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钰

（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一、引言

2018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编入新《刑事诉讼法》，立法机关在总结和吸收全国试点地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匹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刑事速裁等简化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程序开始构建。程序的简化导致针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刑事辩护压缩了实体辩护的内容，倒逼程序辩护的扩张。陈国庆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截止2019年12月单月认罪认罚从宽的全国平均适用率已达80%；今年第一季度，虽然受疫情的影响，但多数省市保持了适用率的相对稳定，全国平均适用率为76.1%”［1］，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显然已显现出“大势所趋”的态势，而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程序中一般处于人身自由被限制的状态，要实现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程序选择的自主性和量刑建议的公正性，避免办案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辩护律师必须进行有效辩护。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有必要对有效辩护和无效辩护的标准进行厘清和界定，以对该制度实现有效辩护提出标准上的参考。

二、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有效辩护的界定

（一）有效辩护的域外参考

有效辩护（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理念起源于美国，间接体现在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中。后来，联邦最高法院于1932年的鲍威尔诉亚拉巴马州一案的判决中，第一次对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宪法权利进行认可［2］。迄今为止，即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进行了承认和重申［3］，其依然没有对“有效辩护”作出明确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