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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视野下的瓷板画《森林之歌》研究

2020-01-07李小林

陶瓷研究 2020年1期
关键词:人类生命

李小林

(景德镇陶瓷大学,景德镇,333000)

0 引言

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是当下社会语境下的一个重要话题。无论是当下的艺术作品还是文学作品,都不免将两者代入一个二元对立的局面。在祝大年先生的作品之中,显然是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这两者的二元化思维。

1 共生——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

在瓷板画《森林之歌》的画面中,作为自然的主体的树木几乎占据了作品的整个画面,再现出了一副云南少数名族生活的场景。画面中呈现出的唯一的人类主体的活动——在画面偏右下角的五个云南土著人,乘坐在由木头制作的小船上,载着他们刚从果园里摘下的新鲜瓜果,正要渡过这条由山泉瀑布汇成的河流。80年代,位于云南地区的少数名族多以种植他们的农作物为生,这些瓜果也是他们的生活必须物品。他们在无意识的日常生命活动中实现了生命的价值以及尊严。当地土著人用木头制成的小船、土著女性手里撑着的油纸伞、盛装作物的编织篮子、划船的浆等等。这些作为人造物的船、油纸伞、篮子浆等一切需要人类作为主体而创造的人造物,都象征着人类的智慧。将之于作为自然的主体的树木、植物、水等物质区别开来。同时,这些象征着人造物的艺术符号肯定了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也是人类作为有思想的主体的智慧的象征。画面中展翅飞翔或正要展翅欲飞的天鹅,以及潜藏在水中的等等生物不一样的是:与这些区别以人类的生物体相比——精神价值是人类存在的意义的重要体现。精神文明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与人类的智慧,科学创造相结合,一起推动共同体的发展。这表现在人类自身的精神价值以及人类从这些非人类生物个体以及大自然之中学习的本能。为了生存战斗的狼群与在树上睡觉的树懒不同,人们会从狼群的生存斗争中学会勇气以及坚强。天空中翱翔的雄鹰与叽叽喳喳的麻雀不同,人们可以从雄鹰那里获得搏击长空的勇气。一望无际的大海与山间潺潺的小溪不同,人们可以在容纳百川的大海中学会包容……人类通过对大自然的思考与学习中,更进一步的来实现这种宝贵的精神价值。在《森林之歌》之中,画面中的两位男性都拿着当地最常见的乐器,似乎两人在合奏一曲意境悠远的曲子。旁边无论是撑伞的女性,还是正在划船的女性,亦或是已经被乐曲代入另一个审美世界身着粉色衣服的女性,他们的这种行为意识正是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可贵的精神力量的来源,也是确保人类历史不断更替繁衍的的重要因素。音乐在这副画中体现的是一种超本能的生命意识,也是人的本质。也是从愿望到满足,又从满足到愿望迅速过度的反复过程。

其次,画面中出现的这些人造物在肯定人类的价值时,并未将自然视为客体化的驯服对象。乐器、油纸伞、船瓜、果篮等一些人造物体现了人在大自然中进行实践活动的这一主题,同时也表现出了人可以随意凭借自己的能力支配自然的权利。看似这是一个矛盾的主题,既然处于支配状态又如何实现“和谐”。在这里很容易被观者误解成与生态文化时代相抵牾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但事实上,画面近乎完美的一种动态平衡感回答了这一切。反而在观者式的对话中,两者的力量在彼此上面得到了见证。画面之中的森林、河流、非人生物为作为人类求证自我价值,实现个人意志提供了空间与机会。另一方面,大自然的力量和魅力正是因为人类的智慧和创造性得到了显现。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较量。也正是因为这种彼此间互动的形式,使得作为有思想的人类能投身与自然界生生不息的一种生命浪潮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又为人类与自然的构图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语境。使之能够在大自然中领悟到自我生命的存在价值以及其它生命的存在意义。在以农作物为生的云南边境少数名族人那里,他们需要依靠自然而活,需要与大自然的配合才能让他们的生命延续下去。对他们而言,大自然是充满亲切而又敬畏的。这种将大自然人格化的再现方式,赋予了主体一种生态视野。创作者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朴素的世界观,即人类生命共同体。肯定了非人类与人类的同等价值。

