也视为无产阶级行动的革命纲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巴迪欧认为共产主义是“康德所说的具有范导功能的‘观念’，而不是一个纲领”，是“一种关于平等的纯粹观念”，当这种“关于平等的纯粹观念”出现时，共产主义假设“就初露端倪了”。(7)阿兰·巴迪欧：《共产主义假设》，罗久译，吴猛校，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页。换句话说，巴迪欧不同意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纲领，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是一种“关于平等的纯粹观念”。接着，巴迪欧利用数学模型对“共产主义假设”的历史作了三个序列划分，其中，法国大革命被他视为“共产主义假设”的现代起点。他认为，在第三个阶段绝不能重演第二个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悲剧”，必须拒绝走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巴迪欧一反传统马克思主义从“三位一体”路径来解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方式，而是借助于康德的方式来重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齐泽克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重构是建立在批判继承巴迪欧“共产主义假设”的基础之上的。继承表现为，面对共产主义实践在20世纪遭受的重大挫折，齐泽克主张“从头开始”，而这个起点就是巴迪欧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假设”；批判主要表现在他不同意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视为康德意义上的平等观念，“我们应该注意，不要以康德的方式来解读这些话，不要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范导性观念’，不然‘伦理社会主义’的幽灵就会复活，并把平等视为一种先天的常态公理。”(8)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2009，p.87.

其次，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性”(the common)思想。齐泽克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思想资源就是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共同性”。哈特和奈格里以“帝国三部曲”(《帝国》 《诸众》和《大同世界》)享誉思想界。共同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诸众》一书中，是在阐释诸众的经济特征时提及的，诸众只有在共同性中才能沟通、行动。他们对共同性的界定建立在“非物质劳动”取代“物质劳动”占据支配地位的基础上。非物质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如知识、符码、情感、信息等，在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生产)时代，是作为一种“共同性”的资源被所有人共享的，因为这些资源只有被所有人共享，人们才能交流，而在交流中人们才能生产出新的“共同性”的资源，从而推动其不断增长。(9)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19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共同性的一些特性：共享、反对私有制。在《大同世界》中，哈特和奈格里对共同性进行了深度阐释，除了强调在《诸众》中提出的建立在非物质劳动基础之上的共同性之外，还把自然资源纳入共同性之中。“在我们看来，共同性及组织的逻辑也适用财富的物质和非物质形式。”从物质形式来说，“将共同性视为地球及其生态系统，如水资源、海洋、土地、森林、大气层等”；从非物质形式来说，“在当代资本生产中，观念、图像、信息、符码等越来越占据中心地位”。(10)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中译本序第2页。齐泽克在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时汲取了哈特和奈格里这一思想资源。在阐释当今资本主义存在的四种对抗时，齐泽克明确指出前三种对抗是建立在“共同性”被剥夺的基础之上的，“其他三种指称的是迈克·哈特和安东尼·奈格里所说的‘共同性’——即我们的社会存在所共享的本质，对它们的私有化是一种暴力行为，必要时应以暴力来抵抗。”(11)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2009，p.91，p.92，pp.148-149.“正是这些‘共同性’为共产主义假设复苏提供了理由，它让我们把它们不断地被圈占视为那些被剥夺了自己实行的人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指向剥削的过程。”(12)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2009，p.91，p.92，pp.148-149.第四种对抗与前三种对抗有质的区别，因为它比前面三种更加私有化(被排除者被视为一种对国家共同体的威胁而被私有化)。

最后，本雅明的“救赎史观”思想。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之一，历史是本雅明思考的重要对象，他对历史的阐释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与犹太神学“联姻”的基础上。一方面，他反对线性时间观以及历史进步观，认为历史是建立在灾难、废墟的基础上的，一系列进步的历史事件，在犹太神学里就是在旧的废墟中堆积新的废墟，历史是由“当下的时间”组成的，而“当下的时间”指的就是神学中的弥撒亚时间，它意味着时间的停顿和革命的跳跃。所谓的历史的进步不是连续，而是断裂。重复历史不仅仅是简单还原历史，而是在重复历史的灾难时刻抓住解放的机会，每一个“当下的时间”都可能是革命的时刻，只有停在“当下的时间”才有机会迎接弥赛亚的到来。在这种历史观的影响下，本雅明对共产主义持一种审视的态度，他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中断人类灭亡和恶的行动，而不是一种乌托邦观念，在“末世审判”中来对共产主义这一目标进行“矫正”。齐泽克一直以来就对本雅明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他的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在“作为重复的革命”和“末日审判这一视角”的阐释中，明显受到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中对历史和末日审判阐释的影响。在Firstastragedy,thenasfarce文本的终结部分，齐泽克在面对自身重构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存在的内在困境时，把解决途径转向了本雅明：“也许解决之道在于末世启示论，这种末世启示论不涉及象征意义上的最后审判的幻想，而所有过去的记载都将在最后审判中得到解决。”(13)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2009，p.91，p.92，pp.148-149.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齐泽克是通过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性”思想以及本雅明的“救赎史观”思想资源重构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一方面，巴迪欧的“共产主义的假设”为齐泽克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开端；另一方面，齐泽克把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视为一种“反抗现实对抗性”的运动和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形态。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四种对抗是通过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性”这一概念得到阐释的。而对作为一种忠诚于而不可能实现的观念共产主义的阐释，则立足于本雅明的“救赎史观”。

