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诗雅

摘 要：治愈型纪录片的作用对象是人类心灵，这一类纪录片以纪录真实为核心，其显著特征是呈现出浓烈的诗意性与强烈的生命关怀。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人类的心灵必然会不断陷入物质文明困境中，于此同时，人性的阴暗面也会突显暴露。基于此，治愈型纪录片的存在显得十分必要。因而通过对《儿子/兒子》诗性之维与社会效用进行分析，可为治愈型纪录片的创作提供多维视角。

关键词：治愈型纪录片;《儿子/兒子》;诗性之维;社会效用

一、治愈型纪录片的创作土壤

现代派诗歌之父T.S.艾略特曾说道：“文化是一种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它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架机器。文化之树不能随意创造，而只能栽种培育，而且它最终发育成什么树还取决于种子的性质。”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化出现，都需要依托于它所存在的社会背景与时代背景，而绝不能够凭空产生，而作为影视艺术的治愈系纪录片同样要孕育于当时的文化语境这片土壤之中。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这一形式的纪录片就已经出现。弗拉哈迪的作品《北方的纳努克》拍摄于一战以后，当时在战争这一社会大背景下，人们开始质疑原本的信仰，以往的价值观、世界观被解构，面临崩塌，对生命的认知以及对人生的感受走向消极困惑的一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壁垒不断加固，在此种环境下，弗拉哈迪选择将镜头聚焦于一个边缘的种族——爱斯基摩人，聚焦于他们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依旧纯净的灵魂，影片通过对纳努克及族人在险恶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向处于工业文明中的人们展示了人类原生的勇气、友爱与坚守，在物质主义的工业社会中，这无疑是滋养人类干涸心灵的一汪清泉。而后，受到法国“真实电影”的艺术思潮影响，产生了诸如让·鲁什的《夏日纪事》，这类影片开始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心理治疗的话题，并开始发现纪录片的心理治疗功能。

以此可知，治愈型纪录片的创作必须是扎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配合着社会思潮而产生，由此可发现，近年来治愈型纪录片愈加系统成熟的原因也正是应和了时代的需要：在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看来，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进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克制和压抑人类原始情绪的过程，以此来保证社会秩序的维持，但被压抑的情绪与欲望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或者形成了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如果不采取有效方式和通过媒介加以释放，会造成精神或肉体的病变。[1]治愈型纪录片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为满足人们的心灵需要而出现。

二、治愈型纪录片的诗意表现：外在的诗性与内在的哲思

治愈型纪录片总是流露出浓烈的诗意，这与其“治愈”的性质密不可分。“治愈”的基本含义是“使恢复健康”，在现代语境下侧重于对心灵的作用，指温暖人心，净化心灵，悲伤时能看到安慰，抚平心灵创伤，修补心灵缺陷。从这一含义可以看出，其性质偏向于唯心主义，由此也更侧重于一种感性的表现。其次，“治愈”的核心是爱，而“爱”超出认知维度而存在于感知维度，为配合这一核心的体现，治愈型纪录片也就有了感性表现的需求，从而便激发了影片诗意性的呈现。因此，治愈本身带有的浓重的感情色彩致使纪录片不可能冰冷的阐述现实，冷静的旁观生活，做墙上的苍蝇，它就是创作者对生命理念、社会认知、内心情绪的主观性表达，这是治愈型纪录片何以充斥诗意性的源头。

在治愈型影片《儿子/兒子》中，诗意性也随处自然的流露。这种诗意是外在形式与内在哲思的结合。影片的片引就是黄品萱的脸部特写，而特写作为影视语言，本身就具有深层次的表意功能，同时，采用黑白影像与柔和舒缓的音乐以及第二人称的画外音，使得其中的诗意与情感氛围愈加浓烈。片引结束时，屏幕出现“儿子/兒子”的字样，一个在白一个在黑，让人不禁思考这是偶然，还是代表着黑暗过渡到光明的寓意？全片不断穿插与影片开头类似的画面，黄品萱始终平静，背景音乐始终柔和，而李丛安的信却每一次都不一样，这样的片段仿佛在无形中为影片支起了一条骨架，信的内容不断的推动着事件的发展。包容与爱透过影像，通过感受，穿过思考，渗透进观者的心中。而最后淋浴的镜头，作为影片的收尾，又是一个表意的镜头，让人的心灵仿佛也受到冲洗，一切的污垢，疼痛，仿佛随着流水冲刷被洗涤干净。在经过诧异、困顿、不解、释然、感动、接受等一系列的心理情绪之后，黄品萱身上所散发的慈悲的爱也终于被观者吸收，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本片对于“行云的天空”、“停驻的鸟”等空镜头的运用与剪辑，实现了治愈系纪录片的虚构表意，诗性在意味之中氤氲开来。正如爱森斯坦所说：影像“不是静止地去‘反映’特定的、为主题所需要的事件，不是只通过与之相关联的感染作用来处理这一事件”，影像可以“把随意挑选的、独立的（而且是离开既定的结构和情节性场面而起作用的）感染手段（杂耍）自由组合起来。”[2]

