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奇，蒋承勇

(1.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0；2.浙江工商大学 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被公认为是20世纪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嘉莉妹妹》(SisterCarrie)是他的处女作。在这部作品中，他不像同时期的其他作家那样责难堕落的女性，而是让嘉莉爬到了社会的上层。这表明，他的现实观照还未臻于极致，客观写实中涌动出浪漫的激情。然而，在对美国梦的解读上，德莱塞却比之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 Jr.)更为贴近自己所处的时代。两者都曾著书立说，现身说法，告诉人们：“一个人只要努力工作，遵守规则，就能取得成功，为子女创造更好的生活”[1]。这是传统的美国梦教程，普通民众对此深信不疑。可是，19世纪中后期发生的社会转型及其引发的错动，致使这种以新教伦理为根基的美国梦模式难以支撑。近乎十年的记者生涯无疑使德莱塞更能明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他在《嘉莉妹妹》中有意识地“颠倒”了美国梦。

在哲学上，“颠倒”现象通常表现为思维与存在的反置关系，是思维歪曲事物本质属性的情态。例如，英国学者乔治·拉雷恩(Jorge Larrain)在早期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中认为，“当马克思谈及意识形态时，他总是用它来指代某种对现实的歪曲和精神的颠倒，而这又是与现实本身的颠倒相一致的”[2]。在逻辑学上，“颠倒”意识常常作用于逻辑推演过程。譬如，苏珊·哈克(Susan Haack)的《逻辑哲学》(PhilosophyofLogics)借以指正新型逻辑对经典逻辑的离变。哈克站在“择代逻辑时代”(the age of alternative logics)的背景下，论证了经典逻辑潜在的多元性、包容性和修正性，以此维护传统逻辑的权威。在修辞学上，“颠倒”技巧是构成矛盾冲突的主要手段。它通过改换人物关系或易位本末、先后、大小、尊卑等次序以创造出具有浓郁幽默情趣的喜剧性场面。本文的“颠倒”释义，更接近哈克的思路。它指称的不是表层意义上的“主次倒置”“逻辑错乱”，而是隐含了“增添”“扩展”“改进”等富有修正底色的引申义。也就是说，对于美国梦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德莱塞自有思量。“历史的叙述”由一系列的愿望清单堆积起来，本身自有其魅惑的成分。既然他没有一味屈从流俗，“颠倒”就成了“反智主义”(1)反智主义与反理性主义是同义词。可参见苏珊·雅各比：《反智时代》，曹聿非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页。(anti-intellectualism)的逆向结论。但是，德莱塞的这一举动不是对美国梦内核的解构或推翻。它是德莱塞基于前代文学作品、意识形态、社会团体等构建起来的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评估和调整。

19世纪后期的美国文坛，豪威尔斯(Howells)式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和亨利·詹姆斯式的“温和现实主义派”[3]大行其道。对于豪威尔斯而言，任何超出中产阶级标准的乐趣和限制都可能被认为是混乱。他无法忍受那时流行的女扮男装的滑稽表演，斥责为“恐怖的美丽”(horrible prettiness)[4]。因为舞台上女性反串的身影，其实暗含的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原本以男性角色为中心的社会公共空间活动。这是美国男性接受的教育中极力拒斥的。同时，豪威尔斯对美的定位也成为一时的标杆。“美学感觉是社会差别的一个标志，在差别模式中强调一种公民关系的明确秩序”[5]102。换言之，豪威尔斯式的文学追求是温和的、保守的、带有规则性、阶级性、纯洁性和道德感的。绞尽脑汁、削尖脑袋向上爬的欲望正是他强烈反对的，美国梦者都应积极效仿《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TheRiseofSilasLapham)中的主人公，遭受挫折而未失体面，终能所成。因此，几年后，“豪威尔斯在哈珀的办公室里见到德莱塞时，这位老人对他说，‘我不喜欢《嘉莉妹妹》’，说完就匆匆离开了”[6]。其中缘由，显而易见。德莱塞不加修饰地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把握住了新旧交替下的时代变化，并且毫不避讳地将其书写出来。这种超前的意识和大胆的举动使得同时期受维多利亚文化风气影响的作家无法接受，因而，他遭到了痛斥。更让“新美国学院代表”(2)这里指的就是豪威尔斯，引自Winfried Fluck.“Power relations in the novels of James: the ‘liberal’ and the ‘radical’ version”.Enacting History in Henry James：Narrative, power, and ethics.Ed.by Gert Buele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24.(fellow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American school)恼怒的是，初出茅庐的德莱塞甚至还想以“粗俗文笔”从性别、诉求和途径等多个维度对美国梦进行“颠倒”。这完全触碰到了他的禁忌。不过，事实胜于雄辩，豪威尔斯后期的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开始直面社会现实问题。“斯文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德莱塞的文学时代随后因势来临。

