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赛珍珠书写的中国故事《大地》，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民的生存与生活状况，展现了中国乡村的世风民俗与时代变迁。受中美两种不同文化的长期浸淫，赛珍珠在美国对自己熟悉的中国农村素材进行英语创作，作品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既为中国故事提供了外部叙述视角，也为中国故事的西方传播带来了文化的内部透视趋向。在文化主体间性理论视角下分析作品在女性伦理观、生态伦理观、哲学伦理观等方面表现出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特征，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主体间性的互补、互动与融合。

关键词：赛珍珠;《大地》;主体;文化间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23-00-02

美国经典文学作品《大地》书写中国乡土故事，艺术地再现了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风土人情。然而，这部作品的传播阵地主要在西方，深受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潜在影响，同时，西方世界对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存在误读与改写，中国文化的伦理精神内核也常被西方人误识。依据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话语性文化间性理论，各民族文化在相互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文化的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产生动态交互，从而达到文化共同体内部的多元共生与平等共存，这并不影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与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因此，研究《大地》中的伦理文化内核，可以看到在中西文化交互作用下作品中的中国文化身份主体性。

1 女性伦理文化的中国主体性

中西文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大地》，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乡村女性的伦理道德价值。受中西伦理价值文化的双重影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具有文化价值双重性，但是，中国文化主体性在女性伦理文化方面表现出支配性特征。作品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普通农民跌宕起伏的命运，充满了偶然性和荒诞性。但事实上，偶然中存在必然，在家族命运的每个重要转折点，女主人公阿兰的智慧与勤劳都是重要的主导因素。表面上，女主人公阿兰的个性与西方典型女性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她的存在更多源于中国文化底蕴。有西方学者认为阿兰的形象与《圣经》中伟大的母亲形象拿俄米异曲同工，但阿兰比拿俄米能量更大，贡献更多，体现了更多东方母亲的特质。她智慧坚忍，改变了家庭的命运。在遭遇天灾人祸，一家穷困潦倒，快要活不下去的时候，阿兰做出了明智的抉择：与其在家乡饿死，不如带着家人南下逃荒，以求变通。正是因为她的智慧，他们在南方遇到了改变命运的“抢大户”运动。后来，阿兰再次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巨额财富，使家庭摆脱贫困，成为富足的大地主。可以说，阿兰用身体与头脑撑起了整个家庭。她不仅承载着家庭的命运，还是一位撑起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地母亲”。作品中，母亲的乳汁滋养了家庭和大地。她的生育预示着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生下双胞胎时，正是家庭命运的鼎盛时期。当她乳房干瘪，不能生育时，新的自然灾害再次降临中国大地，贫苦的农民再次遇到生存问题，无以为继。直到后来，阿兰病了，骨瘦如柴，肚子却越来越肿胀，乍一看好像是身体肥胖，但其实已经病入膏肓，隐喻了当时庞大的中国也如这片土地上的人一样，积弊已久，了无生气，亟须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兰的形象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中国女性阿兰之所以会被认为是西方普世价值的产物，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误解与误读有关。著名文化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说过，抛开人物所处的环境和历史，用西方世界统一的标准衡量和研究东方女性，是对第三世界“帝国主义式的主观臆测”，如果采用“异质文化复原的方式”看待第三世界妇女，具有“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会否定东方传统妇女的独特“个性”和“优点”[1]。赛珍珠从小生活在中国，她的创作取材于自己在中国的亲身文化经历，能够更加客观地以“中国文化视角”对中国乡村传统性别伦理关系进行历史书写，刻画传统女性“坚强善良”的优秀品质，这是当时西方普世价值观对女性的伦理要求，更是以中国女性伦理文化主体性为内核的伦理观。

2 生态伦理文化的中国主体性

赛珍珠以“大地”为书名，点出主人公近乎顽固的“恋土情节”主题，讴歌了中国农民对土地生死不渝的热爱，刻画了人们渴望与土地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和谐关系遭到破坏时的深切忧虑，体现了近现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态伦理主体性特征。作品展现的生态思想是朴素而自然的中国生态伦理观，并且这种中国文化主体性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对西方生态环境伦理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中国农民亲近、依恋、热爱土地，与土地相互依存、融为一体，二者的辩证关系成为现代西方生态思想的重要基础。土地给人带来踏实、愉悦和满足感，王龙只要“肉贴着他自己的土地”就会“感到暖洋洋的”[2]。与土地之间天然的亲缘关系，使土地成为了一剂治愈身心创伤的良药，当“土壤的养分渗透到他的肌肤里，他的创伤（就会）得到愈合”[2]，广博而宽厚的大地成为了他的心灵栖息地和精神庇护所。阿兰的命运和身体更是与土地融为一体。在夕阳余晖中，辛苦劳作的阿兰“浑身成了和土地一模一样的褐色”，并“在这片土地上传宗接代”[2]，让丰盈的“奶水”渗入土里，形成一小块柔干、黑色的沃土[2]，死后“肉体也要埋进土里”[2]。即使是遇到天灾人祸，在沃土已经变成了“恶土”、颗粒无收的时候，他们也坚持不卖土地;即使身处他乡，对家乡的土地依然魂牵梦萦，想尽办法回归土地。不同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重视工业的思想，这是中国农耕社会几千年来对土地的执着。传统儒释道思想认为，生命来源于大地，也将回归大地。这种东方生态思想与后来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劳伦斯·布尔提出的“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相似，认为大地养育生命，也应该受到生命的滋养，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尊重，不可分割。