三、齐泽克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具体路径

要把握齐泽克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全貌，除了掌握重构的现实条件、理论资源外，还要把握重构的具体路径。齐泽克把共产主义假设作为重构起点：“从头开始”。在此基础上，结合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变化(非物质劳动)对共产主义进行重构。具体实践如下：

首先，重构共产主义的逻辑起点是“从头开始”。齐泽克在《如何从头开始?》和Firstastragedy,thenasfarce第二部分共产主义假设的开篇均指出，苏联在1922年战胜一切困难赢得内战后，不得不退回到“新经济政策”，从而使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范围更广。革命就像登山，登山中的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到达终点，登高不是一下就可以到达最高峰的，登高中的迂回后退是一种策略上的后退。“从头开始”是为了最终达到目标。在克尔凯郭尔的术语中，革命的过程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一个重复的运动、一个反复开始的运动。(14)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2009，p.87,p.90,p.91,p.97.齐泽克指出，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灾难性“事件”后，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西方左派陷入困境之中进退两难，他们不甘愿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方案，但又无力提出新出路。齐泽克认为，当今西方左翼面对的问题就像当时列宁遇到的问题一样，我们应该“回到列宁”的方案，“从头开始”，回到起点，即“共产主义假设”。但是齐泽克所说的“共产主义假设”是不同于巴迪欧的。那么，齐泽克所说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其次，共产主义是一种“反抗现实对抗性”的运动。前文已提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三位一体”的，是科学理论(观念)、“现实的运动”和社会形态三者的有机结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将为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提供客观基础(经济发展)、主观基础(无产阶级)以及思想文化基础(意识形态)。但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西方许多思想家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巴迪欧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他认为，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现实的运动”在今天是行不通的，它应该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纯粹平等观念，作为一种正确的永恒的信念，它是建立在主体对这种信念忠诚的基础之上的。(15)汪行福：《两个绝对之间没有桥梁——齐泽克暧昧的政治哲学》，《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齐泽克对巴迪欧忠诚于“共产主义假设”表示认同，但是不同意巴迪欧把共产主义仅仅看作脱离“现实的运动”的一种康德式的观念。齐泽克从以下两点对巴迪欧进行了批判：第一，如果把“共产主义设想”仅仅理解为“永恒的信念”，那么，必然会得出产生共产主义的条件也同样是永恒的，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对抗也会永存。这不符合共产主义的本质。第二，“仅仅保持对共产主义思想忠诚是不够的；人们必须把历史现实和对抗联系起来，使得这一观念具有实践的紧迫性。”(16)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2009，p.87,p.90,p.91,p.97.齐泽克这句话表明，仅仅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观念是不够的，还应该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运动，这种运动是建立在“反抗现实对抗性”运动的基础上的。齐泽克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就是从对抗性着手的。重构共产主义就要阐释对抗性。那么，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不是存在如齐泽克所说的这种“反抗现实对抗性”呢？

“有这样四种对抗性：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威胁；与私有财产观念相关的‘知识产权’的不恰当之处；新技术-科学发展的社会伦理影响(特别是在生物遗传学中)；以及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的，新形势的种族隔离，新的围墙和贫民窟的建立。”(17)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2009，p.87,p.90,p.91,p.97.齐泽克认为，重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这四种对抗基础之上的。但是这四种对抗不能无差异的对待。前三种对抗具有共性(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属于同一范畴，即都是被剥夺了实质内容的主体，属于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共同性”的三种不同维度：“文化共同性”(如语言、共享的基础设施等)、“外部自然的共同性”(如石油、雨林等)和“内部自然的共同性”(如人类DNA)。这三者都是人类共享的“共同性”。但是资产阶级社会却以各种方式的私有化 “圈占”了“共同性”，使主体沦为无实质内容的主体，从而使人类中的大部分“无产阶级化”。如果任由资本主义逻辑占有这些领域的“共同性”，将会造成人类社会的最终毁灭。第四种对抗性反映的是主体之间的关系。“被排除者”指的是一些被排除出社会政治领域的人。“被排除者”与“纳入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主体间的关系。前三种对抗性可以在威权主义条件下恢复“共同性”，最后一种对抗性只能在共产主义下才能解决，“共产主义一词的使用只有在涉及被排除者时才能证明其正当性”(18)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2009，p.87,p.90,p.91,p.97.。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齐泽克重构的共产主义，不仅是建立在前三种对抗性的基础上的，更是建立在第四种对抗性的基础之上的一种“现实的运动”。

