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刚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毫无疑问，关于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题目，非一时一人可以讲得清楚。但是，在文化重建过程中，作为创造文化新知与守望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自觉与文化自觉，必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自觉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上，它不仅代表着知识分子在文化价值上的取舍，在某种程度上，也作为时代思想文化状况的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的各个方面。本文所说的知识分子文化心态主要是指在晚清及五四时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以及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心态，其中包括自五四时期形成并一直延续下来的基本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以及此后对其进行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不可能是一个单一、孤立的对象，必然受到时代因素和已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前者正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强烈的批判传统思想的时代根源；后者则代表了一种内在传统的力量，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彻底和传统断绝关系的根本原因。而二者之间又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中西文化选择时，呈现出一种“羡憎交织”的心理。当代中国文化重建面对的困难来自多方面，但其中较之以往更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与理解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与人文研究的人文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人文研究的价值判断问题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先将视角转向人文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从20世纪中期开始，科学被认为是一种比人文更为优越的知识方式，人文研究开始向科学看齐，无论是其研究的方法还是研究的思想方式，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尽管人文研究试图如自然科学一样，建立一套客观的、普遍的、准确的知识体系，以推动其发展，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文研究的价值判断不断被削弱。这里实际上涉及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文研究的独特性问题。这无疑仍然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题目，已经成为影响人文研究前途的大问题。

根据一般科学史家的研究，我们知道在文艺复兴之前，科学论证的根据依照的还是古典的宗教观念与哲学体系，即便是在近代科学革命早期，科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人文观念的影响。比如，备受科学史家津津乐道的哥白尼革命就是一个经典的实例。哥白尼的“日心说”在西方科学革命史上具有典范性意义，但是除了其“日心说”这个观点本身，哥白尼的提问方式以及写作动机仍然与之前的天文学没有根本的差别。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哥白尼革命》中说：“除了地球的运动之外，无论从哪方面看，《天球运行论》都更贴近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的著作，而不像那些后来的著作。”[1]362哥白尼的发现还与当时的人文系统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哥白尼能发现异常之处赖于哲学和科学思想大气候。一个不像哥白尼那样具有新柏拉图主义倾向的人，根据当时天文学的状况可能只会断定行星问题没有既简单又精确的解。类似地，一个不熟悉经院批判传统的天文学家也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发展出类似的批判。”[1]139可以看出，17世纪的西方近代科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人文领域的观念。当然，近代科学思想也对人文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哥白尼革命来讲，“很少有科学理论能在非科学思想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1]4。

余英时在《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中说：“科学革命虽然早始于17世纪，但是科学主宰人类的生活，从局部到全面，则是 20世纪的新发展。”[2]511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相对比重，在20世纪中期有了巨大的变化。余英时分别从史学、哲学、文学等方面对20世纪科学给人文研究带来的影响做了深入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余英时指出了两个重要的事实：其一，人文研究在西方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代之而兴的则是自然科学，特别是从基础科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科技；其二，过去中西方的人文研究大体上都奉科学知识为典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仿效，但始终未能接近物理学、生物学的成功高度[2]518。

相比西方，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是相当晚的事情。何兆武认为：“虽然十九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李善兰把近代科学的经典体系介绍到了中国，但是要到九十年代严复宣传了《天演论》的理论，中国思想界才开始突破了中世纪的构架而采用一种近代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去观察宇宙和人生、社会和历史，从而为中国的思想理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境界。”[3]124至于中国为何没能产生近代科学革命，则与中国缺少它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有关[3]125–128。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当时知识分子强烈的反传统态度以及对西方的欣羡，科学简直就是正确的代名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口号。科学被视为现代国家的根本要素之一，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即使在今天也有重要意义），但也对人文研究本身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文研究本身的特殊性被科学所掩盖。这种影响在今天的人文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人文研究的价值判断越来越模糊不清。所以，我们仍然有必要重温一些基本常识：自然科学在于求“真”，其研究过程中始终要保持价值中立；而人文研究在于求“善”“美”，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研究者的价值判断自始至终都贯穿其中。当然，这里是说，我们要对人文研究对象建立一种自觉的人文意识与价值关怀，唯有如此，人文的价值才会真正地凸显出来。

