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 李续双

[摘要]《管子》一书包容了丰富且系统化的经济思想。其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立足成就王道霸业目标，基于人性趋利避害前提，遵循“衡无数”规律，围绕“轻重论”主线，从分工与贸易、价格与货币、财政与官营、信贷与生产、消费与就业、国计与民生六个方面进行有效调控。《管子》在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直接影响了后世经济制度的建立与经济政策的制定，直至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借鉴意义。

[关键词]经济思想;内在逻辑;历史贡献;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20）06-0099-05

《管子》一书是管仲及其学派的思想集成，是一部先秦诸子时代的百科全书，共有86篇，现存76篇，约十六万字。其基本结构可概括为：思想溯源意义上的原创性内言、思想体系意义上的系统性经言、突出法家思想的过渡性外言及杂论意义上的拓展性区言。它有近三分之二的内容是论及经济问题的。《管子》已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思想体系，对后来的诸多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也直接影响了后世经济制度的建立与经济政策的制定，直至今天仍然具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一 《管子》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

《管子》经济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并形成了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研究《管子》经济思想的文献较多，甚至日本、韩国等海外学者对此也有深入研究。但大多数文献是对《管子》经济思想的某些具体方面进行研究，对其内在逻辑的分析较少。而把握其内在逻辑对于深入理解与有效借鉴《管子》经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管子》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立足成就王道霸业目标，基于人性趋利避害前提，遵循“衡无数”规律，围绕“轻重论”主线，紧紧抓住粮食与货币两大重点，从分工与贸易、价格与货币、财政与官营、信贷与生产、消费与就业、国计与民生六个方面进行有效调控。其逻辑框见图1。

《管子》经济思想立足于成就王道霸业的总目标。《管子》的主角是千古一相、扶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管子》正是管仲的学生及继承者对管仲成就王道霸业的相关思想、言论及实践的记录、编纂及提炼。“管仲的政治目的就是霸业。”《管子》中尽管包含了以民为本、强国富民、侈俭并用、贫富有度、本末并举、轻重治术等基本思想，但其经济思想的全部内容都是服务并服从于“成就霸业”这一总目标的，“强国富民”只不过是“成就霸业”的阶段性目标或者干脆就是手段。这正是其法家思想最鲜明的烙印。在《管子》的思想框架中，成就霸业需要处理好国（或君）与民的关系，即“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提到：“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管子·小问》则强调“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政事也”，也就是说，必须统筹兼顾强国与富民。然而，人性总是趋利避害的，《管子·版法》云：“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管子·轻重乙》更明确指出：“民，夺之则怒，予之则喜，民情固然。”在人性趋利避害的前提下，国强与民富要想兼顾，就需要遵循“衡无数”，即动态均衡规律。“衡无数也，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衡无数，衡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其意就是，供求关系与商品价格不可以通过人为干预而导致凝固不变，而应该巧妙利用价格波动与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进行动态调节。基于“衡无数”规律，运用“轻重论”来调控经济，是贯穿《管子》经济思想始终的一根主线。正如胡寄窗先生所说：“在《管子》的全部经济概念中，以其‘轻重论为最突出而又最复杂，可谓变化多端，在这里我们看到《管子》作者天才般智慧光芒的闪耀。如果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则轻重论就是《管子》全部经济学说的基石。”

综上所述，《管子》经济思想基于人性趋利避害基本前提，利用市场动态均衡规律，运用轻重之法管理与调制经济，通过强国富民，达到成就王道霸业的总目标。这条逻辑主线贯穿于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分工与贸易。《管子》中已经具有了朴素的社会分工思想，首次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将工匠、商人、农民与“士”并列。《管子》的经济思想，重农却不抑商，并强调商业与农业要协调发展。如果商业发展过快，就会同农业发展产生矛盾，导致“野与市争民”“金与栗争贵”的局面。但商业的发展也应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戏，万物戏则万物可因矣。”（《管子·轻重甲》）《管子》中甚至形成了根据禀赋差异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思想，如齐国具有丰富的盐矿资源，而其邻国梁、赵、宋、卫、横阳都不产盐，齐国就应大力生产食盐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管子·地数》与《管子·山至数》还谈到：不宜发展农业的“漏壤之国”，就应该大力发展工商业，用本国手工制品换回国内所缺乏的粮食。

二是价格与货币。《管子》对货币的基本职能已有比较清晰的认知，提出“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管子·山权数》）。国家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商品就是谷物和货币，“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管子·国蓄》），“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管子·山至数》）。因此，人们应对轻重、贵贱之间，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调控，积极发挥货币这一工具在“制轻重”中的作用，操纵谷物的价格及供求关系，并运用货币和谷物这两个工具调控整个经济。所谓“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管子·山权数》）。