我们可以发现,画中作为人类主体的五个艺术形象。在他们寓情于景的画面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似乎在与周围的一切互动,将自己与除自身之外的外界物建立起一种主客关系。他们在日常劳作之中邂逅了自然的一切,并且与之对话,交往,甚至是彼此陪伴。他们将自己生存空间的生物视为自己的朋友同样需要自己的尊重。而对作为非人生物,它们也并没有因为主体的存在而扰乱它们的正常生物活动,反而他们彼此享受着彼此的陪伴。他们为小鸟的歌唱奏乐,各种生物按照自己不同的语言歌唱着,有聆听的少女、还有飞舞的天鹅。他们按照自己方式生存在这一片和谐的天地里。

《森林之歌》通过主客体的塑造,描绘了人类理想家园的画面。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之中达到一种动态的生态平衡,通过主客体之间相互融合的交流构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在《森林之歌》中,人类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将主体的主客观价值发挥了出来,实现了道德化的生存方式。而这种道德的生存方式为人的审美能动性奠定了重要的精神基础。

2 存在——人对自然的审美感知

人与生态关系的前提是对家园意识的考量,同时也蕴含着更为深层次的人对自然的审美以及人类存在的意义。自然的人格化构建了《森林之歌》的家园意识。人类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去亲近自然及融入自然。自然也在某些程度上成为人类的延伸,展现着人类对自然的真善美的向往。对于画面中的主体而言,自然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以及生活资源,他们生活的一切原材料都要来自于自然,他们以靠自然而生存。同时,自然界的景色以及一切美妙的东西又在无时滋养着人类的审美心灵。美妙的花朵、苍劲的大树温、柔的河流奇、特的藤蔓飞、翔的天鹅等等,这一切都是心灵的养分。人类深处其中,感受着生命本身的诗意。同时对自然的热爱的这种情绪也在此得到释放。这里传达的是一种超越性的审美生存体验。他们在奏乐以及无意识的审美感受中表现出了自我与自然统一的家园意识。但这仅仅是一种相对于他们而言较为普通的生命体验行为而并非抽象的、纯粹的审美活动本身。画中的作为人类代表的主体艺术形象,并不是在大自然之外来进行审美的,而是在大自然之中进行的审美活动。并且具体的来说,这种审美活动是在日常的生命活动之中来进行的。在这种物与我同一的状态下,大自然的魅力与力量得到了显现。在《森林之歌》中,自然界无处不在的生命活动为作为典型的西双版纳男性与女性的艺术符号个体提供了无限的审美愉悦:自在飞翔的天鹅、迫不及待的想要挣脱水面的雏鸟、在树上歌唱的小鸟、还有静静的欣赏他们表演未出现的非人类生物……这些充满着生命激情与活力的生物,与画面中作为主体的人颇显静态的生命活动,一呼一应。使得观者可以与大自然合二为一,尽全身心的去感受这些大自然中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的丝丝律动。在这种主客体同一的动态平衡状态之下,各自的价值得到了充足的展现,人类对大自然的审美感知得到了显现。

如果说生命的美感仅仅体现在外在的形象符号之中,未免略显肤浅。所以,我们在精神空间之中,展开了内在的质美。音乐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在这里隐喻着智慧。而西双版纳又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名族,对于这样一个名族而言,可见诸如“音乐”“舞蹈”这些高度文化艺术性的活动的重要性。天鹅能像人一样翩翩起舞,鸟儿可以像人一样去歌唱,瀑布声可以像他们一样释放出动听的音乐,还有快要挣脱水面的幼鸟……在作者看来:天鹅会“舞蹈”的这种能力、鸟儿会“歌唱”的这种能力、幼鸟挣脱水面这种“抵抗”的能力,这些都是相对于非人生物本身不同寻常的美感,使得观者也不禁被他们的力量所赞叹。原因不是作为非人生物的本身所具备的某些特质,而是他们被人格化了,从而具有了某些人类身上的需要学习的本事,也包括突破本身生命的更高精神品质。正是这种拟人化的特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些非人生物与我们的平等。此外,生命之美还源于高尚的的情感和高贵的品质。幼鸟在成年天鹅的带领下,一只又一只的突出水面成长起来。大树和蜿蜒的藤蔓一直无尽的向上伸展从未放弃生长的机会……这种强烈的审美效果总可能勾起我们的某种回忆。作者在给予这些非我的生命的高贵精神品质的同时,赋予了他们更深刻的审美空间。进而创作者丰富的审美感受得以体现,这一过程,既是对作者本身的肯定,同时赐予了观者极为丰富的审美显现游戏的可能性。也使的作为主体的个体获得了对于生命以及存在更为有价值,更充实的美的感受及追求。

