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星，樊 荣

（新乡学院 素质教育中心，河南 新乡 453003）

一、论题缘起

中国古代诗学存在两大传统，一为“性情”，借助比兴等创作手法，追求“得意忘言，意在言外”、含蓄空灵、浑厚豪迈的意境；二为叙事，即铺陈白描，直书其事。史诗即记载特定地域历史事件的诗歌。印度有享誉世界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我国蒙古族长篇叙事诗《嘎达梅林》记载了传奇英雄嘎达梅林反对盲目开垦草原，为了保护蒙古牧民利益英勇战死的故事。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称为“中国三大传统史诗”。诗史即借助诗歌反映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重大历史事件。

“诗史”之称，最早出现在唐代孟棨《本事诗》中[1]15。《本事诗》所论“诗史”，不应狭隘地理解为只有杜甫反映动乱社会现实的诗歌，才配得上“诗史”。从广义而言，所有反映不同民族发展壮大过程，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诗歌，均可以称得上“诗史”。

然而，程相占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中认为，史诗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相对于中华汉民族的文化传统而言，它几乎独属于西方，原因是“‘史诗’这一西方文学术语既不符合中国古代诗歌的实际，又容易与中国古代诗学中另一个更为广泛使用的概念‘诗史’发生混淆，造成不必要的理论混乱”[2]13。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首先，笔者认为确定一个民族有没有史诗，应由民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作品来决定，而不应拘泥于西方文学理论中所谓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以之作为衡量标准。其次，西方叙事重视写实、再现，重视健壮秀美的立体美感，而中国叙事重视抽象表现过程和夸张变形的记述，重视感觉、想象、意象符号使用和内心世界的表达。文化背景不同，作品风格有别，本应是自然现象。再次，即使是杜甫那些反映社会动乱的“诗史”作品，同样需要有“三吏”、“三别”、《自京赴凤翔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这些“史诗”为支撑，才能名副其实。“史诗”概念并非独属西方，东方史诗杰作众多，没有必要厚此薄彼。脱离作品社会背景而臆谈史诗作品之有无，立论基础本身就不稳固。因此，中国无“史诗”的观点难以自圆其说。

中国史诗与西方英雄史诗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一定区别，但绝不等于中国没有史诗。英雄史诗主题崇高庄重，风格典雅，篇幅较长，充满幻想和神奇色彩，多运用艺术虚构手法塑造英雄形象。而中国史诗内容长短不一，风格质朴，反映了华夏先民艰苦创业、反抗压迫等复杂内容。我国由史官采集的古诗，经文人整理后，内容逐渐丰富，写实性明显增强。我国文化传统讲究“实录”和“微言大义”的叙述方式，讲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客观效果，而史诗属于叙事诗中的一个分支，是叙事文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就需要精雕细刻，精心安排，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而并非像西方英雄史诗那样冗长烦琐，反复陈述，二者体现了不同的叙事传统。

在《诗经·大雅》中，《生民》记载了周部落始祖后稷的传奇经历和对农业发明的重要贡献。《公刘》记录了祖先公刘率领部落克服种种困难迁居豳地后建立军队、组织垦荒、发展农业、修建房舍的举措。《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一组古老的周部落诗篇，赞美了先祖开拓的功业，是周部落历史发展、壮大过程的形象再现，具有典型而又鲜明的中国特色。

时空意识是人类出于对自然的认识和把握而最早萌发的认识。时间观念是从与原始人类相伴的森林、植物的盛衰变化，日月气候的阴晴圆缺所引起的迷茫、困惑而逐渐形成的。空间概念从原始人类狭隘的领地意识开始，随着认识的发展，对物象的空间距离感、虚实感、立体感逐渐加强，直至扩展为一定范围内的地域—空间观念。随着原始氏族、部落、联盟到国家的形成，王朝的更迭变化，人类社会关系联系程度的逐步强化，史诗中的时空意识，也在早期较浓的赞颂、怪异虚幻色彩中，添加了较为客观、冷静、质朴无华的叙事成分，在诗歌中反映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内容。人类的时间观念受自然运动、天体变化和人文变化的有序制约，在可感知的有序性运动过程中周而复始、循环渐进地律动，形成了人类时间观念的源泉。

