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文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斯威夫特身处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古今之争”思潮中，刘小枫教授极其重视这一文化思潮，认为“古今之争”在欧洲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并列(1)刘小枫：《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从时间指向上来看，居其中间的古今之争不仅有着历史必然性，而且其转折意义非比寻常。文艺复兴把人从宗教高压中解放出来，是举着复兴古希腊、古罗马人文价值的旗子完成了“宗教人”到“自然人”的转变，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得以高扬。但是，放任自由、高扬感性的背后却蕴含着更大的虚无，人的理性突破了宗教的“樊笼”却又落入王权和资本的陷阱。而启蒙运动正是在文艺复兴的缺点处开发，标榜科学和民主，旨在为人的理性确立一个新坐标，用新的准绳清洗以往的不合“理”观念。既是有关价值观念的转变，必然要涉及一场形而上的古今论争，相比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古今之争”的转折意义在于对前者进行反思和对后者进行思想预热。

作为这场论战中的关键人物，斯威夫特代表了崇古派的观点，他对坦普尔的思想有所继承，但更多的是发展。总之，斯威夫特承续了坦普尔厚古薄今倾向，“蜜蜂”与“蜘蛛”的古今对比观存在其创作始终。但是斯威夫特关于古今的思考比坦普尔更加深入，他不仅进一步展开了坦普尔《论古今学问》中引而未发的政制问题，而且把宗教和学问问题也整合进其思想体系。斯威夫特对这三个维度的思考清晰地呈现在其早期创作中:《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和争执及其对两国的影响》讨论了政体问题；《木桶的故事》“旨在揭露宗教和学问的谬误(2)(爱尔兰)乔纳森·斯威夫特：《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李春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与之一同付印的《书籍之战》和《论圣灵的机械运转》则进一步就学问和宗教问题展开讨论。

一、蜜蜂与蜘蛛的鲜明对立

《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和争执》是斯威夫特发表的第一篇论说文，斯威夫特的讽喻之剑此时尚未出鞘，但是字里行间已经透露出尖锐的论战风格。在正文之前，斯威夫特引用了卢克莱修《物性论》中的一句话：如果你认为这是正确的，就认输；如果你认为是错误的，就准备反驳。英国的思想争鸣往往与政治动态紧密相关，斯威夫特写这篇文章显然是旨在探讨“帝国的命运(3)(爱尔兰)乔纳森·斯威夫特：《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李春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页。斯威夫特自言“最近我们的一些公共诉讼和我们仍然深陷其中的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引发了一些思考，这些思考促成了这篇论文”。”。此时斯威夫特内心那“狂热的怒火”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用这样一句充满火药味儿的引语奠定了整篇文章的论战基调。“权力均衡”是斯威夫特认为的理想政治形态，他在第一章考察了权力均衡的本质，即国王、贵族、平民三方角逐权力的政体框架，接着就指出民众独裁对希腊和罗马的危害。他认为民众利用法案弹劾伟人导致了希腊的灭亡，而贵族和民众的夺权斗争导致了罗马的灭亡。斯威夫特列举了许多例子用来说明他的观点，这也是第二章、第三章的主要内容。需要注意的是，斯威夫特反对“那些靠对民众溜须拍马(4)(爱尔兰)乔纳森·斯威夫特：《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李春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273页。”而获选的议员，但这并不代表斯威夫特反对民主，或者说斯威夫特反对的是扭曲了的民主。这种民主始于“民众独裁”的权力欲望，最终却使自己成为了独裁者的牺牲品。斯威夫特抨击的是违背了梭伦建制、打破了权力均衡的平民专政，而并不是民主政制本身，他在第四章的结论里重申了这种观点：

首先，国家的权力均衡一旦正式确定，最为危险和愚蠢的做法是对于民众最初的夺权行为做出妥协……其次，从这种结果不难判定民众侵权的特定等级……再次，(对于公民大会，恕我直言)很难找到某个人只犯一种错误或只有一个缺陷，也很难找到民众代表或民众整体能够完全避免某种错误或缺陷……最后，所有自由的国度应该避免独裁，即把无限权力仅交给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手中(5)(爱尔兰)乔纳森·斯威夫特：《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李春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264-265页。。