三是赋税与官营。《管子》反对国君进行掠夺式的横征暴敛。《管子·五辅》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但如何兼顾国富与民富呢？《管子》认为主要有三大措施：其一，减少直接税，增加间接税，以实现“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管子·国蓄》）;其二，减轻农业税，提高盐税，并按土地的肥瘠程度收取相应的土地税，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其三，控制关乎国计民生的矿山、森林、河海等重要自然资源，并对盐、铁等实行官营。《管子》中多次出现“官山海”“官天财”等词，“官”，就是“管”，即管控、垄断之意。

四是信贷与生产。《管子·揆度》云“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认为向“无赀”贫穷百姓赈贷，是避免高利贷压榨盘剥的最有效方式。据《管子·山国轨》记载，当贫民缺乏基本的生活与生产资料时，官方出面为其提供信贷，购买基本的生活与生产资料，帮助贫民维系生存与再生产，等有了收成之后再偿还政府贷款。如此既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稳定，又能保障政府有充足的赋税来源。这实在是比那些竭泽而渔的统治者高明太多。

五是消费与就业。《管子》的基本思想是提倡节俭的。《管子·八观》上讲到：“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管子·重令》中进一步指出：“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但《管子》的消费思想又强调“俭侈并用”。《管子·乘马》提到：“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其意思就是，太节省了就办不成事情，太奢侈了就会浪费财物。《管子·乘馬数》中更是明确提出：“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这就是应因时采取“侈靡”政策，“作功起众，立官室台榭”，“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加大基础设施，让富人多消费等方式扩大内需，拉动就业。

六是国计与民生。《管子·治国》中说：“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足民有产，则国家丰矣”（《管子·君臣上》）。因此，国家要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实行低税率，“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管子·入国》提出了“九惠之教”，即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赈困、接绝，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保障思想。《管子·轻重甲》中设计一个理想的秩序图：仓库有充足粮食，关键时候发放给老百姓，老百姓能安居乐业，政府根据情形回收粮食，社会和谐稳定。

二 《管子》经济思想的历史贡献

《管子》大致成书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姜安印、冯龙飞运用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管子》与《国富论》的经济思想进行比较，发现早在春秋时期，《管子》就已熟练掌握并运用《国富论》所倡导的一套完整的经济思想，并兼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的宏观调控思想及政策手段。《管子》经济思想最突出的历史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率先提出了理性人假设及供求规律思想。理性人假设与供求规律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石。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其源于177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然而，诞生于公元之前的《管子》已经非常鲜明地将趋利避害的人性作为其经济思想的基本前提，成为其整个经济思想的基视点。《管子》趋利避害的人性假设与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具有极高的相似度。“衡无数”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管子·问》明确提出“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管子》兼容道家的无为思想，提倡经济管理要遵循“道”。可以说，《管子》所提倡的“道”就是今天所说的供求规律，其“衡无数”思想已经具备了市场供求理论的雏形。可以看到，《管子》中已经具有了比较清晰的“理性人假设”及“看不见的手”这些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比亚当·斯密早了两千年以上。

二是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一般认为，现代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始于1936年出版的凯恩斯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但我们从《管子》这部书的经济思想中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市场机制的不足，强调要加强宏观调控，并以“轻重论”为主线提出了系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及具体的政策措施。梁启超在其《管子传》中提到：“夫人生而有自利之心，有自利之心，则自能龟勉以从事生产，以养其欲而给其求。然则有国家者，似宜听民之自为，而无取諰諰然代大匠斫。此说也，实斯密氏一派所张皇以号于众者也。而管子则不谓尔，其言曰：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管子·牧民篇》又曰：“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管子·乘马篇》又日：“不告之以时，则民不知;不道之以事，则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早在两千多年前，《管子》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并成功付诸实践，实属难能可贵。

三是提出了朴素的国际分工及国际贸易思想。在《管子》的思想体系中，分工与贸易正是由趋利避害的人性所驱使的。为促进国际分工与贸易，要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镇将宿。此谓输之以对”（《管子·五辅》）;一手抓轻关市之征，即降低关税，“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管子·大匡》）。除了“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之外，还主张给外国商人以特殊的优待，“请以令为诸侯之商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二乘者有菌寂，三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子·轻重乙》）。《管子》中的这些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思想，虽然比较朴素，但闪耀着天才的光芒，已经具备了亚当·斯密的分工及贸易理论的思想精髓。更为难得的是，《管子》中所倡导的修建道途、通畅关市、降低关税、优待外商等思想，包含了今天仍在倡导的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化营商环境、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等重要思想与政策主张。