我国史诗的时间意识，一般选取一个典型的纵向时间节点，叙写特定时间背景下的特殊历史事件，使读者在历史长河中对某时间段所产生的历史现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空间意识所反映的是特定时间节点中的五方观念。这种空间概念不是几何学的透视空间，而是诗意的创造性的艺术空间。在叙述的过程中，诗歌展示了不同的意境，同时与时间节点融为一体，时空交叉，相互辉映。

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认为：“中国古代叙事诗自始至终有着内在联系，他们都由‘乐府’这一文化现象维系着，两汉乐府叙事诗自不必说，唐以后的叙事诗则从精神追求和诗歌样式上都保持着与乐府的血缘联系。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古代诗学的一条规律。”[2]233程相占关于中国古代叙事诗与乐府诗关系的论述是可以成立的，应引起充分重视。乐府诗在字数上由先秦的四言发展到五言，意象密度大幅度增加，韵律逐渐讲究。在内容上，先秦、汉乐府叙事诗歌与建安时期叙事诗的伦理色彩明显不同。《陌上桑》《羽林郎》《孔雀东南飞》展示了汉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东门行》反映了城市贫民对残酷剥削忍无可忍的抗争；《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反映了汉朝将士长期戍守边疆的反战情绪，控诉了残酷的兵役制度。

建安时期的史诗，多借助乐府形式叙事写景，表现出朴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叙述或追忆历史事件的背后，诗歌借助顺叙的结构、客观的白描、冷静的对比和似淡实醇的写作手法，继承了汉乐府叙事民歌的优秀传统，开启了文人写作以诗证史的先河，为展示宏观历史的史诗创作摸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建安史诗的创作环境

从儒家文学批评角度来看，在建安史诗中，充分体现了诗歌“兴观群怨”的职能，展现其审美、认识、教化和干预功能。宏观背景下的史诗记录，属于广义叙述学的命题范畴，其叙述重点应该以“人”为核心。宁稼雨指出：“故事主题类型的核心构成要素是情节和人物及其相关意象。但它们与单一的相应范畴所指有所不同，它更需要注意的是同一要素不同阶段形态变异的动态走势。”[3]遗憾的是，以往对建安诗歌的探讨，多局限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重视建安诗歌的慷慨任气、气韵沉雄的豪迈抒情，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人”在叙事环节中的重要地位，忽视了建安史诗对记述东汉末年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贡献。

东汉末年，桓帝、灵帝的卖官鬻爵，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先后两次“党锢之祸”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军阀的连年混战，给民众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建安四年（199年），中国北方大致形成了袁绍与曹操两大军事集团。袁绍以汝州四世三公的门阀社会资源，拥兵数十万，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幽、冀、青、并等州郡，进退可据。《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国志》二“武帝生出本末”条曰：“陈琳为袁绍作檄，目操‘奸阉遗丑’，见《后汉绍传》及《文选》，虽敌国诋讥，乃道其实也。”[4]280曹操为阉宦后人，政治地位低下，仅有数万兵马，占有黄河以南的衮、豫、徐等部分州郡，所处地理位置易攻难守。荆州的刘表、江东的孙策、南阳的张绣均与曹操为敌，使得曹操的后方很不巩固。当时总体作战形势有利于袁绍而不利于曹操。当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后，才逐渐占据了道义上的优势地位。