斯威夫特认为：现在的英格兰正在重走希腊和罗马的老路——民众专政，似乎意在“证明英国的民主革命品质低劣(6)刘小枫：《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为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作》，《江汉论坛》2015年第5期。。”其实未必如此，斯威夫特认为，清教出现之后民众与贵族之间的权力由均衡走向失衡，按照本文的论战风格，如果斯威夫特旨在批判民主制度，接下来他肯定会把矛头直接指向英国宪政。但是他又特别强调了个人之于议会的影响(7)例如，“议会在辩论事务时出现的大多数错误或失策来源于个人对于大多数人的影响”，“无论是在当今民众代表中间，还是在过去的全体民众中间，一个人对一群人的影响似乎同样巨大”，“一个人作为履行公共职责的民众代表和他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之间的差异是世界上最大的差异”等等。，把议会决策的大多数失误归因于党派对民众的谄媚，他在开头交待了促使自己思考的外因，也在结尾表达了对当前议员选举的看法，还有他所认为议会的理想形态。

……这样的议会必须一致行动，遵守公共原则，为公众服务；辩论时不要有虚情假意，不受某个领导人或鼓动家的影响；议员不是想方设法说服大多数人同意自己的意见，而是随时准备同意整体上比较明智的决议，虽然它与自己的观点相左(8)(爱尔兰)乔纳森·斯威夫特：《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李春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268页。。

由此看来，斯威夫特对民主制的态度，就好似“清君侧”一样，他所针对的是那些靠对民众溜须拍马而当选的“奸臣”，这样的议会和他们所代表的民众是脱节的。当这些议员提议时，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所在党派谋利而非代表民众意愿。这种民主政制在推崇权力均衡的斯威夫特看来，自然是变了味道的“伪民主”。

与讨论政体时直来直去的写作风格不同，《木桶的故事》涉及到对宗教和学问的看法，斯威夫特不得不采取讽喻手法，他的写作风格也由此确立。《木桶的故事》由宗教故事和五节“散记”构成。“散记”部分有学者已经做了详细且充分的论述，即这五节“散记”是“遵循从提出批评概念并讽刺虚伪的学究式批评，到揭露所谓‘正牌批评家’琐碎、迂腐、考据的癖性，再与主线故事汇合痛讽‘现代派’对‘新哲学’体系的狂热崇拜，最终牵扯出隐伏其后的笛卡尔唯理主义，指出其是滋扰现世秩序与学风传承的不安因素这样一条清晰线索；因而可以说构成了与主线故事批评宗教狂热主题并进的、批判‘现代派’学识狂热的‘第二战场’(9)历伟：《“古今之争”与“离题话”：被忽略的事件及文本》，《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可以说，批判宗教狂热和现代学识的狂热是《木桶的故事》中两个并行的主题，《书籍之战》和《论圣灵的机械运转》则是对这两个主题的进一步延伸。

两派书籍开战之前，斯威夫特铺写了两个“楔子”，即帕纳萨斯山争论和蜜蜂与蜘蛛的寓言。前者指出现代派断古自大的学术倾向，与当时沃顿和本特利意图以考据方式质疑古典文艺地位的现实情况相联系。叙述者借对双方实力的描述表达了他鲜明的立场：现代派虽然队伍庞大，却为谁当领袖而起了争议，其中的杂牌军更是由一群衣不蔽体的“无赖和流浪汉”所组成。相比之下，古代派的军队虽然很少，却装备精良且井然有序。帕纳萨斯山争论是对现代派学识实力的鄙夷，而蜜蜂与蜘蛛的争吵则进一步凸显出二者学识德性的高下。蜜蜂将争吵的关键归结为一个问题：哪一个生物更高贵？

一个仅关心四英尺见方的弹丸之地而且狂妄自负，虽然自给自足，却变一切为废物和毒液，最后造出来的只有毒药和蛛丝；另一个以天地为家，凭着不懈追寻、潜心研究以及对事物的正确判断和辨别，带回了蜂蜜和蜂蜡(10)(爱尔兰)乔纳森·斯威夫特：《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李春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205页。。

由此，古代派不仅在成果方面，而且在品质方面也胜过了现代派，“蜜蜂”对“蜘蛛”形成了全面压制。《论圣灵的机械运转》接续《木桶的故事》最后一节对杰克所代表的狂热派的讽刺，但是语气较之有所缓和。后者以讽刺彼得和杰克为主，是“讽中带论”，而前者则是“论中带讽”，用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讨论宗教狂热。在理性的审视下，斯威夫特区分了自然原因和技艺使然的两种狂热，界定了自己所论的范围，对会众和布道者在参与狂热中的作用分别加以讨论，并且勾勒了宗教狂热的大致历史。虽然最后并没有总结性的结论，但是作者的观点早已开门见山地摆了出来：以讽喻的形式抨击非国教的信仰，尤其是贵格派、清教徒以及其他操纵圣灵机械运动的“工匠”。