四是初步形成了以民为本、和谐发展的理念。《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管子·牧民》谈及“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主张“安民之居，成民之事”（《管子·小匡》），以此来“匡其急”，“振其穷”，省刑薄敛以富民。《管子》强调，要以人为本，顺应民心。因此，要省刑薄敛，扶贫救困，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并进而实现国强民富，成就王道霸业。可以说，《管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以人为本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与富有实操性的政策举措，如取法自然顺势而为，保护生态环境，扶助弱势群体，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崇尚法律规范，推行教化礼仪等。

当然，《管子》的經济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土壤是小农经济，尽管提出了许多有关商品交换与市场运行的天才思想，但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毕竟是农耕文明，社会分工的程度还不深入，商品交换的范围也不广泛，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体系与市场经济并未形成。因此，如果说它已经洞见了市场经济规律，这是过于拔高而言过其实的。其“以民为本”的思想也不同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并不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而只是服务于王道霸业的手段而非目的。

三 《管子》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管子》堪称千古奇书，其经济思想博大而实用，时至今日也有重要的借鉴与启发价值。在当今形势下，其最突出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遵循经济规律。《管子·形势》认为，万物运行均有其自身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因此，管理社会与调控经济必须顺应万物之“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轨”就是客观经济规律。我们可以利用客观经济规律，但不能违逆它，否则将会受到惩罚，正如《管子》所言“故善者因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更应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首先，要准确认知客观经济规律。经济系统越发达，经济规律的作用机制也越复杂，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也越困难。这需要我们从经济实践出发，遵循实事求是精神，以准确认知客观经济规律。其次，要真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并最终能够落实到行动上。最后，要科学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在客观经济规律面前，我们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可以有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正是《管子》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的重要着眼点。

二是要注意粮食安全。《管子·轻重戊》记载：齐国利用贸易战，先用高价大量购买鲁梁国一种叫“绨”的布，诱使鲁梁国将全国的资源都投入到“绨”的生产中，然后齐国突然宣布与鲁梁国断绝往来，鲁梁国大量的“绨”布卖不出去，而粮食又严重依赖齐国，齐国趁机将粮价上涨十倍，将鲁梁国的经济打垮了，齐国用相同的手法又收服了楚、莱莒等国。《管子》中的这些战略战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分工与贸易是具有两面性的，在国际分工高度发达的今天，我国既要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又要注意自身的产业安全。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如果是一个小国，可以参与完全的国际分工，将资源集中于工业与服务业，粮食主要依靠进口。而像中国这种大国，就只能参与不完全的国际分工，需要保护自身产业体系的相对完整，坚持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基本原则，秉持粮食自给自足基本战略，保住粮食安全底线。

三是要防止贫富分化。管子主张防止贫富两极分化，认为“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贫富无度则失”，贫富分化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他分析了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如个人的自然禀赋差异、权贵的巧取豪夺、政府的失职等。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防止贫富分化的措施，如根据贫富差距征收不同租税，根据土地肥瘠及年成好坏来灵活征收农业税，严禁官商勾结牟取暴利，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防止私人垄断而暴富。《管子·揆度》提及了“富能夺，贫能予”，要求政府“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贫富分化是现代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经济增长缺乏包容性，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社会也会呈现出不稳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管子》中所提出的“征收差异化农业税、严禁官商勾结谋利、防止私人垄断暴富”等措施，对于我们今天推进包容性增长与普惠式发展仍有其借鉴意义。

四是要实施精准扶贫。《管子·轻重甲》提出，“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论述了实施扶贫的必要性。同时，管子强调对贫穷者进行扶植需要摸清情况，然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扶持。其一，提供社会保障，“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其二，实行生产扶贫，对贫困人口发放贷款，称之为“环乘之币”。贷款数量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所谓“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日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其三，推行以工代赈。当受到灾害、瘟疫等冲击时，国家除了薄征、贷种、散粟等救济措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刺激消费、扩大生产、增加就业（《管子·侈糜》）。这其中包含了今天看来也十分先进的精准扶贫、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思想。

《管子》是一座经济思想的宝库，也是一部经济政策的百科全书。其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远非上述内容所能概括。尽管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管子》中仍有许多宝贵的经济思想值得深入挖掘、精细提炼与弘扬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