一、 性别“颠倒”与女权意识

小说中美国梦的性别主体由单一男性增添至男女两性，突显出女权色彩。德莱塞创作《嘉莉妹妹》的缘由，据说与美国作家亚瑟·亨利(Arthur Henry)有关。“亨利计划写一部小说，劝说德莱塞也可以尝试一二。于是，他为了取悦好友，在稿纸上胡乱写了个题目——《嘉莉妹妹》”[7]133。实际上，他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只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他的姐姐们——男女关系混乱、放荡，使得整个家庭蒙羞。特别是爱玛，迷恋上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小职员霍普金斯。两人先是通奸被抓，后又由于盗窃，从芝加哥坐火车连夜逃到了纽约。德莱塞明显是把爱玛的经历当作素材编写入小说，进而为嘉莉的故事走向确定了大致的方向。然而，爱玛的经历不足以支撑起整个情节发展。他还需要综合更多的女性形象以塑造一个普泛意义上的时代典型。

小说的故事时间是1899年8月。从叙事学角度看，这个时间既是人物推动故事演进的内在行为开端，也是作家面向读者述说情节思想的外在年代背景。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进入社会从事工作。数据显示：“到1900年，全美女工人数已占总工业劳动力的17%。”[8]730经济地位的提高重新组构了她们的性别概念。广大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她们认识到自身“美丽的缺陷”[9]61，拒绝盲从“家中天使”和“道德天使”[10]的论调，主动接受高等教育和“理性思维”。(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人的理性被男权社会剥夺，男人永远被安置在女性与理性之间。参见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王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59页。美国“大约超过25%的女性是不容忽视的少数派，她们没有结婚，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增长明显使女性们获得了解放，使她们明白自己除了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外，还能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其他方面的重要作用”[8]784。此外，女性消费群体崛起，“通过把自己定位为消费者，许多中产阶级的妇女能够确定立场积极参与公共活动”[8]767。简言之，美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变革、城市发展和商业繁荣，促使女性快速脱离家庭的羁绊，步入相对自由的待界定状态。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托马斯(W.I. Thomas)将此概括为“女性的不定角色”(the adventitious character of woman)。他指出：“过往女性稳定的性情，现在逐渐被丢弃在某种与社会进程相关联的不定的网络关系中。”[11]女性的身份与家庭关系的疏离，本能地要求她们以多种形式参与社会生活，要求她们同男性一样有平等的晋升机会。女性“追求美国梦成为时尚”[12]225。

嘉莉形象正是这一流行趋势的概括性展示。在小说的开头，她匆匆惜别父母，告别哀愁，踏上前往芝加哥的征程。她就像个“装备得还未齐全的骑士，准备到那个神秘的城市里去探险，做着朦朦胧胧的一步登天的迷梦”[13]2。理想美好，现实残酷。生活的压力、劳作的辛苦不久就将她从姐姐敏妮的简陋公寓推向了推销员洛里埃的怀抱与经理赫斯特渥特的世界。期间，一次偶然的舞台业余演出，大获成功。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艺术天赋，私下里总是学习、模仿、体会。“戏演得逼真，而她把台词背诵给自己听。哦，要是她能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她也能演得激动人心的啊”[13]304。杜洛埃的离开，让她下定决心要去寻求合情合理得到的东西，而不是男人的恩赐，“她要诚实地生活”[13]238。后来，当赫斯特渥特在纽约的事业江河日下时，她凭借之前演出所积攒的自信外出谋到职位，迅速成为演员，并能抓住机会，勤学苦练，最终声名鹊起，“叫这个城市臣服于她的舞鞋之下”[13]2。毫无疑问，嘉莉是城市新女性个人奋斗者的代表。