斯威夫特早期关于政体、宗教、学问的思考，受古今对比的二元思维支配。但是他并没有一味抬高古人、贬低今人，而是考虑到了其中的复杂性(11)历伟：《调和古今：<书战>叙事裂缝中的文化抉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书籍之战》中坦普尔的身份很能说明问题，坦普尔是现代派的一员，却长期向古代派学习，因此是最受古代派钟爱的“现代派”。也正是坦普尔的“通风报信”，才使得古代派有所防范。虽然斯威夫特表达出一种调和古今裂缝的倾向，但是这场“古今大战”过于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争斗盖过了携手并进的中和。而在《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关于古今价值取向的思考更加成熟，弥合古今倾向也愈发明显。

二、巨人与侏儒的模糊立场

总之，“小人国”和“大人国”形成的对比是“现代民主政体和古代君主政体的对比”(12)刘小枫：《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为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作》，《江汉论坛》2015年第5期。。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格列佛游记》延续了《书籍之战》中坦普尔的双重身份问题。作为游记的叙述者，格列佛既是“小人国”中的“巨人山”(The Great Man-Mountain),又是“大人国”里的畸形儿(Lusus naturae)，导致格列佛从“看”到“被看”地位的转变。这种身份立场的模糊性在慧骃国一章里更加明显。

在“小人国”里，格列佛拥有各方面主动权。他既可以听从国王号令帮他打败敌国舰队，也可以反对国王彻底消灭敌国的命令，同时，在国王想要制裁他的时候他可以选择逃跑。不仅如此，体型的庞大也给格列佛带来了自由的视角，利立浦特国的一切在他看来都非常渺小，这使他可以始终保持上帝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格列佛可以从容不迫地审视他所见到的东西，因此他对“小人国”的党派、战争、官员任职方式、法律、风俗、教育制度等情况进行了全方位观察。虽然格列佛本身持中立态度，但经此变形，在我们看来不免就有了讽刺味道，其中渗透着斯威夫特关于英国现状的思考。而到了“大人国”，格列佛处境颠倒，格列佛作为一个玩物被其主人带到各地供巨人观赏。格列佛不仅没有了主动权，而且在视角上也变得极其狭隘，处处需要仰视，也处处被人观察。在“小人国”，他可以随意观看眼前的制度风貌，但是他对“大人国”法律、军事、政党、学术等情况的了解，却只能靠去图书馆一行一行地阅读书籍。不仅如此，格列佛还从一个“言说者”变成一个“被言说者”。当谈到“小人国”的法律时，格列佛说道：读者应该明白我指的只是他们原先的那些制度，而并不是后来那臭名昭著的腐败政治(13)(爱尔兰)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杨昊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而在“大人国”，格列佛向国王介绍完英国的制度后，却遭到国王的贬斥：我想你们有几条规章制度原本还说得过去，可是那一半已被废除了，剩下的全被腐败所玷污(14)(爱尔兰)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杨昊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叙述视角的变化对照着叙述者身份的模糊，虽然“小人国”和“大人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格列佛的立场是模糊的。“小人国”内有党派纷争、外有敌国威胁，不啻为其时英国的翻版。其皇帝看似精明，在官员选拔制度上却一塌糊涂，格列佛认为这些是腐败的政治，这也代表了斯威夫特的观点。然而到了“大人国”，格列佛却转身一变偏袒起本国制度，竭力掩饰祖国的缺陷和丑陋。他把国王的侮辱当作一种无知和狭隘，他又谈到这个国家学术很不完备、法律条文很少、文风不华丽，只靠常识、理智、正义和仁慈来治国。斯威夫特在这里运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法，尽管我们可以大胆地断定斯威夫特是站在国王的一边，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格列佛并非如此。

第三卷主要是对现代学问的讽刺，确切地说，是讲述“现代哲学对政治实践的影响”(15)(美)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1960-1990：全译本》，张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布鲁姆(Bloom,A.)在《巨人与侏儒——<格列佛游记>述略》一文中有十分精彩的论述，而刘小枫教授则点出了格列佛在卷3中身份的模糊性(16)格列佛在此卷既像一个“崇古派”，又是一个“崇今派”，详见刘小枫：《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为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作》，《江汉论坛》2015年第5期。。其实，随着斯威夫特理性思辨的逐渐成熟，其笔下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问题也逐渐清晰，成为其创作中一个隐含主题。这种模糊性早在《书籍之战》中就以坦普尔的身份出现过，《格列佛游记》的前两卷也涉及到，第三卷通过学问与政治实践的交融加深了这种模糊，第四卷则把格列佛既非慧骃、又非野胡的模糊性彻底确定了下来。