《薤露行》《蒿里行》姊妹篇是曹操五言乐府古体诗歌的代表作，是用乐府旧题所写的叙事诗，空间恢宏阔大，气势浑厚苍凉，属“相和歌辞”。二诗并非创作于中平六年（189年），而应是写于建安二年（197年）以后。《宋书》卷二十一《乐志三》曰：“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因此，以往多认为《薤露行》主要写汉朝王室的倾覆；《蒿里行》主要写诸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笔者认为对其叙事主题应综合分析，不可分割理解。《薤露行》揭露了袁绍在处理宦官乱政时翻云覆雨的表现，对东汉基业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蒿里行》揭露了联军统帅袁绍对董卓群凶的讨伐无果，袁绍兄弟乘乱自重，先后意图称帝，败坏朝纲。《薤露行》表面上写了何进、董卓，而“所任诚不良”的背后，还有众人皆知在该事件中表现不佳的袁绍。《蒿里行》中的袁绍更是挟权自重，罔顾道义，以致出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这两首诗歌借助特定的时空意识，从宏观角度反映了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局面的史实，在舆论上揭露了袁绍集团言行不一、暗藏野心、自保实力的阴谋。

据顾农分析，《薤露行》并非创作于献帝西迁之初平元年（190年），而是创作于曹操离开洛阳六年之后重返洛阳的建安元年（196年）[5]。顾农的分析虽然较前人有所进步，但是笔者认为本诗应创作于建安元年八月何进被杀之后。《薤露行》从表面上看好似讽刺何进优柔寡断，其实曹操在尖锐抨击董卓荡覆汉王朝基业的同时，对袁绍在关键时刻的出尔反尔也予以揭露。《薤露行》借助“全知视角以事件为中心的结构”[2]87，表面上抨击大将军何进在处理宦官问题上优柔寡断以致错失良机，其实是借此抨击大将军何进任用“不良”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揭露了袁绍唯恐天下不乱的狼子野心。

首先，何进谋诛宦官以袁绍为同谋。二人的根本区别是何进只想惩办首恶，而袁绍则另怀野心，必欲借助外戚，尽诛宦官，然后挟皇权自重。在少帝殡葬时，何进因听从袁绍的劝告，“称疾不入陪葬，又不送山陵”，引起太后的不满。袁绍一面劝何进“受诏领禁兵，不宜轻出入宫省”，同时却去太后母舞阳君处数落“大将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两面三刀，搬弄是非，为何进划策，“劝其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6]2249。袁绍此时为何进的所有谋划，都具有唯恐朝廷不乱的故意；而何进的优柔寡断以及下令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兵关中上林苑的举措，则为“贼臣持国柄”“荡覆帝基业”埋下了动乱的祸根。

其次，曹操与宦官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内心深处不满外戚专权，却并非赞同尽杀宦官的过激措施。在此，曹操遗憾的并非何进在诛杀宦官时的优柔寡断，而是何进所托非人为自己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陈思王曹植在其父《薤露行》的基础上，采其首句撰写了新题乐府《惟汉行》。曹植诗歌的主题对“清浊”的判断更为明确，主张为人立君，应忠人之事，而不应为所欲为、恃骄而宠，矛头直指行事“骄盈”的军阀，远比曹操的抨击主题更为明显。结合袁绍其人在东汉末年与何进交往时的翻云覆雨，《薤露行》隐含的真正讽刺抨击对象昭然若揭，主题也就更为明确。

《蒿里行》中，《薤露行》抨击袁绍的主题内容进一步发展，写作时间应在建安二年（197年）袁术于寿春称帝以后。如果说在《薤露行》中，曹操揭露抨击袁绍的主题尚属含蓄隐晦的话，那么《蒿里行》中曹操揭露抨击袁绍、袁术兄弟外强中干、暗含野心的含义更为明显，史诗性色彩也更为浓烈。《蒿里行》借助“全知视角以人物为中心的结构”[2]64，运用白描手法，按照时间先后发展顺序，揭露了袁绍、袁术兄弟在讨伐董卓关键时刻贪图名利的不光彩做法，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东汉末年因军阀混战而导致生灵涂炭的历史。曹丕《典论·自叙》曰：“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7]1096董卓的篡逆野心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愤慨。献帝永汉元年（189年）岁末，东郡太守桥瑁假借司徒杨彪、太尉黄琬、司空荀爽名义，控诉董卓罪恶，“企望义兵，解国患难”。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关东十三个州郡长官响应桥瑁，起兵讨伐董卓，由袁绍自号车骑将军、联军盟主，兴兵讨伐董卓。然而，在联军中除了曹操与陈留太守张邈派遣的军队遭遇，曹操身中流矢，率军返回酸枣；长沙太守孙坚率军队在大谷与董卓亲率的大军相遇，取得暂时胜利，其他部队钩心斗角，很快各路联军就名存实亡。