同时，影片中体现出的哲思成为诗意表达的核心。影片的选材主题是“死亡”与“爱”，而生死一直就是哲學领域探讨的终极命题，因此，也就注定影片的本身充满哲思。黄品萱领养了杀害自己儿子的李丛安，受到他人的非议，在不解与质疑声中，她说“别人的想法都不是我的，我不想回答那些问题。因为我的答案是不知道，但我的心知道。向心内求理才能求得真理。质疑来自于他人，而他人所看到的只能是表象的，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相并不能仅仅通过看而得以浮现，而在随后的影像表现中，真相被抓取出来，她认为，李丛安本身就是自己儿子的生命延续，她需要把对儿子的爱分享出去，在领养的时候，她告诉李丛安“你要好好的活着，补偿他没有活出来的部分。”在这一刻，对儿子的小爱升华为了一种普世的大爱，这实际上是一种常人所无法企及的思想高度，是冲破人性阴暗面的桎梏而得以上升的高度，

三、治愈型纪录片的艺术实现：社会价值的传播

任何形式的艺术，其价值的最终实现都需经由人类社会这一最终环节，因此艺术的价值就取决于其所包含的社会价值。

《儿子/兒子》的社会价值体现在对于生命的深刻理解，对于人生真谛的揭示以及对于爱与宽容的传播。影片选择了一桩悲剧性的社会新闻事件，以死亡为起点，以对生命的深入理解与挖掘为主线，最终以爱为终点。通过一个失去儿子，经历生活的困苦而后涅槃重生的母亲之口告知观者，什么是慈悲的爱，什么是包容的力量，人性之善可以战胜人性之恶，爱可以让恨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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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儿子/兒子》一样，许多治愈型纪录片大都讲述一些悲剧性的、沉重的事件，观众在观看时难免有困顿、压抑、难受的情绪，但这正是影片悲剧式的引导，在观看后，往往会产生一种生命本体力量的焕发与苏醒，恰恰如同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说”中谈到“悲剧可以唤起人们悲悯和畏惧之情，并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获得无害的快感，从而达到某种道德教育的目的”。2016年由陈为军执导的《生门》也是悲剧式引导的治愈型纪录片的典范，通过悲剧式的引导，观者在经历压抑低迷的情绪感受后受到震撼的生命启示，心灵随之得以净化，如同在久旱之后迎来甘霖，这样的甘霖显得比以往的任何一场雨来得更让人欣喜让人感动。而这样的感受表明，影片的道德教育作用已经发生，社会价值传递也最终实现。

四、关于治愈型纪录片创作的启示

在题材选择上，治愈型纪录片应聚焦于严肃的、沉重的、具有普世价值且带有哲学思考的“悲剧性”事件，因为悲剧本身带有雄壮的性质，使得其道德教育的效果也更为震撼与强烈。这类事件往往与生死、情感有关，能对人性本身进行深度的挖掘，对观者造成强烈震撼的情感冲击。这类事件可以是社会新闻，也可以是生活日常，还可以是私密性的主体事件。例如《儿子/兒子》就是属于社会新闻事件，这类事件本身带有奇观性，能符合观众的猎奇心理，进而引领观众进入社会价值传播的过程。

在表现手法上，治愈型纪录片应具备更为丰富的表意符号。通过对治愈型纪录片诗性之维的分析，可以知道，治愈型纪录片本身的性质决定其必然带有浓烈的诗意性，但这种诗意不能反客为主的压制纪录片的真实性，因为诗意是为了更好的呈现出“真实”的手段，而不是影片本身的目的。对背景音乐的合理应用、对空镜头、特写等影视语言的恰当使用以及对蒙太奇的正确利用都可以使治愈型纪录片在呈现真实性的同时富于诗意性。

总之，生活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由于文明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疲惫不堪，在喧嚣的城市之中，在繁杂的社会之中，当我们经历了生活的困苦之后，体验到人性中的阴暗面之后，当我们心灵蒙尘之时，精疲力竭之际，我们都需要一剂治愈心灵的良方。因此，治愈型纪录片只有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与丰富，才能满足当今社会人们的心灵需求，成为人类不断积极向上的一股支持力量。

注释：

[1]宋素丽.基于“对话”和“关系建构”的叙事心理治疗——纪录片心灵疗愈功能探析[J].艺术教育，2017（7）：21.

[2] [苏]谢·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348.

参考文献：

[1]宋素丽.基于“对话”和“关系建构”的叙事心理治疗——纪录片心灵疗愈功能探析[J].藝术教育，2017（7）：21.

[2][苏]谢·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348.

[3]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252.

[4]王迟、权英卓.影像的救赎——论自我治疗纪录片[J].北京电影学报.2009（5）.

[5]孟旭舒、李艳.自我治疗纪录片的社会价值——以《狗心》情感表现分析为例[J].视听天地.2016（12）.

[6]李姝.私纪录片的影像疗愈功能探究[J].电影文学.2017（18）.

作者简介：

四川传媒学院有声语言艺术学院专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