格列佛在慧骃国不仅作为英国的代表，而且代表着整个人类的理性部分，第四卷围绕着格列佛和慧骃的对比展开。格列佛，或者说人类所引以为傲的理性，在慧骃的审视下只是“某种适合于助长我们天生罪恶的品性(17)(爱尔兰)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杨昊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格列佛对此不仅没有反驳，而且也放弃了在“大人国”国王面前那种对自己祖国的偏袒，他谈到自己如此做的动机：

这些杰出的四足动物的许多美德与人类的腐化堕落形成了直接的对照；至此它们已打开了我的眼界，也扩大了我认识的范围，使我以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行为和感情，同时也让我觉得真是不值得设法来保什么同类的尊严……拿定主意永不再回到人类中来，而要在这些可敬的“慧骃”中间度我的余生……(18)(爱尔兰)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杨昊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彼时，格列佛已见识过野胡的脏乱险恶，而被慧骃的高贵、善良等品质所折服，他对人类理性的看法也已经被慧骃同化，表面上看来格列佛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然而格列佛的身份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前三卷中，格列佛的身份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在“小人国”中是“巨人山”，“大人国”中是“畸形儿”，第三卷中则作为一个参观者。格列佛从不为自己身份发愁，而且都是选择了主动离开这些地方。但是在第四卷情况发生了变化，格列佛刻意在吃、穿、住、行等各个方面与野胡划清界限，竭力证明自己不是野胡，为的是能够留在慧骃国。但显然慧骃们理解不了这样一个“复合的存在物(19)(美)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1960-1990：全译本》，张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最终还是被慧骃代表们认定为野胡而驱逐出国。

格列佛的复合性对慧骃而言是个不能理解的难题，但对于格列佛自身而言显然并不成问题。他清楚地认识到人性之恶，也知道自己的本性如何，但同时他也向往慧骃的高贵理性，因此他甘愿作为一个被改造的“野胡”留在慧骃国。简言之，格列佛代表了一种由“野胡”上升为“慧骃”的可塑性。但是野胡固然可恶，慧骃的绝对理性也并不就是斯威夫特所赞扬的，相反，其中或许蕴含着斯威夫特对那种以抽象普遍性的名义来否定身体与激情的哲学的批评(20)娄林主编：《斯威夫特与启蒙》，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不管斯威夫特态度如何，格列佛的身份是彻底模糊了。经由4次出游，格列佛不仅完成了“巨人”与“侏儒”的身份经历，模糊了古今身份立场，最后更是成为“野胡”与“慧骃”的结合体，其立场也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政体、学问、宗教方面，而是上升为对人类永恒真理的追求。由此，斯威夫特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复杂性主题正式凸显出来。

三、结语：对人类理性问题的思考

《格列佛游记》中的柏拉图底色已经被不少学者所论证(21)例如，布鲁姆在《巨人与侏儒——<格列佛游记>述略》一文中提出斯威夫特的判断标准与柏拉图相一致，认为慧骃国是一个“建立在柏拉图《理想国》基础上的乌托邦”；刘小枫认为斯威夫特延续了柏拉图对灵魂问题的讨论；山克曼在《启蒙之前的理性与启示——沃格林的分析与斯威夫特的例证》中指出，沃格林所阐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理性的理解，与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对理性的理解非常相似；戴智恒在《斯威夫特的返归——论<格列佛游记>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自然和理性》中，从《格列佛游记》和《理想国》情节、主题的相似性入手，解释了自然与理性的古今异变。，一直以来，理性问题都是西方思想史上一个重大课题，每次重大社会思潮的发生必然离不开对理性问题的讨论。斯威夫特处在古今之争末尾、启蒙运动前期，他看到了现代启蒙理性对宗教信仰可能产生的冲击(22)时霄：《英格兰“古今之争”的宗教维度与斯威夫特<木桶的故事>》，《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因此对当时人们关于理性的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斯威夫特在《致亚历山大·蒲柏》中说：“我已经搜齐资料，打算撰文证明，把人定义成“animal rationale”(理性的动物)是错误的，它只是“rationis capax”(能够使用理性的动物)而已(23)(爱尔兰)乔纳森·斯威夫特：《桶的故事·书的战争》，管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60页。。