不过，这样的“女性奋斗者”面世后，却遭到贬斥。1900年前后的美国男性，还无法接受新型职业女性的成功。富兰克林所言说的“人人都能成功”实质上仅限于白人男性族群的话语范围。“人人”的性别属性是“男性”，而不是“两性”。人们的潜意识深处对于女性的定格仍旧停留在家庭里。“在某些社区中，对妇女外出工作感到反感，一些家庭宁可靠微薄的收入勉强生活也不愿让女子工作”[8]730。何况，德莱塞还将“伤风败俗”的前女工嘉莉塑造成胜利者，而把意气风发的前经理赫斯特渥特贬低为失败者。细数以往美国文学史中涉及美国梦的作品，类似的人物二元设定与结局导向鲜人为之。因为但凡成功者，皆为男性英雄(如“阿尔杰英雄”)，女性仅是陪衬，是附庸。德莱塞分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肯定了女性的自身能力，颠覆了男性的主导地位，打破了美国梦中的男性话语霸权神话。如斯贝尔·薇娥(Sybil B. Weir)在题为《1900—1925年德莱塞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文章中感慨的，“不像其他美国小说家，德莱塞能宽容地接纳他的女主角的抱负，引导她们成为女版的霍雷肖·阿尔杰”[14]。女性也可以实现美国梦。德莱塞的论断，既反映了现实中城市新女性的进取之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男权垄断，编织了男女两性共有的美国梦。同时，德莱塞此举，亦是呼应了当时社会中正在开展的“反垄断”“反权力集中”的“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由此来看，他“颠倒”性别的意图本质上抨击的是文化层面上传统美国梦中男权话语的个别人的“垄断”行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关注女性在促进和推动进步改革方面的作用，以消解传统美国梦的性别障碍。总而言之，“人人都能成功”应该是“男女都能成功”，应当囊括不同性别的多元话语。

二、 诉求“颠倒”与欲望主题

小说中美国梦的目的范围由宣扬“为神劳动而致富”扩展到个人娱乐性消费，彰显出欲望色彩。作为集体夙愿，美国梦的原像成形先于美利坚国家的诞生。1931年，这个术语由詹姆斯·亚当斯(James Adams)在《美利坚史诗》(TheEpicofAmerica)一书中首次提出。它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1620年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但是，从《“五月花号”公约》到《嘉莉妹妹》，德莱塞明显“颠倒”了美国梦的最初感观。他洞察到现实中“物质主义”的兴起。故而，小说富有前瞻性地叙写了“放量上涨”的个体欲求，方兴未艾的“摆阔性消费”和蠢蠢欲动的阶级“肖想”。(4)肖想即对他人或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行政管理学上的彼得原理曾对此种心理状态有过描述、分析。详见劳伦斯J·彼得:《彼得原理》，王少毅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5-27页。

早期，公约以契约的形式潜在地表征了早期欧洲移民建立自治国家的异域寄托。法兰克·伦琴西亚(Frank Lentricchia)则从另一个侧面描述了他们的微观愿望。他说，梦想的目标是那些朝圣者将成为的人。新的世界，新的自己。由衷地希望它能实现。他们脱离熟悉的家园，为的是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想避免挨饿受冻，远离迫害，规避阶级压迫。他们想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索取土地是他们的生活诉求。他们认为真正的财产、真正的保障、真正的身份地位几乎等同于真正的土地。美国革命爆发之后，《独立宣言》成了美国梦的根基。富兰克林是建国时期美国梦的原型代表。在他的身体力行之下，人们对新世界的梦想，已然摆脱灵性的世界，投向物质的怀抱。美国梦的物质化定性由此占据主导地位。内战结束后，国家统一。“发财梦成了人们的共同理想”[12]141。阿尔杰的小说即是这种普遍心理的再现。不过，自公约伊始，自私营利的心理驱动始终被主流文化鼓吹为“以神之名”“荣耀上帝”，抑或美德至上、改造社会和帮助他人。