其次，中国农民这种与土地生死相依的情感体现了他们对生命的敬意、对自然的崇拜，蕴含着深沉的生命意识和科学的自然观，它不同于以人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道德观，是一种主张平等对待自然与物的生态整体主义伦理思想。这种超前的后人文主义土地生态伦理意识，与后来美国现代生态批评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学”观点不谋而合，即认为“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3]。正如俄罗斯哲学家奥斯宾斯基所说，这种尊敬是把不可分割的地球作为整体来尊重，不是作为对人类有用的仆人，而是应该把它当成有生命的存在物本身来看[4]。20世纪早期作品中的王龙和阿兰对土地有如本能般淳朴亲近的情感，展现了人与土地的平等和谐关系，耦合了当代科学的生态意識和伦理情怀，昭示着中国农民“天人合一”生态伦理观念对现代生态伦理观的重要影响。

3 人生哲学伦理文化的中国主体性

《大地》描写的中国农村长期受儒释道思想的浸淫，农民对人生追求和奋斗的哲学文化是朴素的，也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物质条件背景下产生的特定文化“情感结构”。农民王龙和阿兰的中国式“生活经验”不同于西方人生哲学，体现出中国乡村哲学文化思想的主体性地位。

首先，《大地》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内核，建构哲学伦理文化主体性。儒家重视教育，发财后的王龙看重对儿子们的培养，送儿子到私塾上学，接受诗礼教育。儒家思想重视农业，提倡“以农为本”，土地是人的“生之源”与“死之归”，自然农业是生存的基础与归宿。同时，儒家教育在封建主义影响下，也使社会底层农民对革命冷漠甚至麻木。王龙在街上遇到革命者宣传“中国必须发动一次革命，起来反对洋人”[2]时，他的反应是对革命感到“非常害怕，偷偷溜走了，（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年轻人义愤填膺地谴责的洋人”[2]。这不仅说明他胆小怕事，还反映了农民对时代和政治的无知与愚蠢。后来，有人演讲，说“现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必须进行自我教育”，但是王龙不觉得这人说的包括他在内[2]，深受压迫的王龙几乎丧失了独立思考革命意义的能力。不同于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力图打破旧统治牢笼的革命思想，以王龙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具有愚昧性和屈从性。这种重农、重教及小农意识建构了作品中人物的处世哲学主体，赋予了作品异质性感染力。

其次，道家和佛教思想体系也对《大地》中的思想和价值观有深远影响。道家主张天人合一，无为而治，顺其自然。道家思想认为“事物都是按照自身本来的轨迹运行发展，所以身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类需要顺应这种事物本身的发展轨迹，而不应该对这种轨迹做出刻意的改变”[5]，这正是主人公对生老病死的处世态度。阿兰晚年病入膏肓，身体“由于疼痛，（經常）昏睡不醒”[2]，但她坦然面对病痛，说是“身上老毛病”[2]，认为土地比身体重要，不愿为改善恶劣身体状况而刻意努力。王龙也是如此，晚年坦然安排自己死后坟墓，还买了一口棺材“抬进他的屋里，天天看着它”“心里踏实了”[2]。这种对生死的态度正是中国文化中“顺其自然”“寂灭自在”智慧的体现。

最后，《大地》的传播还影响着西方普世人生哲学态度与价值观，比如“美国梦”传统的塑造。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提出，在文本和实践等特殊社会形式中，情感和经验对思想意识起着重要的塑造作用。一穷二白的王龙辗转迁徙，后来因沉着与机智获取横财，家庭命运大转折，成为富有的地主，由此，王龙完成了个人奋斗，实现了成功梦想。1931年，《大地》在美国一问世，中国这种朴素的阶级上升之道和个人的励志故事就影响并激励着经济大萧条时代的美国劳动人民，认为个人的成功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机遇来实现，而不是埋怨社会和阶级差别。除了经济危机，当时美国还遇到了干旱和沙暴等自然灾害，许多农民和王龙一家一样背井离乡，走上逃荒的道路。王龙和阿兰这种在苦难中坚韧奋斗、追求生存的勇气，使美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同年，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美国的史诗》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美国梦”的概念，狭义上，美国梦就是个人只要不懈努力和奋斗，就能获得更好的生活，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勇气、创意和决心实现自身的价值。某种意义上，穷苦的王龙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他的成功故事在美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和喜爱：1932年《大地》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改编电影获得奥斯卡奖，并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见，中国农民淳朴的生活哲学伦理思想，影响了美国一代人的文化传统和思想基础，在国际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主体性作用。

4 结语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曾提出，“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大地》中王龙和阿兰是“极其普通的”中国农民，他们“贴近土地和生死，迎接生活的磨难，最真实地活着”。透视这些“真实的人类”，可以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基础和演变路线，发掘中国文化主体性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费孝通曾指出，对中华文化历史我们应当有自觉、有认识、有自知之明、有自信、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与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文化交流全球化的今天，明确中华文化在西方文学中的主体性，形成合宜健康的文化态度，有助于在国际交流中积极应对文化形象对外建构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避免出现虚幻、自欺、盲目崇拜或盲目贬抑等后殖民主义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 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84.

[2] 赛珍珠.大地[M].王逢振，马传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2，28，20，74，173-174，240.

[3]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4.

[4] 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和哲学基础[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450.

[5] 刘晓婷.儒释道哲学思想之比较[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04）：34.

作者简介：陶丽丽（1981—），女，山东莱芜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西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