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振华

（淮阴师范学院，江苏 淮安，223300）

昆曲传统有“桌台清唱”和“剧场戏唱”之别，两者演唱的形式、场合、唱者的社会身份不同，其唱法在恪守规范方面亦有所差别，业内以“清工”和“戏工”分别称之。清工唱法“严遵词曲清唱的诗乐传统，对于唱曲的技巧和精致性极至讲求，并成为一定的戒律”[1]8。昆曲也正因为有这种严守范式的唱法成为艺术的基石之一，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即便在与其他艺术品种争胜时几度面临消费市场不景气的状况，却仍旧能够保持其衰而不绝、生生不息的活力。而且在2001年，成为我国首批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艺术品种。

随着时代的进步，原本森严的社会等级制不复存在，我国公民受教育的普及度与以往社会有极大的不同。此外，互联网等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为曲唱知识的获取手段、教与学的传习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变化必然对“昆曲清工唱法”的承继主体和承继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这些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又将怎样因势利导？这是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希望能够对昆曲艺术的非遗保护尽绵薄之力。

一、承继主体之变迁

《中国昆剧大辞典》“清工”条目中写道：“业余曲友专攻清唱的艺术成就，其优点是讲究字声音韵，注重曲意曲情，重点是放在昆曲的‘曲’字上”。[2]笔者以为，对该词条的理解应随时代的不同而有不一样的认识。当下，我们的理解主要应放在其后半段的阐释上。至于唱曲者的身份是“业余”还是“专业”，据此所划分的“清工”和“戏工”的区别，则主要指向的应是演唱形式和场合的差异。因为，与明清时期不同，当代中国早已取消等级制、乐籍制，公民有人身自由，其身份是可以转换的，而昆曲曲唱的艺术水平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部分业余唱曲的清工成为戏曲学校的拍唱教师；又如，部分昆曲演员因各种原因辞职后成为社会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此时，他们的社会身份虽发生变化，但其对于昆曲唱法在恪守规范方面并不会因此导致急遽的改变。再之，由于当代全民文化程度得到普遍性提高，昆曲清工唱法的承继主体理应有与明清时期相比更广阔的涵盖面。

昆曲清工唱法需遵循一定的范式，因此对于其承继的主体即演唱者，有较为严格的要求，这种要求主要体现在咬字、行腔、节奏等方面。明代魏良辅在《曲律》中明确指出昆曲曲唱不仅“不可自作主张”，而且“曲有三绝”，即“字清、腔纯、板正”。[3]近代著名音乐史学家、无锡天韵社资深昆曲曲友杨荫浏曾说：“吾师吴畹卿先生曰：‘唱曲宜注意术语十六字，曰出音收音，曰四声豁落，曰软硬虚实，曰兜笃断落’。……十六字中，前八字属于字之音韵，后八字属于曲之情致。”[4]

由于昆曲清工唱法对字声音韵的讲究，明清时期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业余唱家成为该唱法的中坚力量。《昆曲辞典》的“清工”词条中写道：“‘清工’相对于‘戏工’而言……严遵词曲清唱的诗乐传统，对于唱曲的技巧和精致性，极至讲求，并成为一定的戒律，形成所谓‘文士之曲’”。[1]8不可否认，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有钱有闲者，有条件对曲唱艺术进行揣摩，从而能够对度曲有所见地。明清兴盛的家班，使他们能够在与伶人的接触中直接参与曲唱艺术的实践。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消失，昆曲清工唱法的承继主体已由历史上的“文人士大夫”转变为当代社会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群体的所指范围甚广，这与知识的普及、全民文化程度的提高有直接关系。尽管当下的“知识分子”为各行的“术业专攻”人士，不同于我国传统社会中有着深厚文学素养的“文人士大夫”。但是，在全民文化程度普遍提高的当代社会，“识文断句”并非难事，只要有心学习昆曲曲唱，掌握昆曲清工唱法比之以往社会应有更便利的条件和资本。自2012年起，笔者曾辗转于我国多地曲社做实地调研，发现“知识分子”中并不乏热衷中国传统文化且掌握一定音韵知识的擅歌者。尤其是北京、上海、南京、苏州一带的昆曲曲社中，年轻且具有高学历的曲友比比皆是。