齐泽克这种建立在“现实对抗性”的基础上的运动能否转化为新社会形态呢？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内在规定性之一的“现实的运动”，这一运动依赖于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的基础之上的。齐泽克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仍然把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关联起来。他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改造为“无产阶级化”，认为，由于资本逻辑对生态、知识财产、DNA“共同性”的“圈占”使主体的实质被剥夺，从而使大多数主体“无产阶级化”，从共产主义观念出发才能使我们看清占有“共同性”的本质。前文已指出，齐泽克比较看重第四重对抗性，“当前的形势迫使我们将其激进化到远远超越马克思想象的存在主义水平，我们需要一个关于无产阶级主体的更激进的概念，一个被简化到笛卡尔式我思接近于无的主体。”(19)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2009，p.92,p.124.从这里明显可以看出，齐泽克从存在层面来对这一主体进行界定，放弃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维度对无产阶级的规定。“无产阶级化”扩大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范围。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指的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被资本家雇佣受资本家剥削的人。但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只是齐泽克“无产阶级化”的一部分。齐泽克为什么要这么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思20世纪革命陷入的困境的时候，把革命主体从工人阶级转向了边缘性人群，如生态运动者、女性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等。齐泽克则把对象转向贫民窟居民等被排除者，把他们作为革命的主体，使无产阶级概念从政治经济学维度转向存在维度，从而使革命主体具有普遍性。

再次，作为一种观念的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科学理论(观念)是共产主义的内在规定之一。齐泽克不同意巴迪欧把共产主义当成一种先天的永恒的平等观念，但是他接受了巴迪欧把共产主义视为一种观念的观点。齐泽克的“共产主义假设”有两个核心要点：第一，抵制圈占“共同性”。在齐泽克看来，“共同性”是重构共产主义的“参照系”，人的属性(自然和社会)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不断被私有化，消灭私有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社会主义解决不了被排除者与纳入者之间的对抗。共产主义不仅要实现人对客体的真正“共同性”，还要实现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当今资本主义存在对抗性矛盾却没有灭亡进入共产主义，关键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了“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第二，“平等主义的理念”。作为观念的共产主义，仅仅抵制圈占“共同性”还是不够的，还要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要真正实现主体之间的平等，就必须要消灭资本主义体系。齐泽克指出，我们讨论“共产主义假设”，仅仅有“康德式的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求助于黑格尔。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共产主义仅仅只有康德式的纯粹永恒的平等观念是不够的，还要回到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他把海地革命和黑格尔有机结合在一起。海地革命虽然是在欧洲发生的法国革命的精神延续，但它不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正是黑格尔式的回答。同理，“超越康德的观点，有一些社会群体，由于它们在社会等级的私人秩序中缺乏一个确定的位置——换句话说，作为社会主体的‘无部分之部分’——直接代表普遍性。正确的共产主义革命热情是无条件扎根于对这一‘无中生有’及其独特普遍性的立场的充分团结。”(20)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2009，p.92,p.124.在这里，齐泽克明确指出了要实现“平等主义的理念”，实现主体之间的真正平等，就必须找到新的革命主体，而这一主体就是齐泽克所指出的“被排除者”。这种共产主义观念可以转化为现实吗？显然，齐泽克与马克思走的路径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在肯定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对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矛盾科学分析，寻找到革命的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从而论证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而齐泽克的共产主义观念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灾难、“末世论”的基础上，并认为正是这些症状使共产主义观念获得了现实性。齐泽克仅仅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观念，人们要忠诚于这一观念，这种观念是基于资本主义“末世论”，认为每一次灾难都会引发对共产主义的要求。

最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不可能性”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现实的运动”最终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在齐泽克这里，却取消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有可能在未来实现的新社会形态。齐泽克认为，“共产主义要么是另一个可能世界的乌托邦观念，这种观念的实现必然以失败或自我毁灭的恐怖结束；要么是我们应该保持英勇地忠诚于本雅明的最终革命计划，通过不断重复所有过去的失败来弥补过去的所有失败，即全面清算过去的一天。”(21)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2009，p.158,p.149.齐泽克用本雅明的一个隐喻做出了选择： “因此，共产主义不是隧道尽头的光明，是漫长而艰苦的斗争的最终结果——如果有的话，隧道尽头的光明就是另一列全速接近我们的火车。”齐泽克把革命主体寄托在“被排除者”身上，但是这一边缘主体并不能像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那样能够进行“现实的运动”，因而其重构的共产主义思想存在缺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把目光聚焦于本雅明的方案。在本雅明那里，共产主义是通过不断重复过去的失败来“矫正”自身。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进行一场新的运动，而是要打断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运动”(22)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2009，p.158,p.149.。在齐泽克这里，共产主义是一种人们应该忠诚于但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形态。

