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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先生:开一代风气之先

2020-01-04朱自强

儿童文学选刊 2020年12期
关键词:赠书海洋大学文学性

在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的资料室里,有两个贴着“周晓先生赠书”标签的书柜,里面陈列着周晓先生的赠书。2003年10月,我离开学习、工作了二十五年的东北师范大学,奉调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周晓先生非常关心我在新单位儿童文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当他得知中国海洋大学于2004年成立了儿童文学研究所后,就慨然决定将自己珍藏的千余册儿童文学资料赠予儿童文学研究所。周晓先生所赠藏书,包含了新时期二十多年来出版的主要学术著作以及儿童文学作品,其中的很多书籍为学者、作家们的亲笔签名赠书,所以十分珍贵。十几年来,周晓先生的赠书一直是儿童文学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进行研究的一部分基础性资料。

在周晓先生所赠书籍资料中,就有装订成册的自1981年4月的创刊号至1999年第6期的全部《儿童文学选刊》。1993年,中国现代文学知名学者王晓明发表了很有影响的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我当时阅读王晓明的论文,就曾由《新青年》这“一份杂志”联想到《儿童文学选刊》,觉得完全可以就《儿童文学选刊》写一篇题为“一份杂志和一个时代”的论文。我在《1908—2012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曾经划分1980年代、1990年代和新世纪这三个“价值时间”,分别称其为“向文学性回归”、“向儿童性回归”和“史无前例的分化期”。对198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我之所以作出“向文学性回归”这一价值判断,很重要的依据,就是来自《儿童文学选刊》。

《儿童文学选刊》是我所钦敬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先生提议创办的,初期由任先生终审,是实际上的第一任主编。说到《儿童文学选刊》的编者,很多人首先想到的都会是周晓先生。至1996年,周晓先生一直是《儿童文学选刊》的领导者之一,以及刊物编务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创刊号上《发刊的话》即为周晓先生所执笔。“本刊将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选载各地报刊近期内发表的各种体裁儿童文学中较优秀的作品,着重选刊开拓题材新领域,主题思想有新意,风格、手法独特,有儿童特点的作品。在选刊具有较高思想艺术质量的作品同时,对一些虽还不够成熟但有某种艺术特色的作品,我们也将适当选载”。它表达的办刊主旨,显然为后来的《儿童文学选刊》所遵循。可以说,周晓先生是《儿童文学选刊》的底色和基调的重要制定者之一。

1980年代是儿童文学“向文学性回归”的时代。回归文学性的背后题意是推翻“教育工具”论,这是中国儿童文学挣脱传统羁绊的必经之路,而周晓先生正是“儿童文学是文学”这一观念的首倡者。就在《选刊》创刊号发刊之前一年,周晓先生撰写了《儿童文学札记二题》一文,文中说:“儿童文学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之所以比成人文学有过之而无不及,还因为在创作指导中,对于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理解太简单、太狭隘”,“为了促进儿童文学创作思想的解放,在儿童文学社会教育功能问题上,我主张打破戒律,认识上要尽量求其宽”,“儿童文学是文学,其社会教育功能之广泛深入的发挥乃至历久不衰,能以教育当代以至若干世代的少年儿童,在于对生活的高度艺术概括,在于人物形象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在这篇文章中,周晓虽然没有直接否定“教育工具”论,但是,他倡导“儿童文学是文学”,主张宽泛认识儿童文学的社会教育功能,实际上已经蕴含否定“教育工具”论之意。如果联系此后周晓对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一以贯之的追求,就该承认他在推翻“教育工具”论上功不可没。

周晓先生的上述端正的儿童文学观一直体现在他所主持的1980年代的《儿童文学选刊》之中。《儿童文学选刊》在1980年代影响最大,因为1980年代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短篇时代。正是由于短篇时代,《选刊》通过自己的编选眼光以及设计的“佳作选评”“探索与争鸣”“创作谈”等栏目,以多种多样的角度和形式,对儿童文学应有的文学性进行了建构和探索。可以说,周晓先生不仅以自己的儿童文学评论,而且也以自己实际主持的《儿童文学选刊》开了一代风气之先。

近日捧读周晓先生的大作《我与新时期儿童文学》,感慨良多。文集里面的一些文章就曾经发表在当年的《儿童文学选刊》之上,多年后重读,倍感亲切,不禁回想起激情燃烧的儿童文学的1980年代。《我与新时期儿童文学》一书收录了《〈少女少男心理小说选〉序》一文,其中有一段与我有关的文字——“我想首先提一提东北师范大学教师朱自强的一篇题为《论少年小说与少年性心理》的长篇学术论文(见于《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四期)。我认为这是一年前《儿童文学选刊》和《文学报》分别选载了《今夜月儿明》《柳叶眉儿落了》并发起讨论以来,理论研究上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收获。此文从心理学、教育学和儿童文学功能论、创作论等多种角度,對论题的阐发颇多建树,仅以文章对《今夜月儿明》的分析而言,它精辟地指出这篇小说勇敢地开风气之先,但也未能完全摆脱旧传统的羁绊,‘沉溺—教育—改悔的模式化的说教意味,是小说的明显的不足。论文作者引用了一个少女来信提及她为‘处在那种感情的状态中自己怎么不觉得害臊而羞耻,敏锐地从这一读者反馈中察觉到小说的副作用,指出‘产生早恋这种感情是不应该的,可耻的这种想法,最有可能使少年对自己的品质发生怀疑,从而导致对自己的否定。应该说,这是道人之所未道,是很有见地的。”周晓先生对“旧传统”给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的羁绊是十分敏感的,从他对“沉溺—教育—改悔”模式的否定,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作为批评家的敏锐目光。在当年,《少女少男心理小说选》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选本,它一出版我就买到了,也马上读了周晓先生的序文。我早就对周晓先生十分仰慕,先生对拙文(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的肯定,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撰写此文,脑海中不时浮现出三十多年来与周晓先生交往的历历往事。深深感谢周晓先生多年来在学术上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指导。祝先生健康、快乐!

朱自强,学者、翻译家、作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有《朱自强学术文集》(10卷)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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