在《森林之歌》中,创作者通过一定的艺术符号把自我的审美观念以及个人的人格价值表现了出来。画面之中主客体的生命体验,向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审美价值,同时大自然为人类拓展了审美空间。使整体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诗学的生存能力,同时也促进了其审美主体性的构建。

3 非原始主义的回归——家园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祝大年先生在《森林之歌》中,通过再现的方法表达了自己的生态理想。作者所处的那个生活年代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同时在他的润色下,也让《森林之歌》更具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哲理价值。其中就隐含了祝大年生于那个年代对于自己精神的寄托,以及对人类陷入生态危机原因的思考。

祝大年生于1916年,15岁就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学习美术,他的老师最出名的有林风眠与吴大羽两位大师。他接受的是最正宗的中西融合的教育,主攻陶瓷和绘画。18岁时,他来到北平国立艺专学习雕塑。后来,经蔡元培先生的推荐,去到了日本的东京帝国美专学习。拜师于日本国宝级陶瓷家——富本显吉、北大路鲁山人的门下。抗战爆发后,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国,画抗日宣传画和壁画,后来又从事陶艺创作。经历了二战、内战,他一直没有离开心爱的陶瓷。文革时期,祝大年是土豪出身在那个年代,简直是不能更坏的出身,所以,祝大年就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了。 那时的知识分子很爱惜名节,最痛苦的莫过于无法再发挥才华。放羊、养猪、批斗成为祝大年的日常,他做了几十年的陶瓷、雕塑、授课已遥不可及。正是生于一个这样风云变幻莫测的动荡年代,经历了战争与解放,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他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以及社会的变迁,以及由这一系列的变化带来的整个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在现代社会前期,人们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步步走向病态的矛盾发展状态之中。人类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在已转型为工业社会的发展下,不得不以牺牲一定的自然资源和一定的自然环境来达到人类的利益欲望。然而,在这种矛盾的发展状态之下,人类并没有在掠夺自然的过程中,获得足够的幸福感和完满的精神。反而,人类的欲望在不断的加剧,更为物化。以此循环,生态危机一步步恶化,直到威胁到人类的存在。人类在沦为技术机器和消费奴隶的道路上,人性的危机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离理想生活中的“真”“善”“美”越来越远,从前所追求的意志和信念已经变得不堪一击。在这基础下,人们的感悟力和审美能力迅速退化。而对当下的反思与积极探索人类走出危机的可能性是迫切需要的。因此,非原始主义的回归是《森林之歌》的一个重要主题之一。这种非原始主义的回归,也就是回归人类所抛弃的家园,重建以自然为母体的家园命运共同体。回归人类所抛弃的家园,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生态伦理道德的构建。在这里,人类根据自身的价值尺度,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实现了相对于外部的主体价值意义。同时构建一种关于人类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生态理论思想的道德伦理主体性。《森林之歌》寄托了一种理想的生态主义思想,它试图修复人们在与自然产生割裂之后的精神失调和已然被异化和物化的内心。通过审美主体性的构建重新唤醒人们内心的审美能力和感受力,再借助这种能力来消除人类的过度理性以及无尽的欲望纠缠,实现精神的自由,重新找回真我。在如今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以及人性的沦丧的今天,这种理想的生态主义理想正是我们的一剂良药。

4 结语

祝大年先生在艺术创作上拥有极其精确以及明确的系统方法,他的聪明才智以及由内而外的感受性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真切的解译出来。他是一位现实主义画家,因为他的构图不是凭空创意的结果,而是出于某种确定的可见性。他的题材大多来自于日常生活之物,而他的作品的色彩又隐藏着他对大自然中四季的色彩与形态的变化感知,以及更加明快的自然纯粹的色彩。色彩的质感可以在日本的风俗画浮世绘中找到线索,当然也不可否认整体强烈的装饰。一方面,我们不难在审美过程中,对他的作品的色彩感及构图所带来的愉悦感所吸引。另一方面,作品传递给我们的时代内涵和哲理价值,这种方式很容易将观者植入其中,产生无数的审美游戏。《森林之歌》以自然生活的艺术性再现,隐喻了由人类与自然的一种完美的动态平衡到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再到最后对生态的反思。他在构建出人类与自然完美的生态互动平衡感的同时,对人类的归宿感、生存方式、现代化文明、以及家园重建的意识进行了深刻的探索。面对现代文明的来袭,只有让伦理道德重新回归,为诗意的生存提供一定的精神基础,人类也许才有可能避开现代文明对我们的一切不合理的赋形。不同的个体,能够根据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有选择地接受现代文明的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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