四、对齐泽克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反思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之上的。列宁曾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2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4页。令人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是齐泽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参照系。齐泽克重构共产主义思想中的“从头开始”正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哲学反思，承认经济是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掘墓人”，践行了列宁的提法。齐泽克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当今的西方激进左翼，貌似是在向马克思主义“回归”，但是却与马克思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有质的差异。所以，反思齐泽克这一举措就尤为必要。

(一)齐泽克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价值

第一，齐泽克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重构激发人们要从社会历史现实出发来把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面对当今西方左翼沦为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同谋”，齐泽克提出革命要“从头开始”，并以巴迪欧提出的“共产主义假设”作为革命开始的起点。齐泽克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重构，并不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照本宣科，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从这一社会现实中寻求共产主义在今天的可能性。齐泽克这一重构，立足于当今资本主义中的四种对抗性，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假设”是一种“反抗现实对抗性”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是通过抵制圈占“共同性”以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即齐泽克所说的“被排除者”，并对两者在这一运动中的地位进行了区分。同时也指出了人们“忠诚于共产主义观念”，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其核心在于“共同性”以及在被排除者与纳入者之间实现人与人的平等，通过这两个概念对马克思语境中的“剥削关系”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进行了创造性解读。这一重构秉承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真精神，从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历史现实出发来重述共产主义思想，而不至于沦为空谈。

第二，齐泽克这一举措更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阐释路径，打破了人们以往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既定理解。齐泽克在“后政治”时代，通过拉康心理分析理论、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重新激活意识形态理论(犬儒主义批判)，以当今资本主义的危机为起点，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核心，这也是“后政治”时代资本主义批判之所以陷入困境(沦为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工具)的原因，它决定了危机本身以及人们对危机的看法。而要克服犬儒主义，必须“回归共产主义”、忠诚于“共产主义假设”。齐泽克重构共产主义一反传统马克思主义在面对20世纪共产主义挫折中的“沉默”、“失语”等状态，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切入，激活了共产主义在21世纪的活力，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一个心理分析政治视角。

第三，齐泽克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重构对审视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和康德因素提供了有益启迪。马克思思想的渊源是黑格尔还是康德一直是学术界研讨的热点。但是，很少有研究者从齐泽克的“共产主义假设”这一维度去探讨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关联，最根本的原因是很少有研究者同时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有足够深刻理解。齐泽克正是通过对拉康心理分析理论重新激活德国古典哲学，又通过德国古典哲学激活心理分析理论，同时，齐泽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较深刻的独到理解，才能够在三者思想游刃有余。因此，齐泽克这一重构，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思想渊源是康德还是黑格尔的问题。

(二)齐泽克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存在的理论缺陷

尽管齐泽克近些年来向马克思主义“回归”(如“回到列宁”)，但其理论仍然不能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就其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重构而言，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齐泽克这一重构忽视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维度。齐泽克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入手，指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否定”的联系，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灾难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末世”的基础之上的，正是这种灾难资本主义才使“共产主义假设”具有合法性的地位。同时，齐泽克在重构过程中把当代一切思潮(包括进步的和退步的)拒斥为犬儒主义，必然会在政治上孤立自己，使共产主义最终成为部分人的英雄行为。马克思语境中的历史辩证法绝不是研究抽象的历史规律，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社会中去把握具体的对象、人及其活动以及社会历史现实的运动，并在这种活动中彰显历史性。齐泽克在某些方面虽然能够深入社会历史现实来重构共产主义，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他对资本主义的全部否定使得他抛弃了马克思的历史性原则，势必会使其重构的共产主义思想沦为一种乌托邦。

第二，齐泽克这一重构弱化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在齐泽克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语境中的无产阶级日益“堕落”。齐泽克在重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时仍采用了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但是却把它激进化，将其解释为“被剥夺实体的主体”，从而把边缘性的群体纳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中，并称之为“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共同性”被私有化，绝大部分人被沦为无产阶级。齐泽克语境中的无产阶级已经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一个存在层面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弱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它有物质力量的支撑，这一物质力量就是无产阶级，齐泽克则弱化了这一物质力量的革命性。

第三，齐泽克对马克思共产主义重构，看似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三位一体”的“翻版”，看似是一种激进回归，但是却走不出保守的“怪圈”。它割裂了三者的统一，虽然一再强调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但是没有真正把握住其本质，从而导致找不到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真正的革命主体，仅仅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最终沦为一种带有神学色彩的乌托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