就文学与生产的关系而言，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作家会不自觉地通过文本书写的方式向慕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所以，他们热衷于描述人物的发迹历史。阿尔杰及其之前众多作家皆是如此。底层人物从穷小子变大富翁的神话可以看作是工厂环境里资本原始积累的艺术寓言。他们关注的方向永远都是如何发家致富，如何攀缘至美国梦的顶峰。以至于，人们得出了阿尔杰式的财富公式。然则，工业革命的持续推进，催生出行业垄断和标准化生产。大规模的生产需要大规模的消费。生产主义逐步演变为消费主义。根据库玛(Kumar)的观点，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经济主义。经济主义盛行，国家变成了“欲望的土地”(land of desire)。(5)威廉·利奇在《欲望的土地》中认为，到19世纪末期，新的消费文化形成，训练有素的商人刊物上的广告，怂恿民众走进商店，开始购物，目的就是要把国家变成“欲望的土地”。详见史蒂文·瓦戈：《社会变迁》，王晓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因而，嘉莉来到芝加哥，神迷于都市的繁华。她想要“享受妇女最心爱的种种快乐”[13]25。“精致的拖鞋和袜子、雅致的皱边裙子和背心，花边，缎带，梳子皮夹子，全都叫她心里充满了占有这些东西的欲望”[13]20。“财富，时髦，舒适——凡是女人喜爱的，什么都有，而她一心渴望的正是漂亮衣服和美啊”[13]21。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女性自带的享乐天性赋予她在消费世界里俘获暂时安身立命的心理慰藉。不仅如此，消费主义在男性的意识形态中也占据强势地位。杜洛埃是兜售商品的推销员。工作提供给他与得意之人交游的机会。久而久之，他也希望自己能生活在逍遥宫里，整天消受彩衣、美女和美食。但“他不是一个有钱人”[13]38，只能处处模仿。他喜欢穿着流行的栗色方格花呢做的西服和白底粉色条子的笔挺衬衣；衣服的袖口上绣着扁平的金纽扣，上面镶嵌着猫眼儿黄玛瑙；手上戴着戒指，背心上挂着金质表链，脚上穿着厚底胶皮鞋，头上配上灰礼帽。比起杜洛埃的派头，赫斯特渥特显得更加阔绰。他是摩埃酒店的经理，资产雄厚，有自己的独栋别墅和四轮马车。在人生得意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总是穿着进口的料子做的、手工考究的上等服饰，领带上别着蓝色的金刚钻，金链子上挂着最时新的怀表；出入有人逢迎，通体富贵。另外，赫斯特渥特的太太、子女、嘉莉的邻居海尔太太和万斯夫妇等，他们的言行举止也都时刻关联着夸饰性欲望，远远超出了阶级的限制。总而言之，在充满金钱、购物、娱乐、豪宅的神仙苑圃里逍遥自在，这是他们的美国梦。

德莱塞公然将都市消费的感官愉悦等同于美国梦的诉求，“颠倒”的用心耐人寻味。传统美国梦标榜的是清教辞令：“如果为了履行天职而尽义务，那么追求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许可的，而且是必须的”[15]；追求成功即视为灵魂蒙恩得救。服膺于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忠告，理性的中产阶级借助劳动实现了财富与道德、禁欲与救赎的兼容。即便如此，市民财产“贵族化”的现象在历史上还是层出不穷。(6)马克斯·韦伯曾就荷兰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做比较(改进社会较少，自我享受居多)。详见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美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所以，德莱塞大胆地肯定消费欲望，无疑戳破了传统美国梦包装的冠冕堂皇的纯正目的，揭示美国梦本是欲望变体的实质和欲望本是人类本性的合理性，从而打开了“通往各种不同意识状态的潜在入口”[5]154。正如他在《城市的崛起》(TheRiseOfTheCity)中承认的，“欲望维度是人类长期回避的情感维度——日常生活的强烈体验和短暂感官的狂喜传递……在他看来，历史变革的动力引擎是人类的渴望——反常、不可预测，有时甚至是自欺欺人，但强大持久，而且从未比向城市现代性过渡时更为明显。”[16]由此可见，德莱塞“颠倒”美国梦的诉求不仅是出于城市聚集下消费时代来临的慎思，其深层次追问还涉及审美现代性问题和社会演进的本体论问题。而这些在后来的《天才》和“欲望三部曲”中得到了更为充分地探讨。