需指出的是，当代“知识分子”也应包括专业昆曲演员。这在传统文献中被认为是“戏工”的人群，在新的时代，其演唱方面的成就理应受到重视，同样应纳入清工唱法的承继主体中。因为，“字清、腔纯、板正”是昆曲清工唱法的精髓和追求。在这一点上，当代昆曲演员与曲友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这从其传统的学艺步骤和时代造就的文化程度提高两个方面可做进一步说明。

首先，从流传至今的昆曲演员学艺步骤来看。他们在习艺之初需遵循先清唱后剧唱的习学顺序。例如，著名的传字辈艺人周传瑛（1912—1988）曾在回忆其早年“昆剧传习所”学艺生涯时提到：学习先从桌台拍唱几百遍开始，拍唱是不加伴奏的干唱，但调门、节奏、工尺、咬字、曲文、曲情却要求严格。[5]

其次，从文化程度的社会性变化来看。明清时期，“文士”阶层的文学素养对于身在“乐籍”没有受文化教育权利的多数伎人而言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因此，清工唱曲中“字清”的标杆由文士确立。相关的古典文献中，常可见家乐主人邀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士“顾曲”，纠正家伎的发音谬误，有些老于此道的家乐主人甚至能够亲自指点家伎，“咬钉嚼铁，一字百磨，口口亲授”[6]。

但是，当历史的车轮碾过岁月的烟尘进入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不少昆曲演员能够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他们能够接触和掌握与字声音韵相关的古汉语知识，是与以往时期不可同日而语的。而普通的知识分子，却对字声音韵的知识比较陌生。不少曲友通过自学进行相关知识的储备，这与历史上“文士”阶层将其作为基本功之“小学”内容加以掌握亦是相去甚远的。更何况，正如魏良辅在《曲律》中所指出的，对文人士大夫的唱要“恕”。因为，唱曲毕竟是一项技术活，不是掌握曲情、曲意，发音准确就可称道的。用嗓、气息等各种曲唱技巧的灵活运用，在曲唱实践中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在此方面，艺人有着不容置疑的优势。

二、承继方式之变迁

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以“口传心授”为主，昆曲清工唱法亦无例外。曲社和学校，由于分别代表两种不同渠道的昆曲清工唱法习得，皆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科技进步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代，昆曲清工唱法的承继方式虽然仍旧依托曲社、学校，以传统的口传心授为主，但是在具体形式和辅助手段方面与以往有着显著的改变。

首先，昆曲曲社的实体形式与虚拟形式并存。在昆曲曲唱学习中，曲社是不可或缺的。曲社虽然是结构松散的社会组织，但在很大程度上凝聚了有共同昆曲演唱爱好的曲友。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的曲唱实践，也能够使曲友们在交流中进一步培养曲唱兴趣、提高演唱技艺。曲友之间共享市面上并不常见的曲唱理论典籍，以及不同作者编撰的曲谱等，促进了彼此曲唱理论和实践水平的提高。但传统的实体曲社在时空的灵活度把握方面存在无可避免的局限。例如，不同地区的曲友进行唱曲交流，或曲社的曲友参加唱曲活动，或跟随曲社的“拍先”（行话，指教习昆曲的师傅）学唱曲牌时，必然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这些情况对于虚拟网络而言不存在问题。依托互联网，微信群、腾讯QQ群、5 1V V视频社区等各种具有曲社意义的虚拟群落由此应运而生。