“理性动物”与“能够使用理性的动物”差别巨大，人类所引以为傲并习以为常的理性观念受到了根本且理智的质疑。斯威夫特在此呼吁从与经验之根断裂了的陈腐的流行定义转身，返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阐发的关于理性的古典经验(24)娄林主编：《斯威夫特与启蒙》，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从斯威夫特的早期创作到《格列佛游记》，我们不难梳理出他那条缕清晰且逐渐粗壮的理性之维。

这条理性之维由政体、宗教和学问三方面构成。对于政治问题，斯威夫特往往采取比较直接的表达方式。不管是早期的《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和争执》，还是晚期的《格列佛游记》，都能感受到作者在对当前政治传达一种不满的情绪。而斯威夫特从一开始对打破政治均衡的民众专制和党派纷争的不满，到后来对法律、教育、政府选举等各项制度进行了辛辣讽刺，所思所想脱口即出，所讽所刺淋漓尽致。而对于宗教和学问，尤其是前者，斯威夫特比较谨慎，采用反讽和隐喻方式。宗教问题在其创作中时隐时显，“在他的乌托邦国家里，这个问题或者以无信仰的方式解决，或者干脆完全被压制了(25)(美)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1960-1990：全译本》，张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尤其在《格列佛游记》中更加隐晦。但宗教问题仍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不来夫斯库帝国和利立浦特帝国的战争就起因于对经义的解释有分歧，在宗教上“闹门户分立”，第三卷中写到飞岛国和拉格多科学院对学问的狂热，这些都是对《木桶的故事》里“杰克式狂热”的一种回应，也是对欧洲宗教问题的历史总结。《格列佛游记》的每一卷都隐含着从《圣经》视角对乌托邦的观察(26)娄林主编：《斯威夫特与启蒙》，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不仅如此，对宗教信仰的维护还是斯威夫特思考理性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木桶的故事》副标题为“为普遍提升人类而作”，在开始的辩护中，作者指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宗教信仰失落的威胁：令虔诚和明智的人感到羞愧的是，人们贪婪地阅读他们的作品，仅仅因为后者充斥着无耻、虚假、和亵渎神灵的主张，同时夹杂着对教士的不敬言辞，旨在公开反对所有宗教。简言之，他们的所有原则受到热切欢迎是因为他们旨在清楚宗教告诫的恐惧：人将为自己的罪恶生活负责(27)(爱尔兰)乔纳森·斯威夫特：《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李春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页。。

毫无疑问，对宗教告诫的恐惧是人们得以保持宗教信仰的前提。而随着启蒙思潮的壮大，不少知识分子——如本特利和沃顿——开始鼓吹当代技艺的伟大，在宗教方面主张以“可见之事”证“不可见之事”。然而斯威夫特认为以理性证启示将最终导致启示的虚无，因此主张保留宗教的神秘部分。基于不同的宗教立场，沃顿《关于古今学问的若干反思》中采取的考据证伪方式，把战火引到了学问方面。从《书籍之战》到勒皮他飞岛和拉格多科学院，斯威夫特逐渐把现代学问和现代政治实践关联起来。在《格列佛游记》第三卷中，科学成为一种影响政治实践的重要方式：勒皮他飞岛用数学思维思考一切，飞岛上的人们一只眼睛朝内，另一只眼睛朝外，他们不接触感官对象，以至于需要时时被仆人拍打才能从思索中回到现实。不仅如此，借助科学的力量，飞岛国王可以任意镇压反抗者。而拉格多更加荒唐，仅仅有人到勒皮他学了一点皮毛，就回国争取到皇家特许，建起来的拉格多科学院影响了整个王国的生活方式。越到后期创作，斯威夫特理性三维相互影响程度越深，其理性思辨也愈成熟。

至此，斯威夫特基于政体、宗教、学问的思考融为一体，他对人类理性问题的思考，不仅成功反驳了“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陈腐又流行的观点，而且也通过描绘慧骃那高贵且善良的理性生活，告诉了我们应该具有怎样的理性。但格列佛对慧骃的认同并不代表斯威夫特的认同，我们很难搞清楚斯威夫特是否又加了一层反讽。无论如何，作者与叙述者之间存在的这种距离，足以使读者理性地审视慧骃的理性究竟是否合理。从这一点来看，斯威夫特重新把“人应该具有怎样的理性”这一人类命题提了出来，这既是柏拉图思想的时代回响，也是对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深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