三、 途径“颠倒”与进化法则

小说中美国梦的实现方式由意想中的道德高洁、诚实劳动改进为适时投机、适者生存，略显出进化色彩。传统美国梦的基石，是个人的身份地位依托自己努力而非世代袭取。精英体制取代世袭罔替。它设计的道路表面上明朗，行为合式。这样的崇信状态保持到19世纪中后期美国现代化进程加速时，渐渐失去了效力。新的经济体系重塑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分层，公司、企业兼并联合，财富、资本集中统摄在少数人手中。集约化的精细管理貌似强化了个人晋升的可能，可事实却走向了它的背面。“如果一个产业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仅仅由一个人或者一个小群体所控制，其他人还有什么机会可言？”[8]727“机会均等”的谎言不攻自破，绝大多数人被置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卑微的奴役地位。传统美国梦式微，“美国噩梦”萌生。男性假借本分的劳动所获益处都尚且有限，何况是初出茅庐的女性？正如嘉莉只挣得4.5美元周薪，那时美国女性的报酬少得可怜。“每周工资6—8美元，远低于生存最低需求(也远低于同行业中男性所得工资)”[8]730。残酷的现实不断地提醒嘉莉和她的同侪，要想单纯地依靠高尚德行与勤勉工作通达美国梦几乎已是天方夜谭。德莱塞在《谈我自己》(ABookaboutMyself)中说，“大伙儿全都证实了我得出的结论——纽约是不好应付的……伤风败俗的行为十分猖獗……外来的人和初出道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除非当一名仆人。”[17]嘉莉当不了仆人，鞋厂的遭遇表明：她的原生地位无法匹配她的精神气质。她有心锐意进取，尝试砥砺前行，妄图“在一派华美光辉的境界里行走”[13]491。但是，阶级结构限定了“生活机会”，(7)“生活机会”一词语出马克斯·韦伯，它包括这样的含义，一个人从儿童时代获得充分营养的机会到成年时期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景的一系列经历，都由经济学意义上的阶级地位奠定了基础。可参考丹尼尔·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明，齐善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恶意竞争阻塞了向上空间。除非她能跨越阶级鸿沟，否则嘉莉的美好愿望就是梦幻泡影。历史史实也印证了这一点，19世纪末(几乎与嘉莉妹妹的故事处于同一时期)，芝加哥就召开过有女工参加的听证会。听证会提出实行妇女最低工资法，因为“工资过低和极度贫困会导致妇女沦落风尘”[8]730。提案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却被伊利诺伊州的立法机构强制否决。

当资本扩张逐渐介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市场就会体现出其强大的腐蚀性“暴力”。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认为“市场把它的手向非经济生活领域伸得越深，市场与道德问题就纠缠得越紧”[18]90。“当市场逻辑被扩展运用到物质商品以外的领域时，它必然要‘进行道德买卖’，除非它想在不考虑它所满足的那些偏好的道德价值的情形下盲目地使社会功利最大化”[18]91。换言之，一旦消费时代来临，传统社会的道德架构势必会遭到侵损。因为资本的根本目的在于“逐益”，只要有利可图，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拿来交易。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认为，“女性天生脆弱——她们不需要劳动，就可以获得食物、衣服，这是她们牺牲容貌、理性、自由品德换来的。”[9]62因此，嘉莉要想实现美国梦，只能改弦易辙，牺牲贞洁，投机取巧，依傍他人。“回去已无可能，她别无选择。孤独、渴望、寒冷及欲望的声音给出了答案。”[7]136对此，詹姆斯·法瑞尔(James Thomas Farrell)总结说，“在嘉莉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美国人的现实命运模式。她心高才低，富于感情与欲望，走的是一条典型的道路。那个时期，城市对农村正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这样的时期，她离开了农村，眼看自己被抛入芝加哥的混乱世界。她可以高升，可以得到豪华的衣饰与奢侈的享受，但这些只能通过一条罪恶的道路才能达到”[19]322。

嘉莉深知，“妇女的贞操是她们唯一值得宝贵的东西，堕落的报应是死”[19]327。可是，衡量行为本身是否“越轨”，需要厘定当时相应的文化参考系。杰克逊·里尔斯(Jackson Lears)在《德莱塞和美国欲望史》(DreiserandTheHistoryofAmericanLonging)中说，“德莱塞认为，美国近代历史上的各种争斗，说到底是传统道德的保守势力与后代反叛者之间的矛盾。他们渴望动摇它”[16]。要言之，从南北战争到19世纪90年代，新教伦理日渐衰微，“身体伦理”跃跃欲试，“工作伦理”随之变化。贤哲训诫的崇高理念，逢遇煌煌的消费欲望，早已成了明日黄花。如同小说情节演绎的，若非杜洛埃和赫斯特渥特变相地帮助嘉莉完成了阶级进化，单凭她自己的艰苦奋斗注定无法实现美国梦。嘉莉自己坦言，他们在一定范围内的成功，影响了她，为她的后续成长提供了各种便捷的可能。故此，嘉莉避免了被“名节杀害”(8)名节杀害是一种对女性施暴的形式。在一些国家中，一旦女性有婚外性行为，就会被处死，以保护家族名誉。可参考詹姆斯·M.汉斯林：《走进社会学：社会学与现代生活》，林聚任、解玉喜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85页。(honor killing)。这样的安排其实也是德莱塞姐姐们现实范本的反向结果。玛丽、爱玛和西尔维娅都幻想着能踩着男人的肩膀一步登天。她们的丑闻也曾一度致使全家备受指责，流离失所。每每回忆，虽有忧伤，但理解居多。悲恸、同情也被“移位隐喻”(displacement metaphors)到《嘉莉妹妹》中，映射为辩解之辞。最后，他写道：“如果诚实的劳作得不到报偿，难以煎熬……结果只能落得身心交困；如果对美的追求是那样的艰难，以致不能不抛弃正道，改走邪道，以求得梦想尽快实现；那么，人孰无过，谁能责人”[13]490。相近的争辩也在他的《四十游子》(ATraveleratForty)中也出现过。“马塞尔·伊坦渴望地位，我坚持认为，对她而言，通过可怜的收入积累财富是不公平的。世俗也许会为她喝彩，但每周给她的钱不会超过三四美元，在她挣到足够的钱购买她所看到的美丽和快乐之前，她享受的能力就会消失”[20]。