昆曲网络社群的广泛存在，为习唱的普及提供极大便利。原来必须由拍先与曲友面对面完成的曲唱口耳相传模式被网络远程视频教习打破，网络视频教学成为新型的习学渠道，五湖四海的昆曲曲友因此能够突破时空局限获得较好的曲唱指导。目前，较活跃的网络昆曲培训组织有“裘彩萍昆曲网络课堂”“中国昆曲课堂”等。前者由江苏省演艺集团的国家二级演员、主攻老旦的裘彩萍女士创建于2012年，昆曲教唱主要依托51VV视频社区，其房间号为70347 8。裘老师每年定期开设2—3期免费拍唱课程，吸纳零基础学员且人数不限。但其收费课程有诸多规定以作约束。以2020年暑期班为例，规定每班的上限为25—30人，拍唱9次课，每次2小时，收费1280元。从群公告中可见，裘老师的拍唱宣言是“专业科班古法拍曲，按艺术规律培养艺术人才，学术态度严谨细致，学术风格规范深入”，并承诺“课程以工尺谱拍曲，规范字音腔格，培养科学用嗓习惯，强化控制气息技能，传授昆曲声腔艺术特点的抑扬、顿挫、虚实、吞吐、抗坠、攧落、徐疾以及真假声转换等曲唱技法秘诀”。时至今日，经裘老师教授昆曲演唱的曲友不计其数，该昆曲课堂的运作良好，定期举行周年庆曲会。后者的创建人是南京白下昆曲社的社长唐建光先生，该社团创建于2020年3月，并于同年4月拿到营业执照。目前，“中国昆曲课堂”拥有曲友（网友）达2491人，数量相当庞大。他们皆需遵照群主的要求，在群内不发表与昆曲无关的言论，否则有可能会被群主或管理员清理出群。该昆曲群主要依靠“群公告”发布各项讯息，并提供唐建光社长的本人微信号，以供需要联系的曲友做进一步的咨询。“群公告”的内容包括：告知免费提供的各类昆曲曲谱、入门级理论文献的获取方式；为筹建中的刊物《昆曲研究》征稿；发布公益昆曲曲唱课程的通知和招募付费课程的学员等。其中，公益课虽免费开放，但规定固定学员每半年需缴纳200元会费；培训课规定报名人数的上限为8人，但若报名人数达到4人便可开课，每期的旁听学员费用为200元，正式学员需根据所报的课程缴纳不同的学费，其收费标准为1200元—1800元不等。根据唐社长在群公告中公布的情况来看，目前公益课程和培训班均已进入正常运作，邀请的曲唱教师主要有湘昆王荔梅、南昆徐云秀、浙昆曾杰、北昆姚昆宏等职业昆曲演员或作曲家。

其次，科技助力昆曲清工唱法在学校的教与学。高等学校是昆曲清工唱法教习的重要阵地。众所周知，在高校习唱昆曲的历史肇始于19 17年，其时秉持“兼容并包”办学理念的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的校务工作，他将昆曲引入燕园并确立了其文化地位，还聘请吴梅先生为国文系的词曲教习，使昆曲与高等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曲学知识与曲唱传习相结合，唱法雅正规范的昆曲受到高校青年学子的青睐。时至今日，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区的部分高校中仍有开设清唱昆曲的相关课程。此类课程的生源中既有戏剧戏曲学专业的同学，也有其他院系的选修学生，甚至还有社会上的昆曲爱好者，他们为昆曲清工唱法的薪火传承注入了活力。科技是当下教与学的重要助力，教师可借助多媒体进行教学活动的组织，学生则通过各种科技设备拍照、录音、摄像以方便复习重要知识点及做针对性的反复揣摩，因故缺课的同学也可根据相关影音资料进行自学。

以北京理工大学刘昂老师面向全校开设的通选课程《中国昆曲艺术》为例，管窥当下高校昆曲清工唱法的传承。刘昂老师是一位年轻的昆曲行家，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精通㩎笛、唱曲、填词、书法。因此，在他的昆曲课堂上，学生们能够聆听到其本人的原声曲唱、自制竹笛的吹奏以及如行云流水般潇洒的唱词板书。根据刘老师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2018—2019年秋季学期的课程预告，《中国昆曲艺术》课程定性为“认识昆曲艺术之基础课程，立足于昆曲之‘曲’”。课程目标是“通过系统讲授曲学知识与传习昆曲唱法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了解汉字歌唱的特质并能作基本的昆曲歌唱，唤起年轻一代对中国近古时代‘文乐一体’集大成的昆曲艺术之文化认同”。他希望学生在该课程的学习中，感受到“浓厚的传统艺文研习氛围，获得严谨而不失趣味的曲学知识，学习雅正和规范的昆曲唱法，亲身参与到古代音乐文学实践中，透过表面化的舞台呈现进入昆曲的本质与内涵，较为深刻地理解作为一代之文学与一代之音乐相表里的中国昆曲”。课程的具体安排是，一学期共10次课，每次3学时。其中，1.5学时讲授昆曲知识，1.5学时拍授昆曲。昆曲知识的讲授包括昆曲概说、工尺谱读谱法、昆曲音韵、昆曲体式、昆曲格律、昆曲历史等；拍授的昆曲是《宝剑记·夜奔》（北曲）和《浣纱记·寄子》（南曲）两出剧目的全部曲牌。在其授课的环节中，刘老师频繁使用多媒体投影带工尺谱字的唱词，大部分听课的学生将其所授进行拍照、录音、录像以做课后学习资料的留存。由于刘昂老师本人的曲唱底蕴深厚，以及借助微信朋友圈的课程信息推送的广泛影响力，他所开设的《中国昆曲艺术》通识课程吸引了校内外对昆曲感兴趣的同学、曲友的加入，并受到一致好评。