二、五四以来的文化心态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就不得不增添一种“中西”意识。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西”问题成了我们后来讨论文化问题的基本框架与原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文化冲出了传统的范围，走向了一个“现代”的新阶段。尽管我们对“现代”会持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无论哪一派，恐怕都得承认这样的事实：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已经无法完全用传统的视域涵盖和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当然，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语境来看，这里所说的“现代”，最初又是以“西化”的名义出现的，而且还有人认为所谓“现代”必须是“全盘西化”。“现代”“西化”被塑造成“先进”与“文明”的代名词，“传统”则是落后甚至野蛮的象征。所以在当时，“中西”问题实际就是“古今”问题，而“古今”问题实际上也是“中西”问题，其问题的实质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在对待这一问题上，五四新文化运动采取了一种非常激烈的态度，集中表现在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上。在他们看来，中国要走向现代，必须在中与西之间做出抉择，与传统彻底决裂，传统文化不是现代的基石，而是现代的障碍。这其实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供的基本问题预设与讨论的模式。可以说在近百年的文化讨论中，这种模式有意或无意地成为展开讨论的前提与基础，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重建的格局与进程。当然，在下文的具体讨论中我们还会提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当下重建当代中国文化所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讲，即使是在今天，五四所提供的问题与讨论模式仍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文化变革的特殊性。文化变革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其中包括的问题极为复杂，非一两代人就可以解决，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奋斗。

一切都还得从晚清及五四说起。余英时在考察19世纪中叶以来的知识分子文化心态时，引用了邓实的一个说法，即当时求变求新的知识分子“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2]522。他认为这句话最能概括现代中国主流知识界在西方文化挑战下所激起的基本心态。到了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鲁迅对传统也都抱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情绪。也正因为如此，否定五四的声音也多是指这种激烈的反传统态度致使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这种说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后的今天仍很有市场，其中所蕴含的问题也值得思考。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与批判，不如说是面对今天重建中国文化的困境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情绪化表达。显然，这种指责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忽视了时代主题的要求，也忽视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为何如此强烈反传统的时代根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承载的时代主题是，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如何救亡图存，如何走向现代。故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和政治运动又是不能分开的，两者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开始并非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因为时代主题的要求和近代中国的现实所逼，很快转变成一场学生爱国反帝的政治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所倡导的启蒙精神，实际上也包含着政治的因素，这种内在的联系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和李大钊《乡愿与大盗》等文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4]125–128。我们应该看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不能脱离其所承载的时代主题，否则会以偏概全，甚至颠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面历史意义。只有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意义，我们才会理解五四时期一代知识分子激烈的反传统态度，才能真正地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与新文化传统，继而超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提问方式与思维方式。

如果只讲五四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反传统的强烈态度，那么我们对其文化心态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在讨论五四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具体的人文研究时，我们会发现，虽然他们很激进地反传统，“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但他们的内心却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羡憎交织”的心理。这就是余英时所说的“人文生态”问题：“清末民初的中国人都是在本国的学术风气、思想格局以及历史处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一客观环境构成了他们的人文生态。因此他们一旦接触了当时所谓的西学，原有的人文生态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种方向的作用，即决定了他们对西方观念的或取或舍，或迎或拒。”[2]527比如，“严复、章炳麟、刘师培等人动辄以文字训诂与斯宾塞尔的社会进化说相阐证，即已透漏出此中信息”[2]528。再如王国维早年专心于西学，曾花费六七年的时间精读康德、叔本华、尼采的论著，但是当他进入中国文史研究的领域时，中国人文生态的作用便显露出来。他第一部研究专著《宋元戏曲考》，虽然主题与构想以及全书的体裁都受西学的影响，但通篇运用的还都是乾嘉以来的考证方法。