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剖判，德莱塞“颠倒”美国梦的途径，一方面折射出当时经济领域倡导竞争机制与效率优先的动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对美国“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推动社会变革的肯定。当然，德莱塞的智识和志向不会低微，不然会因失度而反噬己身。“新人”阿姆斯是嘉莉的朋友兼精神导师，是德莱塞的终极价值的隐匿化身。他曾反复劝说嘉莉应由参演喜剧转变为表演正剧，着力表现艺术的悲悯与人道，以此来唤醒世人的善行。毋庸置疑，阿姆斯象征着德莱塞力图根除美国文化中“艾克精神”(Ike Spirit)(9)人类学家科林·特恩布尔去乌干达考察，发现艾克人身上有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于是命名为艾克精神。它特指极端个人主义。可参见查尔斯·德伯：《疯狂的美国:贪婪、暴力、新的美国梦》，何江胜译，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15页。的药剂。他的在场，无形中削弱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绝对合法性，不至于使小说的意旨“重回野蛮状态”。“嘉莉听从阿姆斯的指引(即阿姆斯给嘉莉提供的关于世界的谨慎解释)”[21]，实质上就是德莱塞要将她的利己主义通过同情引向利他主义，实现两者统一，兼顾公平道义。毕竟，美国梦滋长的各种“疯狂流行病”会损害社会结构，侵蚀道德秩序。这样看来，德莱塞途径“颠倒”的程度是有限界的。一旦逾越，不择手段地索求、占有，其结局必然像天才尤金、巨人考珀伍德和罪犯克莱德那样，走向悲剧；反之，则像明星嘉莉一样，站在闪亮的舞台上。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嘉莉妹妹》是德莱塞与时俱进地反思美国梦的产物。缘于个人的成长坎坷与新闻工作的反差见地，德莱塞意识到传统的美国梦的虚妄，并率先以自我认定的图式进行了修正。他通过书写“颠倒”重新厘正了传统美国梦内涵中的性别话语、目的诉求和途径手段等实践方面的偏差。这种前卫的做法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惯性，故而饱受批评。事实上，作为美国梦的既得利益者，年轻的德莱塞以“颠倒”的方式艺术性地表达了自己所理解的美国梦及可再造的价值空间。关于这一点，以往的德莱塞研究略显以偏概全，时而忽略或进而误读。评论者们大多抓住了小说结尾处嘉莉坐在摇椅里孤独落寞的场景，推断“嘉莉妹妹的美国梦追逐过程表明：每一次成功都反衬出了她的梦想一次次破灭”[22]，最终断定《嘉莉妹妹》是对美国梦的挽歌。这不符合德莱塞的意图。长久以来，美国梦曾告诉所有美国人“都有合理的机会通过努力实现其心中的成功——无论是物质的还是别的形式的——并通过成功来成就美德和自我实现”[23]。然而德莱塞所处的时代，实现美国梦的现实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化进程不仅解放了女性，刺激了消费，而且还放任竞争。德莱塞“颠倒”美国梦，实则是顺势而为。出身穷苦而又有幸成功的他，非常清楚那些没有显赫家世背景、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青年男女们，想要在波谲云诡的资本竞争中出人头地，享受生活，简直是痴人说梦。他们需要树立一个目标为之奋斗，即便机会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