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30日，在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909”基地，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心脏——核动力装置开始运行了！这一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大家欣喜若狂。而直到1988年9月27日，中国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彭士禄才作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走进人们的视野。在这之前，他隐姓埋名30年，他的名字和他从事的工作一样，都是中国的最高机密。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无产阶级革命家、烈士彭湃的儿子。

时隔50年，重温历史，致敬这位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25年，彭士禄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彭湃的次子。父母英勇就义后，年幼的彭士禄曾两次入狱，被营救出狱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在香港、澳门学习和生活。后来，15岁的彭士禄来到了延安。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

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彭士禄被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他：“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坚定地说。

1959年10月，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提出了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的请求。赫鲁晓夫傲慢地回答：“你们中国搞不出来，只要我们苏联有了，大家建立联合舰队就可以了。”他甚至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建设供苏联潜艇停靠的基地。毛泽东听后愤怒地站了起来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当时既无图纸资料，也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通过边学习边实践，这些“门外汉”悄无声息地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

“我来签字，我负责！”

在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开发前期，许多人对核动力的了解都几乎为零，他们有学电的、有学化工的、有学仪表的，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每当出现这种情况，彭士禄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1970年7月，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每提高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问题不断增加，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力排众议，继续提升功率，8月30日，他决定实现主机“满功率”。这一天，实验现场围满了人，负责数据运算的黄士鉴并不知道彭士禄满功率的计划，下午6点多钟，黄士鉴发现，竟然满功率了！

彭士禄的“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也并非胸中无数。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其实，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也有人问他：“在潜艇核动力研制过程中，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只要三七开，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就在核潜艇进行最后调试工作时，剧烈的胃疼袭来，彭士禄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这一次手术，彭士禄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那一年，他才49岁！他說：“我喜欢这个工作，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1988年，彭士禄又担任了秦山核电二期工程董事长，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摘自2020年9月9日《报刊文摘》 李慧慧 牟昊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