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比清末知识分子更为激进地反传统，但是进入具体的研究领域后他们无不受人文生态的影响，与传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密切联系。总之，一方面他们激烈地反传统是受时代主题所限，另一方面由于成长于传统之中，所以他们在进入具体的研究领域后，又不得不受到传统的制约。这也是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之间多数都有矛盾复杂心态的一个原因。“国粹派或文化本位派的人在正面自然维护中国的传统，但在侧面往往对西方文化流露一种仰慕的意味；西化派则相反，正面提倡西方的价值，侧面仍未能忘情于传统。”[5]302正如1929年傅斯年对胡适所说的那样：“孙中山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比我们陈旧的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5]302–303这大体上生动地展示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复杂的文化心态。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首要面对的是“文革”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特别是文化上的真空状态，这构成了80年代前期文化意识的基本对象。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仍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属性。两者在自我意识上都试图超越社会政治层面，通过文化反思与批判来促成社会现实的实质性改变，但是它们在文化讨论的前提中就已经包含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因素，而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无法使文化讨论获得真正独立自由的空间。

在中与西、古与今的问题讨论上，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也变得更为复杂。我们从甘阳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中可以看出这一变化。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看法或者说对“现代”的看法，已经不像五四时期那样将西方简单地等同于现代。因为西方社会本身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让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西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对传统文化虽然仍抱有激进的批判态度，但也表现出一种留恋。这也许代表了甘阳等20世纪80年代学人的总体感触：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6]。可见，这种对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羡憎交织”心理一直都存在着。当然，如果从整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文化思潮的又一次大规模涌入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有“文化寻根”的冲动，但是对西方的欣羡仍然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当时反响很大的纪录片《河殇》中那种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可以说达到了极端偏执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的程度。

三、新问题与健全的文化心态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调整，知识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五四及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话语集中于国家命运与民族前途的宏大叙事上的话，那么从90年代开始，这种带有宏大叙事色彩的文化意识已经逐渐让位于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而且，随着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文化也很难再次形成共有的问题域和大家公认的讨论基础。更为糟糕的是，金钱与权力捕获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心灵，知识分子的内在人格约束力以及五四以来的批判传统作用正在慢慢地丧失。于是，消费主义的消极影响开始显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莫过于“国学热”。21世纪之初，各种“国学”图书开始畅销各大书店，各种经过包装的“国学大师”也行走在各大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与休闲会所之间，卫视纷纷“开坛讲法”，商场则滚动播出“大师”的培训讲座视频。一时间，中国传统文化好像已经复兴了。但是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会产生一种担心——对传统文化的各种消费式的解读与心灵鸡汤式的解读，无疑会误导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这使得我们不能不对消费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而渗透到中小学甚至大学的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危险情况提高警惕。另外，随着改革开放和中西学术交流的加深，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已经有了深入的理解。但就整体而言，他们很多时候仍抱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对西方社会进行或抬高或贬低的评价，如同对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或自卑或自负的心态一样，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建立起真正健全的文化心态，缺少真正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文化本身作为一种价值系统，也具有一种超越政治与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也即余英时说的“文化超越”。给予文化一定的自身发展空间，重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当下，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解决，中国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文化和精神的现代化却进展缓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想必除了精神文化与物质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因素，也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有关。文化发展问题一直都存在，只是我们并没有认真地去反思罢了。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今天谈论中西文化，已经基本走出了简单对立的认知范畴，传统也已经不被视为现代的障碍。为了形成健全的文化心态，我们应该对新旧传统都抱有“同情之了解”的文化自觉，对人文研究怀有敬意与坚定的信念。这样，我们才会知道什么是可供借鉴的传统，什么又是必须批判的糟粕。对人文研究抱有坚定之信念，我们才有可能在当下错综复杂的人文生态中坚持下去，才会找到安身立命之本，才会为建构当代中国文化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