三、对承继变迁的审思

昆曲清工唱法的当代承继之变迁，在承继主体和承继方式两个方面所反映出的新情况，受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的影响和推动。专业昆曲演员成为清工唱法的主体构成之一，互联网虚拟空间中兴盛的拍曲课堂是当下昆曲艺术发展历程中的大势所趋，同时科技助力昆曲清工唱法在学校中的教与学。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专业昆曲演员、网络课堂、学校教学的不尽完善之处，并力图扬长避短。

昆曲清工唱法因其在吐字、行腔等方面具有范式性，所以在该戏曲品种的演唱中始终具有较高的地位。历史上，其属于文人士大夫雅玩的范畴，具有风雅的标志性意义。昆曲典雅精巧的文辞，婉转流利的曲调，尤其“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字不讲究”的唱法是使士大夫们痴迷，甚至“性命以之”的关键所在。因此，昆曲历来有将此种清工唱法与艺人的舞台表演之戏工唱法加以区分的传统，认为擅长清工唱法的文人士大夫能够对戏工唱法的艺人做唱曲指导，持有此种观点的古典文献比比皆是。如，在《万历野获编》“缙绅余技”中，作者沈德符便这样写道：“吴中缙绅则留意声律，如太仓张工部新、吴江沈吏部璟、无锡吴进士澄时，俱工度曲，每广坐命技，即老优名倡，俱皇遽失措，真不减江东公瑾。”[7]时过境迁，当代知识分子取代文人士大夫登上历史舞台，多元的文化结构和专业分工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专注于诗词歌赋等曲韵文学。虽然民间曲社的存在吸引了对此感兴趣的部分知识分子加入，但是文化知识、演唱资本兼备的当代昆曲演员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该唱法承继主体当仁不让的构成之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专业昆曲演员主要致力于舞台上的粉墨登场。由于昆曲艺术且歌且舞的表现形式，与桌台拍唱的清曲演唱显然存在一定的差别。尽管这些不同之处，在唱法的把握上并无本质性的区分，但仍需要专业演员注意在两种不同演唱场合中做灵活的切换。

互联网使曲友学习昆曲清工唱法的方式变得更加便捷，这对该唱法受众面的扩展有直接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曲友能够在虚拟的空间切磋唱曲心得，并得到有经验的昆曲演员或唱家的拍唱教习。在网络空间的教学过程中，还可通过录屏的形式反复再现，使学唱更为方便。昆曲清工唱法要求严苛，正如俗谚所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通过反复揣摩录屏教习内容，学曲者能够加强对所唱曲目的理解，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把握相关技术要领。此外，由于手机功能的强大兼容性，依托于网络口传心授的教学视频具有随时随处唾手可得之便利。而各种昆曲唱谱以及唱法理论在网络中的广泛流传，尤其相关电子书的推广，使得古往今来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料皆可存放于手机、电脑、平板等诸电子设备中，方便人们存放、调取、阅读、使用等。

但与此同时，互联网中所拍唱的曲目皆较为局限，能够始终保持开班的课堂皆由市场化的运营为主导，公益性质的拍唱课开设较少或难以为继，开班教曲的师资也有待拓展。另外，远程视频教学虽然具有时空便利的优势，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所产生的影响和受教的深广度，始终具有无可替代性。昆曲各种资料的便捷亦容易导致“书非借不能读也”（袁枚《黄生借书说》）的困扰。

昆曲清工唱法在学校的教学受师资局限较大。目前，在我国很多地区的学校中尚无昆曲习唱相关课程的开设，能够如刘昂老师在北京理工大学开设昆曲通识课的师资尚属少数。笔者以为，国家非遗部门应有意识地引导相关昆曲艺术的传承人加强其在社会和学校的传播力度，依托互联网开展公益性的拍唱课以提高全民的关注度和参与度。