“（建安）二年春，袁术自称天子。三月，袁绍自为大将军。”[6]380袁术于“建安二年，因河内张炯符命，遂果僭号，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8]209。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寿春自称帝号，称仲家皇帝。袁术称帝后，“先为吕布所破，后为太祖所败，奔其部曲雷薄、陈兰于潜山，复为所拒，忧惧不知所出。将归帝号于绍，欲至青州从袁谭，发病道死”。裴松之注《魏书》曰：“术归帝号于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绍阴然之。”[8]210如果说联军内讧的原因较为复杂的话，那么，“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的阴谋，先后出现在东汉四世三公的门阀子弟袁术、袁绍身上，就颇具冷峻的讽刺意义了。

从宏观角度系统分析《薤露行》《蒿里行》这两首乐府诗歌，即可以发现借助诗歌记录史实、反映社会风貌的创作倾向。我们从宏观角度探讨叙事历史事件中重要人物的不同表现，不仅在时间节点上可以得出比较客观合理的结果，从其特定空间背景下了解重要的历史事件，还可以有助于理解汉末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和袁绍在事件转折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帮助读者审视其背后真相，发现诗歌背后的丰富文化信息。此外，曹操《却东西门行》曰：“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9]354表达了对常年征战的深沉忧虑。王粲《从军诗》曰：“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9]361叙写了社会战乱对乡村民众生活的严重影响。

三、建安史诗自传体的时空意识

建安自传体史诗的叙事中心，借助了“这种叙事模式一般先以‘我’作为叙事者进行叙述，在适当的时候则让‘我’所遇见的另一个人作为视角人物展开叙述，而且转换之后的叙述者所叙的内容，构成全诗的内容主题”[2]109。建安诗人对自传体史诗的偏爱远超前代，并且能够写出时代的特色，借助“有限视角发生转换的叙事模式”，来表现特定的历史内涵。曹操《苦寒行》、曹植《白马篇》《赠白马王彪》、王粲《七哀诗》三首、阮瑀《驾出北郭门行》、蔡琰《悲愤诗》等可谓代表。

首先，建安诗人将个人命运与活动空间融为一体。建安诗人对空间关系具有较明显的自我意识，在诗歌中多喜欢用“我”的字样突出个性特征，将个人的感伤融入对时代与生命关怀之中。曹操《苦寒行》中“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的感伤；曹植《赠白马王彪》中“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的哀叹，“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旷达；王粲《七哀诗》三首其一中“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恻；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受汉乐府《孤儿行》的影响，“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9]378。诗中的叙事者随着情节的展开，已经由“我”转化为“我”所遇见的另一个人即“孤儿”作为视角人物展开叙述，而且转换之后叙述者所叙的内容，构成全诗的内容主题，形成了“A遇上B，听B诉说”的叙述结构。蔡琰《悲愤诗》中“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的生离死别，在展示建安诗人由东汉强调人伦教化、功名利禄向重视个性性情转变的同时，也展示了在广阔空间范围内社会动荡对社会个体及家庭所造成的深重影响。

曹操在建安十一年（206年），亲自率军讨伐袁绍外甥、并州刺史高干。在大军征讨途中，北方太行山脉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从沁阳到晋城的山路狭窄，水深桥断，崎岖难行，人烟稀少，虎豹横行。曹操率领军队历尽艰难，终于取得击败高干余党，高干本人在荆州被杀的胜利[8]728。《苦寒行》写于这一年。黄初四年（223年）五月，曹植与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具朝京师洛阳，去时同道，返回时因兄长曹彰暴死，只剩下自己与曹彪兄弟二人。关于曹彪的死因，《世说新语·尤悔》第33则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曹植《赠白马王彪》写于黄初七年（226年）曹彪被封白马王之后。该诗表达了遭受曹丕猜忌迫害的悲凉心情，体现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歌的转变。王粲《七哀诗》三首其一写于东汉初平二年（191年），诗歌记叙了王粲避难荆州路途中的所见所感，反映了汉末战乱对民众造成的深重苦难。《悲愤诗》是一首自传体五言长篇叙事诗歌，通过追述被劫、沦落、骨肉离别、回归的过程，表达了蔡琰对坎坷身世的感叹。

其次，在自传体诗歌中，建安诗人善于运用特殊空间环境烘托主题，表现出生在乱世的忧虑和责任担当。《苦寒行》中的“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烘托了苦寒行军的艰辛。《赠白马王彪》中的“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暗示了诗人凄凉的心境。蔡琰《悲愤诗》曰：“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蔡琰的诗歌是曹操“遣使者以金币赎之”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6]2081的呕心之作，表达了蔡琰归乡后对战乱惨状的震惊。诗歌中的自然环境，是叙事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细腻的情节描写、具体的社会环境烘托来刻画典型的人物形象，抒发在叙事基础上自然迸发的情感，是建安诗歌在文学创作上的突出贡献之一。

最后，建安诗人在汉乐府的创作基础上，化大为小，在自传体诗歌中重视时空之间的细节刻画，以突出诗歌内容主旨。《苦寒行》中主人公“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的困惑，“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的艰辛，细腻入微。王粲《七哀诗》三首其一：“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写母亲弃子后听到儿子的哭号，却挥泪离去，不忍回顾。使读者既感其形，又闻其声，如特写镜头在读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蔡琰《悲愤诗》：“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唏，行路亦呜咽。”写了离别时的临行场景，借助“马”踟蹰不定，“车”停滞不前，烘托了旁观者、行路者的复杂心理状态。在《悲愤诗》中，营造了“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的叙事空间，由离别的场景转变为归家后的所见所感。场景转换后的叙写视角变化，借助宏观的田园凋敝、白骨累累，深化了诗歌的主题，并与曹操《蒿里行》中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王粲《七哀诗》中“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相互联系，共同反映了东汉末年生灵涂炭的社会惨状。

建安史诗的时间节点，交织着东汉末期宦官与外戚专权、地方军阀与宫廷文人集团、门阀世族与寒门庶族的复杂矛盾。建安史诗的空间意识，伴随着从两汉时期儒家思想的严密控制，到建安时期儒家思想的逐渐衰颓。诗歌创作的风格，由重视宗法人伦关系，向重视情性抒发转变；由重视君权至上，仰仗君主权贵进阶，向个人奋斗以求取功名利禄，重视个性表现转变；由以往的相对质朴浑厚，向重视事件细节刻画、辞采华美转变，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建安诗歌中所反映的时空观念，从个体的命运感伤，扩大到了关照生命群体的范围，并上升到了重视人格尊严、提高生命境界的自觉文学范畴。

王锺陵《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说：“这种多层次开拓的地域—空间观念，一方面融合了它的前观念——扩张性的五方观念，并以之作为自己的核心和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比扩展性的五方观念更加开阔，它是其前观念的一个进一步的极大拓展，是其前观念在更高程度上的实现……”[10]9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不同时空的意识形态。时空意识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发生着微妙变化。建安文人在四分五裂的年代和乌云密布、诡谲凶险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在黑暗和痛苦中沉沦、堕落，而是在屈辱与杀戮中奋发有为，实现了人格与文学创作的多重升华。曹操的史诗《薤露行》《蒿里行》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杜甫的“三吏”“三别”中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王粲《七哀诗》中的少妇弃子，蔡琰《悲愤诗》的生离死别等细节，在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被概括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警句；在元稹《连昌宫辞》、白居易《新乐府》第七首《上阳白发人》、第九首《新丰折臂翁》中，记叙了唐王朝昔盛今衰的幽怨和对战争的尖锐揭露，成为我国批判现实主义诗歌的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